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复现与历史反思——陈映真与黄锦树同名小说《山路》对比谈

盛颖东

作为台湾文化界“旗帜”性人物的陈映真自50 年代起就以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和深厚的民族情感涉入文坛，他对社会充满热情，始终站在民族爱国立场上，热切盼望两岸统一始终是贯穿其全部作品的红线。《山路》创作于上世纪80 年代，作品中充满了宗教式的“救赎”精神，真实地反映了在国民党及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台湾人民革命和生活的情景。

作为后辈的黄锦树无疑是马华文坛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猛烈地“批评马华文学界关起门来的自我陶醉，加官进爵”①引得不少人侧目。黄锦树是矛盾的，他的小说在“吊诡中国性”中纠缠，处处体现着“三民主义，无党所宗”的无奈，小说中那些迷宫式的热带雨林，南洋的异域风情构成了黄锦树作品的背景。就是这样一位被王德威称为“坏孩子”的作家在三十年后以互文的方式“复现”了陈映真先生的《山路》，虽说黄锦树的《山路》在影响力及热度上远不如陈映真先生的原作，但不得不承认，不论是创作技巧还是文章深入的情感和思想表达，黄锦树的《山路》都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同时通过对黄究竟为何同以《山路》为题进行创作以及陈、黄二人的《山路》有何异同等这些问题的释疑，将会更有助于我们重探那段革命史的真面目，帮助我们进一步揭开马华文学那层神秘的面纱。

一、《山路》中的文本意象——“山路”与“信”

（一）那条“路”——《山路》

以《山路》为题进行创作体现了陈映真这篇文学作品艺术构思的精妙，作品虽名为“山路”，但我们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却看到了这条“山路”的诸多象征意义，也即作者想要做到的突破原始物象来表达的新的内涵，这是一种意识情感内部的深入。作者在文中使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这条“曲曲弯弯”的山路背后的故事，这条山路是少女蔡千惠情窦初开、感情萌芽的见证，在这条路上蔡千惠见到了她的未婚夫黄贞柏，见到了她爱慕的大哥李国坤，也正是国坤大哥和黄贞柏的出现让蔡千惠开始向革命靠拢，这一截小小又弯曲的山路承载着那时仍是少女的蔡千惠对爱的所有幻想以及对革命的憧憬。然而，现实中革命的道路并不像蔡千惠最初所想象的那样美好，贞柏、国坤大哥的相继入狱，二哥汉庭对革命的背叛都在向千惠传达着一个信息，即革命的斗争同那山路一般是漫长、艰难而又曲折的。随着对作品的深入阅读，我们更清楚的发现，陈映真以“山路”为题的意图决不仅止步于此，要想揭开“山路”之谜，我们不得不去梳理主人公蔡千惠的一生。

少女时的蔡千惠曾是一个对理想、光明和生命充满追求与热情的可爱女子，在结识了革命同志也即她的未婚夫黄贞柏、大哥李国坤后，被他们的坚毅、温暖和热情所打动，开始向革命靠拢，但当得知因自己的二哥汉庭背叛了革命造成国坤大哥的牺牲和黄贞柏入狱后，她毅然选择来到国坤大哥家用一生的劳苦去“赎回我们家族的罪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国坤大哥的弟弟由她扶养成人，一家人逐渐过上了富裕殷实的中产阶级生活。可此时蔡千惠却偶然得到黄贞柏大哥得以假释出狱的消息，这消息使千惠突然从现实生活中惊醒，她为如今早已“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自己”而感到羞耻，感觉自己早已忘却当年革命的初心和人生信仰，已经“油尽灯灭”因而“完全失去生的意念”选择了自杀。这是陈映真笔下女主人公蔡千惠的一生，她这一生所经历的那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恰如“那一截小小而又弯曲的山路”，可见，陈映真笔下的山路是山之路，是艰难坎坷的革命之路，更象征着少女千惠自苦的人生路。

