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壕堑战”——性/两性问题与陈映真《华盛顿大楼》的“常”与“变”

时间：2024-05-04

曾笏煊

1978 年3 月，陈映真发表《贺大哥》和《夜行货车》两篇小说，后者开启了《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写作①。《华盛顿大楼》包括《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四部作品，陈映真这一时期的写作是高度自觉的，他曾如此自述：“《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主要和基本地，不在于对企业和它的行为做出分析和批判。文学和艺术，比什么都更以人作为中心和焦点。现代企业行为下的人，成为《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关心的主题。”②

陈映真认为，文学的功能有别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华盛顿大楼》中对“人”、“人的异化”的理解和观照并非西方现代主义式的抽象和寓言化书写，而是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时代境遇和切身感受密切相关。台湾东海大学学者赵刚已对1968 年陈映真被逮捕、判刑前所著小说中的性/两性问题与左翼理想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而精彩的分析，本文意在其基础上将《华盛顿大楼》系列放置在台湾的社会语境和陈映真的小说创作脉络中考量，从性/两性问题出发探究陈映真《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常”与“变”。

一、常”与“变”：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性/两性症候

在陈映真的早期小说中，对性/两性问题的探讨占有相当重的分量，从1959 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到1968 年入狱的九年时间里，他一共创作了25 篇小说，除了《家》《兀自照耀着的太阳》等寥寥数篇外，其余小说均或多或少探讨了性/两性问题。“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文学作品描写性/两性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性/两性问题之于陈映真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绝非“无关宏旨”，而是与小说的核心意旨和社会指向存在着复杂而缠绕的关系。他的小说并非从抽空社会经验的“人性”或“欲望”的角度切入性/两性，而是将其与个体的家庭环境、社会位置和时代境遇深度联结。

陈映真曾自称为“市镇小知识分子”，他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大多带有自传色彩：出身于沦落家庭的“市镇小知识分子”们心灵感伤而哀怨，生活贫困而苦闷，有着“脆弱的、过分夸大的自我之苍白和非现实的性质”③，他们的改革热情带有不彻底性和空想性，在行动层面则犹豫而无力。陈映真对“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剖析和自我批评是从这一阶层的社会地位及其与历史语境的关系等层面上进行的，他们思想的彷徨与实践的无力也反映出了台湾1950、60 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青年人的精神症候。

从社会历史语境来看，《华盛顿大楼》系列的主人公与此前“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处境有了深刻的变化。陈映真敏锐地观察到，1965 年之后，美国对台湾经济输出的方式由直接的对台援助逐渐转变为资本输出，日本也随之加强了对台湾的资本、技术和商品输出④。作为一个践行着“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立场的作家，他在《最后的夏日》（1966 年）中，已对民族资本企业因难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货竞争而倒闭、破产的现象有所关注，而《第一件差事》（1967 年）里的胡心宝也是洋行中的经理，但这两部小说中的相关描写仅是寥寥数笔。1970 年代中后期，伴随着跨国资本主义在台湾的深度登陆，以美国为标准的“现代化”模式对台湾既有体制、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冲击是陈映真出狱后必须面对的社会新变。如德里克所言，跨国公司是连结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的中介，它取代了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场所，“它不仅仅是资本、商品和生产传输过程中的一个消极中介，而且还是传输及其方向的一个决定因素……就其组织和/或忠诚范围而言是超越国家的”⑤。旧有的社会体制受到冲击，新兴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则高度依赖于跨国资本主义，这使得小说家不再着力于描绘“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挣扎与彷徨，而是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台湾（“台湾型大众消费社会”）为舞台，以“消费人”⑥为主角编织叙事：“一种称为‘企业’的人的组织体，因着空前发达的科技、知识、管理体系、大众传播、交通和庞大的资金，而对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思想、感情和文明，产生了空前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成为一切关心人类的思想家和文艺工作者的艰深的课题。”⑦“消费人”这一身份一定程度上统合了以地域或国族为标准的身份划分，如“本省人”、“外省人”、美国人、日本人等，资本、生产和商品的全球化流通起到了把人从既往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身份中抽离出来并再结构到新的跨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中去的作用，“这些新的实践以东亚入手，已经把‘第三世界’的定位带入了生产过程，因而搅乱了早先的世界地图”⑧，而《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人物实际上正活动于跨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格局下的第三世界之中，这与此前的小说有着重要的语境差异。

