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王 华
(暨南大学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632)
文献是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为文字、图形、音像资料等。广义的历史文献包括记录自然界的变迁以及最初人类活动发展的过程,其年限为过去,其载体类型可多样化,其地理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1]本文所论述的华侨华人历史文献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各类华侨华人相关的图书、期刊报纸、档案资料以及华侨华人使用的纸质实物资料。
华侨华人历史文献资料的类型主要有图书、期刊报纸中的论文及报道、各类档案资料及纸质实物资料等,现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形成的历史时期以及各自特色作一概述。
这一部分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其一为鸦片战争之前的正史、野史、笔记、游记中相关的海外华人研究资料。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自秦汉到唐宋,东南沿海的边民就已经前往东南亚一带进行商贸活动,加上元明时期逃避战祸的难民,构成了早期华侨的主体。明代的正史和游记对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多有记述。《明史·外国卷》中记载“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说明华侨华人已逐渐深入菲律宾内地定居。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著作分别为《瀛涯胜览》《星槎胜鉴》和《西洋番国志》,详细地描述了爪哇岛北部、苏门答腊南部和加里曼丹西部等沿海地区中国移民村落的生活境况。成书于 17世纪明代福建漳州人张燮的《东西洋考》一书,确切记载了 17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屠杀侨居在马尼拉的华侨华人及当地华侨华人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事迹。清代有关海外华人的记载更多,代表作有谢清高的《海录》、王大海的《海岛逸志》、陈洪照的《吧游纪略》等。其二为鸦片战争之后的著作。晚清政府派往各地考察的使节及后来设置使领馆官员的相关记述,如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记录了越南、新加坡等地旅居华人的情况;郭蒿焘的《使西纪程》登载了关于东南亚华侨的记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提到加利福尼亚的华侨约有 8万 ~10万;薛福成、刘锡鸿 、曾纪泽、蔡钧、张荫桓等外交官员分别在他们的出使日记和相关著作中描述了对澳洲、东南亚、日本等地的华侨生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及华侨的自述资料,如梁启超的《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论述了加拿大华侨华人的境况,另一本《汗漫记》则是记述了檀香山的华侨华人约两万人左右,还有未名的《兰芳公司历代年册》、易本羲的《南洋华侨史略》、胡绍南的《华侨殖民领袖传》等。[2]民国时期,由于华侨华人对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他们参与祖国建设十分活跃,涌现出更多的研究专家及相关著作。“华侨革命之母论”贯穿于张永福的《南洋与创立民国》、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胡汉民的《南洋与中国革命》以及其他论述华侨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的大量著作中。而胡绍南、易本羲、温雄飞、刘继宣和束世及李长傅等一大批华侨史专家更是推出了大量的华侨华人研究专著。温雄飞 1929年的 《南洋华侨通史》、刘继宣、束世澄 1934年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李长傅 1936年的《中国殖民史》、王任叔 1948年的《印尼社会发展概观》为今天的华侨华人研究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前海外华文报刊和国内的涉侨报刊。据考证,海外第一份中文报纸于明代天见元年(1457年)3月 11日在美国华达州出版,名为《莱姆报》,是由流落在外的明福州举人马莱手抄出版的,主要是介绍当时华侨生活的文章。该报只办了 3期,每 12天 1期,共出了 16份。新中国成立前的海外华文报刊总数已超过1 000份,主要分布在华侨华人集中的东南亚地区。[3]
具有较大影响的海外华文报刊主要有:新加坡的《天南新报》《日新报》《南洋总汇报》《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菲律宾的《益友新报》、泰国的《启南日报》、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日报》《光华日报》《四州周报》、印度尼西亚的《泗滨日报》《民铎报》《苏门答腊报》、缅甸的《光华日报》(1910年改名《进化报》)《同侨报》《仰光日报》、泰国的 《华暹日报》、美国的 《新中国报 》《文兴报》《金港日报》《檀山新报》《大同日报》《中西日报》《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大声杂志》《少年中国晨报》、加拿大的《华英日报》《大汉日报》《新民国晨报》、秘鲁的《民醒报》等。上述海外华文报刊记述了海外华侨华人生存状况的各个方面,并在革命党与保皇党的论战、抗日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此外,通过对“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年)的调研,民国时期的国内报刊涉及华侨华人的主要有《南洋研究》《东方杂志》《政府公报》等十几种,而前三种刊载有关华侨华人的文章数量均超过 200篇以上,所有期刊相关载文总量为3 328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多个方面,排名前 10的期刊如表 1所示。
