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翻译：王汉川《圣经》新译的文学化倾向

任东升 袁倩倩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厚翻译：王汉川《圣经》新译的文学化倾向

任东升 袁倩倩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厚翻译是一种注重细节、强调阐释的翻译策略，由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提出。美籍华人学者王汉川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对《圣经》文本做了大量的注释，并辅以图文。从厚翻译的视角探讨王汉川《圣经》译本翻译过程中的意义阐释，发现由于《圣经》源语言文本中深厚的文化意蕴，译者只有添加各种注释或评注,才能阐释出源语言文本中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厚翻译给翻译研究以新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圣经》汉译；厚翻译；王汉川；文学化

一、引言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圣经》的解释权经历了以下阶段：

1.中世纪垄断阶段，天主教教廷仍然过分强调《圣经》的解释权归教廷所有；

2.宗教改革时期开放阶段，面向民族语言；

3.近代翻译多元化阶段，有时因《圣经》解释权的滥用导致异端邪教的产生；

4.当代规正阶段，强调回到《圣经》文本。

中国本土翻译家作为独立译者的《圣经》重译实践，应从1908年严复独立翻译《圣经》片段算起，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1.试译阶段（1908年）：以严复翻译《马可福音》前四章为标志；

2.文学翻译家的《圣经》诗歌翻译和教内学者的《新约》全译阶段（20世纪上半叶）；

3.《圣经》文本全译阶段（20世纪下半叶），主要在香港和美国；

4.《圣经》文学翻译阶段（21世纪）：语言学家、法律专家冯象（Dr.Peter Feng）博士参照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原文重译《旧约》和《新约》为主

5.比较文化学者、翻译家王汉川（Hank Wang）博士参照英文译本重译《新约》和部分《旧约》经卷。

冯象认为，翻译《圣经》“一半是学问，一半是创作”。以色列学者伊爱莲则说，翻译出来的《圣经》不只是一部宗教典籍，也是一部文学作品。留美学者王汉川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从目的语读者角度出发，对《圣经》文本做了大量的注释，并辅以图文，这是区别于不作任何注释的英文“钦定本”的典型的“厚翻译”文本。本文拟通过对王汉川《四福音书》“译者注”的研究，探究其厚翻译策略导致的《圣经》汉译的文学化倾向。

二、厚翻译的哲学观：翻译即阐释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非美文化研究中心翻译学者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在《卡拉萝》(Callaloo)上撰文《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从此，翻译研究便新添了术语“厚翻译”。阿皮亚认为厚翻译是译者试图通过阐释和评注在语言文化内涵深厚的语境中构建的译语文本。阿皮亚认为，译语文本包含大量的脚注、译注、说明等阐释性文本材料，其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背景知识信息，从而引起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关注和兴趣，以便收到更佳的鉴赏效果。

由此可见，厚翻译的内涵是阐释性文本材料，其表现形式为脚注、尾注、文内释义、文外说明、序言、案语、附笔等延展手段，其主旨是为译文读者提供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的理解鉴赏。自从有翻译实践活动以来，厚翻译所涉及的内容及形式就已经存在。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例，中文译本为84000字，然而，其中的译文正文仅有43800字，而案语、注释、序言和其他说明性文字总和达4万余字，占全书总量的48%，仅案语就达30篇。其中第1篇案语长达1768字，而其正文仅840字，其篇幅不及案语的1/2，篇幅最长的案语竟达2002字。厚翻译内容在严复《天演论》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厚翻译现象在文学翻译中更是司空见惯。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红楼梦》全书为1107000字，1547页，外文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以此为蓝本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本为1886页(28开本)；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和其女婿约翰·闵福德合译的为2564页。杨译本单文本外的尾注就达252条；霍译本除了脚注外，文本内释义性文字多为隐性表达，有的隐性释义其长度竟数倍于原文。而不管是杨译本还是霍译本，在篇幅和字数上都大大超过源语文本。从现代哲学阐释学的观点来看，翻译即解释。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进行的解释过程。这一观点与阿皮亚的观点不谋而合，其主旨都是为译文读者提供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鉴赏。

