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敝国现实”：《改造太太》与1950 年代香港文学外译

刘韵柔

一、引言

1951 年，香港基荣出版社发行了杰克（黄天石，1898-1983）的言情小说《改造太太》，该小说主要描述了香港新旧社会过渡时期两对夫妻的恋爱及婚姻关系。1953 年，日本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塚恒雄致信黄天石，表达其将《改造太太》翻译成日文的愿望。同年，《改造太太》日本版诞生，与中文小说同名，大塚恒雄也由此与黄天石保持友好、密切的联系①，成为1950年代香港与日本文人交流的缩影。然而，《改造太太》的日译却为学界所忽略。1981 年编撰的《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没有收入《改造太太》的日译本，而同样于1950 年代初在香港出版的《某公馆散记》和《虾球传》却得以记载，也就是说学者在整理日译中国书籍时遗漏了《改造太太》。这一遗漏不仅致使学界对中书日译的整理有失完整，更让我们忽略香港文学在1950 年代中国文学日译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直以来，1950 年代香港文学翻译的相关研究集中关注外国文学在香港的中译，这一研究现象主要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翻阅1950年代的香港文学刊物或报纸副刊可知，当时香港本地文人对翻译并不重视。从面向大众读者的《新生晚报·新趣》到面向学生的《中国学生周报》②，翻译作品数量甚微，即便有翻译内容，也以英美文学的中译为主，香港的语言环境使得大部分香港本地文人仅能掌握英文一门外语，文人语言能力不足进而导致香港本地文学刊物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限制在英美文学之中。其二，1950 年代的香港是美苏冷战在亚洲的重要战场，因此美国情报机构网罗大批文人集中进行美国文学中译。李波的文章讨论邝文美（1919-2007）的美国文学中译活动与美国新闻处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邝文美的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以试图建构美国的美好形象。③单德兴的专著《翻译与脉络》中有两篇文章讨论美国资助的文学翻译活动，其中一篇介绍美国在港官方机构美国新闻处旗下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文学翻译活动，另一篇探讨美国新闻处如何资助张爱玲在港的美国文学中译活动及其翻译策略。④此外，王梅香的博士论文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美援文艺体制下诞生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翻译，如何影响台港的文学翻译、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⑤

1950 年代外国文学在香港的翻译固然是香港文学翻译史的重要部分，然而学界却忽视了这段历史的另外一面，即香港文学的海外传播。学界未能注意到1950 年代的香港文学已有向外传播的实例，因此《改造太太》作为当时为数不多得以外译的香港文学作品值得学界给予关注。通过勾连历史报刊、译者序言等历史材料，本文将《改造太太》放置在1950 年代的时代背景之下，分析《改造太太》在选材上的特殊性及其被译入日语世界的原因。希望《改造太太》的日译研究在帮助了解中国文学日译历史的同时，也能补全1950 年代香港文学翻译的面貌。

二、1950 年代日译中书的背景

二战后，日本曾掀起一场媒体复兴的热潮⑥，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也受到影响，以中国文学为研讨对象的刊物因此相继成立或复刊。正如《中国文学》战后复刊号的复刊词所说：

我们必须坚定地前行，战争带给我们的唯一恩惠是立足于真实和自由的基础，更加热爱我们的邻邦支那。我们热切希望我们的研究从单纯亲近支那文学扩展至对日本文化复兴，乃至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所贡献。⑦