表1 民国时期刊载华侨华人文献量排名前十的报刊统计表
华侨华人档案资料主要有政府各类档案文书、公司档案、社团档案、家族谱牒等。
政府机关各类档案文书是指包括中国以及其他各国有涉及华侨的政府档案文书,主要保存地点在政府机关及各类档案馆。如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形成于 1937—1945年,共 850卷,现保存于云南省档案馆。该档案文献是有关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的档案文献,是当时中央驻昆运输机关——西南运输总处与南洋侨领组织华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运输有关电、函等的公文,是抗战及华侨史重要的文献资料。再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东南亚政策文件汇编》,其中有相当篇幅涉及当地华侨华人。
公司档案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外涉侨公司及华侨华人公司内部档案文书。如现存于荷兰海牙国家档案馆的东印度公司原始档案,是 17、18世纪荷兰在东亚及南亚的殖民地档案文书、城堡或商馆日志、公司事务报告、商务公文、信函的汇总,其中亦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华侨华人史料。
华人社团是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数量众多、历史悠久,档案资料也随之累积巨大。华人社团主要以各类会馆形式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社团档案主要是指华侨华人各类宗亲会、同乡会、校友会、行业协会等社团的档案资料。如1819年在新加坡成立的曹家馆,至今已有 191年的历史,累积了超过2 000件的珍贵档案资料。
华侨华人家族谱牒记载了华侨华人宗族在海内外迁徙繁衍、延续与播迁及先辈在海外奋斗的足迹,对一组相同或不同的家族谱牒进行研究,对于华侨华人寻根问祖、特定区域华侨研究以及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凭证作用。[4]如福建泉州《留氏族谱》是我们最早记载华侨华人出国商贸活动的谱牒,据载,唐末五代(公元 946年)就已有闽人出海经商以至流寓东南亚各国。又福建永春的《刘氏族谱》记载了明初闽人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历史。[5]
此类资料主要包括各类证件、票据、合同、证明、照片、信函和汇款等华侨华人使用的纸质实物资料。具体而言,证件主要有华侨证、居留证、回国证、外交证明、侨民登记证、会员证等,如暨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本民国 35年(1946年)李德槐的广东侨民出国复员登记证;票据主要有各类华侨爱国劵、华侨银行劵、股票、支票、汇票、船票等,爱国劵主要是华侨华人捐输、助饷、救济的一种捐献凭证,曾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以及民国 20年(1931年)华东水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合同主要指“卖猪仔”合同、华侨劳工合同等;证明主要有华侨临时证明、外交证明、华侨旅游证明等;照片主要是指华侨华人遗留下的本人证件照片、家庭照片、活动照片等;信函主要是指海外侨胞与国内亲属通信的信件,称之为侨批、华侨家书、番批;而汇款则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的汇款凭证,又称为侨汇、银信。华侨汇款在某些地域是所谓的银信合一,即汇款时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东南沿海的潮汕侨批、五邑银信、梅州侨批和闽南侨批各有特色。
海内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专门收藏机构主要有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邵氏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资料中心、厦门华侨博物院、广东华侨博物馆、广东省江门市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除了上述专门机构之外,这些历史文献还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机构团体与个人手中。中国内地最早成立的华侨华人特色资源库——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同时也是该校唯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院的文献支撑单位。自 1995年由国务院侨办批办创建以来,该中心搜集与整理了有关华侨华人的图书25 000册以上,学术期刊、侨报、侨刊乡讯、社团刊物 400余种,纸质实物资料近 200件,开发了 8个华侨华人研究专题数据库,搜集人物、图像、法律法规等数据约 15万条,其中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类历史文献数量约有3 000册(件),中心现已发展成为海内外华侨华人文献信息量最大、类型最齐全的特色资源库。