尽管如此，笔者也不完全认同以1965 年为界对陈映真的小说作本质主义式的阶段划分，而是意在指出，《华盛顿大楼》系列对性/两性问题的探讨在呈现出新兴症候的同时又有一种文本和历史的延续。如赵刚所言，“市镇小知识分子”时期的陈映真以性/两性问题为症结探讨了左翼男性青年的性与理想主义的内在关系，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资本主义社会召唤的正是一个性与消费相结合的“欲望城市”，与“爱”脱钩，与“自由”相联系的“性”正是美利坚“现代性”在全世界所宣扬的现代“性”⑨。《华盛顿大楼》对性/两性问题的理解首先延续了“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脉络，但又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和另一种可能性。《夜行货车》中的刘小玲依然是陈映真早期小说中频频出现的“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女性。小说第一章的小热海正是日本人在台湾嫖妓的风月场所，这个空间本身具有鲜明的殖民色彩，虽然林荣平和刘小玲是小热海的常客，但柜台的服务员在睡意朦胧的情况下“用生硬的日本话”说的“请务必再来”，“误”将二人看作了日本嫖客和妓女，实际上却歪打正着，因为林、刘二人之间“自由”的两性关系，与日本嫖客和妓女的关系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对于《上班族的一日》里的黄静雄来说，情妇与“车子”、“房子”、“办公室”等“物”并无分别，它们都是“高等”“上班族”的“标配”，是其与“最低等”“上班族”之间社会地位有别的象征。在黄静雄眼里，他与Rose 的两性关系同样与“爱”脱钩而无关痛痒，他所满足的只是消费、占有和性的欲望。表面上看，黄对被迫沦落的Rose 有醉酒后的关怀和离开后的“爱欲与妒恨”，但这同样只是资本主义都市庸常生活中的无聊消遣，他实际上并不关心和尊重Rose 的思想感情和个人尊严，因而才会命令Rose 在镜头前脱掉衣物、裸露身体并嘲笑她的害羞，在Rose 离去后也自然而迅速地将她淡忘。

在对性消费和性“自由”有所批判的同时，陈映真的思考也逐步深入由两性组成的现代家庭内部。陈映真此前小说中的“家”大多是梦魇般的存在，是一个个黑暗、逼仄而压抑的幽闭空间，但在《夜行货车》中，作者对刘小玲寓所的描写却呈现出了家庭日常生活（尽管他们还没有结婚）中的温情，并试图探讨两性之间坚冰消融的可能性。尽管也有争吵甚至肢体冲突，但相较于小热海和“流浪”的生活而言，詹奕宏看到刘小玲“温柔的乳房”却没有了“欲情的渴切”，他那“形若傲慢、犬儒的心”也逐渐溶解，可见这种与“爱”再次联结的两性关系更多是持续性的、情感的、精神生产的，而非瞬间主义的、泄欲的、物质消费的。

