七月半，想起了父亲

曹晓宏

引   子

今天是七月半，月亮格外的圆。我仰望他时，觉得是父亲的脸，在朗照着黑夜中的我。

父亲离开我已有四年，按照迷信的说法，他已早升仙界。年年中元皆是阴雨连绵，唯独今夜竟是皓月当空。我猜想，一定是父亲找到母亲了，商量着要来看看病儿之身，看看他们的孙男娣女。不然，这笑盈盈的脸庞，咋会总是在我的头顶上盘旋呢？

1

父亲的一生极其不易。当年我的爷爷在广州被“病故”时，他还不满三岁。我的奶奶是路南的一位大家闺秀，足不出户，十分守礼。爷爷去世两年后，她竟郁郁而终，追随去了，这一年是1936年，距今正好八十年矣。父亲这年刚刚五岁，就已经无爹无娘……

我的爷爷姓杨名骏，字超群，1917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以能书能剑、品学兼优而入选陆军将校队，与后来成为朝鲜人民军次帅的崔庸健将军同窗。爷爷讲武堂毕业后，因爱上了我的奶奶，为名门秀色所牵，竟无视锦绣前程，滞留于滇中，并甘愿入赘曹门。爷爷奶奶十分恩爱，婚后育有四子，曰汉骧、汉驹、汉骢、汉骅，我的父亲即是四子曹汉骅。他们都入了行伍，其中老大、老二还是腰挂佩剑的黄埔生。

爷爷与刘正富是讲武堂的师兄弟，1924年刘氏任第五军（军长龙云）第七旅（旅长卢汉）十三团团长时，爷爷就在他的帐下出谋。1927年胡若愚、张汝骥领二军、十军发动“六·一四”事变，爷爷亲身经历了这场变故。后来第五军兵败，龙云被囚禁，他的一只眼睛就是在这次胡、张攻打其翠湖公馆的战斗中被炮弹炸瞎的。危急中，卢汉则在驻守北校场的第七旅十四团团长高荫怀的掩护下化妆出逃，去与驻守禄丰的十三团团长刘正富汇合，并一度退至下关。后来联合了龙云其他支持者重组老蒋所封的三十八军后，杀回昆明，击败胡、张，救出龙云。1931年，三十八军军长兼云南省主席龙云废师改旅，刘正富当上了二旅旅长，随后被调防滇西镇守大理去了。经历了兄弟阋于墙的三年混战，目睹了昆明重大政治、军事动荡的爷爷，对云南军政已颇有倦意。正当此际，蒙南天王属部相邀，他便远投粤军，在陈济棠帐下用命去了。1934年从福建转移脱身的那支红军队伍，让“国军”很是尴尬，蒋中央与广东方面、福建方面也就总有些如鲠在喉的东西，免不了深挖细刨一番。由于“云南讲武堂”之脉，爷爷作为当时与“赤匪”暗通款曲的若干“杨参谋”中的嫌疑人，以青年英武之身，被“病故于广州”，他的遗物和“病故”通知，是随后由粤军方面正式送达路南家中的。爷爷在当时也算是“有身份”的人，没有以叛贼除之，已是长官厚爱，家属自是不能乱讲。新中国成立后，知道些事的人物纷纷蒙冤，“军阀出身”和“历史问题”也就长期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新标志。

改革开放后，人们终于可以正视家庭的出身和各种历史误会了，但就我们家而言，当年与爷爷接触过的当事人尽皆死无对证，虽也有一二人尚在北京，虽也有人建议去找些证明，以证门庭荣光，然而父亲的态度却十分坚决，他说：“不要去麻烦人了。我能长大，活到解放，已经知足了。‘贫无所苦，清静度日而已，我们一个堂堂正正的家，不需要别人来证明什么了。”

