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文章里的汪曾祺

陈武

林斤澜文章里的汪曾祺

陈武

林斤澜写了多年小说，后来也写散文随笔，总量不比小说少。

林斤澜的散文随笔，特别是与创作有关的随笔，谈鲁迅的最多，“开口必谈鲁迅”成为一段时间的“常态”。谈鲁迅，又以谈鲁迅的小说居多。谈鲁迅的小说，又以谈《孔乙己》为最。

除了谈鲁迅，就是谈汪曾祺了。

林斤澜和汪曾祺的故事能说很多，一起喝酒，一起出游，一起参加笔会、研讨会、对话会。二人也惺惺相惜、互相欣赏，也抬过杠，在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汪曾祺写过林斤澜，比如《林斤澜的矮凳桥》，而林斤澜写汪曾祺的则更多，粗略统计一下，谈汪曾祺的文章有：《真与假》《散文闲话》《呼唤新艺术——北京短篇小说讨论会上的发言》《风情可恶》《“若即若离”“我行我素”——〈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短和完整》《点评〈陈小手〉》《拳拳》《嫩绿淡黄》《旧人新时期》《注一个“淡”字——读汪曾祺〈七十书怀〉》《纪终年》《〈纪终年〉补》《安息》《汪曾祺：一棵树的森林》等，这些篇目中，只有个别篇目是附带写的汪曾祺，其余都是专门写汪曾祺的，写人、谈文、记事的都有，有的文章写于汪曾祺生前，有的写于汪曾祺去世以后。另外还有几次和汪曾祺等人对谈的“对话录”，如《关于现阶段的文学——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社会性·小说技巧》《漫话作家的责任感》等篇。至于在多篇文章或讲课中列举汪曾祺的相关言论和对汪曾祺作品的点评，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那么，林斤澜都是怎么说的呢？

1986年的某个时候（《林斤澜全集》所收的文章都没有写作日期和发表日期），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里，林斤澜有一个讲话（授课），说到“小说散文化”的时候，林斤澜说：“好的散文化小说家，主要是靠感情。这种感情表现也不是一般化的。散文化小说写得好的有许多人，其中在老作家中汪曾祺可以算为一名，他的小说确实是散文化、具有散文美。他自己是主张散文化的，汪曾祺的作品是拥有广大读者的，有些读者甚至是到了崇拜的地步，迷上了汪曾祺的作品。”然后，又讲汪曾祺的《受戒》，认为《受戒》中写“佃户的生活是很好的，庙里和尚们的生活也是很好的，小说中表现的生活是很温暖的，所写的恋爱故事也是很美的，一点也没有掺上阴暗的色彩，写得很宁静。汪曾祺小说创作像一面明净的玻璃窗。”关于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论述，林斤澜洋洋洒洒讲了几分钟。从后来以这个讲话为基础整理的文章看，谈汪曾祺的那一段，有千余字。

关于这篇《受戒》，林斤澜除了在讲课时经常作为例文讲解，还津津乐道地多次在文章中提及，在《真与假》里，他说：《受戒》很散文化，“这里一段，那里一段，并不按照一条线索把它组织起来，是散的，它写的是解放前和尚在庙里的事，既没有反映宗教问题，也没有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但作品中的那些片断和细节后面，隐蔽着这样一个东西，就是生活的欢乐，健康的、正常的、青春的欢乐。”在《拳拳》一文里，又分了若干个小标题，在《多能钥匙》一节中，林斤澜又从美学意义上，对《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进行了分析，他说：“汪多次表白‘追求和谐’，‘不求深刻’。小说若分‘求美’、‘求真’两条路，他的名篇都因由‘美学情感’的启动。”又说：“当今官场看中长篇，商场看好长篇，文场百儿八十万不稀罕。沈汪师徒都做短篇胜业，七八十年前，沈就说短篇于官场商场都没有出路。只有极少数人为艺术，才写短篇，结论竟是短篇必有前途。前几年汪一再说：‘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适于：短。’‘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短，也是为了自己。’”这里所说的沈，就是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林斤澜对汪曾祺关于短篇小说的议论列举了这么多，是同意汪曾祺的观点的，即，小说要写短。其实，观察林斤澜一生的创作生涯，他都是短篇小说的实践者，也是以短篇扬名立万的。他的小说，在描写上，叙事上，都十分的细致、细腻、精道，点点滴滴累积于心，有福楼拜的风采，而他的小说语言也很考究，经嚼，别有特色。