但值得追问的是：“娜拉走后怎样”，狂妒易怒的詹奕宏与刘小玲有没有可能再次走向分裂，而那一闪而过的夜行货车又是否能够真正摆脱为“华盛顿大楼”庞伟身躯不断伸长的暗影吞没的命运⑩？詹刘二人“走后”必将面临经济问题的困扰，《上班族的一日》中个人消费和家庭生活的日常维系也高度依赖于跨国资本主义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经济保障。“对于‘上班族’，家毋宁只是一个旅邸罢”，独自留在家中的黄静雄并没有感到舒适和安心，他和妻女一同观看家庭录像带的情景自然温馨，可如此依赖于“过去”和“回忆”的力量是否正显示出“当下”资产阶级都市家庭生活温馨背后的空洞无物与一地鸡毛呢？黄静雄不仅在外寻找情妇，还为了晋升和维持“一点点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放弃了电影梦想，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具有极其严重的矛盾，“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轻松和放纵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11]在陈映真笔下，以“华盛顿大楼”为象征物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体制有如一台永远转动着的“巨大、强力的机械”，它压抑着“上班族”们在个人职业、人生理想方面的自由选择和个人意志，但与此同时又召唤着与“消费”和“自由”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这种丧失了“爱”和人生理想的庸常生活中，我们难以看到“上班族”们真正突围的可能。当然，“华盛顿大楼”毕竟不是坚不可摧的“铁板一块”，其内部同样存在诸多矛盾和缝隙，反讽的是，最不惮于“抛弃了世界以为珍贵的一切而漂泊”的却是《上班族的一日》中在公司里引起轩然大波的Mr. McNell 和Kenneth——一对同性伴侣。赵刚敏锐地指出，此处显示了陈映真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异性情欲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索[12]，但是，陈映真对这种“以爱为名”、远走高飞的可能性也颇为犹疑，于是Mr. McNell 这位勇敢的漂泊者最终也难逃自杀的结局。

二、依附或超克：第三世界的女性及其结构性位置

赵刚认为：“陈映真对女性的态度非常复杂非常矛盾：崇高且卑下、神圣且丑态、坚强且柔弱、真诚且虚伪、母亲且娼妓，既似大地，且似流水。他的写作经常挣扎于下述两种文化态度之间。其一，一种近世左翼男性革命者（或近世宗教改革者）的禁欲主义，视女性一如海妖（Siren），为沉沦之引诱……其二，一种《老子》式的阴性主义，视女性为看似柔弱实则至强的生命与生活的展现，令人生‘渊乎万物宗’的敬畏之心。”[13]其实这也并非文学史中的特殊状况，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往往内化于男性作家的个体意识之中，他们大多都有“圣母—妓女情结”（Madonna—Whore Complex），陈映真也并非例外。《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女性在多数情况下扮演的是圣母角色，她们柔韧、包容而坚强。较为复杂的是《夜行货车》中集“圣母—妓女”于一身的刘小玲，她对詹奕宏有着母亲般的呵护欲，而小说中最为动情之处，就是刘小玲为了保护腹中的婴儿手握利刃肃然战立的情景，此处展露出的“母性最原始的勇敢”既延续又超越了《那么衰老的眼泪》《某一个日午》《永恒的大地》中的母性书写，使得刘小玲有别于早期小说中满足于“有性无爱”的维纳斯式女性，完成了“由妓女而圣母”的人物转变，但正如陈映真所言：“在工商业经济的社会中，在第三世界，色情已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它显示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而这一切“都应该在战后三十年来权力和利益分配下的第三世界这样一个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课题中，去思索正确的答案”[14]。

