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与文友

◇石英（北京）

本世纪初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一个电话，说近期组成一个作家访问团赴台湾，成员有我，时间十一二天吧，希望我有个精神准备，随后再把相关资料寄给我。

去台湾，这是我久所盼望的机会，心里当然是高兴了，在过了些天收到的资料中，我最为关心的是访问团的名单了。看后约略记得有十人左右（今天真的记不确切了），其中有的我认识，但一半以上是不认识的。即使在认识的作家中也无深交，只是在某个会议上见过面点头之交而已。但名单中的作家“成一”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以前没见过面，但对他绝不陌生。他好像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同我——是校友；毕业后分配至山西工作，写了不少小说及其他作品，其代表作《白银谷》获过奖，我还曾读过，是一位功底扎实而不那么张扬的作家。既然是同校同系的校友，未曾见面之前先有几分亲切感。

过程毋须细述，一切手续办理完毕后，定日在首都机场聚齐。第一次与成一见面便觉得与我想象中的形象高度契合，也是我历来最认同的那种类型。原来，他早就知道我也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老校友，而且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毕业的，只不过我是在头（我是1961年），他在尾（1968年）。

在从北京至香港，又从香港转机飞台北的途中，恰巧座位又挨在一起，一路之上，又聊了不少的话。记得最深刻的是关于当年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有好几位是重合的，而评价同样是十分相似，足见彼此的看法尤其是价值观这一点是非常相近的。

更加巧合的是，在台湾住过几家不同的宾馆，在分配房间时我们每次都是同居一室。我想这绝非是谁的有意安排，却使我不经意间觉得“恰到好处”。在一起住，自然交流更多，彼此更为熟悉。尤其是他对我，处处注意照顾和礼让。也许是他考虑我比他年长之故，乘车时让我坐“好座”，就餐时推我坐“上位”。为此常常相互推三让四，最后往往是我不得不“服从”。因为我感觉到他很执意，还说“你是大学长，应该如此”。其实我心里明白：这是他尊重他人的品性使然。

另有两件事使我永远难忘：一件事说明他在“获得”面前不仅不争先，而是一个“自觉后退者”。那是在全部活动即将结束前夕，我们访问团去参观了一个台湾业余画家活动室。有数十位丹青手都在作画，表面上的平心静气，也能看得出他们无不在全力展示自身的才艺。

我们大家看了一个时辰之后，对方画家的负责人落落大方地高声说：“大陆采访的文友请不必客气，可以与在场的画家自由交流；如果哪位喜爱我们中任何一位的画作，也请尽情表示，我们都可以慷慨赠予；凡是到场的大陆朋友，都不会让你们空手离去的。”我们访问团的作家也很热诚，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审美眼光，与对方业余画家们交谈起来。在这当中，我和成一表现得最为腼腆，迟迟地不肯向前，更不好意思张口“点画”。最后还是一位举止文秀的中年女画家主动提示我俩：“我们负责人有言在先，您可是要赏光的哟。”到这时，我们不可再拘谨了。最后我拿了她的一幅小面紫罗兰；成一也拿了一幅，我忘记画的是什么图案了，反正也是小幅的。对这件事，事后我们彼此啥也没交流，只不过我心里还是觉得：这是他本性的一部分，完全合乎逻辑。

另一件事与我有关。同样是在环岛游归来的最后日程中。大约是在淡水附近的一个古镇（至今连名字也忘记了），只觉得是离大海不远的地方。在路边一侧高高在上的一个登临处，有很陡的台阶可以拾级而上，看上去颇为高峻，上面有传统手艺店铺，以及茶社、观景点等等。在全团中，我的年龄有可能是最大的，但攀登上去也并无障碍。

上头确实是不错的。尤其是从最高处的观景台远眺大海，景观开阔而迷离。以我内心的判断，似乎是大陆的方向，但没有多嘴多舌地进行猜测。看了一会儿，我便离开观景台，上头虽好，却毕竟比较窄狭。这时我听导游说了句：“下来的台阶在东面。”我们一行也自然地往东走。我自幼行军惯了，一挪步就自然快步，走得慢了反觉得累。走着走着，可能自然地将众人落在身后，倒也未细觉察，再往前走了一会儿，果然如导游所言，向下的台阶就在脚下，自觉反正就是这条路，径走无妨。走着走着，就下到起行的马路边上，回头仰视，同行者都没下来，只以为他们走得太慢，在原地耐心等候就是。谁知等了近半个小时，也不见一个人影！这才意识到“有情况”，揣摩着是不是他们又从原路下来了？我不再犹豫，便向西撒开大步速行，也有半里开外，才走到先前上台阶的地方，仰望陡阶之上，仍是一无人影，这时不敢再贸然轻动，但又等了二十几分钟，还是不见有人下来，于是复又东向下台阶处，再等一刻多钟，最终失望。好歹等到有一陌生客下来，我向他打听停车场的位置，虽有语言上的障碍，我连说带比画，他终于听懂了，便为我指点了停车场方向，我这才不顾一切地向那边飞奔，及至到达，幸而后尾尚有几人正在上车。我急忙上前，听司机师傅说：他们在上面本来是要下米的，但途经一个陈设优雅的茶社，临时动议进去品茶，这才耽搁了近一个钟头。这时正是我在下面等得猴急，往返东西，哪里知道事情起了变化？及至他们品过茶往下走时，领队同志才发现少了我一个，还是成一告诉他：“老石走在前头，这时多半已经下去了。”可以想见，领队同志这时非常恼火，匆匆下来，却与往返穿梭的我打了个时间差。假如不是我果断决定转奔停车场，此刻多半还在那里傻等呢？

尽管人已“失而复见”，领队同志仍然余怒未息：“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今后一定要保持步调一致，杜绝发生类似的事件！”我很理解：居于领队同志的角度，他焦急上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中间也不能说没有阴差阳错的情由。我本人当场没说一句话，倒是在开车之后，成一君开口了。“这事也不能全怪老石同志。开始时导游说下去的台阶就在东面，所以当时大家都往东走，老石走得快，在最前头；后来临时动议停下来喝茶，老石没有听见，他一拐弯就下去了。说实话，也就是我走得慢没跟上，不然我也下去了。这里边还是有些误会的。”

他说过后，其他人都没说话，只有领队同志又重复说了一句：“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此番台岛之行，总的说来还是有收获的；唯一的不甚愉快的小插曲我倒也没太放在心上。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也更深刻地认识了一个人：他不仅是我的老校友，也不仅是一位很会写小说的作家，更是一位该说话的时候不能故意不吭气的公道守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