三、作为厚翻译策略的“译者注”

“译者注”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翻译史上，支谦在把佛经译成汉语的时候首先使用了注释手段。在西方，“译者注”与《圣经》的注释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尽管“译者注”历史悠久，但一直以来并未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甚至有些学者对注释的采用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注释的采用是译者的败笔，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影响阅读的质量。但是，因为注释本身的解释性特点，很多时候“译者注”的存在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对于《圣经》这样的文本更是如此。

根据《最新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注释就是“对一本书中的字词或段落做出的简要评述或者解释”，但并非任何简短的评述或者解释性文字都可以归结为“译者注”。确切地说，“译者注”应该定义为在译语文本中，译者对于译作中某些字词或段落以特殊标记标出的简要评述或解释。Eugene A.Nida认为注释就是调整字面翻译的一种意义阐述和补偿的策略。美国著名文化学者Kwame An⁃thony Apiah在他的文章《厚翻译》中也指出，“……只有在翻译的文本中添加注释或者术语解释，才能表现出源语言深厚和丰富的文化语境”。可见，注释与生俱来就是以“解释”为目的的，“译者注”就是为了辅助译者完成翻译任务而存在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解释，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当然，无论对翻译如何定义，翻译的最基本目的是达意，让不懂源语言的读者也能欣赏作品。

但是，在诸如《圣经》这样的经典作品的翻译中，译者仅仅依靠文内阐释根本没办法达到这种目的，因此不得不采用特殊的阐释维度——注释。在添加注释时，译者把阐释活动从文本内跳到文本外，进一步补偿文本内意义的缺失，从而实现翻译过程的完整，拉近原作者与目标语读者的距离。换句话说，译者注释就是视域二度融合的最终形成的一种产物，是原作者、译者和目标语读者三个主体视域叠加的结果。译者加注时要依照原文本的视域，去尽量接近原作的文化背景和观念，同时不能忽视目标语读者的视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在译作中倾注自己的主观视域，无形中增强译者的主体性，反映出译者自身的知识结构、美学价值、兴趣、需要和个人信仰等等。因此，在整个视域二度融合的过程中，“译者注”可以说是这三种视域主体共同对话的一种产物。

四、和合本和王汉川《四福音书》译本对比分析

和合本于一个世纪前由外国传教士集体翻译而成，自1919年出版以来，一直是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对中国广大读者来说，中文《圣经》等同于和合本。和合本最大的优点是:使用当时的国语，译文忠实原文，便于诵读。和合本的问世刚好赶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文翻译著作，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得到了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新文学先驱的肯定。官话和合本是西方传教士汉译《圣经》的最高峰，也是他们从事《圣经》汉译的结束。和合本使用的是当时的官话，虽然和合本要求译文尽量切合原文，使用通行的白话文，避免方言，便于诵读，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很好地遵循这些翻译原则。虽使用现代汉语，却受前代影响，夹杂了许多文言词法和句法，保留了文言文的些许特征，半文半白，读来极不顺畅。此外，它没有考虑韵律和节奏问题，用词也不规范，有古、旧、怪、癖之嫌，远离现实生活。所有这些都背离了“钦定本”的翻译原则，离希伯来原文的风格就更远了。

到了现代，和合本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更有学者看到和合本的众多瑕疵，提出要重译《圣经》。和合本在1919年全部翻译完成，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但它是以传教为目的搞的，翻译人员的中文水平又低一些，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太讲究精确，有些也翻译得不巧。到了“五四”时期，白话运动掀起来，和合本的白话就显得很怪，今天看起来就更怪了，以至于有些看不懂。《圣经》的原文是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成了半文不白的“洋泾浜语”，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文学地位形成了对比。于是，冯象认为“从这点来说，我觉得我应该重新翻译。”

