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荷

◇李玉玲

盂县龙华河边的肖家汇村至白泥水山之间的这条沟叫西沟，弯弯曲曲长十几里。她生在沟里的刘家沟，十三岁嫁到沟底的赵家沟，一辈子蹚着河沟底的鹅卵石，在这沟沟岔岔里出出进进，奔奔波波，干着普通农妇家里地里所有的事情。

一

我作为她的儿媳妇，上世纪60年代后期第一次见到她，她已经五十开外。身材修长，清清爽爽。稍长的脸庞，细白展挂，高高的长长的鼻梁挺起，深嵌的黑眼睛显得要强。盂县农村妇女人人皆有的白色帕帕蒙在头上，分别从两耳后掩住。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比较特殊的面容，忽然想起她多么像一位维吾尔族女人。惋惜的是她黑衣黑裤下的那双小脚，尖尖的细细的，东摇西摆地踩在这鹅卵石路上是多么的不协调。高挑的身体，让这双小脚支撑着，是多么的不合理。这双小脚伤害了她近乎完美的形象。我猜想着仇犹国的祖先，大概是来自西域吧。

她挽着我的手，从村口走到山底赵家的大门外。这里有她的猪圈，她让我看她那活泼可爱的小黑猪。小黑猪看见她，摇头摆尾，哼哼不停，转悠不休。爱人告诉我，母亲根本没有喂猪的条件。她生活负担很重，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挣四个工分养活自己；还要推碾、推磨、碾米，磨面；还要照顾在抗战时期长期住地窖，因为潮湿落下多种疾病的父亲；还要照看孙女。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有时候还要开会。她没有时间去挖野菜，家里也没有多少泔水，也就没有什么猪食。可看见别人家都养猪，她也要养，就买只猪仔喂着。她自己吃窝头，也要给猪分一块，喂点粗糠汤，喝点涮锅水，小猪连草也吃不上几根。结果，她的猪喂得就像油葫芦，总也拉不长，长不大，卖不了。

二

大山深沟小村里的人们那年代没有娱乐活动，生活平淡，抬头就看见那蓝蓝的天，低头就走那石头铺的弯弯曲曲的小路。谁家来个客人，总会惊动全村，特别是老太太、小媳妇、小孩子们会跑着喊着，来看这热闹。除了盯住来人上上下下看个够外，还要盯着人家的包包，真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稀罕物件。你不好意思，他们可不在乎。就像渔人进了桃花源，咸来问讯。那些大人们，有的说，你家三个儿子都在外工作，挣票子，又找了三个媳妇也挣票子，你家的票子多得能糊幔子了（顶棚）；有的说，钱多得花不了，能糊好几个笸箩了；有的说钱多得放哪呀……婆婆听着只是抿嘴笑笑，她知道儿子们都挣的三十多元钱，在城里生活也是紧巴巴的。她很明白，儿子们在外工作总比在山上放羊、在地里刨食好。她当年把儿子们一个一个“撵出去”就是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得比她自己好。大儿子十七岁时，她托人在太原给儿子找了个学徒工作。大儿子觉得父亲身体不好，两个弟弟年龄又小，母亲一人扛不住这全家的农活儿家务活儿，心疼母亲，不愿离家。可婆婆硬是把一个铺盖卷挎在他身上，逼他出走太原。送大儿子出了村，她返回家，眼泪汪汪。

儿子们都工作了，可公公因病提前离职了，因为所在单位是集体所有制，每月只发八元生活补助，公公患严重的胃溃疡，需吃细粮，需要营养。可她从未张口向儿子们要一分钱，她把所有的累都扛在自己身上。坚持集体劳动，挣那一天的四工分。她每天给公公调着样的吃细米细面，自己却天天顿顿吃粗米剩饭。村里没有井，挑水要到二里地外的井沟。她脚小腿痛，只能买水吃用，儿子们给他的钱，除了日常买水之外，她舍不得花一分钱。

她临终之时，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小布包包，里面层层包着的是七百元钱，这是儿子给她的，这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

三

她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但她治家严明，教子有方。公公在上社卫生院当会计，她经常敲边鼓说，“你天天摸着公家的钱，你可不能拿一分钱啊！咱们再难，也不能犯那错误啊。”公公生病在家，身体好一些，她总是催促快去上班，说公家的事不能耽误。

有一次村里的街上坐着几位长辈，才五岁的小儿子从他们面前走过。回家后，她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以后不要从长辈面前走，要绕到他们背后走，这是礼数。还说，有戚人来家，要站起来问好，要是长辈来了，要站起来让座。因为是小村子，儿子过年时要一家一户去磕头拜年。农村的妇女们，把拉家常说闲话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可她从来不说东道西，说人闲话。他告诉儿子们，在大院里住着，不要听到闲话就回家来说，婶子大娘嫂子们的闲言碎语，她不爱听。吃自己的饭，干自己的事儿。所以几十年中婆婆和我们妯娌三个之间，从未有过半点矛盾。

