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树理写作”：谱系下的身份焦虑与理论建构*

白 杰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2）

“后赵树理写作”：谱系下的身份焦虑与理论建构

白 杰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2）

近年来，“后赵树理写作”已在评论界产生较大影响，但也引发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文学“命名”的艰难曲折，更展现了“命名”背后的身份焦虑与话语争夺。总体来看，“后赵树理写作”确实反映了新世纪山西中青年作家对赵树理精神的继承与深化，对导引山西文学创作具有积极进步的效应，应得到进一步的建构与丰富。

后赵树理写作；身份焦虑；理论建构

“后赵树理写作”的口号是由山西文学评论界在“麦地丛书”出版后于2008年年底正式提出。作为对新世纪以来山西文学创作实绩的总结，这一提法被普遍视作山西文学再度崛起的标志。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山西文学在全国文坛占有重要一席，甚至处于中心位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是全国的一面旗帜；八九十年代以韩石山、李锐等为代表的“晋军”同样异军突起，频频问鼎全国小说大奖；在新世纪初，仍有张平的《抉择》摘得茅盾文学奖。然而在此后的一个时间段落里，山西文学一度陷入低谷。面对鲁军、湘军、陕军、桂军等的相继崛起，山西文学的声音却变得异常微弱，以致一些评论家不无悲哀地说：在山西，李锐之后无作家。话虽偏激，却也道出了一些实情，这一点可从2005年的“山西青创会”上看出，虽然青年作家不少，但真正具有全国影响的却寥寥无几。青黄不接、噤声失语的严峻情势，使山西创作界特别是评论界变得焦灼不安。

然而，在历经四五年的阶段性滞缓后，山西文学又以井喷之势跃上文坛，晋城的葛水平、大同的王祥夫、太原的蒋韵等一批新锐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浮现，以独特的文学风韵、整齐的集体亮相赢得众人瞩目。此景无异于久旱甘霖，大大缓解了山西文坛的普遍焦虑。评论家更是踌躇满志，不仅积极总结近年来文学创作经验，努力将其理论化、系统化，力图重建山西文学的精神谱系；并且强化了文学力量的集结，意欲在群雄逐鹿的情势下，以文学集团的形式谋求更大的话语权，重振三晋文艺雄风。

正是在此背景下，三晋出版社推出了包括葛水平、王保忠等作家在内的“麦地丛书”。这些作家都曾获得赵树理文学奖以及鲁迅文学奖，都是从山西走出且能够代表山西最高创作水准的知名作家。在此骄人的创作实绩基础上，评论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后赵树理写作”的口号，以此描述这批文坛新锐共有的精神品格和写作姿态。随后《山西文学》、《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后赵树理写作”这一口号的合理性、有效性及价值意义进行了论证。《文艺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权威报刊也及时跟进，对“后赵树理写作”予以了密切关注。

应该说，“后赵树理写作”的建构遵循了文学史创建文学流派的基本程序：首先对具有相近创作趋向、创作特征，且在文学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现象、作家群体予以“命名”，随后结合丰富的创作文本对此“命名”的内涵予以理论上的挖掘与深化，最后借助期刊、学术会议等媒介力量，将局部的、时段性的文学实践扩展为全国文坛的重要景观、文学历史上的重要界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乃至“三驾马车”等莫不如此。然而，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学派别建构所经历的基本程式，而最终能否成功，还需接受作家、评论家、文学史规范等各方面的检验。它的合法性往往需在激烈的话语辩驳中得以确立。

一、艰难的“命名”

在相关评述中，“后赵树理写作”似乎得到了绝大多数评论家的赞同，给人以血统纯正、名正言顺之感。但事实上，“命名”意味着一种理想秩序的规划与建立，它的拟定往往与既定秩序的各方发生关联，甚至引发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和话语权力的争夺。直至今日，人们对“后赵树理写作”这一提法仍存争议，这既是正常的学理探究，也是各方话语权博弈的过程中的必然。

对“后赵树理写作”倡导最有力的是山西省作协的杨战平。他最早对此“命名”作出了理论诠释：“站在民间立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与命运，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独到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赵树理等前辈作家的文学观念，因此，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后赵树理写作’。”这一界定有如教科书中的名词解释，言简意赅，高度概括。只是，此番阐述一经发表，旋即引发争论，其中不乏意见相左者，既有评论家，也有作家。

