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童年（三）

张耀山

链球运动员范德发先生

龙尾河畔，有一位在国际体坛颇具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他就是不能被忽略的范德发先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某个星期天，我回家看望父母，只见院子里的槐树荫下站着一个人与我父亲面对面聊天，氛围很宽松，一看就是老友相见。父亲让我叫他“范叔”。范叔的大名我早已如雷贯耳，但人却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我曾在《新闻纪录片》中领略过他的风釆，是在我国体育健儿参加国际比赛的开幕式上，他举着国旗，走在中国代表队的最前面。后来我知道，他是我的邻居、父亲的小学同学范德发先生。他的夫人周文英女士曾是我母亲的闺蜜，我们两家走得很近。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去市体育局、市档案馆都没有查阅到他的相关资料。几经周折，找到了范叔的儿子范庆舟的电话,他告诉我，他的四叔或许能知道一点儿线索。

他的四叔范德喜，在他父辈中排行老四，生于1950 年，今年正好七十周岁。我们俩漫聊了近四个小时。记忆的碎片,通过整合，大致勾勒出范德发先生的人生履迹。

范德发先生的家庭住址，位于海连路与通灌路的夹角处，占地面积很大，西至老新浦中学（如今的解放小学）的围墙，北至如今的青年路，与我家隔着通灌路。他的父辈是从南城附近的毛山村迁到新浦来的，估计是第一批落户新浦的淘金者。范家在这开草行，做小本买卖，为城市的单位和居民提供燃料。新中国成立前，因交不起税赋，连自家茅草房上的草都被执法者扯下来，抵充杂税，可见生意惨淡，仅可勉强度日。

十五岁那年，他的父亲溘然离世，范先生的小弟范德喜才出生五十天，一家人的生计别无选择地落在他的双肩上。家庭的突然变故，唤起家边邻居江小娘的恻隐之心，她将马车租给了范家，一家老小靠范先生赶马车苦苦支撑着。赶马车是个苦力活，好在身大力不亏，在养活一家老小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健硕起来。据介绍，一麻袋粮食两个人才能抬得起来，范先生一手拎一只，步履轻盈。

1958 年初，省体育部门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田径项目比赛，一位训练有素的铅球运动员在场上的表演引起阵阵喝彩，挤在观众台的范先生却不以为然并发起挑战，掌声和起哄声将他拥进了赛场中央，只见他抓起铅球，不讲究动作要领，不知道比赛规则，随手向前一推，超出专业运动员两三米，现场一片沸腾。体育是一个国家的门面，竞赛的背后彰显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实力，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以体育比赛作为窗口，在世界的大舞台上争得一席位置。是金子总是要闪光的，1958 年6 月，范先生被调到江苏省体工队，那一年他二十一岁。次年11 月调到北京国家田径队。在所有人为范先生的升迁表示祝贺时，先生的母亲却十分为难：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今后一家老少四口人的生活没有了着落，这是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政府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给范先生的母亲和三个尚未成年的弟弟，每月发放四十元的生活补贴，这相当于行政24 级的工资待遇，解决了范家的后顾之忧。

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争强好胜的性格无意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短短两年间，从一个靠赶马车养家糊口的平民子弟到国家级专业运动员，范先生实现了人生三级跳。

据范先生的小弟范德喜介绍，使范先生在世界体坛名气大振是调到北京国家田径队三年后的1963 年，是年11 月10 日新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尼雅加达开幕，参加运动会的有48 个国家和地区的2404 名运动员。我国派出229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阵容最强大，参赛人数最多的体育代表队。共获得66 枚金牌、56 枚银牌、46 枚铜牌。范德发先生荣获链球项目比赛金牌,引起世界体坛瞩目。印尼总统苏加诺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说：新兴国家将搞一个比老朽的国际奥委会更加强大的世界体育组织。由于新兴运动会颇有叫板奥委会、违背了政治不干预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新兴力量运动会举办之后，国际奥委会立即全面封杀所有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取消他们参加奥运会的资格。所以，范先生的体育成就被定格在1963 年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这对于他个人而言，多少是个损失。

“新兴力量运动会”，虽带有浓烈的政治倾向的情感色彩，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范先生的敬仰。他是从龙尾河畔迈入体坛的世界级运动员，他所取得的成绩，不仅仅是个人的，同时也是国家的。有关他的资料少之又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七彩童年

