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110)
社区图书馆,是指由县(区)级人民政府主办,或由社会力量捐资共办,为社区居民提供教育、信息、文化休闲的小型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和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下,社区图书馆作为“家门口的图书馆”公共阅读空间,能有效解决阅读的“最后一公里”阅读需求,还能促进社区交流,体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图书馆界持续关注的热点。在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体系中,城市的社区图书馆和农村乡镇综合文化站图书室分别处于城市和农村图书馆系统的最末端,而社区图书馆是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也是最贴近基层的服务点,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发挥信息交流和文化休闲功能,通过公平、平等、免费、就近的服务,并纳入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成为总馆的社区分馆或服务点。其长期以来以贴近人民群众的便捷服务,在基层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截至目前,乡镇、社区图书馆尤其是乡镇以下的图书室(东部沿海地区已有较完善成熟的独立乡镇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纳入国家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范畴被加以关注和研究。随着国家公共文化建设的形势发展,相较于村级图书室建设,社区图书馆建设更应引起图书馆业界的关注。
2011年12月国家发布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中明确要求:“‘十二五’期间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目标任务是发展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广泛开展社会文化活动,全国所有建成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都建立具备综合服务功能的文化中心。”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2016年12月,文化部等四部委印发《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总分馆制建设……主要依托县级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进行建设,符合条件的县级馆为总馆,在乡(镇)村(社区)两级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设置分馆”。
文化部2017年7月7日发布的《“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重点任务是要“推进乡镇(街道)、村(社区)图书室建设”。由此可见,国家层面相关文化政策正在向社区一级倾斜和重视。
截至2018年5月2日,在中国知网以“题名”为检索项、“社区图书馆”为检索词,共检出期刊文章、报纸文章、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共 1 350 余篇,2007年至今约有900余篇;此为“社区图书馆”相关度最高文章;以“主题”为检索项(包括题名、摘要、关键词)、“社区图书馆”为检索词,共检出期刊文章、报纸文章、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共 2 640 余篇,2007年至今约有 1 900 余篇,此为“社区图书馆”相关度较高文章。
有关“社区图书馆”的研究,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开始于美国的公共图书馆领域。中国知网里可检索到国内学者发表的关于该主题1982年的文章,而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文章更早。从文献调研发现,关于“社区图书馆”的研究在2001年开始热度渐增,2010年左右达到研究小高峰,2015年后研究热度以及发表文章数量略为下降。研究主要还是针对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区图书馆服务这一方面为主。
目前,我国涉及社区图书馆(室)的整体标准规范尚未出台。由全国图书馆标准委员会授权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牵头制定的《乡镇图书馆管理规范》(现更名为《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图书室规范第1部分:管理》)正在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审定中,与其相关的《社区图书馆建设指南》已于2012年制订,未结项;文化和旅游部行业标准《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已于2016年5月1日起颁布实施。
深圳市在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上走在全国前列,在1997年出台了地方性规范和标准,1997年7月《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试行)》经深圳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随后出台了《深圳市社区(村)图书馆业务规范》《深圳市社区(村)图书馆达标评估标准》。
我国现代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社区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存在短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普遍均等、便利和基本的基层图书馆服务,而民众身边的社区图书馆或缺位、或资源贫乏、或覆盖不足;其次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需要社区图书馆来承担,而现有的一些社区图书馆空有资源却门可罗雀,缺乏吸引力;在国家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下各地兴起了建设社区图书馆的热情,但图书馆资源闲置、空无一人的尴尬景象却普遍存在,这说明社区图书馆建设存在较大的误区和严重的短板。