在《旧人新时期》里，说到汪曾祺发表在《收获》上的《〈桥边小说〉后记》里“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林斤澜很有感慨地认为“冲决”二字很“戳眼”。“论他的为人，似是‘冲淡’；论他的年纪，又不宜‘冲刺’。‘冲决’和‘冲刺’当然不同，但六十大几，‘冲决’就差不多是‘冲刺’了。”老朋友到底是互相了解的。对于汪曾祺所说的‘冲决’，他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八十年代他在老家待了一阵子，回到北京写了一批小说，也带有“突击”、“冲决”的意味，而且还有变革。汪曾祺在《林斤澜的矮凳桥》里，对林斤澜从温州回来后的小说变革（矮凳桥系列）表示肯定，“这回，我觉得斤澜找到了老家。林斤澜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叙述方式，于是有了真正的林斤澜的小说。每一个作家都应当找到自己的老家，有自己的矮凳桥。”

汪曾祺去世以后，林斤澜在北京短篇小说讨论会上有个发言，后来别人整理成文章的题目是《呼唤新艺术》，发言中，林斤澜说“专攻”短篇小说的作家有不少，他“首先想到汪曾祺”。又透露说：“这个短篇讨论会，我和曾祺说过，鼓励他到会。他说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说你最近在别的场合说过两句话，都是一提而过，没有展开。一句是你用减法写小说。再一句是没有点荒诞没有小说。”毕竟是老朋友，知根知底，林斤澜是想让汪曾祺的“小说观”有更广泛的普及的。但，林斤澜伤感地感叹道：“天有不测风云，言犹在耳，他可是来不了啦。两句话三句话的也听不见啦。”接下来，林斤澜又展开来谈汪曾祺的“小说观”：“曾祺青年‘出道’时节，就吸收‘意识流’，直到晚年写作‘聊斋新义’，把现代意识融进古典传奇。他说没有荒诞没有小说，由来已久。”也是在这个发言中，林斤澜透露另一个信息，就是北大教授钱理群曾在一次会议上，带来一篇汪曾祺的随笔《短篇小说的本质》，钱理群当时很兴奋，因为汪曾祺本人已经忘了有这篇文章，从未收入过集子，属于一篇“轶文”。钱先生在会上一念了几段，汪曾祺关于“用减法写小说”和“没有荒诞没有小说”的两句话的意思，这篇文章里全有了。这篇文章发表在四十年代的《益世报》上。从林斤澜、钱理群的言谈中，可以发现，汪曾祺从年轻到老年，他的创作方法和文学观念是一以贯之的，难怪林斤澜要反复讲了。

顺便在这里说一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界认为汪曾祺的处女作是1941年3月2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短篇小说《复仇》，2001年出版的《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作者汪朗、汪明、汪朝），也“确认”《复仇》是汪曾祺的第一篇小说。书中写道:“爸爸1941年3月2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小说《复仇》，就是沈从文先生介绍出去的。这是现在可以查到的他所发表的最早作品”。后来经学者李光荣考证，汪曾祺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也是第一篇小说，是《钓》。《钓》发表于1940年6月22日昆明的《中央日报》上。2016年4月出版的《汪曾祺小说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汪曾祺新发现的小说27篇，有24篇小说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的报刊，《钓》作为汪曾祺的处女作，也被第一次收入。《钓》就是一篇现代派小说。

正是因为汪曾祺出道是在“四十年代”而林斤澜是在“五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所以林斤澜在作家的“年代”上，几次说汪曾祺虽然只比他大三岁，算是早一个“代”了。对这个早一代的汪曾祺，林斤澜说他也有“癖”，比如汪曾祺很“反感”林斤澜对“风情”一词的运用。这可能是汪曾祺不多的“固执”而可爱的地方吧。

此话还要从“矮凳桥”系列小说说起。以“矮凳桥”命名的系列小说，是林斤澜一生中重要的文学创作，共有二十多篇，结集有《矮凳桥风情》。在这部集子的出版前后，汪曾祺对“风情”一词，有自己“固执”的看法。在《风情可恶》一文中，林斤澜说：“不少人称汪是‘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锤字练句的能手’，‘深得XXX要领’，等等。赞语不偏，不过须知不偏的后面，也有癖在。”这里所说的“癖”，就是针对“板凳桥”书名里的“风情”二字的。林斤澜接着说：“比方说‘风情’两字，汪岂不知在古代，是风采与情趣的意思，或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的混合，或专指男女相悦的情爱，今人也可作风俗人情的简写。汪其实最善写‘风情’，小说散文无不‘风情盎然’。说他不喜欢这两个字，人有爱信。说是厌恶，又怎么叫人信得下来呢！”这段话，听起来，是林斤澜帮汪曾祺在“辩解”，似乎汪曾祺本意不是这个意思。