到《改造太太》日译本出版的1953 年为止，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主要讨论与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人民文学”⑧。前者有武田泰淳（1912-1967）、增田涉（1903-1977）、竹内好（1910-1977）等人的鲁迅研究，后者有日本学者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霞村的时候》以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的日译。在“人民文学”译介潮流的影响下，香港出版的《某公馆散记》（洛风著）以及《虾球传》（黄谷柳著）也被译为日文并在日出版。《某公馆散记》描写的是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从大陆撤退至香港的国民党官员的生活。小说中的国民党人招摇撞骗、骄奢淫逸、生活腐败，他们毫无原则与追求，只为自己谋私利过堕落的生活，因而有学者认为该小说的主题是批判在港“白华”的堕落与无耻。⑨《虾球传》一共分为三部，第一部《春风秋雨》通过描写少年虾球以及香港商人、娼妓、小偷、流浪汉等下层社会小人物的生活，展现1940 年代香港社会的黑暗。第二部《白云珠海》讲述虾球遭遇了被日军逮捕、沉船等危险，以此揭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官僚、军阀的恶行。第三部《山长水远》记录了虾球离开香港，来到广东农村寻找参加革命的方法，最终加入游击队，成为革命小战士的故事。与黄天石不同，洛风与黄谷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香港作家”⑩，他们属于内地左翼作家，来港是为了开展左翼文化活动。所以，《某公馆散记》和《虾球传》[11]这类“人民文学”符合日本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趣味。《某公馆散记》的日译本《香港斜阳物语》得到了日本《朝日新闻》的宣传和报道[12]，《虾球传》甚至早在日译本出现之前就已得到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实藤惠秀（1896-1985）的专文介绍[13]。在众多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中，黄天石的《改造太太》显得格格不入。

勒菲弗尔（Andre Levefere，1945-1996）曾指出，操控文学系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14]。作为专业人士，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1950 年代初期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以中国现代文学及“人民文学”为主。如上文所说，《改造太太》讲述的是香港社会新旧过渡时期两对夫妻的不同相处模式，可见《改造太太》仅仅是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通俗读物，该小说既不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不是日本学者热衷讨论的“人民文学”，如此《改造太太》应该并不符合当时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兴趣，在1950 年代初期日本的中国翻译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不过，《改造太太》得以进入日本社会文化语境并非偶然，它代表的不是日本中国文学专家的声音，而是其他社会群体的文学旨趣。下文将通过勾勒《改造太太》小说及日译本诞生的时代及社会背景，探究《改造太太》得以被翻译成日文的契机和原因，以期揭示1950年代日译中书历史的另一面向。

三、社会情境：“我国战后派夫妇生活的参考”

黄天石是香港文学史上较为活跃的作家之一。1950 年代前后，他参与了不少文学活动，其中包括翻译《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编辑文学刊物《文学世界》等。不过，他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作言情小说，这其实与当时香港社会对恋爱、结婚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不无关系。《改造太太》也正是因为其内容涉及香港当下的恋爱观以及夫妻关系才得到日本译者大塚恒雄的关注。

《改造太太》日译本为大塚恒雄与孙玉珊共译，于1953 年8 月由东京文艺社出版发行。《改造太太》中文原书共十章，日文译文未改动原文的内容与结构。整体而言，译文较为忠实且完整地传递了原文的故事情节。如上文所说，1950 年代初日本译介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人民文学”，那么值得追问的是，大塚恒雄为何选择翻译《改造太太》？大塚恒雄并非文学研究者，而是专攻中国经济、文化风俗的学者[15]，关注中国的恋爱、婚姻关系并不奇怪，可是描绘中国恋爱观念的书籍如此之多，他为何独选《改造太太》？从大塚为《改造太太》日文版撰写的译者序中，也许能够找出答案：

《改造太太》一书通过描写中国现下的恋爱观，淋漓尽致地展现各个人物的性格，作者也准确地传达了这一意图。这本书中两对性格、境遇不同的夫妇身上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些区别不仅明显展示了中国人的气质，也记录和展现了现代中国人的恋爱观与希望……我认为这本书可以成为我国战后派夫妇生活的参考。[16]

从引文可见，大塚恒雄的意图是通过将《改造太太》介绍给国人，为日本二战结束以来的恋爱和夫妻关系提供参考，他将原文情节完整译出想必也是为此目的服务。日本部分文人视二战结束为恋爱解放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一社会背景却成为了色情文学和风俗产业的基础。所以，一些日本文人提出要为健康的恋爱观营造必要的社会条件，对恋爱观念的讨论也相应活跃。日本文艺评论家中野好夫（1903-1985）早在1948 年如此评价过战后日本社会讨论恋爱问题的风潮，他的论说接续了昭和初期厨川白村（1880-1923）等日本文人的观念：