在评论界，段崇轩以地域文学研究、特别是赵树理研究而闻名，但对“后赵树理写作”的提法并不赞同。他认为近年来山西文学虽然成绩突出，但其文学实力、创作影响仍然无法比及赵树理，匆忙打起“后赵树理”的旗帜是对文学前辈的不敬。此外，曾经作为“命名”同盟者的王春林在事后也对这一提法予以反思，认为站在民间立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命运等确曾在山西新一代作家身上有突出体现，但这一点与赵树理之间没有必然的传承关系。此述完全可应用于很多与赵树理没有任何交集的作家，“后赵树理写作”的标签过于牵强。此外，陈树义也在《也说“后赵树理写作”》一文中批评了这一命名。

更有意味的是，被视作“后赵树理写作”的旗手式人物、“麦地丛书”入选者葛水平以及王祥夫也在第一时间对此“命名”提出质疑。葛水平在《作家，没有席位的发言》中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异议：“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停留在赵树理之前，假如我也写小说，依旧不是什么人物，永远没有先生的名气大，我会不会是前赵树理时代的写作？今天，我活在先生之后，有关先生的今人介绍，我可以从各处看到。先生的写作有个人的血缘同地缘的条件在他的文字中，假如真要把我深入到这样一个‘文化’上的提法中去，以我个人智识的懒惰和浅陋，尤其不敢主观地肯定：我，是后赵树理时代的写作。”王祥夫则直接表达了对此“命名”的厌恶：“说到我个人，我觉得我离‘后赵树理写作’和‘山药蛋派’乃至‘山西文学圈’都很远。我对‘后赵树理写作’这种提法很反感，分析我个人的文学实践，我觉得从艺术到思想都与‘后赵树理写作’无法放在一起。”

二、话语的辩驳

评论者意见的抵牾，一些作家对“命名”的拒绝，都使得“后赵树理写作”的处境非常尴尬。然而，这一情状的出现是文学“命名”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它意味着理想秩序与既定秩序的龃龉，其中包含着文学观念的交锋、话语权力的争夺等复杂因素。

（一）作家对评论家抗拒

在新世纪文坛，评论家与作家的“合谋”关系非常突出。评论家往往不是单独面对作品而发言，而是结合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的综合要求积极介入文艺传播领域，借专业的理论批评对作家作品的艺术价值做出权威评定，对其社会传播效应做出有效控制。一部作品能否在文坛获得商标注册资格、甚至成为驰名商标，往往离不开评论家的审核。于是在很多时候，作家与评论家不再是平等对话关系，而变成了功利性的合作与依存。作家借评论家提升知名度、社会影响力，评论家则借此强化自己的核审权。同一平台上，评论家往往以强势姿态出现，既是作家的理论导师又是作品价值的裁决者。而那些评论家云集的场所，对作家来说则无异于一个巨大的磁场，很难脱其左右。一般来说，具备这种超强吸力的磁场有三：学院、文学刊物、作协。这其中，作协最为值得关注。虽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作协的权威性不断遭受质疑，其民间身份与官方体制的二重性深为人们诟病，但是，作为共和国文学管理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协对于作家作品的作用仍是巨大的。首先，加入作协仍被视作创作者文学水平的重要标识，是一种身份象征，这一象征性功用直至今日仍未完全失去；其次，作协往往主办或主管着一些文学刊物，在纯文学创作园地并不宽广的今天，这份稀缺资源是极有诱惑力的；其三，作协不仅自身拥有一批评论家及刊物，而且往往与同在体制内的一些高校、文学报刊、学术团体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能够通过会议、评奖、项目等方式召集到大批评论家。在主流话语体系中，作协对于作家所拥有的支配权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大多作家在初登文坛时都对作协采取靠拢、依附的态度，将其视作攀登文学高峰的基石。但是，个体意识特别强的作家则对这种合作心存不满，在依附的同时又努力争取自己的独立性；特别是当其享有较高知名度、获得文化市场充分接纳后，常常伺机回击、削弱评论家群体的话语霸权，并将这一“对抗”作为确证自我文学实力的一种方式。