(1)对社区图书馆重投入轻管理、重建设轻发展。这就造成社区图书馆后续资金严重缺乏,图书更新慢,对居民缺乏吸引力,人员严重匮乏,不能保证正常开放。建设的社区图书馆与居民的实际需要有差距,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对社区居民需求的具体把握,大部分社区图书馆由于经费时有时无,馆藏多由社会捐赠或有关部门支援,无钱购买新书,使得社区图书馆的藏书时效性和可读性差,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信息需求。
(2)社区图书馆建设未有全国统一的建设标准,未列入公共图书馆管理范畴。这就造成一些地区在社区图书馆建设中无规划,只管建设不管发展,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年度统计均未将社区图书馆列入其中。
(3)社区图书馆内部管理缺位。国内大部分社区图书馆,如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社区图书馆等,作为社会综合服务中心一部分,由街道或社区居委直接管理,其工作人员多由社区管理人员兼职,社区又是所有民众各种诉求、各种服务聚焦地,征兵、计生、老年人服务、基层党建、扶贫、医疗、妇联、办证等等事务繁多,社区图书馆员难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及精力开展图书馆工作,且开放时间得不到保证。
(4)社区图书馆仅依靠传统业务,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正在转入人工智能时代。2016年,中国活跃智能手机超23亿部,其中活跃手机上网号共12.47亿,广东居首位,占1.49亿。随着智能手机深度普及,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全面覆盖,用户随时随地可以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进行“碎片化阅读”,进图书馆阅览、借还书的传统“细嚼慢咽式阅读”逐渐成为一种高端享受的“奢侈品”。与大型公共图书馆相比,社区图书馆的优势在于与读者距离比较近,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社区图书馆如果只进行传统的图书借阅的话,这点优势就荡然无存。
乡镇社区图书馆(室)属于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最末端,也是最贴近基层的服务点。在广东,其建设模式主要有公共图书馆与企业共建模式、公共图书馆自建模式(县级总分馆体系)、24小时自助图书馆等。广东在社区图书馆建设实践中,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
1999年,广州图书馆在番禺沙湾镇的金业别墅花园内和小区物业公司以联合办馆的方式开设了广州第一家社区图书馆;2000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与祈福集团合作,在有“中国第一村”美誉的番禺祈福新村社区建立了“中山图书馆祈福分馆”,2002年与广州天河区棠下街道办事处在广州最大的安居工程——残疾人、困难群众聚居的棠德花园设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棠下分馆”。
此类模式包含联办型与共建型,多为公共图书馆与地产开发商、小区物业、街道办事处合作,由地产开发商、小区物业、街道提供场地、基本设施和人员,图书馆免费提供基础藏书,并对管理员进行专门培训,由合作的企业或街道自行开展服务。
2007年,广州市文化主管部门开始制订《广州市社区图书馆服务体系2007—2010年建设方案》,明确了广州市社区图书馆发展目标为:建立、健全市、区(县级市)、街(镇)、居委(村)四级公共图书馆服务城域网络,在街镇建立独立的图书馆;到2010年基本实现每5万常住人口拥有一座独立的公共图书馆,拥有500个社区服务点,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达到2册。为积极贯彻落实《广州市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意见》精神,2010年9月,广州地区15家市、区两级公共图书馆与48家社区图书馆启动通借通还服务。2015年5月1日实施的《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区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地推进村、社区的图书室建设”。2016年8月26日广州图书馆万科城市体验中心分馆正式免费开放,该分馆是广州图书馆与广州万科集团合作共建,作为广州市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示范性项目;2017年2月开放的富春山居分馆、11月开放的春风十里分馆,均为广州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作开办的社区图书馆典范案例。
2002年深圳提出《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2003—2005)三年实施方案》,社区图书馆成为深圳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四级网络体系的重要一环。2007年,深圳首次将“人均公共图书馆馆藏图书”与常住人口的比值列入民生福利范畴,并作为政府的考核指标。截至2013年底,全市已有公共图书馆633座,其中市级公共图书馆3座,区级公共图书馆8座,街道及以下基层图书馆622座,遍布全市的“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达到200台,公共图书馆总藏量达到 2 800 多万册(件),基本形成了以市图书馆为龙头,城区图书馆为骨干,街道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为网点的服务网络。