最近看到厨川白村的《近代的恋爱观》得以再版，这一现象很有意思。回想了一下，这篇文章发表于大正十二年大地震之前的一两年……白村当时提出了恋爱的纯粹性、超功利性，以此与封建的恋爱观抗衡。即便是从现在来看，这一观点在当时也非常先进。但是，不幸的是，对于白村的主要攻击对象而言，即那些封建腐朽的中年以后的社会群众，这篇文章是耳旁风。该文仅仅在青年人之间有些表面的影响，所以白村的这支箭实则成了空箭，封建的恋爱观念又持续了二十年。随着战争的结束，恋爱观念才又得到解放。[17]

从引文可见，中野好夫将二战的结束视为恋爱解放观念重现的转折点，这一观点也为其他文人认可。西洋画家铃木信太郎（1895-1989）于1953 年《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恋爱的秘密》的文章，铃木在该文中也指出战后日本社会的恋爱观念得以解放。[18]可见，战争结束对日本社会影响深远。

除见诸于报纸的论说之外，日本知识分子还创作、翻译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拍摄这类主题的电影，作为他们参与恋爱观、婚姻观讨论的方式。日本战败不久后，五十公野清一（1902-1966）就接连出版了三部作品分别探讨恋爱、贞操以及结婚观念。[19]在翻译方面，日本的法国文学翻译专家河盛好藏（1902-2000）翻译了莫洛亚（André Maurios，1885-1967）的《恋爱的七种面向》，出版该书的新潮社将此书称为“莫洛亚的《恋爱论》”。从该书的介绍语更可见出版社的宣传重点：

“恋”使人容易受伤而殉情，“爱”却又应该是慰借和平和的。所以，超越这两种相克感情的“爱的结晶”究竟是什么？现代法国恋爱学大家莫洛亚将在本书中通过展示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七种恋爱面向讨论这一课题。该书堪称现代版的《恋爱论》。[20]

从引文可见，《恋爱的七种面向》也是希望为“恋爱”提供一种解释和定义。此外，河盛好藏还翻译了莫洛亚的《结婚·友情·幸福》，同样也对恋爱问题进行探讨。日本的其他文学翻译家也以恋爱为主题，陆续向日本读者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如俄国文学翻译家神西清（1903-1957）于1951 年编译的《俄国恋爱小说集》（ロシア恋爱小说集），德国文学翻译家川崎芳隆（1908-1971）于1949 年陆续翻译了歌德和海涅的恋爱诗集。同时，电影行业也参与谈论时下的恋爱问题。1952 年日本引进的美国爱情电影《旅愁》（September Affair）以及同年上映的《春之私语》（春の嗫ffi）都以恋爱为主题，为“什么是恋爱”提供一种回答。前者讲述的是出轨之恋，后者则以小城市为舞台，描绘小城青年的恋爱故事[21]。

无独有偶，战后日本的社会环境与中国香港极其相似，这为《改造太太》的日译奠定了基础。1950 年代正值美苏冷战，香港也成为冷战的延伸战场，不同政治势力通过报刊宣传自身的政治理念。[22]尽管报刊之间的政治倾向不同，但是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恋爱、婚姻等亲密关系的探讨。左派报纸《文汇报》以鲁迅和许广平的书信集《两地书》为例讨论鲁迅的爱情观，并指出鲁、许之间的恋爱不仅体现在真诚的热情，往往更表现在工作互相帮忙上，这才是值得鼓励和参考的恋爱观。[23]另一份左派报纸《大公报》则对恋爱讨论的热潮进行了解释。欧阳予倩在电影《恋爱之道》的观后感中指出，新旧中国的交替催生了较为自由的环境，使得大众可以开始谈论恋爱问题。[24]同样提及时代的新旧交替对恋爱观念影响的还有1950 年代香港影响力最大的右倾学生报纸《中国学生周报》。该报创刊初期就刊登过学生关于恋爱问题的来稿，这里列举一位名为李心芳的同学来信：

