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川上曰（三章）

孔灏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八十年代，全国人民热爱文学。那时候报纸杂志极少，所以当代很多著名作家和诗人都曾在各种市级报刊乃至县级广播站中发表作品。我市的《连云港文学》杂志，当年也同样是大家云集、星光灿烂。这其中，就有我非常喜欢的“童话诗人”顾城。

顾城其人，行止不论，仅就其诗而言，那真是不负“朦胧诗代表性诗人”之美誉！那一天，读《论语·学而篇》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忽想起顾城诗歌《门前》第一段：“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 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依我愚见：读懂了这段诗，即可知此“子曰”句中之圣人心、会此“子曰”句中之夫子意！

说起来，这“巧言令色”四字，并不是孔子他老人家的首创。《尚书》之《皋陶谟》记载：

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大意为：禹说，“能看清人就是明智，就善于用人。能安定民心就要为民造福，百姓就会归向他。能做到又明智又为民造福，何必担心驩兜这样的凶徒？何必流放三苗这样的野蛮人？何必畏惧花言巧语、表情伪善、非常奸佞之小人呢？”

可见，以“花言巧语、表情伪善”为特征的“巧言令色”，因其虚伪和做作，自大禹时代、经春秋战国直至现代，向来都为人所不齿，这本是圣贤与普通人之共识。但是，孔子他老人家断之以“鲜矣仁”！何谓也？

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和儒家的社会理想，“仁”之一字，由来极久、意蕴深厚。有学者考证：《殷墟书契前编》所集甲骨文中已有“仁”字，其从人从二，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指向；在金文中，“仁”字从尸，有学者分析“尸”也是“人”的一种写法；到了战国时期的郭店楚简中，共一万三千多个汉字里更是至少出现了七十个“仁”字。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文献中，也无论其前后文意如何，且无论出自哪个抄写者之手，皆上下结构，即上为“身”字、下为“心”字，可见“仁”字之意涉身亦涉心也！结合郭店楚简中“仁”字的运用，其主要含义有：一，“人则为仁”。“仁”，是人的规范和目标，人因为行“仁”而完成人之自身。二，“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仁”，是人之为人的性体，人性由“仁”生出。三，“知而安之，仁也”。人能够认识和理解自身并成就为自己的德行人格，这就叫“仁”。四，“仁为可亲也”，“仁，厚之”。“仁”的具体呈现，是可亲可近；行“仁”之人，都有忠诚实在、敦厚可靠的品格。五，“爱善之谓仁”。珍惜“善”和趋近“善”的内在要求，就是“仁”。六，“仁，内也；义，外也”。“仁”，发自内心；“义”，是“仁”行诸外的表现。同时，“仁，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仁”，是“义”和“礼”产生的源泉，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德行相协调、和谐的最佳状态。

《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从二。忎，古文仁从千、心。”又写作“尸”字下面有个“二”，释为“古文仁或从尸。”据此，或可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仁，亲也”，说明“仁”最早应该源于血缘亲情，故其可感、可察、可经历亦可亲证。二，“仁”之“从人，从二”，说明“仁”是从亲情推洐出来，进而在两个以上的人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相亲、友爱的关系，故其又具备了可传递性、可约束性。三，“仁”写作从千从心之“忎”，是从爱亲人乃至爱天下人的角度说：千心为“仁”，可解释为“仁”即博爱之意；亦可如五代时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先生《说文系传·通论上》所说：“古文千心为仁，唯仁者能服众心也”，指唯有仁者能使众人心悦诚服。四，“仁”写作“尸”字下面有个“二”时，以“尸”也是“人”的一种写法论，即同于从人从二之“仁”字意；但是当代学者谢阳举先生认为：夏商周时期有“事死如事生”的尸祭之礼，所以从尸从二之“仁”，应该是“仁”的原始正字，表示“仁”是一种对祖灵极端虔诚敬拜的自然心性。如此之“仁”，其内涵当重在“诚”与“敬”意。

孔子之前，周公旦他老人家所著《周礼·大司徒》中已有“知、仁、圣、义、忠、和”等“六德”之说，位列第二的即是“仁”。东汉郑玄注曰：“仁，爱人以及物”，“爱人及物，曰仁。上下相亲，曰仁。”这是讲：“仁”，有其基本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爱人、亲人，同时，还能把这种爱和亲推之于物。至于把爱和亲推之于社会上下各阶层之间，那更是“仁”的题中应有之意了。