从那时起，直到如今，我终于深深理解了我的父亲，一个平生不争而又始终笔直的人。

2

父亲12岁报考路南一中时，主考的面试官就是当时的地方贤达，以校长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杨一波先生，杨先生与爷爷和父亲的大舅舅都很熟识，他十分偏爱父亲，曾表扬为“将门虎子，英姿机敏”。他询问父亲长大后想做什么，父亲的回答是：“想读书，当老师。”一波先生说：“尔当从戎”。这一年，正是许良安上任县长，杨一波引领抗争的多事之年。这年4月，路南县长许良安走马上任，11月就张牙舞爪亲带警察闯入路南中学，抓捕了两名进步教师。杨一波校长振臂一呼，四方民众蜂拥而起包围了县衙门，要求释放被抓的两名教师。许良安自恃权力在手，背景坚固，悍然指使警察打伤11名学生。憤怒的群众夺了警察的武器，冲进县衙，许良安从狗洞中仓皇逃走。此番抗暴风潮席卷全县，震动省垣，省政府不得不宣布对许良安予以撤职查办。闻一多先生曾称赞这次抗争是“值得赞扬的不朽业绩，大长了群众志气，大灭了反动贪官威风，为路南这一名胜之区增了光”。1944年1月，路南县城内立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块“遗臭碑”（即“贪官许良安遗臭碑”），碑文写道：“古无有为贪官立碑者，有之自路南始。夫流芳遗臭，皆有人为，分道扬镳，亦各有别。其人而为流芳也，则碑从而芳之;其人而为遗臭也，则碑从而臭之。”

父亲听话，读了两年中学，就转学兵戈去了。他一度长守在滇越铁路的兵车上，往返于昆明和开远之间，经历过若干险象，爬车跳车一类身手，在他说来只算小菜一碟。生死辗转中，他也驻守过事端频发、械斗不息的塘子巷，执勤过1949年初春卢汉为平息暴力打砸中央银行事件在南屏街当街审案杀人的霹雳场面，也亲历过惨烈的昆明保卫战，荷枪实弹地解放过楚雄（父亲是正儿八经的举义戎身，而非其他。）当然，在一部分“其他”们日后眉飞色舞地津津乐道于当年如何“解放楚雄”时，我的父亲总是谦和地洗耳恭听，微笑着一言不发。

楚雄全境解放，是1950年3月的事了。父亲并没有忘记少年时想当教员的初心，他正是在这年的2月底找到新政权的领导人，请命去乡村创办新中国的新学校。新政府十分支持，于3月初派他去了楚雄城外的白花山主持办学，配置是一匹枣红马和两名带枪的民兵。正是这次策马北去，开启了父亲这个外乡人终身扎根楚雄教育事业的征途。那一年，他19岁。

3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父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忘我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谓披荆斩棘，不知疲倦。然而，毕竟年轻，天真无邪，以为解放了就不再有黑暗;毕竟他的父母还没有来得及把怎样防人的道理教给他，就早已双双撒手而去。所以，在他埋头苦干的同时，又总是有人不断地从背后去翻他“军阀出身”及在过旧队伍的“历史问题”，而对于背后搞鬼，他总是毫无防备，也总是很无助。不过，他坚信，任何时候，好人总是多数。由于他每遇艰难时刻，总能身先士卒，公而忘私，每到重大历史关节，又总能坚定不移，从不见风使舵，所以任凭风云变幻，绝大多数的干部师生总是最信任他，而他也照例是只认行走，不问前程。

当然，尽管他相信好人众多，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还是无论如何也避不开这一劫的。父亲已然是在劫难逃。但35岁的他，既没有违心地“揭发”他人以求宽大或收入阵营，也没有无端地“低头认罪”以示“老实”或“痛改前非”，不管如何批斗，他仍然笔直地站在那里。那时，我尚不满两岁。我的小姨甚至曾经背着我在楚雄一中上学，那时她都还只是一个初中的小女生，每天背着我听课，抱着我打饭，领着我睡觉，我也就成了楚一中的“小网红”。有一次我睡着了，小姨便把我放在宿舍，谁知她才出去了几分钟回来，我就不见了，这可把她急坏了，于是学校很多同学紧急行动起来，帮着小姨她们全宿舍的人员，找遍学校的每个角落，最后竟然是在校外的大街上把我找到了，说是我一个人正在大街上悠然地闲逛着。小姨去西舍路上山下乡后，妈妈把我带到曲甸寺，姐姐便又承担起保护我的职责。那时，几乎每天晚上，整座寺庙里就只有姐姐和我姊弟二人。母亲后来常对我讲起一件事：有一天，父亲在大队上接受完批斗和她一起回到寺里，已是深夜，她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卧房看娃娃，这时只见我已睡熟，4岁的姐姐却盘腿坐在床边对着我，一点头一点头地冲瞌睡。她连忙叫醒姐姐说：“珠珠你咋个不睡下？”姐姐答道：“我要保护好大弟，我怕坏人来害他。”母亲心疼地一把将姐姐抱在身上，泪如泉涌。不久，母亲便托亲戚把我和4岁的姐姐一起送回大姚龙街水井子里，让外婆和小舅领着，躲清静去了。