等到我们有孩子了，有时候面对着她夸孩子，她竟然说“父不夸子”。我是当老师的，对她的话有点不认同，但看她老人家那严于律己的性格，那认真负责的精神，特别是她教育的三个儿子是那么优秀，现实摆在面前，我不得不顺从这位农村老婆婆。

四

他的大儿子回忆说：

1942年秋季的一天，天阴沉沉，冷飕飕，蒙蒙细雨下到黄昏。趁着天还亮着，各家点燃了房檐下的灶火，准备做晚饭（当年这里全是烧柴）。忽然大街门外传来叫喊声，“消息树倒了！消息树倒了！日本兵来了，快跑啊！”她熟练地端起锅里的水泼到正烧得旺的柴火上，然后招呼院子里的孩子。她让五岁大的大儿子领着三岁的小儿子，自己抱起邻居家两岁的孩子，连拖带拉着六个孩子，靠着那双小脚，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向村外梁桃嘴山上逃去。那里是她平日“侦查”到可以躲藏的地方。她让孩子们躲在大核桃树下，叫他们互相抱着靠着取暖，还不让他们吭声，怕日本兵听见。自己站到乱草丛生的山梁上听动静又冷又怕。头发湿得贴在脸上往下流水，衣服湿得冰凉透心，远处还有狼叫声。直到第二天黎明，看到村东头山坡上的消息树又立起来，才领着孩子们回来。

1943年日军要在上社村北面的据点——金坡山上修碉堡，命令每户人家出一个男劳力，当时父亲在外地抗日贸易局工作，对外我们就说在河北做生意。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六岁、一个四岁两个小孩子。当时的赵家沟是老区，村里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父亲在抗日贸易局工作，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受父亲的影响，也加入了共产党，我家大爷、大娘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当时还没有儿子。母亲怕大爷去修碉堡暴露了身份，思来想去，只能让六岁的大儿子去替大爷扛苦役。

跟着村里的大人们到了那里，看见的是几个日本兵，背着带明晃晃刺刀的枪，一个个凶神恶煞，喊着听不懂的话。有的日本兵还牵着狼狗，那狼狗吐着红色的舌头，“汪汪汪”的叫声吓得儿子眼不敢看、腿只打哆嗦。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日本兵，看见孩子这么小，就让他去背砖，偌大的青砖，儿子一次只能背一块。背上背着筐子，筐子里盛着一块大砖，从赵家沟到金坡山，来回二十六里地。金坡山又高又陡，北面是悬崖峭壁，看一眼毛骨悚然，南面是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儿子跟着大人们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爬坡上梁，不敢停下一步。

没有干粮给儿子带，当娘的只能给儿子每天在小筐子里放上一穗煮玉茭。儿子饿了，啃一口嚼嚼，常常连玉茭棒子也嚼上就吃了。晚上回到村，儿子累得没等跨进门槛就睡着了。她抱起儿子，用手抹去流出来的泪水，第二天照样打发儿子去背砖。

五

我和大娘聊家常，大娘不无敬佩地对我说：

你那个婆婆呀，不但针线活儿做得好，饭也做得好吃，特别是胆子比男人还大。那年夏天的一个后晌，我们几个女人在院子里各干各家的活儿。我在捏窝窝，你婆婆在洗衣裳。这时候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跑进咱院子，悄声说：“日本兵追我，救我！”我们几个女人光害怕，不知道咋办。你婆婆站起来说：“跟我来。”她把那人快速领进角门子（西小院），掀起萝卜窖盖子，让男人藏进去，又盖好盖子，然后跑出来，端上我家的火盆子放到萝卜窖盖子上，那火盆子上还熬着汤呢，她还真不嫌烫。又端起洗衣盆子坐在萝卜窖旁洗起来。很快有两个扛枪的日本兵跑进来，喊“八路的，八路的？”你婆婆不紧不慢地指着东小院（那里有个后门）说：“从后门跑了。”日本兵追了出去，没有再回来。被救的男人，从窖里出来，直谢我们这伙老婆们，说他是游击队员，去店上村送信，让日本兵发现了，才跑到这沟里来的。

大娘还说，你这个婆婆呀，是个倔巴头，前些年，有人说，你们这些老党员，又是女人，参加不了党的活动了，退了党吧。有的人觉得说的也对，就退了，可你婆婆说，“我是死活不退。鬼子在的时候，杀共产党的头，我还顶一个呢。现在和平了，让我退，我不退，我还想光荣光荣呢。”把劝说的人说的脸红脖子粗的。