汪曾祺本来只知道林斤澜写了“矮凳桥”系列小说，后来听说有了“风情”，立刻大叫“不好”。如果去掉“风情”二字，只叫《矮凳桥》，可能更能让读者发挥更开阔的想象吧。但加上“风情”，为什么不好，也不见汪曾祺的高论。后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汪曾祺在《林斤澜的矮凳桥》的评论中，压根就没提“风情”二字。不过评论中，对“矮凳桥”系列小说的把脉还是很准确的，认为“林斤澜对他想出来的矮凳桥是很熟悉的。过去、现在都很熟悉。他没有写一部矮凳桥的编年史。他把矮凳桥零切了。这样的写法有它的方便处。他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审视。横写、竖写都行。他对矮凳桥的男女老少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则去。需要有人写几个字，随时拉出了袁相舟；需要来一碗鱼丸面，就把溪鳗提了出来。而且这个矮凳桥是活的。矮凳桥还会存在下去，笑翼、笑耳、笑杉都会有他们的未来。官不知会‘娶’进一个什么样的后生。这样，林斤澜的矮凳桥可以源源不竭地写下去。这是个巧法子。”

《北京文学》创刊五十周年的时候，专门采访林斤澜，请林斤澜谈谈当年《受戒》带来的轰动效应。林斤澜说当时人们发现这篇小说时，惊呼“这是什么小说？”“这是什么人？”在回答汪曾祺的语言魅力时，林斤澜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林斤澜的真话。他自己的小说语言，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都很精简。他讲汪曾祺的语言，实际上也是自己写作语言的体会，林斤澜在最初接触文艺时，就认为“语言是一切思想一切事实的外衣”。说“汪曾祺的言出如‘掷地’，读者听来‘作金石声’”。“汪曾祺说‘写’语言，‘写’，包括外衣与内容。是把语言玩到‘顶格’去了。”“八十年代里他还说‘调理’‘文学语言’。这里用‘调理’，不用通常爱用的‘创新’、‘树立’、‘改造’。”“还说到‘在方言的基础上’，好比‘揉面’，把‘方言’揉进去，丰富营养。”林斤澜说的都是直点要害。汪曾祺在评论林斤澜的小说集《矮凳桥》时，说“斤澜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一直能说很地道的温州话”，“他把温州话融入文学语言，我以为是成功的”。这就是“揉面”。《拳拳》里有《放言方言》一节，林斤澜在调理文学语言时，也有一番议论：“我以前比过揉面，要揉匀、揉透，要加水，要掺干粉。文学语言要不断揉进新鲜养分，不断地丰富。这是自己的面貌，也是民族的体态，也是文学的骨骼。这些养分大部分来自方言，或经过方言而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言是一方水土言的美，一方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总和的味。”从林斤澜和汪曾祺对语言的阐释上，他俩是趣味相投的。林斤澜自己在《论短篇小》里，也有专门关于语言的一段：“小说究竟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家在语言上下功夫，是必不可少的、终生不能偷懒的基本功。先前听说弹钢琴的，一日不练琴，自己知道。两日不练，同行知道。三日不练，大家都知道了。”

林斤澜用心用力的一篇文章是《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前言。关于这部“全集”，现在看来是不“全”的。但林斤澜这篇名为《“若即若离”“我行我素”》的“前言”，却非常出彩，也别有特色，其形式是节录汪曾祺文章中的一个个片断，然后再对这个“片断”加上一段“注释”式的文字。比如汪曾祺在新时期的重新“出山”，就和林斤澜有关，文中，林斤澜先是引用了汪曾祺在198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说·自序》中的关于自己创作的经历后，写道：“‘文革’噩梦过去两年后，北京文联在文化局饭厅一角，拉上布幕，放两张写字台，整理残部、收容散兵游勇……不久，北京出版社计划一套‘北京文学创作丛书’，老人新人，旧作近作，挨个儿出一本选集，这是摆摆阵容的壮举。有说，不要忘了汪曾祺。编辑部里或不大知道或有疑虑，小组里问人在哪里，也素不认识。我说我来联系吧。其实就在本地本城，也就在文艺界内（京剧团）。连忙找到这位一说，不想竟不感兴趣，不生欢喜。只好晓以大义，才默默计算计算，答称不够选一本的。再告诉这套丛书将陆续出书，可以排列后头，一边紧点再写几篇。也还是沉吟着；写什么呀，有什么好写的呀……这个反应，当时未见第二人。”林斤澜这段“注释”，透露出三层意思，一是当时的北京市文坛，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位汪曾祺；二是汪曾祺的重新出山，是林斤澜“苦口婆心”才促成的；三是汪曾祺当时对重新“出山”并无多大兴趣，对写什么也没有兴趣。这才有后来的《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的问世。汪曾祺在1987年出版的自选集自序中，写道：“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对这句话，林斤澜大发一通感慨，对当时文坛的不和谐，含蓄地进行了论述，最后的定论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追求。”多年以后，“和谐社会”成为我们周围的关键词。