我倍感幸运的是，我的曾祖辈在举家南迁的途中落脚于龙尾河畔，使得他的子孙们饱受龙尾河水的滋养，同时给我的童年平添了许多乐趣。

每到夏季，河水上涨，小伙伴聚集于此，他们光着屁股，把黑乎乎的泥浆糊在身上，然后纵身一跃，像一群鸭子在水里扑腾，尽享童年的欢乐。有时他们一个猛子扎到东岸去偷瓜,从遍地生瓜蛋的春夏之交一直偷到瓜熟蒂落的秋天。我不会游泳，负责在岸上望风，如有“敌情”，我会以只有小伙伴们才能心领神会的方式发出警告，提醒他们赶快撤离。我很羡慕他们，尽管我在河边长大，至今不会游泳，这多少让我感到遗憾。不过毕竟是在河边长大的孩子，靠水吃水，我也会将临水而居的优势发挥到极致。那时候物资匮乏，每家都不富裕，却造就了孩子极强的动手能力。与小伙伴相比，游泳是我的短板,钓鱼却是我的强项。钓鱼的工具是用缝衣服用的大号针在煤油灯上烤红折弯，再加上竹竿和棉绳，配上随处可以获取的“曲线”（蚯蚓），搬个凳子坐在岸边静静地等着鱼儿上钩。

那时候的鱼特别多，不用半个时辰便能钓到许多。钓鱼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生活，纯粹是一种消遣。鱼儿咬钩时水漂的沉浮和露出水面时四溅的水花令我陶醉。

我的另一个长项是打漂，这是一种就地取材靠技巧和臂力联动的娱乐方式。同伴们各自寻找应手的瓷瓦片，最好是带有弧度的碎碗片，然后猫着腰尽量贴近水面，用力一甩，以瓦片碗片在水面上跳跃点数的多少和距离的远近来决定胜负。我每次都是毫无悬念的赢家。我们还经常做的游戏是“掷泥丸”，到靠近水面的地方挖上一团泥，然后搓成乒乓球大小的泥蛋子，将它安在小棍子上，有个人喊口号同时向对岸掷去，密集的泥丸落在对岸草丛的瞬间，有无数昆虫受到惊吓后形成扇形密集地飞向空中，这是生活在今天的孩子们再也无法领略的绝版景观。

冬令时节，龙尾河上的冰厚且透明,溜冰、打陀螺是小伙伴们最简单、最廉价的娱乐方式。一年中，也只有冬季，我才有机会与龙尾河零距离地接触。那时天气特别寒冷，载重的牛马车从冰上通过都不在话下，所以大人们从来都不用担心孩子会掉到冰窟窿里去。冬天封河，鱼儿为了获取更多的氧气，拼命向上方漂浮，结果冻在了水面上。我们小心地凿开冰块拿在手里赏玩，有点像琥珀。

长着虎皮纹的花猫

我在“半岛”钓鱼时，经常看到一只长着虎皮花纹的猫，机警地伏在离我不远的河坡上，架势有点像家里挂的猛虎下山年画中堂。它不停地摆动着尾巴，保持身体平衡，以河边水草作掩体，如有鱼靠近，它会敏捷地伸出爪子抓鱼，成功率很高。有一次，我拿着一条刚钓上来的鱼，唤它两声，它乖乖地走过来，趴在我的脚旁，慢条斯理地享用着。

这是一只流浪猫，我回家时，它也跟随在后边，在院子里转两圈索性就不走了。隔壁胡家，有一只大公猫，个头很大,成天尾巴翘得高高的，屁股上露出两个肉球球，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势。一看就是对异性极具吸引力且又特别会讨异性喜欢的家伙，一看就知道“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自从这只母猫到我家后，大公猫经常在我家门口晃悠，嘴里发生喵喵的叫声，声音很暧昧，像是引诱。听到大公猫发出低沉而绵长的声音，母猫会轻轻地摆动着尾巴，嗖地一下就不见了。春天凌晨，两只猫在家后边的小园里叫，特别凄惨，像孩子在哭。祖母说，这是“猫叫窝”。果不其然，没有多长时间，四只小猫出生了。大公猫的遗传基因特别强大，无论是五官还是身材，没有一只走样的，特别可爱。自从母猫下崽后，再也没见大公猫的身影，祖母骂它是“陈世美”。