综上，和合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圣经》文学和介绍西方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除了表达不顺、语言晦涩的不足外，更为严重的是，它只局限于单纯的文本内翻译，对于《圣经》这部文化特质显著的作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目的语读者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鉴赏原文本，《圣经》思想及文化也因此得不到很好的传播。

美籍华人学者王汉川于世纪之初着手翻译了《圣经》中包括《创世纪》和《四福音书》在内的部分篇章。他运用厚翻译的理念，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译了《圣经》，对《圣经》文本做了大量阐释，其译本包含鉴赏概说、大量的脚注、译注、说明等阐释性文本材料，配以精美的古典艺术风格的绘画，甚至编纂了《圣经》简明百科词典，提供了相应时代的地图，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并把有些纯属于家谱的东西略去，使不太懂得以色列历史的人读起来较易把握线索。他这种全新的翻译、详尽的注释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优美的文本。译本文笔顺畅，行文生动，意思明确，通俗易懂，为读者提供了背景知识信息，减少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难度，从而引起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关注和兴趣，收到更佳的鉴赏效果。下面，我们针对和合本与王汉川译本实例加以对比分析。

1.词句文法表达不同

比起和合本，王汉川译本文笔顺畅，行文生动，更加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例如，对《马太福音》第三章中耶稣受洗中句子：

Then Jesus came from Galilee to the Jordan to John,to be baptized by him.John would have prevent⁃ed him,saying,“Ineed to be baptized by you,and do you come tome?”But Jesus answered him,“Let it be so now,for thus it is fitting for us to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Then he consented.

和合本译文：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旦，要受他的洗。约旦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旦许了他。

王汉川译文：这时，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边，去见约翰，要接受他的洗礼。约翰想阻止他，说：“我应当由你施洗，你怎么反而到我这里来了呢？”

耶稣回答说:“还是这样做吧，因为我们理应这样满足所有公义的要求。”于是约翰同意了。

两个译本在此句翻译中，用词有明显不同，笔者以表格的形式将其不同之处对比如下：

表一：和合本译本和王汉川译本译文对比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王汉川译文用词更加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规范，句法表达更加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语句通顺，比起和合本来具有较大的改进。

2.对异域文化现象处理不同

除了语言表达上的不同，两个译本更大的不同体现在王汉川译本采用了厚翻译策略，对原文本大量加注。

例如，《马太福音》第二章中对于wise man一词，和合本和王汉川译本都译作“博士”，但是此“博士”不同于现代汉语意义上的博士，如果不加注的话，现代汉语读者容易产生误解。对此，王汉川从目的语读者的角度出发，加以注释：“博士”，“博学之士”的简称，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位，原指巴比伦活玛代波斯王朝的博学之士，包括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占星家、医术专家和行法术的人……

此外，对于“门徒”、“施洗”等异域文化现象，王汉川同样采用加注的方式加以诠释，以帮助汉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这就很好地照顾到了译文读者的需要，使得他们能够正确地欣赏原文。

另外，对于该译本在某些专属词汇上的翻译与和合本翻译的不同之处，王汉川在他的译本中也明确指出，以避免和合本的读者再读他的译本时产生困惑。例如：《四福音书》中对于“scribe”一词的翻译，和合本旧译为“文士”，而王汉川译作“经学家”。对此，王汉川加注：“经学家”旧译“文士”，犹太人的宗教律法学家或者律法教师的统称。

王汉川还提供了多种译法，以供读者参考，如“……或者直译为……”、“……意译为……”，帮助读者选择自己的理解方式和角度，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圣经》文本。

3.王汉川《圣经》译本的翻译原则

王汉川在《圣经》重译过程中贯彻“准、达、通”三字原则。他这样解释道：准，即准确，忠实于原文，包括意思、风格等保持原汁原味，再现原作风格；达，即达意，即意思明确，达到原著境界、情感色彩和思想文学成就；通，即通顺，包括意思通、语句通，没有阅读障碍，即没有语病，没有疙瘩，原文意思明确而对翻译作品的读者有理解方面的困难，要加适当注释，做到让读者明白、晓得。《世界经济评论》编辑、《山行文化报》主编朱易评论道：“他（王汉川）把《圣经》经典文学化，可以化解许多人对《圣经》宗教性的疑虑。”