“恶戏”这个词语承载着陈映真对于第三世界女性所处位置和困境的深切思考。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有摩根索先生调笑女职员，讲肮脏性笑话的“代表动物一般的精力的恶戏”（《夜行货车》）；有艾森斯坦先生色情“凝视”周小姐时对张维杰“无言地、恶戏地”眨眼（《云》）；还有布契曼先生对“性感的女秘书”“恶戏”的猥亵谑语（《万商帝君》）。考虑到《上班族的一日》中的总经理实际上并未登场，我们不妨认为《华盛顿大楼》系列跨国资本主义公司中的“美国老板”对黄种人女职员在言语甚至行为层面的调情是具有普遍性的。“恶戏”是陈映真小说中的惯常用语，在《猫它们的祖母》《永恒的大地》《最后的夏日》等小说中均有出现，用以描述男性对女性轻浮浪荡的言行举止。但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恶戏”的施事者均为富有权势的白种男人，这不难使人联想到西方《蝴蝶夫人》《西贡小姐》等带有浓厚帝国主义与殖民色彩的“经典”剧目。国族视域的引入使得“恶戏”有了全新的内涵，形成了“西方/白种人/男性/强势者”与“东方/黄种人/女性/弱势者”二元对立的隐喻[15]，小说也反映出陈映真对这种不平等权力结构的自觉揭露与批判。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恶戏”的施事者虽然是摩根索先生等“美国老板”，但畏畏缩缩的林荣平们、缺乏自觉的张维杰们和原本就与之同流合污的刘福金们同样参与了对女性的“男性凝视”（Male Gaze）。从摩根索先生对刘小玲的品头论足，到艾森斯坦先生对张维杰的眨眼会意，再到《万商帝君》中众男性的纵声大笑，我们不难发现，《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恶戏”需要多个男性主体的同时“在场”，这种“凝视”的来源不是某个独立的男性个体，而是“男性共同体”。“恶戏”在陈映真的词典中也有“模仿”的涵义，如《家》中的“我”模仿死去的父亲，是“在脸上塑起成人的风景的恶戏”，《夜行货车》中的詹奕宏“恶戏地对着电视机学葛经理说话”，而“男性共同体”的“恶戏”实际上兼具“性别凝视”和“模仿”两种内涵。在女权主义理论中，“下流话”有一套规则和程序，是男人作为性的主体进行相互确认的仪式，这种行为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担保一个男人为男人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16]当然，在实施“恶戏”的“男性共同体”中，“美国老板”是其中的主导者，第三世界的男性则是参与者和附和者，“公司里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奴才胚子”，刘小玲这句话正点出了其中要义。

除此之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还多次声明在爱情上女人比男人更诚实、勇敢，或是中国的男子不敢爱。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具有更强的能动性和反抗性，她们自然同样依附于诸种教条和体制，但又更容易受到性和经济权益等方面的切身侮辱与侵害，因此，女性在面对这些体制性力量对人的“异化”时更具有游离、逃脱和反叛的可能。“美国老板”实际上就是跨国资本主义公司中的“父亲”，也象征着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中的“父亲”，他既有性感的魅力（摩根索先生的八字胡），又有世俗的权力，“正蒙受青春、智慧、财富和权力宠幸”，甚至可以认为，“美国老板”与那巍巍然、稳重而庄严的“华盛顿大楼”是一体的，二者同样不可侵犯，散发着宗教般神圣的光芒，是资本主义父权制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宰制者。因此，陈映真的“阴性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圣母—妓女情结”，而更近于大陆诗人翟永明所谓“黑夜的意识”，它对“白天”、“阳性”、“父权”——种种宰制性的秩序和规范具有超克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种超克同时也有被既有秩序瓦解和抵消的可能。

对《华盛顿大楼》系列女性处境的理解不能忽视阶级视域的存在。在《云》中，陈映真的视野下移到代表着最广大民众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工身上。小说中参与工会抗争活动的主体是女工，因为她们与工会干部和男工在企业内部所处的具体位置并不相同，女工们实际上身处于跨国资本主义企业经济关系网络的最底层，其薪资水平、退休金等权益更加得不到保障，而男性则相对来说获益更多，也更具软弱性、依附性和妥协性。总体而言，《华盛顿大楼》系列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和经济—政治—性别隐喻：即在19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跨国资本主义格局之下的台湾，美国白种男性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台湾男性（包括台湾的本土权势阶层、“上班族”和男工）是“帮闲”，而作为妓女、女职员、女秘书和女工的台湾女性则是真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夜行货车》中的老张因“召妓”被革职，可白人所谓的“妓女”却是老张在桃园加工出口区一家日本厂中做工的女朋友，这看似是詹奕宏的无心之语，实际上却是小说家的微言大义。借用詹姆逊的话来说，第三世界的文本具有寓言性和特殊性，应该把它们当作“民族寓言”去阅读[17]，从这一角度来看，陈映真对她们的描写反映了第三世界的女性在跨国资本主义公司乃至整个跨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中的结构性位置，也借此刺破了跨国资本企业“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话语虚伪的一面，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她们是最广大的第三世界民众的象征，其境遇是国族、性别、阶级等诸多结构关系相互联结和叠加而形成的。