《短和完整》和《点评〈陈小手〉》两篇是专门谈《陈小手》的。《陈小手》是汪曾祺的名篇，谈论者很多，也被多次选进各种集子里，在小小说界，似乎更被叫响。这《陈小手》的两篇点评，林斤澜的观点是“短篇杰作”。关于《陈小手》的评论，我也多次听（读）过别人的评论，王干有一次说《陈小手》这篇小说，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是最后一句：“团长觉得怪委屈。”掩卷细想，确实。小说的高潮是团长一枪打死了救了他老婆和儿子的陈小手，而怪委屈的可不是他自己？

林斤澜还有一篇长文，是读汪曾祺的《七十书怀》有感而发的，题目叫《注一个“淡”字》，这也是一篇“注释”式的文章。汪曾祺在七十岁生日时，做自寿诗《七十书怀出律不改》，诗中有一句“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艺儿时”。正是“文章淡淡”，打开了林斤澜的话匣子：汪曾祺成名以后，各种评论都有，最贴切的，莫过于几个评论家的发言，大体统一了一种说法，即汪曾祺继续了源远流长的“士大夫”文化。“光‘士大夫’这三个字，就表明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东西。有人慨叹只怕这样的作家，以后不大可能产生了。因为那是需要从小开始的‘棋琴书画’的熏陶，今后不大会有这样的境遇。”接着，林斤澜回顾了汪曾祺的“成长”史，从小时候听祖父念诗、看父亲画画写字，到从流亡学生到西南联大和沈从文的交往，再到当年的上海“三剑客”，一直到随夫人来北京、编杂志、当右派、下放农科所、样板戏写手、新时期复出，“就凭这个简历，能说‘平平常常’吗？”接下来，林斤澜才“论证”出：“淡”是“化”的过程；“淡”里面是“浓”的。林斤澜还拿郑板桥画竹做比喻：“一是自然之竹，二是胸中之竹，三是笔下之竹。都是竹，又顺序而来，却三者不一样。”

最近，“汪曾祺热”持续不断，我也凑个热闹，总结评论家王干、孙郁等人对汪曾祺的各种评论，总结下来是“几个打通”，一是不同地域文学特征的融会贯通。汪曾祺小说作品的背景大致是高邮、昆明（西南联大）、张家口（农科所）、北京（京剧院）这几个地方，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西南联大的求学和昆明的生活经历、张家口的坝上风光和京剧院的沉浮浸淫，构成了他小说最鲜明的艺术特色，虽然有地域之差，在他笔下却能做到完美统一。评论家孙郁认为，汪曾祺“精于文字之趣，熟于杂学之道”，是个“杂家”。二是打通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汪曾祺虽然写白话文，但文中散落了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话本小说的精髓，甚至还有《清明上河图》和“扬州八怪”书画里的韵味。三是打通了中西方文学的界限。汪曾祺的早期小说是现代派的，写得非常时尚，非常意识流，后来的作品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人性的悲悯上。四是打通了民间文化和文人文化。汪曾祺初到北京时编《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接触了大量的民间文化，还整理过民间文学故事，后来到京剧团，加上是美食家，不但会吃，还会做。而他小时候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的文人文化十分了解，他的许多作品明显透出民间化和文人化和谐共融的风姿。五是的打通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汪曾祺的小说多用散文化的笔法，不刻意编排小说外在的情节，注重语言的留白，给人回味的空间，另外又会生发出大量的“闲笔”，看似和小说情节无关的文字来，却又和通篇融为一体。六是“南北打通”。这是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杨早说的，“作家中很多南方人就写南方，北方人写北方。汪曾祺从高邮出来，到昆明，再到北京、张家口转了一圈，尽管南北各省间差异大，但无论从学养、口味，乃至方言运用上，汪老都能做到恰当的拿来主义”。杨早的“南北打通”和第一点“地域打通”异曲同工。

倾读林斤澜关于汪曾祺的文章，我们能大体上体味到上述的几个“打通”，林斤澜都在不同文章里有所论述，有的讲得还很清楚。

林斤澜还有两篇专写汪曾祺的文章，分别是《纪终年》和《〈纪终年〉补》。两篇文章都深切地回忆了汪曾祺临终前一两年的生活行状，从发病，到检查出病因，到住院治疗，到回家调养，再到发病住院，直至逝世前后的情况，写的都非常详细，让读者比较完整地了解了一代文坛大师汪曾祺在那段时间里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在《〈纪终年〉补》里，通个几个小标题《手》《电话》《酒》《悄悄》等，把汪曾祺“老小孩”的天真和他的乐观精神，惟妙惟肖的表现了出来。

《汪曾祺：一棵树的森林》是一篇短文，却是林斤澜对汪曾祺的“盖棺定论”。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和他所处时代在文坛的地位，都是独特的，无人取代也无法取代的，确实是唯一的“一棵”，又确实是“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