到了孔子他老人家这里，有学者统计：《论语》一书，“仁”字出现五十九章、共109处。并且，在不同语境中，因材施教的大成至圣先师更就“仁”为何意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至于“巧言令色”，为什么就“鲜矣仁”？朱子的《论语集注》说：“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朱熹他老人家认为：一个人通过伪装，让自己讲话好听、脸色好看，以这一切外在的修饰用来取悦他人，使他人误以为眼前之人就是这样一个内外相符的至诚君子。那么，此人正是一个只顾放纵自己的私欲、而其本心之德已经亡失之人！由此可见，朱夫子是以“本心之德”来释“仁”。这种理解，举重若轻，完全略去了对于“仁”字在各种语境中不同含义的辨析，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杨伯峻先生之《论语译注》释此句时，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

孔子说：“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这种人，‘仁德’是不会多的。”

这种译法，文通字顺、顺理成章，一眼看去、无可拣择。但是，《论语》一书，既是成己、成人、成圣之学，有没有可能把每一句都翻译至更加直接、更加浅显，而让处于各种层次的人均能一见即知其意呢？比如，在此语境之中，“本心之德”或“仁德”，还能说得更加具体、更加直白吗？应该说，朱夫子他老人家在这个方面确实进行了深入思考。在《论语集注》释此句后，他老人家紧接着又引用大程子明道先生语：“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正是从反面再作论述的这一句，以我之愚见：此虽补充语，却不可轻放过也！为什么？因为，无论“仁”字是体现在亲人之爱、还是众人之爱或者祖先之爱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必有发自于心之“诚”！“巧言令色”之所以非“仁”，正在于其虚伪做假。反过来看，言行举止若皆出于真心诚意，自然，近“仁”矣。这样讲，一定会有人问：言行举止出于真心诚意，就算接近“仁”吗？答案是肯定的。在中国文化里，“诚”之用，大矣！首先，《周易·系辞传》有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说天地最大的美德，就是长养万物。按大程子明道先生他老人家解：“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故，此长养万物者固然是力量，更始于至“诚”之心。又，《孟子·尽心上》有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当代学者徐复观解：“按‘万物皆备于我’，即《论语》中的‘天下归仁’，即所谓‘人物一体’，此乃仁所到达的境界。‘反身而诚’，意思是说，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并非悬空地虚说，而系是反求之于身，真实如此；此即可以证明仁德的全部呈现，把一切的矛盾、对立，都消融了，所以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反求之于身，真实如此”意，正是说：无“诚”，一定无法达到“仁”的境界；有“诚”，才有可能真正实践“仁”。再次，朱熹他老人家之《仁说》有谓：“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大意为：天地生生不已，以长养万物之“仁”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为心，因此人亦必以长养万物之“仁”为心；人以长养万物之心为心，那只要其诚心诚意，自然近“仁”矣！所以当代大儒梁漱溟一语以概括之：“以对方为重”，即是“仁”。这个“以对方为重”，若非诚心诚意，必然毫无意义！明代思想家、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作《东西均·译诸名》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仁，人心也，犹核中之仁，中央谓之心”，说“仁”即是人心，这就像是草木果实的“草芯”或“果仁”，未必可见，却恒久作用！亦如《中庸》之“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其理一然。

因此，再读顾城诗《门前》第一段：这“门”，当可作每个人的心灵之门看。如是，则人皆可因其相互之真诚，而进入对方的心中；如是，“草在结它的种子”，则是仁心之生长；“风在摇它的叶子”，则是仁心之作用；而“我们站着，不说话”之所以“十分美好”，则是因仁心之美，本来，就无须言句。

亦如是，当代学者傅佩荣先生将此句译作：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这种人是很少有真诚心意的。”

我以为，这译法直下承担、干脆利落，恰是仁心之作用、儒者之本色，亦即阳明先生所谓：“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

曾子每天想些啥

老海州民俗：婴儿出生第三天上午，要由原接生婆或其他有经验的老年妇女为其洗澡，以去脏气或称去胎气，这就是所谓“洗三”。过去“洗三”时，用洁净的软布或新棉花蘸香油重点擦洗婴儿的颈部、腋下和腿丫。在为男婴擦拭到某些关键部位时，擦洗人照例都要说一些喜话，如：“擦擦鸡，会咏诗；擦擦蛋，做知县；擦擦沟，做知州；擦擦小腚旁，中个状元郞！”