借女工小文在工运中的探索和成长，陈映真表达了“写出真正的、人的心声”的文学理想。在以小文为代表的女工们身上，作者寄托了他对第三世界民众最美好的愿景和希冀，我认为他在《〈人间〉杂志发刊词》中所说的“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18]，其人道主义信念正来源于此。借用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的表述：“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19]这“地底下”，指的就是小文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底层民众，因为在她们身上还保存着那珍贵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趋于失落的，“人与人之间深切的、休戚相关的连带感，和相互间血肉相连的热情与关怀”[20]。陈映真对女性/民众双重身份的构想可追溯至1960 年代发表的《永恒的大地》，他在这篇小说中难掩对于女性/民众既赞美又质疑的矛盾心态，但是，至少在《云》这部小说里，兼具女性/民众双重身份的女工们在切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逐渐由分散、犹疑走向团结、反抗，而那象征着工人们萌生自觉的“摇曳在空中的花”和结尾张维杰作为男性知识分子的反躬自省，正显示出跨国资本主义公司庞大的阴影之下“地火”的“运行，奔突”[21]，在这抗争的过程中自然不乏失败、沉默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22]。

不过，即便对于如此珍贵的抗争也不能作过于浪漫化的想象。美国社会学家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23]中指出，倘若“弱者”正面反抗，权势阶层就会采取镇压、开除等手段，所以实际情况是前者基于谋生的需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谨慎、务实地顺应现实，并尽量避免公开和集体形式的对抗。尽管斯科特非常尊重“弱者”日常、微观的反抗，但他也强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意识形态对马来西亚社会的逐步渗透，这种反抗注定失败，它至多只能延缓却无法阻止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这一历史进程，而“弱者”们将要面临的是经济和文化、仪式地位双重边缘化的残酷后果。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云》中参与工会运动的女工们被迫下岗，而《万商帝君》中扮演“帝君”的林德旺之疯狂亦可视作第三世界本土文化、仪式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日趋边缘化的寓言。

三、从“痛苦”到“告别痛苦”：男性主体与左翼理想的失落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华盛顿大楼》系列中各种形式的微观反抗都以失败告终，或许在陈映真看来，反抗跨国资本主义在台湾的扩张需要宏观性、系统性的社会变革，而当陈映真将其左翼理想投诸中国大陆时，大陆的文化语境正悄然改变。正如贺照田所述，1978 年后大陆对历史问题的重审“所引发的陈映真信仰和思想的危机，确是陈映真80 年代一系列视野、思考、感受、理解的调整得以启动的核心背景”[24]。陈映真曾在《猎人之死》中寓言般地描写了孱弱的阿多尼斯之溺亡，他渴望迎接的是一个左翼理想高昂的“鹰扬”时代，“流离的年代将要终结”，到那时男人和女人才能够“无恐怕地、自由地、独立地、诚实地相爱”。可是在他看来，左翼理想在80 年代遭遇了更为复杂的状况，而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下的台湾标榜着“自由”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和那轻巧地卸去了历史重负的都市资产阶级两性之“爱”，二者皆不能真正抚平台湾人内心的精神创痛，也无法承担抵抗“异化”的重任。