“麦地丛书”作者对“后赵树理写作”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正是作家对评论家的一次温和抗争，王祥夫的直斥、葛水平的婉拒、蒋韵等人的沉默似乎都在强调作家应有的独立与尊严，都在强调批评话语中作家的参与资格。对于这一由作协及《山西文学》单方主持的命名仪式，他们似乎并不满意。但是也有例外，继“麦地丛书”之后相继被纳入“后赵树理写作”旗下、但文学影响尚限省域内的王保忠、韩思忠、李燕蓉、手指等第二梯队作家对此“命名”则没有异议，甚至以此为荣。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外，毕竟这批文学新秀尚无“对抗”之实力，尚需在文学体制内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看出，“后赵树理写作”正如诸多文学命名一样，其成型的艰难在于学理上的讨论始终与权力话语的争夺混杂在一起，其中关涉到作家个性与时代潮流、事实描述与理论倡导等诸多复杂问题。

（二）个体对时代潮流的叛离

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里，不少作家被卷入集约化、程序化的艺术涡轮，应某种社会风潮的裹挟及特定社会群体的需求，批量生产某种类型化的文学产品。这种同质化生产在磨蚀作家创作个性的同时，却为批评家的“命名”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的创作具有更强的可归纳性，毕竟为同一规格、同一型号的产品批量编号、统一贴签是件轻松的事情。应该说，融入某一潮流、派别，创作个体更容易借助群体声势获得较大的反响，评论家也更容易为其拟定名号。但是，“派别”、“潮流”往往会对艺术品的原料、工艺、规格提出标准化要求，从而对个体的创作自由构成一定限制，强化其对流派“共名”的依存。这显然是那些创作个性突出、艺术自信较强的作家不愿接受的。他们一般不接受评论家赏赐的标签，而着力强调个体与群体间的差异，突显个性特征。如“新写实”的代表作家池莉和方方就曾多次声明拒绝“新写实主义作家”这一称号。拒绝的原因自然是多重的，但个性意识的复苏与强化应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在文学理论、文学史建构中，批评家习惯将个体创作视为确证某一流派特征的依据，其所关注的重心是流派整体而非创作个体，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对作家创作个性造成磨损。而大凡拥有相当实力、试图在文学史上占据恒久席位的作家是不愿意让渡这份个性的。毕竟个性的存留关乎作家艺术成就的高度、艺术生命的长度。他们并不满足于在团体冠军中分得一杯羹，而希望摘取个人全能金牌；并不愿栖身在团体大旗下乘凉，而愿让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金字招牌。可以试观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伟大作家，他们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清晰盖上个人的印章，正是缘于他对于流派的有意超越，绝不让流派风格取代个人的风格，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流派特征的注脚。鲁迅当年开创了“乡土小说”流派，但自身又难为“乡土小说”所包囊，艾青影响了“七月”诗派，但又难为“七月”所覆盖。即便在新时期文坛上，如此例证也比比皆是。如王安忆虽曾在伤痕、反思小说中崭露头角，但其身影却同样闪现在寻根、新写实、女性写作当中。超越自我、超越流派是所有优秀作家的共同心愿。像葛水平、王祥夫等这样一批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名、正处于创作黄金期的实力派作家，自然不甘于为某一派别、某一“命名”所拘牵。他们对“后赵树理”的拒绝某种程度上正是自信、实力与长远追求的显现。

（三）理论引导与事实描述的分歧

与作家着意疏离“命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评论家对“命名”是乐此不疲的。如果一个文学群落、文学现象、文学潮流能够被评论家在第一时间做出指认，并为其拟定名字使之成为通用的公共代码，那即意味着这个评论家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高超的概括力。总而言之，这是对其卓越文学批评能力的最佳肯定。因此，批评家往往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到“命名”运动中，以争夺这一话语资源。但是“命名”毕竟不是弱肉强食、意气用事之举；恰恰相反，要想认证或否定某一“命名”，批评者须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和严密的逻辑推演。具体到“后赵树理写作”，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似乎拥有充分的辩护或辩驳理由。他们的分歧实际在于批评者所持价值标尺、精神立场的差异。

反方主要认为近年来山西文学虽然成绩突出，但在文学精神上、文学态度上、创作影响上仍与赵树理有着不小的差距，匆忙打起“后赵树理”的旗帜是对文学前辈的不尊重。为进一步说明，反方代表段崇轩以极为谨严的态度来考究“后赵树理”的提法。他认为“后”作为今日常用的术语前缀，它首先表明后者与前者之具有承续而又断裂的复杂关系，后者应该有匹敌前者的能力与资历。如后殖民主义之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于现代主义等等。如此看来，“后赵树理写作”是极不成熟的。首先，所谓后继者与前辈的传承关系除却地域文化的共享外，其余的都有待进一步确证；其次，后来者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影响尚且无法与赵树理相提并论，更遑论对其构成某种断裂与超越。因此，“后赵树理”是一个不具备学理性的伪概念。