“九大”开过后，父亲到大姚接我回家，由于去时太小，一别近4年，在大姚城里见面时，我竟指着宣布要领我回楚雄的父亲大声质问：“这是谁？”外婆说：“心肝，这是你爹。”姐姐兴奋地告诉我：“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了！”打那以后一切的人与事，我就再也未曾忘记过了。

父亲青壮年岁月的大部分时光，都耗费在了“文革”的风云变幻之中，这期间他所有的悲欢际遇都留在了智明的曲甸寺里，当地人称作“寺包包”的那个小山头，曾长期是我们的家。正是在那里，每当“靠边站”的父亲接受批斗回来，或者参加劳动回来，只要是没有安排会议的晚上，总有一群小老师们来家里，围着父亲，听他讲咸阳、瓦岗，《三国》《水浒》，抑或是讲1940年代昆明的街头小报;也正是在那里，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教我背诵《与妻书》《可爱的中国》《囚歌》《义勇军进行曲》，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学唱《三家店》《空城计》《坐宫》《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一首又一首地教我朗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毛主席诗词、革命烈士诗钞。在牵着我参加各种运动和会议的途中，在带着我“指导农业生产”的田间，在领着我四处垂钓的坝埂上，都有着父亲教我的课堂。亦步亦趋像个尾巴一样跟着父亲的日子里，我是快活的。正是在这样的岁月里，我亦步亦趋跟随父亲，学会了砍柴、捆柴、挑柴、担水，学会了拔秧、丢秧、栽秧、薅秧，学会了炼火草、别谷沟、割谷子、抖谷子，学会了捞鱼虾、捉黄鳝、抓十愣，学会了用大金竹做钓竿，用琴弦线做渔线，用缝衣针做鱼钩，用老鹅毛做鱼漂。当然，耳提面命间，也在肚子里记下了很多旧诗新文、旧戏新歌……

4

父亲一向沉默寡言，以至于我从小看他，竟不知道在他身上，什么叫作悲欢喜怒。就是在被揪斗的所有过程里，他也没有高声嚷嚷过，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没脾气。但有一次，我们都被他吓坏了：有个五年级的男生，是河对面半山小队的，人称“小半山”，被当时的“造反派”头子教唆，专门找着欺负我姐姐，见面就叫“走资派”“黑狗子”“臭妖婆”，动辄就揪头发，扯衣服。姐姐那时读三年级，好几次向父亲哭诉，父亲却从未表现出明显的愤怒，反而劝姐姐见到此人跑开就行，还安慰说：“‘小半山家里困难，我还买过字本给他，他虽然不懂事，但不会害你。”姐姐信了，见他也不跑了。然而一天我和姐姐正抱着她心爱的小灰兔在大门外玩，“小半山”不知从哪里突然蹿出，领着四五个大男生围过来，一把就抓到姐姐手里的小灰兔想抢过去，姐姐一只手紧紧护着小灰兔，另一只手和几个大男生撕扯起来。我和姐姐抱在一起，但寡不敌众，“小半山”还是抢走了小灰兔，恶狠狠地往石坎上摔去，小灰兔口鼻流血一动不动，姐姐奔过去看着，痛哭不止。大家都呆呆地看着姐姐和小灰兔，忽听得“小半山”一声惨叫，我猛一回头，只见父亲揪住“小半山”的耳朵，一甩手，“小半山”足足滚出去四五米远;眨眼间，又看见父亲又已在“小半山”身旁，一把将他从地上提了起来，像提了一只小鸡，“嘭”的一声，“小半山”像一堆烂泥一样被砸在小灰兔旁。整个四周，什么声音都没有，只听到父亲严厉地说：“‘小半山，我警告你，你要再碰着这两个娃娃一下，我饶不了你！把兔子捡起来，抱给晓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动手打人，从那时起，再没人欺负过我和姐姐。也是从那时起，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冲击和震撼，这就是原本抽象而不易描述的父爱吧。