案例一:深圳市罗湖区图书馆的“悠·图书馆”模式。深圳市罗湖区图书馆打破传统图书馆的空间概念,借鉴美国、新加坡等国近年来兴起的“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的理念而打造的社区图书馆全新的服务模式,通过“悠·图书馆”品牌,将喧嚣都市的人们吸引到图书馆来享受阅读。2012年起,深圳市罗湖区图书馆持续创办的“悠·图书馆”,在社区、街道、工业园区、产业园等,罗湖图书馆人用心、用智慧为民众营造了一个阅读的创意空间。据统计,2015年度“悠·图书馆”共举办社区沙龙161场,与56家机构合作建立“社区伙伴”关系,开展“悠阅生活”“真人图书馆”“故事列车”“尚修书苑”“悠乐飞扬”等品牌沙龙活动,在当地成为聚合人心的社区文化中心。“悠·图书馆”通过营造社区阅读空间,面向社区服务,来联结社区资源,甚至参与了社区综合治理,开创了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新格局”社区综合文化治理新模式。
案例二:深圳宝安区社区阅读中心。2012年宝安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创新文化工作机制加快建设文化强区的意见》(深宝发〔2012〕1号)的要求,在全区建设社区阅读中心,打造便民、利民的公共阅览室服务网络,实现文献资源共享、统一采编、统一检索、一卡通用。以社区阅读中心网络为服务平台,打通总馆和基层社区之间的图书资源流通、读者活动开展、数字资源利用的微循环。到2015年末,宝安区已建成较为完善的区、街道、社区三级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全区各级公共图书馆共96个:其中1个宝安中心区图书馆,7个直属分馆,5个街道图书馆,30个社区阅读中心,由区财政保障日常运营经费,均纳入深圳市图书馆之城统一服务平台,按统一标准提供规范化服务;53个社区图书馆,经费由社区属地保障提供,未纳入统一服务平台。宝安的社区馆建设经历了分散自主建设,统一藏书建设、粗放式联合建设到统一建设的过程。
此类模式主要依托政府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文件,结合街道、社区、村镇文化站、文化室,从经费、设施配备、服务管理、人员管理施行统一标准化建设,实现图书统编、统一平台管理、统一标识、统一规则开展服务。广东深圳宝安区图书馆和罗湖区图书馆,各自在社区图书馆建设实践上,走出了一条适合城市发展的道路,其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在广东的欠发达地区社区(村)图书馆建设实践上,广东依托“县级图书馆总分馆试点建设”项目,推进社区图书馆建设。2016年初,广东率先在全省试点分二批实施以市馆为中心馆,以县级馆为总馆、乡镇文化站为分馆、村文化室为服务点的体系建设。2017年6月,广东省文化厅等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要求,“以县(区)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为分馆,村(社区)文化室为服务点,实现图书统一采编、资源统一调配、人员统一培训、服务统一规范、绩效统一考评”。2018年广东省文化厅发布《全面推进总分馆制建设的通知》(粤文公〔2018〕88号),要求从2018年起全面推进县级总分馆建设,到2018年底粤东西北地区50%具备条件(国家二级馆)要完成县级总分馆建设,并以“镇、村为重点提升服务效能”,这其中就包括了社区(村)图书室服务点统一建设。广东欠发达地区的总分馆实践,为中西部的社区图书馆建设提供了参考案例和思路。
广东公共图书馆界近年来尝试在社区建设“24小时自助图书馆”,如佛山市南海区“读书驿站”、韶关市图书馆建设的“风度书房”、四会图书馆设立在社区街道的“城市书吧”等,本模式以佛山市南海区图书馆“读书驿站”为代表。2016年,南海区为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全民阅读而建设的“智慧图书馆”(24小时读书驿站)。读书驿站小而全,它通过信息化的管理平台和完善的服务体系,具有佛山市联合图书馆成员馆所有图书通借通还的共享功能,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便利的图书馆服务。这种触及“神经末梢”的公共服务,对全民阅读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形成体系首先要求是设施形成体系,公共文化是否繁荣,取决于老百姓身边的文化设施是否星罗棋布。”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国新曾一语道出读书驿站服务网络建设的意义所在。
目前拥有1个区馆、7个分馆和137个读书驿站的南海区,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网络状、立体化的图书馆总分馆制服务体系。自实行总分馆制以来,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显著提高,2017年全区进馆人数 2 841 688 人次,同比增长283.7%;文献流通量达到 2 791 945 册,同比增长154.7%;占全市(不含顺德图书馆)2017年文献流通量的38.3%,同比增长63%;累计注册读者量达到 201 230 人,同比增长35%。2017年全区共举办读书活动769场(其中总分馆联动活动67场,同比增长116.1%),同比增长104.5%;活动参与人数超过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3.3%。便捷的阅读条件、充足的阅读资源促进了群众的阅读意愿,提高了“十分钟文化圈”的质量和效能。“南海模式”代表了社区图书馆建设的一种新的思路和模式,尤其是它在公共服务最末端的覆盖面和均等化服务,为业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当然,南海区地属佛山市,属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其GDP在2015年全国百强县区中排名第二,经济发展较大程度上带动了文化的发展。
广东处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广东的现状又恰恰是全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广东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解决了,全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中的问题,也应能从中得到启发和解决。