我用每天钓来的鱼煮鱼汤，给老猫投奶，由于奶水充足，小猫个个虎头虎脑。

猫和狗不一样，特别爱干净。冬天的晚上，我喜欢搂着它睡觉。上床之前，它准是跳到凳子上，把爪子和毛发舔得干干净净的，它的身上很暖和，偶尔还会像人一样打着小呼。天亮时，它会用舌头轻轻地舔我的脸，提醒我该起床了。“文革”期间，两派经常在龙尾河边交火，不得已，我们全家到猴嘴大姑家避难。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五只猫必须带上，大人拗不过我，也就勉强同意了。回来途中，一只猫走丢了，我哭了一个星期。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河边传来有气无力的猫叫声，这声音很熟悉，我跑出去一看，丢失的猫回来了。我把它抱回家时，它硬往怀里钻，不知是让主人原谅它因贪玩而走失，还是埋怨主人弃它而去。

“猫狗比君子”，是说小猫小狗是有灵性的动物，它知道如何与主人沟通，如何讨主人欢心。当老花猫第一次到我家时候，见到每个主人都喵喵叫两声，大意是希望主人收留它或者是对主人的收留表示谢意；逮到老鼠，不是第一时间吃掉，而在我祖母面前邀功摆好，两只爪子，像狮子盘绣球一样盘来盘去，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看似出于动物本能的背后，是让主人高看它一眼：我到你家来也不是吃闲饭的。它从不在人面前将老鼠吃掉，它要让老鼠体面而有尊严地死去，彰显出猫比其他食肉动物更为仁慈的一面。猫不像狗一样鲜廉寡耻，在众目睽睽之下理直气壮地交配，也从不在公开场合随地大小便，这一点倒是更加接近人类。当祖母骂隔壁胡家的大公猫是“陈世美”时，老猫的耳朵竖了起来，“喵喵”地叫了两声，不知是认同还是自我劝慰：由它去吧，感谢它给了我下一代。

猫念食，狗念恩，一连几天，老猫不见了，我在家前屋后包括河边的芦苇地里到处找也不见踪影，害得我伤心多天。后来我发现，隔壁胡家那只翘着尾巴、露着两只肉球球、趾高气扬的大公猫也不见了。它们私奔了？隐居了？不得而知。从老猫悄悄地来到我家，到悄悄地离家出走，让我看到了猫有“水性杨花”性格缺陷，不过应当感谢它，给我家留下四只可爱的小花猫。

盐大头

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在上二年级或者是三年级的某天，我们班从外校调来了十几个新同学，他们的穿着打扮和精神状态明显是“土著人”不能与之相比的。出于好奇，傍晚放学路上，我尾随在他们身后，在通灌路和海连路的夹角处有一大片新的建筑群，走近看一个新砌的门垛上挂着一个崭新的招牌，上面写着“淮北盐务管理局”几个宋体大字。门东有一片红砖瓦房，是局机关家属宿舍，我们的新同学是随着盐务局机关一并迁过来的。

盐务局坐落于此，其战略意义在于它将通灌路向南拓展了不少，后来的陇海饭店和华联商厦都是它的延伸物。盐务局的落户，填补铁路以南无机关单位的空白，为如今苏宁广场商业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盐务局院内及四周围墙上架起了许多高音喇叭，我们的邻居每天都可以听到从中央到地方，以及盐场工区每天所发生的大事小情。天气预报，北京时间报时，各种时尚的广播剧和流行音乐，我们都能免费享用。总之通过大喇叭，让我们了解了龙尾河以外的世界，孩子们的目光也从龙尾河移向了更远的地方。

龙尾河边的大人们喜欢将与盐有关联的人称为“盐大头”。孩子们无法理解“大头”二字的含义。记得通灌路上有一个裁缝，姓刘，大人们私下都戏称他为“刘大头”。在孩子的眼中，“刘大头”的头并不大甚至有点小，与他的整个身体不成比例。这个人开裁缝铺多年手里攒了不少钱，不过他特别小气，爱与客户们小抠小算，在当地人中口碑很差。一般而言，人胖头就大，胖的人都是有钱的人，而有钱的人大多“小抠油”（海州方言，意为小气），“大头”一说由此推理。有资格被称为“大头”的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把钱看得特别重。不过，家边邻居口中的“刘大头”，贬义中夹杂嫉妒，而“盐大头”则褒义中带有羡慕。如果用这一概念来套用“盐大头”的话，倒也没有什么委屈。准确地说，盐务局是管理部门，不应纳入“盐大头”范畴。老百姓口中的“盐大头”泛指从事一线劳动、居住在盐坪里的产业工人。他们攒钱多却需要花钱的地方少，物质生活没有奢求,精神生活就地取材，符合“盐大头”的构成要素。