但是，“后赵树理写作”的支持者并不认可这一看似客观严谨的论辩思路。这可从“命名”同盟者傅书华的《且说“后赵树理写作”》一文中看出。该文并没有急于对“后赵树理写作”作出概念上的界定，也没有用作家作品去论证“后赵树理”的巨大成就。它首先解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赵树理精神，然后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掘这一精神血脉在山西中青年作家身上的流转。在他的理解中，对于文学派别最为重要的并不是作为艺术技法而存在的“肌质”或以思想内容而存在的“骨架”，而是一种潜隐的但却如血脉一般更为恒定的人生态度与艺术精神。而“后赵树理”作家群在精神气质上恰与赵树理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段崇轩力图以严格的事实论证说明“后赵树理”名不副实的话，那么傅书华则强调此“命名”在精神领域的合理性，突显其对山西文学产生的积极的导引作用。在他看来，我们不应将“后赵树理写作”坐实为某种既有状态，而应视其为一份精魂的延续。在“神似”之外，“后赵树理写作”完全不必、也不应为“赵树理”这一巨大存在拘牵，它应拥有无尽的想象空间和丰富的建筑方案。由此，“后赵树理写作”成为一个已有坚实根基、但具有多元指向、且仍需进一步构建的开放空间。它的作用有如旗帜，有着很强的导引性和鼓动性，它所显示的是对历史合理趋向和理想状态的执着追求，而非等待事实成熟后的“盖棺定论”。

三、建构的可能与必要

时至今日，赵树理仍是山西新文学史上最有分量的作家。他在充分吸纳三晋地域文化的同时，又以独特的民间视角祛除了革命话语、启蒙话语对农民本真面目的遮蔽，重铸了中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调整完善了中国新文学秩序。然而，这面骄人的文学大旗却也以其巨大的投影成为后继者的创作阴影。如何走出赵树理并显现出自己作为“这一个”的独特性，这成为当下山西作家苦苦思索的问题。从王祥夫等作家的言谈中，我们看到部分作家给出的答案是远离甚至拒斥赵树理。这种以对抗传统的方式来确证自我的文学态度，深刻反映了潜隐于作者内心的深层焦虑。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后赵树理写作”的合理一面。

（一）后赵树理的开放性

事实上，无论后继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赵树理，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去重复赵树理都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这种重复注定是失败的。时代的急遽转型，已使后继者所撷取的文学素材、所感受的生命体验、所遭逢的时代风尚、所秉持的价值标尺都与赵树理有着巨大差别。如果仍以传统方式追随赵树理，那将是一次蹩脚的拟古，即使仿效得完美异常，也只能作为一个逝去时代的陪葬品。“后”不单是创作时序的标识，更是对后继者独特个性的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成对赵树理的局部突破甚至全面超越，应是“后赵树理写作”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应该注意“后”这一时髦前缀在为个性显露提供足够空间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创作者可以恣意弃毁赵树理的精神传承。无论后人褒扬还是贬抑，赵树理都已成为中国新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情感方面，在审美技艺方面，他对山西文学产生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对于这一巨大的文学存在，成熟作家所选择的态度不应是将“个性”与“传统”简单对立起来。因为唯有了解传统，作家才能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幕景，才能知晓当前这幅幕景的历史衍变。与传统的对话，本就是创造的过程，它是创造者在前人基础上对民族、国家、社会的新一轮的还原与想象。作为历史后来人，他们比前辈拥有更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宏阔的文化视野，也因此拥有了彰显个性、续写精神谱系、更全面更深刻打量历史（包括文坛前辈）的可能。他们并不存在被传统吞噬的危险。反倒是，如果简单粗暴地拒斥文学传统，那么，作家将会失去弥足珍贵的历史意识，其在文学版图上的行走将会失去明晰的坐标参照。毕竟单凭激情的宣泄、技法的操练是无法感知时代精神的繁复、民族灵魂的悸动的。真正的“后赵树理写作”既不是唯赵树理马首是瞻，更不是拒赵树理于千里之外。它会主动吸吮赵树理这一深深渗入山西文学土壤的艺术泉源，但又积极接受新时代的阳光雨露，抽枝展叶，开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个性色彩的艺术奇葩。