此习俗，非我海州地区所独有，至少在唐宋时期即已流行于全国很多地区。比如，按《新唐书》载，唐肃宗吴皇后“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帝（唐玄宗李隆基）临澡之。”而且，凡产妇头胎者，生子第三天，其母家还要送礼给婿家。宋《梦梁录》第二十卷“嫁娶”有记：“三日，女家送冠花、彩缎……谓之送三朝礼也。”所以，宋元丰六年（即公元1083 年）九月的一天，对于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团练副使任上已三年多时间的苏东坡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在晦暗生活里点亮希望的、有纪念意义的好日子——这一天，是他与朝云的孩子“洗三”之日。他欣然提笔，为这小名“干儿”的孩子赋《洗儿戏作》诗一首：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史料载：东坡先生他老人家被贬黄州期间，生活极为艰苦。为了节约开支，他每月初要将钱分为三十份，每天只取一份，一天开支不超过一百五十钱，多余的用竹筒存起来，用于待客之酒资。这种条件下，黄州生活既磨炼了从前的苏东坡，也成就了此时乃至日后的苏东坡。他一面反思，一面祈祷：别人都盼望着自家的孩子聪明，但是看看自己，岂不正是被这些所谓的“聪明”误了一生？现在啊，我只祈愿我这儿子他又“愚”又“鲁”，就这么无灾无难地就做到了三公九卿的高位上！

关于这首诗，清代查慎行著《补注东坡编年诗》说：“诗中有玩世疾俗之意”，这当然是很通常的理解：所谓“玩世疾俗之意”，意在暗指当今在位之公卿，无非个个都是或“愚”或“鲁”之人也！但让人想不到的是，那个好色、嗜肉、抽烟还长寿的纪昀纪晓岚，却在《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二中，不解风情地说了一句：“此种岂可入集？”——看来，风趣幽默的纪晓岚，偏偏在这首诗上有点“较真”有点“迂”了！

依我浅见，东坡先生他老人家此诗固然“有玩世疾俗之意”，但是，却依然掩不住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在以开玩笑的口吻祝福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将来对国家对社会都能有所作为的真诚意愿。若问：何以言之？答曰：深读《论语》，是以言之。

东坡先生其人，不仅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是一位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而且，其对于儒、道、释三家经典，均有很深的研究和修正。单论儒家学说，其写于黄州时期的《与王定国》信中说：“轼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今又下手作《书传》。”即是说我修此书信之时，已完成《东坡易传》九卷和《论语说》五卷，同时还正在着手写《尚书传》。所以，这位老人家的《洗儿戏作》诗中，“唯愿孩儿愚且鲁”句，因其用《论语》典，实在是有其深意焉。

《论语·先进篇》有谓：“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这是孔子他老人家对于高柴、曾参、子张、子路四位学生的评价：说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换言之，东坡先生“唯愿孩儿愚且鲁”之意，亦如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生子当如孙仲谋”句，是说“生子当如高柴与曾参”是也！为什么当如高柴与曾参？如高柴与曾参，又当是个什么样子？

高柴，齐国人。春秋时齐文公十八世孙，字子羔，又称子皋、子高等，少孔子三十岁。据史料载是孔门弟子中从政当官最多次、最长久、最公正廉明、最得民心的地方官，更是孔门中最长寿、最大智若愚的贤孝之才，享年128 岁。有“愚”子若此，你，服不服？

曾参，鲁国人，夏禹之后。参与编制了《论语》、撰写《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作品。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尊为“宗圣”，成为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仅次于“复圣”颜渊。有“鲁”子若此，你，服不服？

不过，今天只说曾参，不说高柴。你若还想就这个问题来问我，为什么？那我可真不想搭理你了，这文章标题说得很清楚嘛——《曾子每天想些啥》。作为孔子晚年重要弟子之一，十六岁的曾参与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 年）拜入孔子门下；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 年）颜回病故后，曾参更成为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论语》一书中，他是继有子之后，第二个上场的孔门弟子。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参他老人家这三句话，非常著名，而且吟咏再三之后，眼前真的会出现这么一个忠厚之人，正在那里老实而又恳切地跟自己过不去。他问自己：“我每天都要从很多方面来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守信了呢?不管是老师教我的、还是我传授给学生们的那些道理和知识，是不是都烂熟于心并且身体力行了呢?”