我们再对照《约翰福音》开篇五节的三个译文可以发现，王的译文贯彻了他提出的原则：

表二

《新约全书·新汉语译本》是由华人《圣经》学者、语文专家、译经专员及顾问成员百多人，花16年完成的译本，于2010年4月出版发行。27部书卷除了附有导言介绍外，有翻译注、版本注和研经注三种注释。翻译原则可总结为“信、达、切”三字：（1）务求传译原文的信息内容，尽量避免信息走失或走样；（2）以规范现代汉语为准，避免艰涩的字词，文字要明白流畅；（3）一方面恪守“信”与“达”的翻译原则，一方面力求符合原作的情感思想和语言特色，以取得“切”合原文风格的效果。

我们不妨针对王汉川翻译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26-28节，参照其他两个当代《圣经》汉译本，分析王汉川译文的“准、达、通”特色，见表三：

表三

请注意和合本修订版中六个“万有”、五个“屈服”和一个“顺服”；《新汉语译本》中七个“万物”和六个“管辖”。这样的汉语表达显得机械而不自然，令译文生涩不畅。王汉川考虑到历史上《圣经》书卷通常以当众诵读的形式传递，在译文表达上充分考虑到口语化和大众化以及措辞的情感力量。此外，王汉川的译文有时采用“并节”的处理方法，即把分作两节的原文在译文中用一节或一句话表达出来，这样使译文更加晓畅。正如一位读者所评：王汉川译注的《圣经》“就像是一位严谨的信仰前辈在用现代的语言向后辈们讲述经文一样，我能感觉到这位前辈的严谨治学和谦卑态度，同时，在他的准确而又生动的现代汉语翻译的帮助下，我也更容易明白经文中的真理与意思。”

文学翻译必然以成为翻译文学为审美追求。从文学角度出发的《圣经》重译实践将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实践。要想让《圣经》在中国当代文学认知语境下真正取得应有的文学经典地位，除了作为研究者的译者进一步发掘《圣经》文本的文学特征，还要依靠自身的文学翻译能力和表现力、中国语境下读者的文学审美力。这其中，译者的《圣经》文本观和主体自觉是决定性因素。

4.结论

翻译是目的语文化的事实。在中国，自从太平天国以来，由于《圣经》被当做“基督教”的代名词，《圣经》文本的面貌被扭曲，人们对《圣经》文化的无知或了解的偏颇导致了一系列悲剧。当代华人世界中一些异端邪教的产生，不但严重歪曲了《圣经》的原意，而且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与西方世界《圣经》文化研究多元化以及《圣经》文本翻译百花齐放的局面相比，华人世界的《圣经》文化观显得狭窄，和合本一花独放的局面在许多地区占有统治地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其他汉语版本遭到拒斥，而有近百处翻译错误的和合本被当做《圣经》的“唯一的汉语文本”，拘泥于《圣经》文字的保守派甚至认为和合本就是《圣经》的原版，源自和合本的某些神学术语、词汇及语句，虽然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明显过时，但是依然被当做流行乃至通行的汉语“圣经语言”。例如《新约》翻译中宁愿用读者费解的“玛门”（特指金钱崇拜的对象，实际上就是“财神”），也不允许翻译成“财神”，认为这样做就是违背《圣经》独一真神的教义。