我虽然在受着新式的中学教育，但不幸得很，却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祖母，父母亲，伯母……的思想都很封建，他们不许我去男同学家，也不许男同学来找我，而我认为在今天这个进步的时代，男女同学应该自然的来往。[25]

可以看出，20 世纪50 年代初期，香港社会处于新旧相接的阶段，恋爱问题成为这一过渡时期的重要话题，长辈旧式思想与学生新式教育之间的冲突往往体现在恋爱问题上。《改造太太》的故事情节正是黄天石对恋爱与道德问题的回应。《改造太太》主要讲述了曾正仁夫妻以及傅一声夫妇不同的恋爱观念。两位丈夫都希望对自己的妻子进行改造，曾正仁出于对妻子健康的思虑，与妻子进行平等沟通，让妻子的生活以及饮食方式更为合理，而傅一声则是以满足自身虚荣心为目的，单方面对妻子灌输自己的审美、礼仪和行为标准。最后的结局是曾正仁夫妻获得幸福，而傅一声却与妻子分道扬镳。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1950 年代初期，恋爱问题成为了日本和中国香港共同的社会话题，不同行业从业者也都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之中，并试图为“恋爱”提供某些定义和解释。正是基于社会背景上的共性，大塚恒雄选择了以恋爱、婚姻、男女关系为写作蓝本的黄天石作为其译介的对象。他对《改造太太》的译介不仅是其作为中国社会风俗研究者加入战后日本恋爱观念讨论的方式，更勾连了日本和中国香港战后相似的社会情境。

四、《改造太太》日译的动机和意图

从上文可知，大塚恒雄认为《改造太太》通过展现中国人的恋爱现状可以为日本战后的夫妻关系提供指导和参照。可众所周知的是，黄天石在香港文学史上是以言情小说见长的通俗小说家，他的笔下呈现了无数痴男怨女的爱情故事，其更曾声称自己要将婚姻恋爱写成纪实小说，[26]可见他的小说以婚恋主题为重点。那么，为什么大塚恒雄唯独选择翻译《改造太太》？《改造太太》的故事情节究竟如何吸引了他？《香港工商日报》曾经公开了大塚恒雄致黄天石的信件，其中进一步说明了翻译《改造太太》的价值：

……鄙人前曾任北京大学教职，回国后迄今任职日本大学教职主课，爱读贵国书物之中，以先生高著，尤感敬慕，其中《改造太太》、《红衣女》二册，的中敝国现实风情，适合敝国人民教材。敝校同人，认为有翻译价值，以是之故，鄙人已将《改造太太》一册，译为日语，拟将先生高著，介绍于日本民众之前，不但有益于立国风纪，亦且实践中日文艺交流……[27]

从引文可见，大塚教授选择《改造太太》的原因是该小说贴近日本当下的社会情况，并且有益于树立日本的风纪，故值得介绍给日本民众。这里所谓的“敝国现实风情”具体是指二战后日本女性地位提升的大背景。大塚恒雄是因为《改造太太》的主题和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蜕变极有相似之处，[28]才选择翻译这一小说。随着二战的结束，日本的女性不仅拥有了参政权，女性的地位和权益在法律方面得到保障。民法保障了以夫妇为中心的新型家庭关系，劳动法维护着女性的人权，教育基本法确立了男女教育平等的原则。[29]相反，黄天石的其他小说不能帮助他宣扬恋爱甚至婚姻关系中男女平等的观念。