这就是曾参！“鲁”者曾参，他，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说话；他，就应该是这个态度做事做人。《孔子家语》上说：有一回，曾子锄瓜时，不小心锄断了瓜根。他的父亲曾晳非常生气，举起一根大棍就打在了曾子背上，打得曾子倒地不省人事许久。过了好一会，曾子才苏醒过来，却见他笑嘻嘻地爬起来，走近曾晳问候道：“刚才我惹怒了父亲大人，您为了教导我，没有因过于用力让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吧？”他退下去回到自己的房间后，还边弹琴边唱歌，意思是让父亲听见以知道他的身体健康无恙。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很生气，告诉门下弟子：“如果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曾参自认为没有过错，托人向孔子请教。孔子说：“你没听说过吗？昔日瞽叟有一个儿子叫舜，舜在侍奉父亲时，若瞽叟使唤他，他一定会在父亲身边；父亲要杀他，却找不到他。瞽叟以小棒轻轻地打他，他就站在那里忍受；父亲用大棍打他，他就逃跑，因此他的父亲没有背上不义之父的罪名，而他自己也没有失去为人之子的孝心。如今曾参侍奉父亲，放弃身体来等着被父亲暴打，知道父亲朝死里打也不躲避。曾参如果真的死了就会陷父亲于不义，相比之下，哪个更为不孝？何况，曾参难道不是天子治下的百姓吗？曾参的父亲如果杀了天子的百姓，那罪过怎么样？”曾参听说了这些话后，才非常后怕地说：“原来，我那样做，有大罪过啊！”

由此可见，曾参之“鲁”，既是一种局限，又有一种坚毅在其间。故，现代学者多把曾参之“鲁”，译作“迟钝”意，当是从“信”、“达”、“雅”的原则出发，充分考虑了现代汉语的多义性也：一来，“迟钝”有思想、感官、行动等反应慢，不灵敏意；二来，“迟钝”又有因有所坚持而不愿变通之意。从这种意义出发，这种“鲁”，亦可证得亲情，寻得天性。古代“二十四孝”故事中，有“啮指痛心”一章，即说此曾子之事：

曾子从小即侍奉母亲极其孝敬。因为家贫，常常入山打柴以维持生计。一次，曾参又进山砍柴去了，家里突然来了客人，他母亲不知怎样才能更好地尽到主人之责，特别希望曾参赶紧回家帮忙。于是，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恰恰在此时，正在山里砍柴的曾参忽然觉得心口疼痛，便赶紧背着柴返回家中，跪问母亲有何事？母亲说：“家里突然来了客人，我咬手指是想要告诉你。”

这故事浅显，却内涵深刻。从十指连心，讲到了母子连心，从生命科学，讲到了社会人伦。从这个故事出发再来体会曾参之“鲁”：原来，生活中最朴实的情感，可以有如此神奇的境界；原来，平凡中最简单的坚持，亦可以有如此深刻的底蕴。正如苏东坡他老人家《中庸论》所言：“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圣贤之道，并不神秘，只不过都是以人之情为本、从人之情出发，而已！

知圣贤之道，需明人之情；行圣贤之道，需尽人之情。曾参他老人家之“鲁”，当在“迟钝”于人之情也！此“迟钝”之意又有两面：一曰缓慢；二曰承担。故，实可做两面观也。所以，学有所成之后的曾子他老人家毫不松懈，每天都要坚持着老实而又恳切地问自己：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三”者，虚数也，言其多。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汪中汪容甫先生在《述学释三九》中说：“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曾子他老人家每天之所思所想，很多很多！但是，概括起来有三：一，对人对国家，尽心没？二，对友对承诺，信实没？三，对自己的德行和生命境界，提升没？

这三问，每个人都可以放在临睡前来问一问自己。失眠之人用之，比起数羊来，当更管用！因为，自甘平庸之人，会感觉无法面对或无甚意义而昏昏欲睡；兼济天下之人，会感觉心无挂碍和心安理得而安然入梦。