作家，作为文学的舞者，虽有掌控个人舞姿的权利，但却没有选择艺术舞台的权力。这个舞台不为某位作家独有，它是一个公共空间，是一个流动的历史空间，是由地域环境、时代语境、文学传统三大梁柱共同支撑起来的。在这个舞台上，尽管每一个表演者都梦想成为领舞者甚至独舞者，但事实上，这个舞台始终是面向历史、面向未来、面向全体艺术创造者开放的。它不为某人专属，甚至不为某一代人所有，它是世代艺术家共同打造、共同享有并不断建构的艺术平台。要想成为这个舞台的焦点，表演者要有鲜明的个性，卓尔不群；但同时还需让自己的舞蹈适应既有的舞台格局，因势利导，随形赋意。对这一公共舞台的正视与尊重，使文学传统得以稳定传承；而对舞台的适当改造以更适合自己的表演，又使文学传统不断丰富而历久弥新。赵树理，无疑已成为山西文学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余留着巨大的改造、开创空间，以成就“后赵树理写作”的辉煌。

（二）后赵树理与赵树理的共有基点

放眼当下山西文坛，虽然一些作家谈及自己离赵树理很远，并以此来拒斥“后赵树理”的“命名”。但如撇去文人的意气用事而具体到作品的艺术层面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批风头正劲的作家事实上仍承续着山西文学的精神命脉，赵树理的魂灵仍在其作品中隐现。翻开“麦地丛书”，在极具个性的语言描述下，王祥夫、葛水平、蒋韵等作家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是大相径庭的，塑造的人物是形态迥异的，但那浓郁的乡土风情、对卑微生命的真切关注、对底层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却使他们站成了一个队列，在宽广的中国文坛上以“这一群”赢得文坛瞩目，他们的傲立是个奇迹。在文学市场化的狂潮席卷下，在都市文学指点江山的文学格局中，在先锋理论层出不穷的创新革命下，这个关注底层、关注乡村、依然滑行在现实轨道的创作方阵，如“丑小鸭”般身居边缘。或许这是由于山西作家并不具备与北京、上海等发达区域作家相比肩的都市经验与先锋理论素养，但也正是缘于这种抱朴守拙的创作姿态使他们不狂躁、不盲从、不势利，而能够沉潜于市县基层，以真诚的人生态度去体察那些占据社会主体却又非社会主角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起落浮沉。这些人物有的困守乡村，有的栖身都市，有的在乡村都市夹缝间挣扎。他们已不是当年赵树理笔下的传统农民，而具有更强的时代性特征、或现代性特征。但是，这批新锐作家对于小人物命运的真切关注、深切同情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和已经逝去的赵树理一样，他们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在为农民、为底层代言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继承了赵树理。但是，如赵树理一般，“后赵树理”作家并不仅将农民简单描述为等待救赎的贫弱者，而是首先将其还原为有自足生命状态、自在生活方式的个体。作家既不夸大苦难以博同情，也不粉饰太平以迎合主旋律。而只是以温缓平和的叙述将乡村赤裸真实的境况叙写下来。受地域文化影响，“后赵树理写作”在艺术风格上不具备陕军的宏阔、鲁军的厚重、东北作家的狂荡恣肆，但却拥有真切质朴的语言、舒缓平和的节奏、谦和自在的语态。这些都是赵树理留给山西文坛的宝贵财富。或许这批被命名为“后赵树理写作”的作家对赵树理的直接阅读非常有限，他们并没有刻意去模仿赵树理、追求赵树理，但因植根于三晋沃土，他们在历史的追溯与思想的掘进中幸运地与赵树理相逢了。