根据杨联芬的研究，“恋爱”一词由留日学生在“五四”时期带入中国社会语境，“恋爱”一词意指男女在一对一的恋爱关系中应处于平等的地位，[30]成长于日本语境的大塚恒雄不会误解该词的内涵。而黄天石言情小说中呈现的男女关系往往与大塚恒雄想要表达的“恋爱观”或者说是战后日本女性地位提升的社会背景并不相符。黄天石的小说多以女性在香港如何沦为妓女或者交际花为主题，并以她们在香港的生活为背景。尽管这些故事都以男女情感纠葛为主线，但男女主之间并没有处于恋爱状态，更不用说有婚姻纽带，而且男女关系往往不是一对一的。比如在1953 年出版的小说《长姐姐》中，黄天石刻画了胡天图这一角色。胡天图是一名医生，他终身没有正式结过婚，却爱上了十二名女子，为避免东奔西走，胡天图开设了一间理发店，以容纳这十二金钗。此外，黄天石其他言情小说也无法展示出男女在恋爱甚至婚姻中的平等观念，反而更多地体现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前文也已提及，战后香港处于新旧道德观念的过渡阶段，黄天石的言情小说较多地刻画了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的女性形象，她们一面受制于男性压迫或者封建礼教，一面又试图追求自由恋爱，1949 年出版的《表姐》一书中的柳梦絮以及陈太太就是这一转折时期的两位女性代表。柳梦絮因在经济上受助于官员董必文，不得不成为其情人，然而她却在与大学教授唐宁相遇后开始追求与其自由恋爱；陈太太则是在遭恶人关押后，即便抵死解释与反抗，丈夫也不相信她的清白，坚持认为她失去了贞操，陈太太虽然最终同意与丈夫离婚，但不仅要承受社会的冷眼，还要面对生存的压力。《长姐姐》中的江采蓉出身大户人家，祖父去世后跟随未婚夫李华章出国，留学日本和欧洲。在不断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江采蓉树立了男女平等的恋爱观念，而李华章毫不坚守性道德，江小姐因此倍感屈辱回到香港。江采蓉因丈夫私生活混乱回港，但却被家乡人认为是她生活不检点，所以才被丈夫抛弃。这些女性角色可被视为香港新旧道德观交替的缩影，面对香港新旧社会的更迭，她们的道德观念开始觉醒，然而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在新时代中没有成长，未能平等地对待恋爱和婚姻，所以这些小说无法满足大塚恒雄建立道德模范以供日本民众学习的目标。

反观《改造太太》，小说中的两对恋人首先处于婚姻关系之中，而且作者还为两对夫妻设置了不同的结局。在傅一声、李妙英的夫妻关系中，傅一声处于完全主导的地位，并试图将李妙英改造成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太太”。他在穿着打扮上要求李妙英，并将妻子的外形视作自己的脸面。[31]这种物化妻子的观念以及不平等的相处模式最终引发了李妙英的离家出走。尽管李妙英离开了傅一声的家，失去经济来源的她也难以生存，反映出当时香港社会女子依旧无法独立于男性的面貌。然而曾正仁却处处为妻子考虑，从精神世界、身体素质等方面帮助妻子提升。曾太太的恋爱观念并为挣脱旧时代的束缚，她认为在婚姻关系中，女子依赖男子供养，因此她从食物、衣服方面节省曾正仁的薪资，并将省下的钱存起来以防曾正仁抛弃她。面对这样的心理，曾正仁不仅没有责备，更是耐心地开导她，让她相信爱情中双方是平等的，真情和真诚比金钱更为重要。[32]在故事的结尾，作者也为这对夫妻安排了完满、富足的结局。

综上可知，大塚恒雄选择《改造太太》不仅是因为日本和中国香港均面临着恋爱关系上的社会转型。言情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重要分支，本就具备教化功能，《改造太太》的结局也使黄天石的观点昭然若揭，即他本人赞成的是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的平等，这与大塚恒雄传达女性地位提升这一社会现象的意图高度统一。