这件事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就问婆婆。她正儿八经地说：“共产党员就光荣嘛！娃子们填表的时候，填上妈妈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很光荣？”

六

她的小儿子回忆说：我出生在1945年，那一年日本投降了。我不知道母亲抗战时的事情，只是目睹了母亲的一些琐事。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家里种着八亩土地。赵家沟的土地全在山坡上，好多地窄得就像腰带，只有一绺绺宽，一条一条地缠在山腰上。村里人常对脸长的人开玩笑说：“谁谁的脸长得像赵家沟的地。”就这薄地，全凭十几岁的大儿子耕种。大哥上午到十三里外的上社学校念书，下午赶回来种地。缺肥少粪，秋后是打不下多少粮食的。我小时候和母亲一个炕头睡觉，她常常去村里开会，会经常开到半夜三更。猫叫我害怕，刮风更害怕，因为墙外的山梁上有狼有豹子，那凄厉的叫声随风传来，很是吓人。我一直藏在被窝里打哆嗦，眼都不敢睁开。终于等到母亲散会回来，我哭着求她再不要去开会了。母亲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解释说：“白天忙干活，黑夜才顾上开会，是党号召交公粮，我是党员，怎能不去呢。妈妈还要带头交公粮，才能动员别人家也交呀。俺娃子是明白人，要懂这道理啊。”

她把粮食里最饱满最色泽的玉茭、谷子交了公粮，自家吃差点的。有时候剩下的粮食不够吃，她就先让父亲和儿子们吃米面，自己吃掺着细糠的窝头和饼子。等到地里有了瓜菜，她就焖上一锅，一天三顿主要吃菜。因而早早就患上胃下垂、胃溃疡等病。

她是个凿死理的人。

七十年代，村里把原属于我家的一块宅基地，批给了别人家。母亲亲自栽的几棵花椒树还长在里面。白露时节，母亲去摘花椒，竟然被别人拒绝，闹得两家不相往来。这成了母亲的心病，常常埋怨村干部办事不讲理。儿子们一回家，她总要叨叨不停，让给她找人评评理，把宅地要回来。儿子们说，一年你吃不了一斤花椒，要那么多干什么，不要费心了。但她一直说，不是那回事，不公道么。

七

二大娘还告诉我：

她是个很有主意的人。上世纪60年代，小儿子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大舅家的唯一女儿也长大了，出落得亭亭玉立。高鼻梁大眼睛，两条大辫子甩来甩去，很是盈人。里里外外一把手，还有文化。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当了一辈子村支书的大舅就是相中了小儿子，五次三番和母亲说，咱家俩娃子很般配，咱们亲上加亲，这可是天下头等好事。可她拿定主意，坚决不同意。她认为，娘家人是她最亲的人，祖祖辈辈相处得都很好，可不能节外生枝。当时农村，婆媳关系十家有八九家处得不好。如果自家处理不好，就会与娘家兄弟们产生矛盾，那亲戚也就不亲了，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咋处呢。结果这事就作罢了。

她还是个很讲究的人。

肖家汇公社党委，经常组织党员学习、开会、培训等。她不管家里多么忙，是一定要去参加的。来回十六里河沟路，坑坑洼洼，大石头小石头满地。她每次去开会，凌晨早早起来，干完家务活，就梳头，就很认真地梳她那乌黑油亮的头发。偶尔发现一根白发，她便满脸高兴地对儿子说，这不能揪了，有了白发，这对娃子们好。她把平时舍不得穿的好衣服穿上，把最好的布鞋放在小包袱里。那鞋是她自己亲手做的，很有特色。鞋底边和鞋帮底边都用槐溜溜汁擦得明几几的，不只是图好看，主要是增强鞋帮的坚韧，减少石头对鞋的磨损。包袱里还放着中午吃的干粮，有时是玉茭面窝窝，有时是玉茭面饼子。虽然有好几家亲戚在肖家汇村，但她从不去叨扰人家。

她每次都把自己打扮得齐齐整整，利利索索，然后兴冲冲地去开会。颤巍巍地掂着一双小脚，踏在西沟里那数不清的鹅卵石上。快到肖家汇村口时，她便坐在路边大石头上，换上那双新鞋，拍打拍打旧鞋，放进小包袱，这才光荣地体面地去开她那党员会。

八

盂县北乡的大山沟里，曾经踮着小脚，踩着鹅卵石，一摇一摆，踉踉跄跄，出出进进的这位农家妇女，就是我的婆婆——刘春荷。她的一生就像这山沟里的鹅卵石一样普普通通，普通得随处可见；却又无比地坚强，坚强得使我们心里面都装满坚强。

子孙后辈们为了留住她渐行渐远的身影，会代代相传她的声音和行踪。她的禀性将陪伴我们——永远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