在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五级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社区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最末端,要发挥出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作用,就必须明确建设主体。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关于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县(区)人民政府是建设主体,而社区图书馆应纳入县(区)总分馆体系中进行建设,城市和区县级公共图书馆作为总馆,应统一规则、统一平台、统一服务,协调配置资源。例如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由市级图书馆到区级图书馆统一平台、统一标志、统一服务标准,全市通借通还;区级图书馆再指导街道、社区图书馆,购置资源由区级图书馆统一加工、采编,资源协调配置,实现资源共享,避免的资源重复建设。
社区图书馆的持续发展必须以完善的政策法规为保障,政府是社区图书馆建设主体。从经费保障上看,应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捐助为辅,并且以法律法规文件的形式固化。应尽快推动出台乡镇和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管理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明确身份,规范管理、规范服务,通过统一的标准,对社区图书馆实现绩效评估,才能促进社区图书馆的发展。实践证明,凡是社区图书馆建设得较好的城市,都有政府政策或法规的保障。例如深圳在1997年就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2004年福田区实施了《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场所管理暂行办法》等,这些条例和办法规定政府每年都要留出专项资金作为员工工资和运营经费,社区图书馆经费纳入街道(社区)年度业务经费统一管理。此外还对社区图书馆的办馆主体、馆舍、面积、设施、人员、藏书量、开馆时间、管理制度等提出明确要求。就全国而言,深圳的社区图书馆是起步较早、办得较好的。深圳市目前拥有各级图书馆600多个,市区两级的不超过10个,其他的都是基层图书馆,活跃的社区图书馆超过2/3。2007年,深圳首次将“人均公共图书馆馆藏图书”与常住人口的比值列入民生福利范畴,并作为政府的考核指标。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社区图书馆才能健康的发展。
5.3.1 纳入当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社区图书馆在建馆与运作模式上要有创新,通过实施区域总分馆制来提升办馆效益。例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2004年开始建设的广东流动图书馆项目,以省馆作为中心馆,制定相关标准规范,搭建服务平台,提供海量数字资源,与各分馆签订服务协议,用于建设乡镇社区图书馆。多年来通过每年持续定点剔旧图书,广泛用于支持各馆建设基层服务点,包括社区、乡镇、学校、部队、企业等,建立起省、市、县、乡镇、村五级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表1 2010年与2016年广东流动图书馆分馆建设基层服务点数量对比
注:2010年广东流动图书馆分馆数量,2010年为68个,2016年为88个。
5.3.2 整合社区资源,建设“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本届政府不增加一名财政编制”,一方面公共服务关系民生福祉要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在社区公共服务上不可能再增加编制。在这种背景下,社区图书馆建设可整合各种资源,与卫生医疗、社区培训、文艺休闲、娱乐设施和体育设施等整合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充分利用场地,开展便民服务。如梅州市开展的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颇有特点,以“三多三促”模式建设“农村文化俱乐部”,依托农村闲置的古民居、围龙屋、宗祠等场所,统筹集聚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等各种资源,运用政府、企业、乡贤、群众等多种力量,合力打造的“多形态文化、多功能利用、多元化投资,促进古民居保护、促进文化旅游、促进社会建设”的乡村综合文化阵地,建成第一批农村文化俱乐部18个,很受当地群众欢迎。梅州和深圳市宝安区的实践证明,“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可参照此种模式,开展多元化服务。
社区图书馆作为基层图书馆组织,深入社区,服务最基层的群众。要真正实现它的价值,就必须贴近群众。在全媒体、信息化、数字化、多时空的时代,社会及读者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给社区图书馆的服务与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社区图书馆必须研究探索出一条更加适合社区居民需求的服务与管理模式,要将图书馆从“书”的空间转变为“人”的空间,建立充满人性化的社区图书馆,深圳市罗湖区“悠·图书馆”在这方面已探索出一种可借鉴的模式:根据本社区的服务对象,在满足一些基础性的图书铺设外,有针对性地增加文献信息资源,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工作,在硬件设施上,馆内环境、装修样式、配套设施等充满人性化,一馆一特色;在软件及资源建设上,除开展传统图书馆服务外,还要开展有利于促进社会和人的进步,群众喜闻乐见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形式,以多元化的形态出现。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主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乡村振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化振兴。我国乡村(社区)图书室建设作为乡村文化主阵地,被赋予了新的振兴乡村的历史使命,而广东在社区图书馆建设的实践经验,一定程度上为全国建设乡村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各种类型的社区图书馆必定会得到更大的提升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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