大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嫁到猴嘴，父亲在猴嘴中学工作，猴嘴是我小时候经常光顾的地方。从新浦到猴嘴的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是乘火车，两地相距不远，只有一站地，母亲把我送到新浦车站，父亲在盐坨车站接，绝对安全。盐坨的地名来源于它的环境。“坨”是堆盐的垛子，上口小下口大呈梯形状，上面披上芦苇席子，有点像埃及的金字塔排列在盐河两岸。河里停满了装盐的木船，高高的桅杆上挂着白色的船帆,船与岸之间搭上几级艇板，装卸工人背上装满盐的麻袋在船与岸之间往返，妇女们头顶着花花绿绿的头巾给装满盐的麻袋扎口，俗称“缝包头”。船上岸上，一派繁忙。

猴嘴镇不大，多是从事与盐相关的产业工人，他们是这个行政区域的主角，占有猴嘴居民的半壁江山。大姑家住在通往猴嘴中学的东西路上，家后是一片芦柴地，再往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田。“盐田”一词用的精妙，居高望去如同写大字的田字，横竖成行，其间点缀几户人家，俗称“牙子”，这是一线产盐工人的居住地。晒盐的过程要经过建滩、整滩、纳潮、制卤、测卤、结晶和捞盐归坨等七套工序。夏天是盐的丰收季节，盐池水很少，只能漫脚面，在烈日的烤炙下散发出来的热浪令人窒息。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十分艰苦，放眼望去看不到一点绿，吃穿用包括水都要靠船来运输。蚊虫特别多，咸味弥漫在空气中，自行车挂在房梁上都逃不过碱气的侵蚀。

盐场不像城市，只要不惜体力，就会有丰厚的劳动报酬。资源匮乏，交流不便，需求单一，“盐大头”们不是小气，不是守财奴，而是花钱的渠道不畅，因而落得“盐大头”的美誉。

比实际年龄小十岁

猴嘴镇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普遍通体黝黑，像一群非洲小孩。自放暑假到开学，他们几乎是一丝不挂的，毫无羞涩感地到处游走，成为猴嘴盛夏时节的一道风景。这帮孩子，每个人都有绝技——钓沙光鱼。当年姜太公钓鱼用直钩子，而他们钓沙光鱼根本就不需要钩子，只是在鱼竿上绑上一根线，在线上扣上锡锭和蚯蚓，右手操着鱼竿，左手拿着像羽毛球拍形状的鱼兜。钓鱼时，他们将钓线抛得很远，然后右手不停地抖动，引诱沙光鱼上钩。当沙光鱼被钓出水面时，嘴一松，正好落在鱼兜里，十分神奇。那时盐牙的河道里沙光鱼特别多，一天钓上几十斤甚至上百斤都不在话下。

大姑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终于同意我跟家边邻居的几个男孩一起去钓鱼。不到半个时辰，新鲜感就没有了，于是我坐在河堆上，钓鱼的几个男孩离我越来越远。

河堆下面是一大片养水滩，一眼望不到边。所谓养水滩就是将海水抽上来，通过太阳的曝晒，蒸发掉大量淡水，使得剩下的海水含盐量更高。这是产盐的前期工序。没有一点绿色的盐碱地像一口大蒸笼，风是热的，地是热的，只有养水滩里的水有几分凉意。我试探着将双脚放在水边上，周身顿时舒服了不少。我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再走几步，水没有漫膝，原来养水滩是平底子，不像龙尾河那样是坡底子。我胆子大了起来，大人的告诫，同伴的提醒，早已抛之脑后，在水里尽情地玩耍着。忽然，我毫无征兆地被盐水吞没了，水瞬间没过我的头顶，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下沉。上半部分的水是热乎的，而下半部分的水冰冷刺骨。我不停地扑腾、不停地挣扎，求生的欲望使我的头露出了水面，我看到了河坡上的短裤和鞋子，除此之外没有一点生机。我憋着一口气，努力不让盐水进入我的肚子里。我知道，海水不像淡水，盐的含量很高，在“忆苦思甜”教育中，《白毛女》的最初版本是，喜儿她爹被黄世仁逼得走投无路时，就是喝盐卤自杀的。我想到了死亡。生在河边，死在水里，或许是宿命。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模糊中我意识到，我的眼球发胀，耳膜被海水挤压得揪心地疼。头在向下沉，下体在向上升，四肢在收缩。