鉴于这样的现状，树立正确的《圣经》文化研究理念以及探索推陈出新的文本翻译，无疑都会帮助人们了解《圣经》文化。而对于《圣经》这种异质文化显著、内容庞杂的文本，只能采用特殊的翻译策略。厚翻译的解释性特点很好地满足了《圣经》文化和中国读者文化不对等的翻译需求，成为当代《圣经》汉译的有效手段。王汉川运用厚翻译的理念翻译的《圣经》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的理解鉴赏，可以使读者收到更佳的鉴赏效果。而他在翻译文本中添加注释、术语注解等阐释性材料这一行为，同时也把文化差异作为一种文化现实保留在文本中，使译入语读者有机会了解并理解这些差异，表现出了源语言深厚和丰富的文化语境，从而引起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关注和兴趣，实为一举两得。

注释：

①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冯象在北京大学获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获得中古文学博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香港大学。移居美国以后根据原文陆续翻译《圣经》单卷。2006年、2008年、2010年他翻译完成的《摩西五经》、《智慧书》、《新约》由

“首要目的”。冯象认为《圣经》原文的文字特色为“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冯象2006：xii），而能够准确生动再现希伯来《圣经》的语言应该是“又富于感性联想又适于抽象概括的文学语言”，“全新的韵律与力度，灵活的句法和口语化的表达”（冯象2006：xi-xii）。所以重译《圣经》“还要打破中文《圣经》同现代汉语文学的隔膜”（冯象2006：x）。他的翻译力求纠正旧译中的漏译、误译、病译、病句等舛误导致的汉译《圣经》缺乏文学性、歪曲《圣经》原意、掩盖原文优点等不足。

②王汉川在2010年10月15日与笔者的Em ail通信中所言。

③可参照“钦定本”：In the beginning w as the W ord,and the W ord w asw ith God,and the W ord w as God. The sam e w as in the beginning w ith God.A ll thingsw erem ade by him；and w ithout him w as not any thing made thatw asm ade.In him w as life；and the life w as the light ofm en.And the light shineth in darknessand the darkness com prehended it not.The H o 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 ld and N ew Testam ents.1989:980.

④该译本分“注释版”和“普及版”两种，译自希腊文原文(The G reek N ew Testam ent,4th rev.ed.1993)，汉语圣经协会董事会主席张慕皑牧师说，新汉语《圣经》译本力求翻译准确，学术性及可读性较高。译本的特色是忠于原文，用现代汉语翻译。《旧约》的翻译在进行中，预计2014年完成。参见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hinesebible.org.hk/new_b_1.asp#new_b002.2011年4月4日读取。

⑤可参照“钦定本”：The last enem y that shall be destroyed is death.For he hath put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But w hen he saith all things are put under him,it ism anifested that he is excepted,w hich did put all things under him.And w hen all things shall be subdued unto him,then shall the Son also him self be subject unto him that put all things under him,that God m ay be all in all.The H 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 ld and N ew Testam ents.1989:1079.

⑥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修订工作历时27年，2006年推出《新约》“修订版”，2010年9月推出和合本《新旧约全书》修订版。《新约》修订版的一个特色就是忠于原文，又保留和合本原有的风格。和合本有些词句较为古旧，如“众弟子”，修订版改为“孩子们”；一些语意难明的词语如“砰訇”，改为“澎湃”等。

⑦见“溪边书屋”网站的“精彩书评”译文：http://www.bystream.com/?product-2812.htm l.2011年1月读取。

⑧早在1582年，法国的圣经学者富尔克（W illiam Fulke,1538-1589）在其著作Defence of the Sincere and T rue T ranslation o f the H o ly Scriptures into the English Tongue（《为忠实的英译〈圣经〉辩护》）中指出：《圣经》翻译可与信仰无关。参见谭载喜著《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1页。

[1]冯象.唱支锡安的歌——《智慧书》译序[A].冯象（译注）.智慧书[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xiii-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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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伦,冯象.把《圣经》当作文学文本来翻译[N].南方周末，2008-1-14.

[8][11]王汉川.心灵牧歌[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24；260.

[9]颜菁,冯象.重译《圣经》，无关信仰[N].中国青年报，2008-3-20.

[[10]圣经（新译本）[Z].香港：天道书楼，2001: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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