三十年后马华作家黄锦树同以《山路》为题进行撰写，与陈映真笔下的《山路》不同，在黄锦树的作品中，作者使用了不少的文本篇幅对在“月光斜照的那条上坡路有一段阳光也照不透的原始林”里的山路进行了详细描绘。这条山路曾在阿弟的梦中出现过，母亲也在现实世界中亲身走过。阿弟梦中的这条山路“几乎纯然是工人的脚和脚踏车的轮子走出来的，夯得硬实、泛白……月光下，窄窄的路好似被覆上白沙，蛇一般的姿态匍匐穿过林子”②，而母亲走过的这条山路是在革命队伍大撤退的时候被开路的弟兄用巴冷刀劈出来的，路上随处可见山涧，山头上成群的老树二十多个人手拉手都围不起来。山林里本没有路，无论是出现在阿弟梦中的还是母亲脚下的路都是靠人们开辟出来的，这本不存在的山路与马共当年的革命之路一样充满未知，凶险，需要勇敢的人们一点点去开拓，山路中那些野蜂、毒蛇甚至暴怒的野猪的攻击，也恰是作者透过文章想要折射出的，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出现的血腥、暴力、弱小、残忍与冷漠。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原文中发现了关于“山路”的其他内容，文中描述到在“阿妈”选择自杀之前，她曾“向邻居借来烧金纸的铁桶”一张一张的烧掉了她在空闲时写下的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的封面标题恰为《山路》。阿妈写的《山路》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文中提到烧掉这些文件时，阿妈曾“微笑着谈起自己年轻时常和一个喜欢的男人缓慢的走在月光下的山路上，一路讨论国家民族未来的命运……”③，可见黄锦树笔下的山路，实际上还象征着女主人公的爱情之路，可以说“阿妈”的爱情是曲折的，甚至是失败的，年少时所爱之人是那样的不堪，为此自己还付出了一生的代价，这些都如同那条曲曲折折的山路一样，预示着女主人公的一生走的十分艰辛。

（二）那封“信”——是解还是结？

毋庸置疑，陈、黄的《山路》中都出现了对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主题的揭示都起着重要作用的一封信。在黄锦树的作品中，信是“母亲”主动留给阿叶、阿弟的绝笔，信中仔仔细细地向阿叶、阿弟讲述了母亲来到他家的前因后果。而在陈映真的作品里，那封信是在李国木收拾行李时无意间发现的，是大嫂写给当年的未婚夫黄贞柏先生的，在信中“大嫂”向黄贞柏先生讲述了三十年来前前后后发生的事。这两封信，一封是母亲主动向子女释惑，另一封却是同样扮演着类似母亲角色的大嫂无意于留给子女的，她至死也不愿向子女解释这几十年来孩子们一直想知道的事实真相，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不难从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悉心培养的下一代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中发现端倪。从黄锦树笔下的那封信中我们了解到，姐姐阿叶去念了“可以构建我们自己的历史”的历史学，阿弟去念了“可以关怀超出华人自身而及于世界上被资本主义扩张而毁掉的弱小民族”的人类学”，可见，在“母亲”的教导下，两个孩子对各自的人生之路的选择如“母亲”本人一直以来所秉承的革命信念即超越偏见、超越民族的大爱相契合，这使得母亲欣慰“可见我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也正因如此，“母亲”才会主动留信愿意仔仔细细地向孩子们讲述历史和真实的事实，这封信不仅是“母亲”为解开埋藏于孩子们心中多年的疑惑，更是“母亲”在这两个看得见希望的孩子们身上留下的一份嘱托——即使革命的大愿望，终极的人类关怀难以实现，阿叶和阿弟仍应该坚守底线与初心，用那份真诚去影响更多的人。

但在陈映真的作品《山路》中，作为被大嫂悉心抚养长大的李国木，成年后便独自经营一所会计事务所，生活殷实而富足，且早在几年前带着大嫂搬离故乡住进高档住宅区。这些生活上的变化让幡然醒悟后的大嫂感到惶恐，这不是她曾经想要替国坤和贞柏大哥继续完成下去的革命梦，国木人生道路的选择在不知不觉中早已与“我”的革命信念背道而驰，不仅如此，在国木的影响和资产阶级看似安逸的生活的诱惑下，我自己也早已忘却了历史，兀自取乐。黄贞柏大哥出狱，让她正视到自己的“颓然”，她忘却了自己的初心，遗忘并背弃了曾经的信仰。因此，她写信给黄贞柏，希望黄贞柏谅解她这“失败的一生”，也更希望此信能鼓励被假释出狱的贞柏大哥，让他勇敢的走下去以面对三十年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社会。蔡千惠深知自己的信仰以及国木的人生信念在一定程度上早已被资本主义所解构，她只能将曾经的信仰与理想寄托在未受资本主义浸染的黄贞柏身上，“请硬朗的战斗去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是陈映真笔下的蔡千惠还是黄锦树笔下的母亲，她们的信都可以看成是她们对革命希望的寄托，说到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母亲”的信是留给子女阿叶和阿弟的，但蔡千惠的信选择写给当年的未婚夫黄贞柏先生了。