听说溺水死亡的人，脸是朝下的，身体是蜷缩的。能感觉到死神在向我步步逼进而我却无力抗争。我的身体像一片羽毛在水面上漂浮着，然后随着一个很大的旋涡，我仿佛置身在一根巨大的真空玻璃管里，慢慢地往下沉。水温由冷变热又由热变冷，我从时间的隧道里穿越了两极。从未见过的海洋生物紧紧贴在玻璃的四壁上，五颜六色光线在不断变幻着，光怪陆离。

不知过了多久，我来到一片金黄色的沙滩上，沙滩软软的、暖暖的，不远处是一大片树林，树干很高而树冠很小。我很纳闷，这么美妙的地方怎么就我一个人在游荡。我站在一个面积不大的沙包上，脚下的温度在不断地升高，我被热浪裹挟着。忽然沙包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我的身体在“玻璃管”里直线推送。当我的头离开水面时，四肢也得以舒展开来了。我清醒地意识到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天不灭我，奇迹发生了。后来听盐场人说，为了提高蓄水量，养水滩里有很多纵横交错的暗沟，沟不宽但很深，水性不好的人误入其中，有生命危险。

盐牙里没有一棵树，建筑物也很少，所见之处一览无余。小伙伴离我很远，对于我这儿经历了生与死的转换茫然不知，短短十几秒钟，乾坤颠倒，两世为人，在无边的养水滩里我手忙脚乱地划了一个圆——从起点回到了终点，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所以我经常说，我的生命是以1965 年夏天为起点的。按此推算，如今六十多岁的我其实只有五十来岁，我的实际年龄比身份证上整整小了十岁。

我独自一人在河堆上号啕大哭。此时，我很恨我的家人，尤其是父亲。有一种疼爱叫作伤害。家长溺爱孩子，捆绑住孩子的手脚，但却没有培养他规避风险、抵抗意外的能力，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在处于危险的境地中展开自救的方法。龙尾河每年夏天都会有溺水事件的发生，不准下河，这是大人的铁律。所以长在河边的我至今不会游泳。如果哪天壮着胆子偷偷下河了，父亲有招数，一测就灵。他用指甲在我身上从脚到头划一下，如果出现了一道白杠，白杠在身体部位的高度，证明涉水的深度，屡试不爽。那就是铁证，辩白是多余的，除乖乖地接受惩戒外别无选择。惩戒的程度要看父亲的心情,碰巧那天他手痒痒了，你正好给他一个揍你的理由，只能自认倒霉。多少次失败总会换来一两个教训，这是饱受皮肉之痛后的经验总结。后来我知道，如果哪天一时控制不了自己偷偷下水了，千万不要急着回家，要让自己出一身汗，如此这般，凭着父亲最高明的手段也无计可施。

回到大姑家，我连续几天不吃不喝昏睡不醒。大姑的邻居郁大妈说，八成是孩子的魂被吓掉了。大姑用平车拉着我和我的母亲来到养水滩的河堆上，大姑在前面喊着我的名字，母亲在后面搀着我答应着，大致的程序是这样的，大姑喊“某某某回家哦”，声音很亮且尾音拖得很长，母亲在后面立即回应“来啰”短促而有力。

这种仪式叫作“叫魂”，如此这般反复多次，立竿见影,回到家中一切如常。这种神奇的效果没有任何科学道理,没有任何合理解释，却在民间流行着且屡试不爽。

我的小学班主任张晓老师

隐约记得是在四年级上学期的某一天，学校校长、我们的班主任张晓老师还有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人同时来到我们班级，校长宣布，那位不太熟悉的老师接替张晓老师，做我们新的班主任。同学们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通过个人申请，组织审批，张晓老师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支边战士了。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为他自豪，为他骄傲。