作为一位左翼文学家，陈映真并没有将性/两性与其他社会问题相割裂，从《六月里的玫瑰花》到《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中的性/两性问题往往牵涉着“外来的消费文明，外来的色情意识，越战，美军基地等军事、色情结构，以及‘先进’日本经济和跨国企业的阴影下，日本男性群集倾巢向东亚、东南亚推进性的侵略”[25]等复杂的历史难题。比如，在《夜行货车》中，两性关系是推动情节发展，促使人物作出“抉择”的重要机制，作为女性的刘小玲也并不处于主体性位置，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男性主体间相互斗争的漩涡中心，或是省籍矛盾和国族矛盾借以触发的火药桶。但陈映真对此有所自觉，《华盛顿大楼》系列女性面临的问题与民族、阶级等话语并非高度整合，而是保持了一定的反讽和质疑的距离，在小说中，陈映真质疑了男性知识精英惯有的将民族国家与男性主体相互勾联，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女性排除或贬为“他者”的思维惯性和历史债务，更多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林荣平、詹奕宏、黄静雄和张维杰等男性，这也延续了赵刚指出的早期小说借由性/两性问题对男性主体展开诊断、检讨和批评的反思路径。

从《华盛顿大楼》往回看，在陈映真早期小说中，朴素的国族意识和禁欲主义思想往往是具有左翼倾向的男性青年共有的特征，这些男性大多具有孱弱和忧悒的气质，且往往因左翼理想的破灭而走向堕落、疯狂或死亡。但《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詹奕宏、黄静雄们却“忍耐”了下来，在资本主义个人奋斗式的理想与现实之漩涡中疲倦、挣扎着生活。早期小说中左翼理想与白色恐怖对位的政治结构和紧张氛围逐渐涣散，二者的缠斗被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向钱看”的社会现实消解，因此，康雄们在陈映真小说中的中心位置被《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消费人”取代，此时具有朴素国族意识（詹奕宏、刘福金）或禁欲主义倾向（陈家齐）的男性已然与左翼理想脱钩，也倾向于切断自身与台湾近现代史之间的血肉关联。

陈映真试图指出，这种“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主体非但无助于使台湾摆脱后殖民的命运，恰恰反而容易成为跨国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协作者，帮助“美国老板”使台湾加速沦落为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的边缘角色。例如，《夜行货车》中詹奕宏的酒后自述实际上道出了1947 年“二二八事件”给两代“本省人”带来的持续性伤痛，要破解“二二八”的历史密码则需“克服两岸的历史分断体制——从个人传记到家族历史到民族历史的一连串的分断，而这必须回溯到冷战、国共内战、中日战争，到整个中国近代史”[26]。但是，政治上的挫折和1948 年的金融波动却使詹奕宏的“父亲”将自己归为“失败者”，并萌生出了要让子一代通过接受西式高等教育“出人头地”的思想，而詹奕宏也借此逃避了向历史正面问责的艰难。柄谷行人曾指出，日本“从60 年代开始激进化的政治运动遭到破产，结果产生了回到‘文学’去的倾向。或者人们觉得通过回到‘内心’，似乎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共同幻想中‘自立’起来。后来证实，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摆出激进姿态的保守主义而已”[27]，用这段话来理解詹父的回到“教育”和詹奕宏、黄静雄们看似激进，实则保守的姿态正恰到好处，因为这种“不问政治”而盲目谋求个体性成功的刻苦进取无益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甚至只是饮鸩止渴，他们做出的选择实际上再现或强化（而非抵抗）了国民党既有威权政体的统治秩序和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因此，陈映真笔下的“上班族”们往往忧悒甚至深陷痛苦，但他们对痛苦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却缺乏追问和反省的自觉，其没有切中政治命脉的、非历史化的反抗也必然缺乏实质性效果。