一想到曾子他老人家，每天都要把所有的生活顼事上升到“忠”、“信”和“习”的高度来反省自己，就感觉到：学了《论语》之后，在平凡的生活中那满满的仪式感和妥妥的幸福感……

天大的事，不过如此

《红楼梦》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讲宝玉与大观园中姐妹们即景作诗，由王熙凤开头。凤姐笑道：“我想下雪必刮北风。昨晚听见一夜的北风，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风紧’，可使得？”众人听了，都相视笑道：“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以常理而论，这当然说的没错。凡起句平平，则留出来的写作空间和审美空间都必然大，但有佳句即最易打动人心。

《石林诗话》载，王安石与诗僧俞紫芝为多年老友。某日，老和尚夜宿江苏栖霞寺，半夜偶得佳作《宿蒋山栖霞寺》：“独坐清谈久亦劳，碧松燃火暖衾袍。夜深童子唤不起，猛虎一声山月高。”此诗非但第一句平平，二句三句亦皆家常语，唯第四句“猛虎一声山月高”，山鸣谷应、境界全出！王安石叹曰：“新诗比旧仍增峭，若许追攀莫太高”，说老朋友这么高明的诗我可真追不上啦！当然，若对真正的大诗人如李杜来说，自然大可不必。如李白《将进酒》，起句即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其气势何等惊人；又如其《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起句即是“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其情境何等惊人；再如杜甫之《春望》，起句即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意象何等惊人……这等大诗人起句虽惊人，自有诗家语从容以应，一气呵成，此即明朝以布衣执“后七子”牛耳的谢榛所谓“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也。

写诗如是，说话亦然。孔子他老人家以温良恭俭让而名世，“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教导弟子多为循循善诱、春风化雨之语。但是，出于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的需要，亦时作凌虚高蹈或振聋发聩之声。比如，我一直怀疑下面这句话，当是圣人对子路所言：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何为千乘之囯？东汉经学家马融考证：“《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乘。’然则千乘之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又，按《礼记》之《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乘”，字面义为量词，引申为古代基层军事单位。每“乘”战车，车上甲士3 人，车下步卒72 人，后勤人员25 人，共计100人。千乘之兵，即十万大军。故，春秋时期的千乘之囯，实为其国君的政治地位贵为公、侯爵位，且国土辽阔、兵力强盛之大国也！如何治理这样的国家？这，对于自视甚高、眼光也高、有远大政治理想的子路同学来说，那当然极具吸引力！不过，于此舞台华丽、戏码充足之际，偏偏总编导孔子他老人家却只是对演员简简单单地提示了五点：

治理能够出动千乘战车、十万猛士的大国：需要临事以敬，信实无欺，节制用度，爱护干部，选择合适的时候征用百姓服其劳役。

你看，所谓治国理政这等“国家大事”，看起来是事关“上层建筑”，却不过归纳为五个词：敬事，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从根本上说，那也只是治国理政者个人的自我要求与日用寻常。实际上，纵观孔子一生，对于他老人家来说：其个人的人生理想，就是关于国家、关于社会的理想。同样，其关于国家、关于社会的治理之道，也都首先要从个人身上来着力！这话，说起来，殊为不易！因为如此说者，需有悟性与悲心。至于行起来，当然更难！因为如此行者，更需有智慧与恒心。

梁任公先生在1922 年的一次演讲《敬业与乐业》中说：

“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接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了不适实用了。唯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适便是敬。”用现代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

以《少年中国说》之英气勃勃，以《饮冰室合集》之宽宏博大，梁任公先生说“敬事”之“敬”，自然也是当下直指、言近旨远，深得朱夫子“敬字真是学问始终，日用亲切之妙”之真意。同样，关于“信”字，朱熹他老人家亦有言：“诚者自然，信是用力，诚是理，信是心，诚是天道，信是人道”，“诚是自然底实，信是人做底实”。即所谓“信”，就是把人做到“实”。合而言之，朱夫子说：“敬事而信者，敬于事而信于民也”，说的正是要求自己全心全意做事，做到让老百姓百分之百放心。