在我的眼里，张晓老师很有才情，有趣味，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用现代语言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男神级的人物。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他是我崇拜的偶像。

三年级的时候，我用削铅笔的刀子，在座位的桌子上刻了一个字，记得好像是个“小”字，模仿课本上的楷体，刻得很深且惟妙惟肖，笔画里用彩色粉笔填实。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件艺术品，是我的处女作、得意之作。正在我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的候，被张晓老师叫到办公室里。他对我破坏公物的行为，作了轻描淡写的批评，却对我所刻的字大加赞赏。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张老师的板书写得挺好的，是我效仿的对象，为此，我俩的关系拉得很近。学校举行墙报栏评比，我的一位女同学，作文写得不错，但字一般，张老师把誊写机会让给了我。评比的时候，对我字的欣赏远远超过对作文本身的关注。张老师这一不经意的小动作，使我对“书法”兴趣陡然大增，以至于书法成了我的终身职业。可以假设，如果张老师对我所犯的错误横加指责，并釆取写检讨，罚作业，甚至告诉家长等一系列常规的惩治方法的话，我的艺术天赋可能会惨遭扼杀。而张老师因势利导，赏戒分明的暖心开导，并给机会让我施展书法天赋，最终使我走向了书法艺术的道路。张老师虽然只做了我两年的班主任，却是值得用一生来报答的人。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先生，将传道放在老师三大职能的首位。所谓传道，要求老师言传身教，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人格品质。对于学生来说，教师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所以这就要求老师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对学生进行激励、鼓舞，在平时用良好的品质与精神气质去感化学生，逐渐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形成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简而言之，老师是学生的一面镜子，他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学生的未来。在我的心目中，张老师是个多面手，他不但字写得好，歌唱得好，乒乓球也打得十分了得。

在教室前面，有四张用水泥板搭建的乒乓球桌。打乒乓球是孩时比掼纸牌、玩溜溜蛋更高等级的业余娱乐活动。每到下课铃响起，同学们一窝蜂夺门而出，抢占乒乓球台，有时十几个人爬在乒乓球桌上，互不相让，直到上课的铃声响了，大伙才怏怏而去。

我家住在学校院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放学后，做完家庭作业，约上两三个球友，从容练球，在乒乓球发出的散乱的节奏中，享受着快乐。我们在乒乓球桌的两边竖起砖块，上面横上一根竹竿权当球网，有时为球是从竿上越过还是从竿下穿过的，争得面红耳赤。稍纵即逝的场景无法复原，常常是互不相让，争执不休，结果不欢而散，各自回家。

由于我打乒乓球的机会多，四肢协调能力强，加上我天资不算太愚钝，张老师发现了我的天赋，希望我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推荐我到少儿体校，接受正规训练。然而好景不长,训练不到半年时间，或许训练的强度太大，或许是营养不良，训练班的十多个队员中，有一半得了急性黄疸肝炎，不得已，体校训练就这样草草地收场了。所以我打乒乓球水平至今尚处于半瓶醋阶段。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谢张老师对我的厚爱和栽培。

不知是被《新疆是个好地方》所吸引，还是受《达坂城的姑娘》的诱惑，在张老师看来，新疆是他生活的乐土，理想的家园，支援边疆，扎根新疆是他人生的追求。

1966 年5 月，港城大地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山呼海啸,歌声如潮。通过层层动员，踊跃报名，严格挑选，最终新浦地区有八十一人光荣入选。1966 年6 月24 日，是农历端午节,这批热血青年，没有来得及尝一尝亲人们包好的粽子就匆匆登上西行的列车。新浦火车站送别的场面既隆重又悲壮，是自1925年建站以来少有的辉煌时刻。八十一名支边战士，身背背包，胸戴红花，从新浦火车站出发，至徐州转54 次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从祖国的最东方，日夜兼程奔向祖国的最西端。