5

我有生以来，见父亲流過三次眼泪。第一次是1976年1月8日，我和母亲在卧室里聊着什么，父亲阴沉着脸走进来，说了一句“总理逝世了”，就又出门去了。我和母亲跟了出去，看见父亲坐在大殿的讲台上，前面放着从我们家里拿出去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学校的全体教师正陆续来到这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也纷纷汇聚而来。我知道这是父亲安排的，那时他虽已被打倒，冷在一隅，虽按规矩还要不断地接受批斗，但这所学校的师生们却始终十分尊敬他。我和母亲同大家一起，也静静地坐在下面。整点到了，父亲按开收音机，悲壮的哀乐响彻大殿，所有人一动不动像是一片群雕，大家静静地聆听着一个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我清晰地看见，当听到“在北京逝世”时，父亲流泪了。

第二次看到父亲流泪，是1976年9月，我因高烧数天后四肢突然不会自主运动，父亲和母亲整日背着我在楚雄城四处寻医。那时楚雄最有名的中医基本上集中在县医院，我除了毫无意义地住在州医院每天打针外，都在县医院找各种名医问诊。那时，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说是“暑湿气中毒”，个把星期就没事了，所以父亲和母亲都就不再焦虑。唯独有一天，父亲母亲和姐姐一起背着我去陆廷俊医生的家里请他细看，看过后陆医生让母亲和姐姐把我先背出去，他有事和父亲说。母亲把我背出门，放在学桥街的铺台上扶我坐下，姐姐和她左右相依，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父亲出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出来了，母亲忙不迭问道：“陆医生咋个说？”父亲半天不说话。母亲和姐姐急了，追问：“到底咋个说？”父亲极低的回了一句：“站不起来了。”这时，我看到他们都同时流下眼泪。背我回州医院的路上，他们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后来，他们把我带到昆明，三个月里走遍了所有大医院，均无定论。而这期间，14岁的姐姐，除了要在州文工团完成每天的演出和训练任务外，还要承担起照顾4岁多的三弟的责任。父亲母亲带着我在昆明多方医治，均无效果，大家都有些绝望了。父亲的一位表兄，我叫他五表大爹，当时正在昆明担任解放军驻省建总代表，他也四下打听。有一天，五表大爹找到一位老战友，把我带到当时的小坝五金工厂，请一位盲人针灸医生给我扎了一针银针，拔了针后，这位盲人医生让父亲和母亲不要扶我，说：“他可以走路了。”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但当母亲扶我坐起后，我的确是自己可以下床，自己可以行走了。自那时起，我在瘫痪3个多月后，终于又可以站起来自主运动了，只是有一支交叉神经留下了痼疾。前不久有几位医疗领域的著名专家聚在一起，仔细讨论过我的症状，然后比较统一地做出了猜想，认为我当年的瘫痪，可能是因一种特殊的脑炎所致。我于是笑答道：难怪我一直觉得脑子不够用。