因此，这两封信我们即可将其看作“解”也可看成是一种“结”，因为信的出现虽对子女来说看似解开了一直以来困扰在他们心中的种种疑惑，实际上对于女主人公来说，正是由于终其一生也未实现的革命理想的心结仍未打开才写出此信，以诫后人。

二、《山路》中的人物形象：“宗教式救赎”的女人

在陈、黄二人的《山路》中各设置了一位带有宗教“救赎”精神的女性形象：蔡千惠、阿妈。二人身份真真假假：是母亲、大嫂；是革命者、救赎人？不论身份如何，她们身上着实有着耐人寻味的相同（救赎式的终生奉献与反思后的死亡选择）与不同（选择的原因）之处。

（一）爱生信仰

首先便是女主人公出现在阿叶、阿弟或黄贞柏大哥家的原因。可以说，不论是蔡千惠还是大嫂，她们来到李国木或是阿叶阿弟家都是为了“赎罪”。年轻美丽的少女以“母亲”、“大嫂”的身份出现，用看似理所当然的理由承担起了两个即将走向穷途末路的家庭的重担，她们的出现是“孩子们唯一的依靠”，“我来到你们家是为了吃苦的”、“我必须赎回我们家族的罪愆”。具体来说，在黄锦树的《山路》中，“母亲”因为爱情投身革命，而在现实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她看到的尽是失望——当初所爱之人变得残暴，革命的斗争毫无人性，无辜的百姓受到压迫，这些都与她最初心中所憧憬的革命之路不同，与她的革命信仰不同，于是她选择逃离，并以一种“我”所理解的革命的实践与献身和宗教似的救赎方式来到阿叶和阿弟的家，以此来弥补她所看到的“革命的伤口”。而在陈映真的作品《山路》中，少女蔡千惠选择来到李国坤家看似因为爱情，弥补罪恶，但主因决不仅于此。文中提到“我”决定冒充国坤的妻子，不单单只是基于对国坤大哥的爱慕，而是“为了那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④。因此，陈映真笔下“大嫂”的救赎是为了爱情，为赎背叛革命的二哥汉庭的罪，更是为获得与革命者相同献身的认同。

（二）直面革命

其次，陈映真和黄锦树的《山路》都可被视为政治文学之类，两部作品都渲染了浓浓的政治革命气氛，作品中两位女主人公对革命的不同的做法和态度对我们分析人物形象有着很大的帮助。在陈映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贯穿始终的是女主人公对当年的革命人以及他们之间的情谊的无限赞美与崇敬。文中的蔡千惠说到：“您们相互之间那么深挚、光明、无私而正直的友情”让“我”感动，那条革命道路充满着“我们中国的幸福和光明的远景”，“我坚决知道自己要做一个能叫您信赖，能为您和国坤大哥那样的人，吃尽人间的苦难而不稍悔的妻子”⑤。当然，蔡千惠确实也用“赎罪”的方法践行了她所崇敬的革命人“为了那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的精神，但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我”又不断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这与我所希望的能使革命同志“为了广泛的勤劳者真实的幸福，每天冒着生命的危险”的大无畏精神得以传承的目标相脱离，所以蔡千惠失败了。她用尽心力，自苦一生培育出的却是被资本主义驯化的下一代。在这一点上，黄锦树笔下的“母亲”，那个同样因为爱情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少女，就没有像蔡千惠那样感性地看到革命的希望与未来。在亲历革命的过程中，当曾经爱慕“母亲”的人一个个被离奇陷害，让“母亲”看到了自己曾经爱恋的革命领导人的自私与独裁；当队伍历经艰辛登上山顶时“许多同志都很兴奋，但我那时的情人对着笑的开怀的我说：别那么小资产阶级情调”，这让“我”看到了革命内部的矛盾与分歧，这些都让母亲对眼前现实的革命斗争感到失望，但“我从未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更没有像蔡千惠那样在资产阶级的诱惑下迷失自我，在无意识中把孩子培养成了资本主义的享用者。她不断思索革命的真正意义与正确的革命道路，她将革命的希望放在自己与下一代身上，她用了一辈子的时间，以“小我”去践行着“大我”的梦想，既要弥补历史的伤口又要培育下一代，而阿叶、阿弟的选择也让母亲觉得“我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三）绝望而终