张老师倚在车帮与座椅的夹角处，几天的颠簸使他很困，很疲惫，但毫无睡意。车窗外的风光，犹如舞台上手绘的布幕,没有任何变化。澎湃的热血有点冷却，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有点冲动，思乡的情绪随之而来。当火车到了天山脚下时，车厢里一阵骚动。张老师用手擦去车窗上的雾气，天山上的皑皑白雪还没有融化，山坡上长满了笔直的松木被大雪覆盖。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山，是他从报名的那天起就向往的地方，眼下却无心去欣赏。广播里天天播放着“新疆是个好地方，天山南北好风光”的歌曲，他来新疆的一半动力来自于这首歌曲的吸引。眼前呈现的是茫茫的戈壁，除了被风暴吹得圆滚滚略带褐红色的石头，看不到一点生机，像是一片被烧焦的土地，一望无垠。车上所有人的内心集体“咯噔”了一下，难道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片戈壁变为良田吗？众人互相望了一望，谁都没有出声。张老师在车窗上深深地哈了一口气，窗外的景致再次模糊起来。

三辆军用卡车，整齐停放在乌鲁木齐的车站广场上。他们一行，像牧民转场一样，登上了卡车向伊犁进发。我的山友，也是这批下放知青的刘洪根说，三天的行程，肠子都要被颠出来了，这是这一辈子最遭罪的旅程。到达伊犁时，每个人衣服的颜色包括头发都是统一的黄土色，像个移动的泥塑，只有眼珠转动时才知道他们是一群会行走、有思想的人。面对这种可笑的场面，没有一个人发出笑声。

新浦区政府派团委周宝书记和劳动局的荣科长为这批知青送行，并在伊犁与地方政府就地交接。当周书记一行回程的汽车离开交接点的刹那间，所有知青都失落了，他们的主心骨，家乡的唯一亲人要弃他们而去，不可预测的未来只能由自己面对。一个女知青哭喊着追去好远，倒在路边，看着渐行渐远的汽车绝尘而去，这使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绝望。几位赶来的女知青本想来劝慰一番，结果几个人抱成一团号啕大哭。这种悲壮的场景，迅速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

知青在伊犁集训了两天。集训对于这批来自江南的八十一名知青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主要目的是让他们适应一下当地的环境。两天后，他们来到了红石峪公社喀来图拜，这当然不是八十一名知青的终点站。如果说来到伊犁后第一次集训是务虚的话，第二次集训是很务实的。说白了就是要求知青如何端正思想面对现实，如何处理在生活劳动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培训结束后分配到尼勒克县幸福牧场。经过一个月的奔波，五千公里的行程，从火车、卡车，最后是马车，众人随着交通工具从现代到原始的方式依次转换中，心情也从高峰跌入低谷。这批人分成七个生产队。这批下放边疆的八十一人中，男的三十八人，女的四十三人，这样的男女比例如果说是巧合的话，那是没有说服力的，一定有其更深层的战略意义。

张晓老师是幸运的，他被留在红石峪公社。公社书记哈范章同志是维吾尔族人，他看了张老师的简历，知道他是教师出身，歌唱得好，为人帅气，头脑灵活，有意重点培养他。无奈，哈范章书记很快作为“走资派”被列入重点批斗的对象,张老师的所有愿望，瞬间化为泡影。

夜幕降临时，张老师裹着厚厚的羊皮袄，躺在戈壁滩上，看着明亮的星星和月亮，泛起了思乡之情。他想到遥远家乡的父母、朋友，还有温润中略带几分咸味的海风，想到了他曾引以为豪的讲台、教鞭和一群可爱的学生，想到了火车站上送别的场面，喧天的锣鼓虽然压倒学生惜别的哭声，但一双双挥舞的小手一直在向他召唤。他又想到了吐鲁番的葡萄和达坂城的姑娘，想到了绿色的草原上点缀繁星般的羊群，想到了《新疆是个好地方》这首广播里天天播放、自己无数次演唱的歌曲。他知道在他住处的南方有拉拉提草原，再往东南不远是巴音布鲁克草原，向南是喀什和红旗拉甫，向北是美丽的小镇布尔津和喀拉斯湖，横亘于新疆大地中间的是天山，它是新疆的标志也是灵魂。所有这些是他决意辞掉优越的工作而来到新疆的初衷，也是他决意来到新疆的诱惑和力量。眼下的处境，让他之前积聚的所有热量降到了冰点。他随手从羊皮袄里掏出一只小团镜，借助清冽的月光审视一下自己这半年来的变化。这是他临行前，女友送给他的信物，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后悔当初没有听她的劝阻，连续给她写过两封信，表示悔意，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反馈。他看到不远处，六男六女分别居住的两个地窝里，发出微弱的光，四周死一般的寂静。这地窝是他们来到这儿打造的第一个“工程”，有点儿像氏族社会的穴居，只能满足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六个大男孩蜷缩在这狭小的空间里，隔壁的地窝里，同样蜷缩着年龄相近只是性别不同的六位女性。十二人相依为命，要在这儿度过第一个漫长的冬季。可以想象，在这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目下惨淡，前途渺茫的岁月里，这两个地窝，很快会变成六个，不消多久，这儿便是一座村落，再过若干年后人们在这座村落的遗址上发掘出人类的骸骨，经DNA 检测，这批先民来自于遥远的连云港。想到这些，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寒战使他的大脑清醒了许多，让他产生了一个可怕却十分成熟的想法：一定要设法逃离这个地方。他是个有知识，有理想的人，当理想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必须理性而又果断地做出选择。