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不仅要靠主渠道购买的方式(即通过图书馆常规的采访程序购买古籍影印本、档案胶卷及今人的著作汇编)来实现,此外还可在二手书市选购新中国成立前的相关书刊资料,并通过资料交换、馆际互借、赠送等方式扩充馆藏。如暨南大学图书馆通过孔夫子旧书网、文物市场选购华侨华人纸质实物资料,通过与厦门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签订的馆际互借协议获得学术著作影印本,与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华族研究中心进行交换资料,接收台湾华侨协会总会、马华总会等机构赠送的社团档案资料,等等,从而弥补馆藏的不足。再如 1931年成立的美国华侨洗衣协会现正联系该馆,愿将珍藏了近 80年的3 000多份珍贵档案无偿赠送中心收藏。
中国古代典籍浩繁,华侨华人相关记述的历史文献仍处于不断发现之中,且近年来国外的一些历史文献也有许多相关记载尚处于待挖掘状态,如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范若兰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英国有关近代新马华侨华人妇女的中文史料和英文史料(即一些官方档案、人口普查、口述档案、史料汇编、纪念特刊、报纸杂志、游记、考察报告、回忆录)中有许多新马华侨华人妇女的记载。此外,一些国家近年的解密档案文献中也有不少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华侨华人史料,这些重要的新史料值得文献收藏机构引起足够重视并应设法搜集。
提供华侨华人文献检索与培训服务是华侨华人文献收藏机构的重要工作任务。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通过多次的文献调研与坚持不懈地努力,中心的相关收藏已具有一定规模,并初步摸清了一些没有收藏的历史文献所在机构。为了让读者更方便地查找、利用这些资源,可通过建设全文数据库的方式将纸质历史文献数字化。如已建成的“华人中心馆藏全文数据库”是中心馆藏华侨华人学术著作的电子版全文数据库,现有图书14 745册,校园网读者可通过书名、作者、关键词、分类等检索途径对该库图书进行浏览、文字摘录、截图、保存和打印。对于中心没有收藏的文献,可考虑集中建设目录、文摘指引库,标明馆藏地址,以方便读者查找、利用,并通过馆际互借等方式帮助读者获取全文。
由于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形成时间跨越千年,内容包罗万象,因此有必要按时期、按专题等进行梳理分类,编制专题目录、索引、文摘、提要等导读性工具书,以方便阅览与研究。如可按明以前、明、清、民国的朝代顺序对历史文献进行一个大致的归类,编制《明清华侨华人研究历史文献名著提要》;也可针对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专题加以辑录,编制《华侨华人与辛亥革命的档案史料汇编》《民国时期东南亚华侨华人报刊资料索引》等;此外,还可从历史文献中选摘特定内容开发出诸如“华侨华人历史图片库”等资料性数据库,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开发的“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目录数据库”正是这一类专题信息服务的典型代表。
要做好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保障工作,必须与相关科研机构、特定领域的专家学者保持紧密联系,从而加强历史文献的开发深度,及时跟踪新史料。国内一些图书馆正在筹划与东南亚一些中文图书馆、海外华文报刊合作建立海外华文过刊数据库。同时,还应积极配合专家学者的研究课题,通过电话、e-mail等各种方式主动推送信息服务。[6]只有与相关机构和人员保持长期、稳定、实时的合作,积极参与到华侨华人课题研究之中,才 能不断丰富馆藏数量、优化馆藏结构和提升特色学科信息资源的服务水平。
由于暨南大学的侨校特色及本中心是在国侨办批办建成的渊源,在做好文献工作的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服务华侨、宣传华侨的使命与责任。历史文献具有“以史鉴今”“以史资政”和“以史育人”的功能,华侨华人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充分利用中心较为丰富的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积极举办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宣传与展览活动,客观、公正地向公众展示海外华侨华人的艰辛创业史、对祖国人民的无私奉献史,这不仅能增进今人对华侨先贤的了解、增强海内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而且也为政府制定侨务政策和法规提供科学的依据,从而促进海内外华侨华人共同和谐发展。
[1]黄显功.历史文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3.
[2]李安山.明清时期有关华侨华人的典籍笔记和研究概述[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2):41—47.
[3]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26.
[4]聂德宁.包乐史教授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3):71—77.
[5]邓达宏.华侨谱牒的档案价值[J].东南学术,2003(6):141—146.
[6]王 华.基于网络的华侨华人文献信息资源整合策略与服务模式[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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