五、余论

《改造太太》虽然描述的是香港的社会情况，但在大塚恒雄这位日本学者眼中该小说呈现的是“中国人的气质”。所以，《改造太太》的日译不仅说明1950 年代的香港文学得以传播海外，更能展示出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地域、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帮助我们揭示1950 年代中国文学日译史的潜在面向。如果说“人民文学”是1950 年代日本译介中国文学的主流，那么日本对《改造太太》的介绍与翻译则是主流之下的潜流。1950 年前后，日本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人民文学”上，关注这一类文学作品的基本上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是文学系统的“专业人士”。这些学院派的专业研究者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不仅成为当时中国文学日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塑造着日本中国文学翻译史的书写。然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的介绍仅仅是1950 年代日译中国文学的一种面貌，大塚恒雄译黄天石的《改造太太》显然无法被纳入现代文学与“人民文学”的框架之下。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同，大塚恒雄作为非专业文学研究者，并不关注中国现下的文学进程，选择翻译《改造太太》是他参与战后日本社会对恋爱、道德以及女性地位等社会议题的一种方式。通过忠实地译出黄天石的原文，大塚展现了香港社会与日本社会在前述问题方面的相似之处，《改造太太》也因此赢得日本读者的好感，在日本十分畅销。[33]除了《改造太太》之外，黄天石的另一部以香港女性生存状态为主题的小说《红衣女》也是大塚恒雄的翻译目标。由于香港文学资料散佚，目前暂未找到《红衣女》的日文译本，不过我们无法否认言情小说在1950 年代日译中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以往对1950 年代日译中书历史的考察多以日本文学研究者群体为出发点，《改造太太》的日译则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专业人士之外的视角。

①大塚恒雄于1956 年出版专著《中国商业经济史概说》，专书出版后，大塚赠送了一本给黄天石，现藏于香港大学。大塚在《中国商业经济史概说》版权页前的空白页写道：“兹送拙著中国商业经济史概说一册即请查收黄天石先生校正大塚恒雄敬赠。”[日]大塚恒雄：《中国商业经济史概说》，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1956 年版。

②《新生晚报》的翻译以译述英美的侦探小说等通俗小说为主，主要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消闲功能。《中国学生周报》在1950 年代前期的文学翻译内容也不多，但是却设有“翻译练习”和“翻译比赛”等栏目为学生提供翻译的场所，然而这种翻译活动仅涉及中英之间的转换。另一刊物《青年文友》更是将翻译视为学习英文的方法。可见，1950年代，尤其是50 年代前期，香港的文学翻译很少以介绍外国文学、提高文人写作水平为目的，反之，翻译更被视为一种消闲用品、让学生适应双语社会的训练抑或是美国政治意识型态的产物。因此，1950 年代由香港本地文人开展的文学翻译活动在数量或者选材上都不繁盛。

③李波：《20 世纪50 年代香港的绿背翻译——以邝文美的美国文学中译为例》，《东方翻译》2013 年第3 期。

④具体可参阅单德兴：《翻译与脉络》，台北：崧博出版社2018 年版。

⑤王梅香：《隐蔽权力：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文学（1950-1962）》，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未出版博士论文，2018 年。

⑥熊文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235 页。

⑦《复刊词》，《复刊〈中国文学〉》第93 期（1932 年3 月）。

⑧“人民文学”指“抗日战争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文学，是与把五四运动后出现的近代文学称为‘新文学’相区别的说法”，具体可参阅《现代中国事典》，岩崎学术出版社1959 年版。关于日本学者对“人民文学”的定义与接受，可参见严绍璗、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9 年版，第405-409 页。

⑨张咏梅：《边缘与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1995 年，第119 页。

⑩关于如何定义“香港作家”的讨论，可参见王宏志：《怎样去界定香港文学：香港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最基本问题》，《现代中文文学学报》2008 年第8 卷第2 期及第9 卷第1 期。

[11]日本学者汤山トミ子曾指出，《虾球传》是日本译介中国“人民文学”的先驱。具体参见[日]汤山トミ子：《ffる人民文学作品の轨迹と抵抗：ニ人の“虾球”（シアチュウ）と消えft女性形象》，《成蹊法学》第80 期（2014 年6月），第420 页。

[12]《洛风著〈香港斜阳物语〉书评》，《朝日新闻》夕刊，1953 年3 月16 日。

[13]刘柏青编：《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目录索引（一）》，《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1 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266 页。

[14]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b.pp.14-39.