（三）承接赵树理的意义

“五四”以来，新文学对农民的叙述不可谓不多，但是农民始终处于被审视、被打量的位置。无论被指为“国民劣根”的代表，还是赞为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始终没有自我描述的能力。从“五四”时的灰色，到三四十年代的亮色，再到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革期间的朱色，八十年代以来的暗色，农民被意识形态如油彩般任意涂染，其生存状态始终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得到真实体现。何为农民、农村之本色？几乎无人愿意也无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解答者不仅要拥有丰厚的农村生活体验，而且要有返观农村的知识分子视野，但最终又须归落到农民的价值基点，符合农民的审美习惯与趣味。这一点，鲁迅没做到，柳青也没做到。在新文学历史上自觉承担并成功解决这一难题的是赵树理。在十七年的特殊时代语境下，赵树理坚持了农民本色，有力拒绝了外在于农民的意识形态阐释，而将农民的生存状态、农民的价值追求、农民的审美诉求或显或隐地传达了出来。这种植根民间、平视农民、直面人生的写作态度绝不应该成为启蒙或革命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它应是启蒙和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础。在工业化有欠发达、农民占据主体的中国社会里，任何漠视乡土生存状态、无视农民物质利益的理论倡导或革命行动都是悖乎现实、悖乎民主的专制行为。然而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前行。在十七年、文革时期，能像赵树理一样勇敢地为民代言、发出底层声音者寥寥。即便是在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新世纪后工业语境下，农民的失语症仍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反倒是乡土田园在都市的疯狂围剿下日渐萎缩。留居乡间者或伺机逃离，或悲情坚守，或无奈挣扎。“赵树理，魂兮归来”的呼号开始在文坛学界四处响起。

在此情境下“后赵树理写作”终于应运而生了。王祥夫的《愤怒的苹果》、葛水平的《喊山》、蒋韵的《心爱的树》、王保忠的《尘根》等一系列作品不断提醒我们，赵树理的魂灵已在新世纪的山西文坛被激活。这些作品展现的自然景致、社会景观既不同于沈从文、汪曾祺营构的桃源山水，也不同于莫言创设的魔幻荒原。它们不夸张、不矫饰，就那么真真切切地记述着孱弱乡村的爱恨悲欢，是物质的，是伦理的，是道德的，也是理想的，唯独不是理念的。它们独立于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市场的商业话语，而绝对忠诚于以农民物质生存为基石的民间话语。透过“后赵树理写作”，我们看到赵树理精神在新世纪的山西文坛已全面苏醒，“（作家）选择的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致力于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强烈的悲悯意识与人文关怀精神，坚守民间立场，深入思考和真切表现普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等等，都是对赵树理文学观念的深化与拓展。”

“后赵树理写作”在承传赵树理精神血脉之时又满足了作家对个性彰显的要求，同时也有益于当下文学生态的调节优化。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那些被列入“后赵树理写作”的作家尚未获取当年赵树理的成就与高度，但在与赵树理的对话过程中，他们对乡村的理解与表现，都已融入了新的时代因子与独特的生命体验，从而对赵树理实现了局部性的突破与超越。“后赵树理写作”口号的提出，并非欲以揠苗助长的方式夸大当下山西文学的成就。因为其功用并不是对文坛现状做出客观精准的事实描述，也不是以某种理论规约作家个性以求步调一致，而在于在现有实绩基础上对山西文学整体发展趋向的预言与导向。明白这一点，我们会发现很多唇枪舌剑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一点类同于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是否有经典”的论争一样。受限于时空等因素，当代文学的经典榜单在当下是难以确定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展开“经典遴选”的工作。文学事实是有赖于文学想象与理论导引去促成的。如果以文学事实尚未成型为由而放弃了理论指导和理想化描述，那么文学发展将大为延滞。其实，无论是评论家还是学者，以前瞻之姿为未来的文学走向、艺术形态作出具有积极意义的预测及导向，不仅不失公正与严谨，反更见其果敢与担当。当然，这其中需注意的是，对未来的预测须以维护作家创作个性为前提，否则它将化一切可能为必然，将文学逼入板滞之境。这一点，鲁迅曾在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曾说过：“文学社团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作为一个试图立足文学历史的文学“命名”，“后赵树理写作”的根基应该是稳固的，但边界却应该是开放的，内涵和外沿应是丰富的，是有能力包容个性并培植个性的。

[1][5]珍尔．“后赵树理写作”现象文坛瞩目[N].山西日报，2009－02－02．

[2]陈树义.也说“后赵树理写作”[N].山西党校报，2009－11－15.

[3]葛水平.今世今生[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274.

[4]王祥夫.“后赵树理写作”离我很远——答《文艺报》[EB/OL].http://www.eduww.com/Article/200902/ 22996.htm l，2009-2-11.

[6]傅书华.且说“后赵树理写作”[N].光明日报，2009-08-28．

[7]杨占平.关于“后赵树理写作”——以韩思中为例[J].山西文学，2009，(9).34-39．

[8]杨占平.关于“后赵树理写作”——以王保忠为例[J].山西文学，2009，(5).32-36.

[9]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5．

献标识码：

2095-0829(2013)01-0062-07

2012-07-25

邓辉，广东罗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及区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