当我们在讨论这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时会不自觉地把目光放在两位女主人公放弃求生意志选择死亡的原因上。她们的死对周边的亲人来说是那样的突然，“怎么会这样，伊的身体不是一向硬朗吗？”；“就是那样的萎缩下来，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那样的萎缩下来”。她们求死的欲望也强到少见，主治蔡千惠的杨教授说：“我只是觉得病人对自己已经丝毫没有了再活下去的意志”；阿妈在留给孩子们的信中也提到“我只是不想活了，我活够了”。她们主动选择死亡的原因在我们细读文本时确能分析出二三分。对于陈映真笔下的蔡千惠来说，自己曾经决心用一生去捍卫的那场革命精神竟在资本主义侵入后，在大环境的潜移默化中丧失殆尽，“努力出世”、“避开政治”的思想竟成了如今人们的精神支柱，崇尚行乐，追求安逸与享乐使很多人逐渐甚至完全忘记了那些曾经为大众的幸福牺牲的志士和被囚禁在孤岛的“罪人”，这无疑是一种背叛，与堕落有关，与信仰、理想相悖。当黄贞柏出狱，蔡千惠惶然发现自己同样早已由一个向往革命的少女变为一个堕落悠闲的阔夫人，她内心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面对广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在反省、绝望、羞愧忧虑中选择死亡是她唯一的路。而对于黄锦树笔下的“母亲”来说，轻生的念头并非一蹴而就。从多年未见的曾经爱恋自己的矮仔口中“我”得知当年一同参与革命斗争的忠诚的同志们如今身死魂灭、尸骨凄寒、无处寻觅，但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当年的革命领导人脑满肠肥，嘴角还时常挂着那抹残酷的笑，并且“即使在饿死千万人的饥荒年代，也过着舒适的生活”时，阿妈彻底绝望了，这是压倒“母亲”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想到已经抚养长大且拥有令阿妈欣慰的生活的阿叶、阿弟，想到自己身患重病不能再为这个家做出什么贡献，“母亲”毅然地选择了死亡，她说：“人虽不能选择生，但可以妥善安排自己的死。在自己头脑还清楚时做好安排，不必让病痛把自己一口一口啃蚀掉”⑥，这是为了信念，也是为了尊严。

可以说，蔡千惠和“母亲”的死都是偶然中的必然，同时，死亡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段历史的尘封。

三、《山路》中的历史反思：勿忘历史，继续前行

（一）陈映真的忧

陈映真的父亲在他“初出远门作客”的那一年，头一次来看他，并对他平静的说下了这样的话：“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⑦陈映真家庭中的基督教背景、原罪意识及天启愿景往往成为他作品中不自觉的潜在文本，《山路》中蔡千惠的“救赎”也正是这一意识的反映。作为一位充满爱国情感的台湾乡土派作家，他渴望两岸统一，积极入世。《山路》写于1983 年陈映真受邀赴美国留学工作期间，作品取材于陈映真先前的一段牢狱生活，狱中的陈映真头一次见到了朝鲜战争后政治肃清时代的政治犯，而与这些人的相遇也曾被陈映真描述为与“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⑧的相逢。了解到革命真实的陈映真出狱后对六、七十年代在资本主义的帮扶与影响下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腾飞的台湾感到不安，他认真分析台湾当时繁华背后的“实像”与“虚像”，追怀革命、反对遗忘。对真相与历史社会现实的反省被陈映真记录于《山路》这部作品中，《山路》看似是一篇揭示人物命运的短篇小说，实则是作者试图呈现已被社会遗忘的那段历史中的动人故事，也藉此叩问历史与记忆、革命与颓废的关系并从侧面反映当时整个台湾社会的现状，他看到繁荣浮华的背后实际是现实社会的污浊，芸芸众生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成为资本主义的俘虏，人们活着却根本无法掌握和支配自己的命运，被“驯化”了的世人病态般的沉醉于物质和官能的享乐之中，“白色恐怖”以及看似繁花似锦般的社会“萎化了正义的触觉，也被斩却了任何与政治有关的官能”⑨，“人们兀自嫁娶、宴乐，把其他在荒远的孤岛上煎熬的人们完全遗忘了”⑩。在《山路》中，陈映真借少女蔡千惠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对于曾经为了人应有的活法儿斗争的您，出狱，恐怕也是另一场艰难崎岖的开端罢”，[11]与三十年前为反抗暴力强权的革命相比，在如今这样一个富足的时代要想唤醒人们的反抗之心难度不言而喻。所以，陈映真的《山路》首先表达的就是台湾社会对于那段革命历史遗忘的批判和唤醒大众早已迷醉的心灵的力不从心。呈现历史、唤回回忆无疑也是一场革命，在这场艰难的斗争中“我感到绝望性，废然的心怀”，这绝望性、废然的心怀不也正是作者陈映真心底深处的样子吗？