我看到父亲第三次流泪，是1990年4月，得知我入党的那一刻。今日说来，或许人们的第一感觉会是“至于吗？”只有我知道，有些事，父亲几十年间，是有心病的。当时我回家顺嘴告知父亲和母亲，说我今天被批准入党了，父亲紧接着重重地问了一声：“你入党了？”不等我回答，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好了好了”，然后独自走开了。我感觉到父亲对此事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反应，于是走过去想和他多聊几句，但当我走近并面对他时，我发现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花。我心里一酸，没说出什么话来，干脆走开了。我读懂了，父亲是倍感欣慰。我不禁想起了当年高考政审时，有司写在我政审表上的一个政治符号。那时虽已是1982年，但有些地方的政审条件还是异常严苛的，因为这个家庭出身，我那年险些没能参加高考。我知道，我们这个善良的家庭，几十年间背负的历史包袱，实在是太沉重了。所以，父亲在得知我终于摆脱了一切历史负担，被接纳进革命先锋队的群体时，自然是百感交集的。说实在的，从看到父亲泪花的那一刻起，我内心深处一直都不是滋味。从那时起，我对自己未曾动摇过的要求就是：决不能辱没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品格，决不能辱没本门中自辛亥、开国以至新时期一脉相承的三世忠贞。

6

粉碎“四人帮”，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那时人们都称之为“第二次解放”。虽然还有些乍暖还寒，但人们精神面貌上的喜悦和为四个现代化拼命的那种劲头，以及初步唤起的那种对时光的珍惜、对科学的渴求、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时代气象。父亲和母亲就像才找到工作的人一样，无论在三尺讲台上还是在抗旱的田间地头，都是那样的忘我和勤奋。在全县教师集中于鹿小孔庙“揭批查”期间，很多受过迫害或委屈的人，奋勇争先，声泪俱下，大有又要把别人踩在脚下，让人家永世不得翻身的架势。也有不少领导和同事反复动员父亲和母亲站出来揭发和批判当年的“造反派”。但父亲和母亲总是一言不发。看着每个白天柏树林中的激烈战斗，父亲和母亲共同约定，决不乘人之危，决不落井下石。那段时间，我陪着他们住在孔庙的教工会招待所里。我曾经问过父亲：“你咋不去批判整你的人？”父亲并不正面回答，而是给我讲了出京戏《三岔口》：焦赞发配后，杨延昭指使的任堂惠和旅店店主刘利华其实目标使命是相同的，只因夜幕下看不清彼此的嘴脸，虽然都是为救焦赞，却发生误会打成一团。父亲告诉我：“大家都是同事，有的还是学生，并不是敌人，不要演成《三岔口》，更不要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父亲和母亲都并不是组织系统内部的自己人，但是综合考虑人品、资历、一方威望和业务能力，当时县里的主管领导还是让他们分别担任了不同学校的“负责人”，比如让我的父亲先后去了石涧和东瓜，父亲去东瓜后，又让我的母亲接替了红星小学负责人的工作。

记得我陪父亲去上章村上任，是1979年春节过后的事。父亲到任后，很快就走遍了所有的大队和完小，很快就理顺了整个辖区内的教育秩序，工作得到了县上的肯定。为此，1979年底，县里又让父亲去负责东瓜中学、林机厂子弟中学和二车队等一些学校的合并，并筹建楚雄第四中学。父亲二话不说，又一头扎进了“四中”的筹建工作去了。当时，第一批调去协助他工作的只有刚落实政策的张老师、王老师等两三个人，连“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那样的条件都没有。但他们几个人都能兢兢业业，起早贪黑地为一所县级中学的草创而忙碌着。他们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原林机厂子弟学校留下的一排简陋的平房里，食宿也在其中。每逢节假日，就只有父亲坚守在那里。记得1980年的春节，为将就父亲守校，母亲准备了简单的年货，便带着我和弟弟到那排破旧的房子里，陪父亲一起过年的。那年的年三十，有一次难逢难遇的日全食，我们全家就在东瓜山头林机厂子弟中学那个空旷而破损的院坝中，观看了猴年前夕的日全食。整个春节，环顾四周，那空阔的天地间，只有我们这一家人。虽然艰苦，但父亲依然陪着我和弟弟兴高采烈地燃放着炮仗礼花，母亲和放假赶来的姐姐，则照例捂着耳朵，远远的笑着。虽然艰苦，虽然我和弟弟每人只有得到5角的压岁钱，但一家人在一起过年，全家所有人都切切实实地体验着一份“解放”的幸福。