[15]关于大塚恒雄的身份，一般认为他是中国经济研究专家。然而根据他出版的其他著述可知，他对中国的风俗、礼仪以及语言等社会问题也较为关注，其中包括著作《英华日商业会话》、译作《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史》。

[16]黄天石：《改造太太》，[日]大塚恒雄、孙玉珊译，东京：文艺出版社1953 年版，前言。

[17][日]中野好夫：《恋爱的解放与颓废主义》，《朝日新闻》东京版，1948 年1 月1 日。

[18][日]铃木信太郎：《恋爱的秘密》，《朝日新闻》东京版，1953 年11 月11 日。

[19]五十公野清一的《新恋爱物语》一共三册，分别讨论恋爱、贞操以及结婚的话题。

[20][法]莫洛亚：《恋爱的七种面向》，[日]河盛好藏译，东京：新潮社1951 年版，腰封。

[21]《描绘南国甜甜的恋爱》，《朝日新闻》东京版夕刊，1952 年12 月11 日。

[22]从政治立场来看，1950 年代香港报刊可粗略分为左、右两派。左派以《大公报》《文汇报》以及《新晚报》为主，右派以《国民日报》《中国学生周报》《祖国周刊》等为阵地。具体可参阅郑树森、卢玮銮、黄继持：《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天地图书公司2000 年版。

[23]《从〈两地书〉看鲁迅的恋爱观》，《文汇报》，1948 年10 月19 日。

[24]欧阳予倩：《送旧迎新——为〈恋爱之道〉而写》，《大公报》，1949 年6 月28 日。

[25]《家庭反对交男友我如何是好？》，《中国学生周报》第6 期（1952 年8 月9 日）。

[26]黄天石：《我之蜜月》，远东出版部1923 年版，第8 页。

[27]《日本刊行杰克名作集由日大教授大塚翻译》，《香港工商日版》，1953 年10 月22 日。

[28]吴心柳：《黄天石与中国笔会》，《中国一周》第354 期（1957 年3 月）。

[29][日]沢津久司：《日本女性法律权利及地位变迁研究》，《中国短期大学纪要》1995 年，第163-177 页。

[30]杨联芬指出，“恋爱”一词的引进，标志着一种新的道德观念的产生。该概念来自于日本，“恋爱”所指涉的男女，是“像朋友一般”的爱人，隐含着自由、平等的男女关系。关于“恋爱”一词在中国语境的传播，可参阅杨联芬：《边缘与前沿：杨联芬学术论集》，新星出版社2018 年版，第166 页。

[31]傅一声在与曾正仁聊天时说，自己想要“改造”太太，因为男人赚钱不仅是为了太太，更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如果自己的太太不会卷发、不会穿衣打扮，那么把她带到社交场合是很丢人的。具体可参阅黄天石：《改造太太》，香港：基荣出版社1951 年版，第38 页。

[32]曾正仁对太太说：“你若防备我倒霉，我倒霉之时，那几个钱如何养得到你过世？一到利害罐头，你由你，我由我，还有什么夫妇之情？”“男人赚钱回来，不给太太化（应为“花”），给谁化呢？何必积（私己）？积（私己），不如积爱情，不如积真诚。”由此可见，曾正仁将太太放在与之对等的位置上。具体对话可参阅黄天石：《改造太太》，香港：基荣出版社1951 年版，第48-49 页。

[33]据吴心柳所说，《改造太太》在日销量不菲，具体可参阅吴心柳：《黄天石与中国笔会》，第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