除了批判，作者在作品中还表达了自己的质疑与忧思。蔡千惠说：“不为别的，我只关心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悠长的囚锢，会不会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12]惊恐可以承受，牢狱可以坐穿，但对于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彼岸的革命之上的红色党人来说，大陆革命乃是自己行动意义之源，大陆革命一旦堕落则无异于生命之水的干枯，这几乎可以说是台湾50 年代地下党人的最后一道心里防线。因此，在那条山路上，黄贞柏会同蔡千惠激动地讲着我们中国的幸福和光明的远景，而不仅是他自己的工作和理想。从这个意义上看，作者不仅是惧怕人们遗忘台湾革命者的献身与革命的历史，更是怕人们忘记中国革命的历史，当千惠意识到连当初为铭记革命者献身，为弥补背叛罪过的自己都已遗忘了初心时，绝望便由心而生。

批判遗忘正是为了让人们能在重拾历史的真实中重新拾起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全然失去了的灵魂。陈映真以《山路》为介，奉行着他一直以来所推崇的信念——“侍奉于人的自由，以及以这自由的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合理、幸福的世界……要给予举凡丧失的、被侮辱的、被践踏的、被无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13]，这些便是陈映真在作品《山路》中所要表达的主要情感。

（二）黄锦树的讽

就在陈作品问世的三十年后，马华作家黄锦树以同样的标题《山路》铺呈着另一段关于马共的革命斗争史，而这篇作品确有更多的深意。但凡提到黄锦树，人们往往会想到他那实验性的小说创作和尖锐而无不偏激的文学批评。他是马华文坛最具批判功力的作家，他批判的矛头往往直捣黄龙，这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马华文学界极具争议的作家。王德威曾评价黄锦树说：“黄锦树的作品不以玩忽形式为能事，形式本身总已负载想象真实的方法及辩证”。[14]在阅读黄锦树的这篇《山路》时我们找到了黄锦树透过主人公的一生想要向读者表达的对马共那段革命历史的反思并借以警醒世人，与此同时，我们在其中也找到了黄锦树于三十年后以相同的题目叙写一个相似的故事的原因。首先，在文中，黄锦树借阿妈之口，在女主人公的遗信中提到：“我读了不少伤痕文学……我也零星读了一些较早离开部队的本地昔日战士们的作品……然而经历过的人，怎么叙事都局限在事实的表面呢？”[15]这里黄锦树所批判的那些浮于事实的表面，找不到支撑起记忆与历史的东西，找不到论证革命意义的答案的作品，暗指的正是陈映真笔下的《山路》。对于黄锦树来说，那条革命的山路并非真就如陈映真描绘的那样明净、踏实，革命内部也并非如蔡千惠所看到并一生都在追忆的那样美好。现实中的革命斗争充满着血腥、暴力与冷漠，这些都是事实却很少有人去正视，革命要成功并非如理想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一蹴而就，革命方法和道路的选择尤为重要，因为黄锦树认为：“华人在作为奴隶的国民历史中常常必须面对不断重演的类似的迫害情境……只要大环境大结构不改变，可想而知，作为共生体的文化创伤仪式也会一再地重演。”[16]革命的真正目的不是革人的命，死，也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是为了改变命运。真实的革命是许多年轻人用生命的代价换取，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活的更好。黄锦树认为陈映真笔下的革命者远未深刻思考及意识到革命的目的与意义，因此更不会考虑到革命中的行为是否符合正确的道路，这才是导致革命失败的主因，也是黄锦树在他的这篇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思想之一。