四中的筹建过程很快就完成了，组织上也适时地开始了调配人员的谋划。像父亲这样的人，既不是党员，又没有“熟人”，所以，当有关方面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宣布楚雄第四中学正式成立之际，自然就没有父亲的什么事了，有关方面的红头文件甚至官修的校史之中，照例是不会留下像父亲这样的人的姓名的。

然而父亲依然没有任何怨言，无论在楚雄第四中学成立的各个环节上做好各种保障工作，还是建校后满腔热忱辅佐领导、团结师生，他都做到老骥伏枥，公而忘私。1991年他申请退休时，孔富同志、爱民同志等一致诚邀他再留半年，说他威望很高，领导和同事们都敬重他，很多工作还需要他继续协调，一些年轻同志还需要他“再带带”。父亲知道大家是真心的，出于对这所学校难以割舍的感情，他又继续工作了半年。记得半年后，父亲正式告老回家的那天，四中有几十位老同志自发地汇聚到我们家在西城小学的老房子里，七嘴八舌和他讲了大半天的心里话。末了，又七手八脚地弄了顿晚餐，一起挤在那狭小的客厅里，依依不舍地吃了一顿十分感人的饭。

7

父亲和母亲相继退休后，有姐姐的兒子和我的儿子逗他们开心。2000年春天母亲去世后，我便把70岁的父亲和9岁的侄儿接到家里，自此，父亲和我就朝夕相处，再也没分开过（侄儿祥祥12岁时，姐姐回来把他带到硅谷念初中去了）。父母在，不远游，那以后因为老父在家，所以除学校特殊的安排偶有公出外，我自己一般不愿意再出远门。

父亲是一生都不近锅灶、不事内务的，他除了读读书、散散步以外，唯一的任务就是坐在门口等我下班、等小祥和小明放学回家。我的旧家在雁塔山州教育小区最高的A区，又是五层楼上，看着父亲上下五楼渐已吃力，我便在2003年贷款买了一套180多平米的小别墅，加上赠送部分，可利用面积大概是270平米，主要是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让我们宁静的三代之家住得稍微宽敞舒适一些，也让老迈的父亲不需要爬楼，就能出门散步，晒晒太阳。搬进新家时，父亲才知道我们家有了套新房子，他别说有多惊讶了。带着他每看一处，只听见他嘴里“啧啧啧啧”咂个不停。他只是不断地说：“做梦都没有想到住得起这种房子，就是你经济压力太大了。”而每次他这样说时，我都会咬紧牙关告诉他：“不怕，压力不大。”这套房子有两个比较宽的露台，我在一楼入户门旁的大露台上摆了一组藤条的桌椅，那里也就成了父亲喝茶、读书、拌鸡食、收鸡蛋的领地。打那以后，父亲每天也就悠闲地坐在靠门一侧的那把藤椅上，等着我和儿子回家吃饭。

我是个爱折腾的人。我几十年间从不做家务，从不进厨房，也从不上菜市，这肯定是从爷爷、父亲那里就遗传来的毛病了。我绝不是因为懒，也不是因为“以为自己是个谁”（父亲和我都平生没是过个“谁”，都只是一介布衣）仅仅是身上遗传了些“君子远庖厨”的腐朽没落的坏习气而已。我又生性不善于出门交际，闲暇里总觉得无所事事。因为无事，就要生非，所以除了看看书、写点东西之外，剩下的时间就只好用来穷折腾。我首先想到的是父亲住的一楼卧室，通常是用作“保姆房”，而且一楼卫生间因当时考虑公用，就没有安装马桶，父亲80岁了，多有不便。当然，我自己也有些喜新厌旧的本性，总觉得这房子太小，哪里看着都不顺眼，况且儿子渐渐长大了，那原本的儿童房也不再像个样子。瞌睡遇着枕头，恰好老友来家叙事，说希望我能考虑到他新建的小区去，和他做个邻居。在愐腆了年把以后，老友仍然对我说：“曹老师，旁边的房子我一直给你留着，任何人来都没卖。不要犹豫了，来做个邻居。”人家一片真心，我就不能矫情，考虑到教书人没有钱，他便依照销售的章法，尽可能地给了我极大的优惠，并相帮我办下了贷款。我于是把原来的房子卖给了亲戚，并用这笔款子作为首付，毫不犹豫地按揭了一套更宽些的房子。拿到钥匙后，我第一时间就拉上父亲去看了一次，告诉他这是我新买的房子，下一步我们一家将到这里来住。父亲看过之后，只说了一句：“稀奇了！”我知道他是高兴的。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装好新的房子，父亲就乘鹤而去了。搬到新居后，我专门留了一个房间，布置了父亲用过的床、衣柜、书桌、箱子，保存了他和母亲的部分衣物。我相信他和母亲都是喜欢这里的，父亲来过，找得着路，今年他已经成仙了，他一定是遇到母亲了，他也一定是带着母亲回来过的，不然，我怎么会常常梦到他们呢？