说到“节用”之“节”字意，或者《周易》中“节卦”之《象辞》，更能加深理解：“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节卦下卦为兑，兑为泽；上卦为坎，坎为水。泽中水满，这是节卦的卦象。君子观此卦象，领悟须建立政纲制度来节制规范，并通过其人的言行是否中节合礼来考察认定他的德行。所以，“节用”者，固然多指物质用度方面的节俭，实在也包含着物质欲求的控制与道德言行的合礼以臻于美好之意。

关于此章中的“爱人”一词，当近似于动宾词组“爱护人”，与当今口语中指称自己丈夫或妻子的名词“爱人”截然不同。这其中，又以“爱人”之“人”字需详作说明。古汉语中，“人”字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之“人”，即人类之“人”，泛指一切人，可作人民解；狭义之“人”，仅指士大夫以上之人，可作现代汉语之各级干部解。按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的考证：《论语》一书中，“人”之一字共出现162次。其中，广义之“人”，有114 次；狭义之“人”，有5 次，如“节用而爱人”，“修己以安人”等。另有其他如量词、代词等4 种用法，共出现43 次。所以，此章中的“爱人”一词，当作“爱护各级干部”解。

最后，什么叫作“使民以时”？“使”者，用也。“时”者，特定的时间或合适的时间（皆指避开了农时的时间）也。而这里的“民”字，正与上文中的“人”字相对，仅仅是指“老百姓”也。清代经学家刘宝楠先生之《论语正义》曰：“春秋时，兵争之祸亟，日事征调，多违农时，尤治国所宜戒也。”春秋时期，兵祸连连，各国老百姓天天都被征用，经常违背农时，这是治国理政之人特别需要着力杜绝的事！所以，要选择合适的时候征用百姓服其劳役。实际上，若纯粹从道理上讲，或者还可说：这“使民以时”之“时”字，首先是指时间，但归根到底却可说指“情势”，亦即世态人心与农业生产现状都能接受的一种必要性。再用一种具有更高知晓度的现代语言来讲，则“使民以时”，就是要以百姓心为心，真正做到以百姓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如是思考，如是举措，亦可见圣贤之道，自古及今，其心一如，其道光明！

这“圣贤之道，自古及今，其心一如，其道光明”，当然不是某个个别人的观点，而是古已有之，众所公认之。如《四书解义》曰：“此一章书是孔子论治国之要，实千古治天下之本务也。孔子首言敬，五者又以敬为主。尧舜以来，治道皆兢兢业业之心为之也。”这一“千古治天下之本务”，不过是“治道皆兢兢业业之心为之也”！又如《四书读》曰：“不曰治而曰道（导）者何？治者，法术之名；道者，仁义之用也。若千乘固是举以为例。第夫子时，上而周室不能有为，下而小国不足有为，惟大国可以自奋。然不曰大国而即兵车言者，盖当时大国惟利是务，其于敬信五者阙焉弗讲，夫子盖有为而言也。”说孔子其人，本为仁心施仁政，但为拯救天下百姓亦且不惜用智，乃作“有为而言”。甚至，中国净土宗第九代祖师、明末四大高僧中年代最晚、同时又是影响最大的蕅益大师也在其《论语点睛》中作“禅解”曰：“（敬事，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五者，以敬事为主。敬事，又从敬止功夫得来。”“敬事，又从敬止功夫得来”者，正是强调“敬心”与“止观”的功夫也！

当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则说：“本章孔子论政，就在上者之心地言。敬于事，不骄肆，不欺诈，自守以信。不奢侈，节财用，存心爱人。遇有使于民，亦求不妨其生业。所言虽浅近，然政治不外于仁道，故惟具此仁心，乃可在上位，领导群伦。此亦通义，古今不殊。若昧忽于此，而专言法理权术，则非治道。”宾四先生直言此章之要义曰：整个这一章，都是孔子他老人家论述如何为政。但是，孔圣人谈论如何治国理政这样的“大题目”，却又仅仅只围绕为政者的心地来谈。孔子他老人家这样来谈，当然英明！因为，天下所有好的政治都不出于“仁道”之外，唯有怀着一颗“仁心”的为政者，才能巩固政权，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要说这治理国家，也算得上是天大的事了。可天大的事，到底有多大？在圣贤们眼中，也不过如此，也无非就是个天下人之事。天下人个个都有一颗“仁心”，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都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实现了，无论战车多少乘、国家辽阔到多少里，都不惊人！那也不过是“一夜北风紧”，“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