其次，黄锦树熟练的运用文学创作中的互涉性或互文性以旧题新写的方式叙述着自己的故事，黄锦树深知这样能为新编的故事提供一种熟悉的语调氛围，而这些语调恰能给予作者和受众读者以便捷的创作、理解通道，使之能迅速进入早已在原故事中营造好的气氛，这是一种捷径，也是黄锦树频频新编包括《山路》在内的名家作品的原因。此外，黄锦树之所以以《山路》为题进行创作应是更想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即让马华文化在他的作品故事中得以落地、生根、发芽。黄锦树同名构叙陈映真的《山路》并将其重组成一篇看似情节无二的故事，借原作品已有的关注度吸引读者的兴趣，这种做法似乎毫无创新意义可言甚至有些不耻，但事实上，在故事叙述的过程中，黄不断刨去文本深处马华文学批评的“金字招牌”——中国性。他不断游离于马华文学的本土性与中国性之中，妄图以“断奶”的方式将二者划明分界，“他在文论中攻击前辈罹患‘南方失语症’，强调试炼华文而非中文的必要。”[17]但马华文学所特有的隐匿性和离心性的身份以及海外华裔那“失身”的历史处境，使得黄锦树这位寻觅者、叙述者在复兴马华文学的道路上走的尤为艰难。即便如此，对马华本土性的寻找，黄从未放弃。同名叙写《山路》实际上是“他又为马华文学摆脱中国性的笼罩而挖掘被淹没的声音，同时又想借此为马华文学语言的再创作找寻历史合法性与借鉴资源”。[18]

除去从文学作品层面分析黄锦树《山路》所要表达的情感和创作意图，其实从历史层面去分析作品文本，我们仍能发现作者写此文的情感诉求。黄锦树在其《山路》中设置了一位看似不起眼却在文章情节推进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即女主人公曾经爱恋的老师，也是后来在革命队伍中主动投降而不知羞、不思过的领导人。翻阅马共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1983 年，也就是陈映真写下《山路》那一年，马来亚共产党革命部队在泰国发起的“征剿”马共计划中损失惨重，那场战斗结束后，一些马共高级领导人纷纷响应泰方提出的三项投降政策，最后投降的是马共总书记陈平，陈平是马共第一代领导人，派系矛盾不断的恶化导致部队遇到重大军事行动时不能相互配合与支持，无法统一行动，特别是在领导人投降后，部队溃散，最终导致马共军队彻底瓦解。马共，在坚持了四十多年森林游击战，创下世界最长久森林游击战争记录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终于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些史实被黄锦树反映在作品之中，他以文字的形式沉痛回悼历史，以文章最后出现的那些脸上完全看不出是失败者，也没有任何对革命反省的人物形象加以讽刺、痛批现实中当年马共那些不问战士生死，只求自己苟活的领导人，讽刺马共的革命党人自始至终也没有意识到革命的真正意义。

四、结语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陈映真和黄锦树的《山路》恰是历史这面镜子中反射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不论是陈映真的反映赤子之心的台湾文学，还是具有吊诡色彩的黄锦树的马华文学，他们无疑都想透过作品在表达自己情感的同时来影响读者，引起读者对历史的反思，并达到让一种文化或文明得以保存，得以延续的意图。就像黄锦树在对谈贺淑芳，言叔夏时提到：“我对马华文学的互文引用也可以说是在以我自己的方式保护马华文学”。[19]除此之外，毋庸置疑，两部作品虽然皆存在作者想要传达的对革命历史的反思，但结合陈、黄二人创作各自《山路》时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我们可以看出，黄锦树的作品在历史批判性上比陈映真略胜一筹，黄锦树更能深入历史的根源处，抓住要害，看清真实的社会现实，他不像陈映真是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是“透过间接管道实现的。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社会改革或政治行动；事实上，他的自我奉献根本未曾达到社会群体的层面”。[20]黄锦树是现实的，对历史更加深入的思考让黄锦树的这部《山路》更富光彩。

①[14]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365 页，第378 页。

②③⑥[15][18][19]黄锦树：《鱼》，台北：INK 印刻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41 页，第47 页，第61 页，第299 页，第61 页，第327 页。

④⑤[11][12][14]陈映真：《陈映真文集——小说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年版，第566 页，第583 页，第378 页，第584 页，第583 页。

⑦兰兰：《“夜行”“山路”的跋涉者——论台湾作家陈映真》，《学术论坛》1999 年版。

⑧⑩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第433 页，第581 页。

⑨包忠文：《评陈映真‘山路’系列短篇小说》，《文艺争鸣》1996 第6 期。

[13]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台北：台湾人间出版社2009 年版，第30 页。

[16]黄锦树：《东南亚华人少数民族的华文文学》，《香港文学》2003 年第5 期。

[17]朱崇科：《吊诡中国性——以黄锦树个案为中心》，《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2 期。

[20][美]张诵圣：《当代台湾文学场域》，台湾联合出版社2001 年版，第13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