8

父亲没有给我们儿女留下什么钱物，他唯一留给我的遗产，就是慈祥谦和的神态和笔直的身影，以及从小在我耳朵里灌输的有几句话。我没有当过兵，所以永远没有他站如松、坐如钟、走如风的体态。但他教着我长大的这些话，我是一生都铭记在心的，我也是用这些话来灌输给我的下一代的，比如：“人看从小，马看蹄爪”“火要空心，人要实心”“吃得亏，在得拢一堆”“怨天尤人非好汉”“工作上要向上比，生活上要向下比”“贫无所苦，清静度日而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与有肝胆人共事”“人必须有傲骨而不可有傲气”，这些名言俗语在今天看来，已不新鲜，但在我小的时候，则算是别开生面的。

父亲一生，从未给别人添过麻烦，甚至不愿意给自己的子女添一丝麻烦。他每天早、中、晚都坚持到外面散几次步，凡出门不管天晴天阴，都要带上把伞。当然他也和其他老人一样，会被那些丧天良的药商骗去买成千上万的保健品，我批评他时，他总是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表示下不为例，然而下次出门，他又会买一堆回来，但买回来放下以后，就永远不再去碰它们一下了。他也爱和我捉迷藏，他知道他孙子爱吃饮料和膨化食品，也知道我平日不准儿子吃，于是每当我上班去了，他就潜出去买上一大包回来藏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等到他的爱孙放学回家，他左右看看我不在，就会狡谲地把诗仑约到他房间，让他嘴馋的孙孙胡吃海喝一顿。有时被我人赃俱获，他又会强词夺理解释一番：“小明学习辛苦，给他吃点。”我说这些是垃圾食品，他总是说下次不买了。但到了“下次”，他又买一堆回来了。

我每天晚上休息时，都要去看看他睡了没有，都要问问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则照例回答一声：“没有问题”。到了有一天，他坐着总是打瞌睡，也吃不下东西，也没有出去走路。我连连问他有没有哪里不适，他告诉我没有任何不舒服，还叫我上班去。我进去倒了杯水出来递给他时，他又睡着了。我忽然意识到可能不妙，于是带他去了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结果血压也不高，心管也不堵，但就是心电图打出来黑漆漆的一片，医生说，心脏功能已经衰竭，是机器老了，可能要“停止工作”了，于是决定收入心内科打几天针营养一下心肌，要我做好心理上的準备。果然，在医护人员和我的友人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照料下，父亲安闲地在医院里调理了6天，静静地离去了。

尾   声

父亲就这样静静地走了，走得让人心疼。我那些日子里常常在想，他怎么可以一丝一毫也不给我一点点折腾就走了呢？但他的确是就这样走了，不给我一点点服侍他一下的机会就走了。我知道，他已无牵挂。

然而今晚的月亮，分明是父亲对我的注视。要不咋会这么晚了，他还徘徊在我的窗前不愿离去呢？

我越看这轮圆月，越像是父亲的脸庞，我于是对他说道：“回去了，回去吧，我天黑前给你化寄了纸钱了，去晚了当心坏人抢走。”我从小多病多灾，我知道父亲一定在担心我，我只能遥望苍天，坚定地告诉父亲：“不要担心，我好着呢！”

月亮走了，我也睡去，然而眼睛一闭，父亲笔直的身影总在目前，而在他身影边上模模糊糊的，应该是母亲吧！

责任编辑：李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