在他逃离之前必须要的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洗个澡。洗澡在这个远离人烟，茫茫荒野之上是件奢侈的事。记得上次洗澡大约是在秋末。冬季即将到来之前，当地人告诉他，如果这时不洗澡得等到明年开春。在他居住的地窝西边有一条河，河名很长，读起来很拗口，可能是维吾尔语的音译。河水来自于天山的融雪，夏季河水清澈而充盈，口感饱满而甘洌,可直接饮用。在河水里洗澡虽有点刺骨，但洗后身上特别爽滑。好在戈壁荒滩上，空气干燥，多天不洗澡也不会有黏糊糊的感觉。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再去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多少有点矫情。所以，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他也很少洗澡。冬季来临时，他们学着当地人，将河里的冰块切割成豆腐块一样，码在地窝旁，一个冬天的吃喝就指望着它了，不要说是洗澡，就是吃喝都要省着点。他烧了两盆热水，拎到男女共用厕所的背风处，迎着凛冽的寒风，象征性地给自己的身子擦洗了一下。深夜时分，他向躺在身旁的刘洪根好友耳语了几句，并将手伸进他的被窝，两只手紧紧地抓在一起，算是告别。这一夜他几乎没有合眼。

当夜幕再次降临时，室友们迟迟不见他回来，大家根据他昨晚反常的举动，猜出了几分，遥望着天山，默默地为他祈祷，为他祝福。

茫茫四野没有方位感，天山是唯一的地标。他知道天山的山阴处有一条横亘东西的铁路，铁路的尽头是他的家乡，只要找到铁路就算到家了，剩下的一切都交由时间来决定。

连霍高速的尽头是霍尔果斯口岸，全程4446 公里。2013 年，“走马边关”时，途经这儿，我调整了行程，在那儿多待了两天，因为这是我尊敬的张老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时我在想，这么遥远的距离，张老师一个人是怎样风餐露宿、历经艰辛回到连云港的。在我决定提笔写这段文章时，我想去釆访一下他，噩耗传来，他已于2019 年的正月初九离开了人世，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据说，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状况的艰苦，在这批支边青年中，选择逃离的人不在少数，幸运的如张老师，厄运的如马伏岭（化名）。

马伏岭，下放新疆之前是我母亲的同事，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小伙子。他下放的地点是以牧为主、以农为辅，靠近中苏边境上的一个小分队，属于第一线的生产劳动者。他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就发誓要逃离。几年后一天，他瞅准了机会，乘人不备逃了出去。四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戈壁滩，没有任何参照物，很快他便迷失了方向。一阵密集的枪声使他顿时清醒，本能地待在原地，双手举过头顶，定眼看时，对方是高鼻蓝眼的巡逻兵，叽哩呱啦地冲他乱喊，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越境了，撒腿往回跑。对方枪声引来中方的边防军，当马伏岭刚跨入中国土地时就被抓个正着。那年乌苏里江上爆发了中苏珍宝岛战争，同年苏军在中苏边境铁列克提，即今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再次发生武装冲突。两国边境如此剑拔弩张，叛国投敌，就是死罪，后来听说，他得到了严厉的惩罚。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在伊犁待了十三年。他以这段生活为蓝本，于1978 年完成了长达70 万字的小说《这边风景》，并于2015 年获茅盾文学奖。说实话,从阅读的角度，我对这篇冗长的小说并不十分感兴趣，因为他与张晓老师有过短暂的时空交错，才硬着头皮看了一点儿章节，从而粗略地了解到张晓老师在新疆下放期间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