那么，陈映真如何回应这一问题呢？作为台湾战后最具批判性的思想资源之一，左翼思潮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一度销声匿迹，而在1970 年代“保钓运动”和乡土文学论争等事件中重新焕发出微弱的火光。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人间’派左翼知识分子建立了对战后台湾思想史的基本认识和知识图景，在他们看来，战后至70 年代的台湾思想史是‘内战·冷战’意识形态与反‘内战·冷战’意识形态冲突的历史[28]，可《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消费人”却对新殖民主义论、第三世界理论等新的思想和历史动向视而不见或施以冷眼。而国民党政权对美日资本输出的高度依赖也无异于自毁长城，当跨国资本主义企业携带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掩盖和遮蔽政治的形式登场时，在“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大潮之下，连国民党宣扬的“爱国忠党”情怀也显得无比尴尬：“洋公司做事算不算‘报效国家’呢”？陈映真意识到的问题在于，人们倾向于遗忘或回避1970、80 年代“西化”潮流本身的历史性，而把它作为一种既成事实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加质疑地予以接受。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陈映真立足于台湾战后社会语境的现实关怀和借以观照台湾历史问题的左翼视角，他对所谓“企业下人的异化”的理解实际上勾连着社会性质、经济制度、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等诸多问题，这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异化”主题有着迥异的社会指向和文学内涵。可以想见，对于卡夫卡来说，“异化”本身也并不是什么抽象化的东西，不能抽离作家所处的家庭、宗教、国家、民族和阶级语境去空洞地讨论。鲁迅曾指出，中国人像一盘散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29]，我们也可以说，“上班族”们的痛苦、妥协和“异化”绝非某种“自然而然”的“人性”，而是被国民党政权对内弹压、对外亲美的政策和制度“治”成的，它无法借助抽象的话语进行解释，而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结构性产物。所谓“异化”也并非一开始就先验性地存在，而是制度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

但相较于陈映真在杂文和社会活动中昂扬的左翼战斗姿态，他在小说中却更为生动而曲折地呈现出自己的矛盾与困惑：詹奕宏此前因家庭的贫穷和父亲的失意而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可他在痛苦和愤懑之余，究竟“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呢？为什么大学时代耽读巴赞电影理论的黄静雄会那么轻易、自愿地被“体制”和“生活”收编？为什么原本心中怀着“深在的宗族情感和爱国忠党的情怀”的陈家齐会如此迅速地转变，对喊着“中国一定强”的游行学生有“盲目的民族主义”的评价？小说并没有给出非常确切的答案，只留下一个个弯曲而痛苦的问号如幽灵般徘徊。在《万商帝君》中，小说叙事的重心已由不乏痛苦的詹奕宏、黄静雄、林德旺们滑向“告别痛苦”的刘福金和陈家齐们，这正反映出左翼理想在80年代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困境。贺照田也认为，此时陈映真思想文化实践背后更内在的观念与感受型构发生了微妙变化：“新世界和有关新世界的系统真理的不存在，促使他摸索——和他过去以为新世界和有关新世界的系统真理存在时，所习惯的对待世界、处理问题不同的——新的探问、把握方式来对待世界、处理问题，他才在文学和思考中面对了这一挑战。”[30]这令人想起1975 年陈映真的夫子自道：“一九六六年后，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31]以这段自述分析1966至1975 年发表的《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某一个日午》等小说文本是适用的，但“契诃夫式的忧悒”却在70、80 年代之交的《华盛顿大楼》系列中重新回归，小说家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和自我反省的意识也愈发凸显。陈映真从《唐倩的喜剧》等锋芒毕露的批判姿态后撤一步，他对林荣平、詹奕宏们的态度显得暧昧而温和，总是不厌其烦地述说着他们少年时代窘迫的经济状况以及成年后的精神忧郁与苦闷，在契诃夫“含泪的微笑”式的讽刺背后，总不乏因感同身受而显得柔软、温润的理解和悲悯之情。

因此，与其说陈映真对“上班族”们彻底失望和全盘批判，不如认为作者自身也矛盾、彷徨而找不到“清晰的答案”[32]。如前所述，陈映真的早期小说具有自我指涉性，康雄、阿多尼斯、林武治……我们总能从这些男主人公身上看到陈映真自己的身影。不妨大胆设想，《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上班族”们，包括林德旺在内（他与康雄等人多么相似），都是陈映真自身被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台湾社会“异化”的一部分，“他把那痛苦从自己身上取出，放在对手身上，从而再对这被对象化了的痛苦施加打击”[33]。从这一角度来看，主体的建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是一个充满犹疑和矛盾的动态过程，在这曲折展开的过程中也蕴含着理想颠覆甚至走向反面的危险。《华盛顿大楼》系列呈现的老毛病和新问题都是陈映真在对左翼理想的探寻之路上不断遭遇的疑难杂症，它们甚至内在于陈映真的个人意识层面，化为了其血肉、思想的组成部分。陈映真不是圣徒，也不是导师，他在内心深处和日常生活中也需要与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驯化、“家畜化”（《山路》）进行旷日持久的“壕堑战”。作为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陈映真建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定然是艰难而坎坷的，他不是“隔岸观火”，而是“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34]，《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写作，正是折射出了陈映真的惶惑、不安与艰难的抵抗。

许多人认为，左翼文学总不可避免要落入概念化、公式化的陷阱，陈映真却曾如是自白：“我的文学青年的个性可能是比较强的……从文学出发的左倾，从艺术出发的左倾，恐怕是会比较柔软、而且比较丰润”[35]。他在践行“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立场的同时，又非常强调“文学生活，是人的精神生活之一”[36]，与机械的反映论和工具论保持一定的距离。令人难忘的是，《华盛顿大楼》系列对詹奕宏、刘小玲等人物的性心理、梦境和潜意识等精神活动作了相当细腻、丰富的呈现和精神分析，小说中宏观的批判意识也无法压倒对于个体情感和个人选择的理解与尊重。《华盛顿大楼》系列在社会批判和艺术审美两个层面达成了微妙的平衡，或许正是由于该系列既贯彻了创作者语境化、多层次的社会关怀和批判意识，又不满足于宏观化、概念化的理念先行，而是能够将诸多体察和反思落实到鲜活的个体生命经验之中。《华盛顿大楼》系列在向内和向外两种文学维度层面均用力颇深，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詹姆逊所谓资本主义文化“现实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小说，它们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也就是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严重分裂甚至二元对立[37]。

陈映真的文学总是与社会构成一种紧张的对话关系，他引导着读者去反思我们远未完全理解的、正在行进着的社会现实。在他完成《华盛顿大楼》四部曲的1980 年代，中国大陆却有部分声音重新询唤着资本主义现代性，这多少是对左翼—社会主义传统的断裂，以不无偏颇的方式放逐了“革命”中或许值得保存下来的思想与实践遗产。这也启示着我们，应该将台湾和大陆放置于整个第三世界语境，并将台湾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量，在海峡两岸文学、社会发展的“错位”对话中照见彼此历史性的长处和缺陷，并以更加整体和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晚清”以降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

①《上班族的一日》本是《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开篇之作，后来作者将《夜行货车》略经修改后编排为《华盛顿大楼》系列首篇。本文引用的小说原文皆出自九州出版社2020 年出版的陈映真《将军族》和《夜行货车》小说集。

②③④⑥⑦[31][32][36]陈映真：《陈映真文集：文论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年版，第147 页，第132 页，第400 页，第109 页，第147 页，第136 页，第146 页，第421-422 页。

⑤⑧[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36 页，第15 页。

⑨⑩[13]赵刚：《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7-28 页，第159 页，第14 页。

[1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119 页。

[12][26]赵刚：《战斗与导引：〈夜行货车〉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 年第6 期。

[14][25]陈映真：《色情企业的政治经济学基盘》，《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379 页，第379 页。

[15]无独有偶，与陈映真同龄的白先勇1960 年代于《谪仙记》、《谪仙怨》中对男女关系的书写已隐含了“东方/女人/弱势出卖者对西方/男人/强势购买者”的二元对立框架，参考刘俊：《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论白先勇的〈纽约客〉》，《扬子江评论》2007 年第4 期。

[16][日]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版，第23-26 页。

[17][37][美]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严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版，第428 页，第428 页。

[18][20]陈映真：《〈人间〉杂志发刊词》，《陈映真文集·杂文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年版，第92 页，第92 页。

[19]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