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也正名乎”—— 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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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我国新世纪以来的传记文学取得了重大成就，每年出版的各种形式的长篇传记作品常在六千至一万部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记文学超高的“生产力指数”，但也随之带来值得思辨的有关文类意识或曰文体建设的两个问题：即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是同一类作品吗？如果是两类作品，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主要在于如下值得忧虑的种种现象：

在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的评选活动中，都不乏模糊文体规范的作品。如张雅文的长篇自传《生命的呐喊》、满妹的长篇传记《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2008 年同时荣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李春雷为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立传的短篇作品《木棉花开》，2010 年荣获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田天的《你是一座桥》，及时深入报道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副主任吴天祥在政府与百姓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的先进事迹，展示了一个在经济大潮中崛起的人民公仆的高尚心灵，这部“人物报告文学”却在2000 年被评为第二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陈新的《蛟龙逐梦》，再现了中国逐梦深海的曲折逶迤和奇幻神秘，属于典型的“事件报告文学”，却在2018 年被评为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长篇）奖。

在有些文学期刊上，出现传记文学作品被标明“报告文学”的情况。如李春雷的《木棉花开》首发《广州文艺》2008 年第4 期，标明“报告文学”；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首发《中国作家》2009 年第4 期，标明“长篇报告文学”。

在图书出版方面，出现同一部作品既标明“报告文学”，又标明“传记文学”的情况。如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版权页标明“自传”；李炳银在“序言”中称之为“传记性的作品”“自传性的写作”，而封底的专家教授推荐词有说是“报告文学”的，有说是“报告文学、传记文学”[1]的，莫衷一是，模棱两可。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封底称“本书是反映南仁东一生的长篇报告文学，也是一部严谨、生动的传记文学”，版权页则标明“传记”[2]。作者称此书既可以说是传记文学，又可以说是报告文学[3]。

同一部作品出版后，评论家在写评论文章时，文体说法也不一致。如李健彪的《达浦生评传》，系中国作协2014 年重点扶持项目，传主为中国伊斯兰教现当代大阿訇、知名民族教育家和具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活动家达浦生（1875—1965）。米寿江的《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评李健彪的〈达浦生评传〉》，开头说此书为“20 万字的报告文学”，后面又称“这部人物传记”[4]。李春雷的长篇报告文学《农民院士》，系中宣部2021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李朝全的《农民本色 院士初心——评李春雷〈农民院士〉》认为：“《农民院士》是一部为时代楷模立传之书。传主朱有勇院士既是科学家的楷模、科技的楷模，也是‘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脱贫攻坚带头人的楷模。”[5]很显然，作者是将这部作品视之为传记文学的，因为“立传”“传主”都是传记文学的专有名词；而同期《文艺报》刊载张陵的《一部新颖而精彩的报告文学优秀之作——读李春雷长篇报告文学〈农民院士〉》，则称之为报告文学[6]。类似的例子还有萧根胜的《国瓷之光——李国桢传》，《文艺报》2021 年5 月31 日第6 版刊登张陵、李朝全、王必胜撰写的三篇评论，或称“传记文学”，或称“报告文学”，或既称“传记文学”又称“报告文学”。

评论家将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混为一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常务副会长李炳银的《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作家出版社2009 年版）两书，除收录大量报告文学论文外，都出现了《蹒跚的传记文学创作》一文。而在一些评论文章中，李炳银也常将两者混为一谈，如他在《谁在仰望星空——评王宏甲〈中国天眼：南仁东传〉》中便指出：“王宏甲称《南仁东传》是自己动情撰写的一部‘英雄传记’。在仔细地阅读完这部非常深入地穿透传主心灵精神和事业内情的传记之后，我很认同作家的定位和判断。这是报告文学对一个为更深更远地走进广袤宇宙，肩负国家情怀和人类责任，执着仰望星空的当代天文学家的深情贴近和真实动情表达，也是文学追寻科学和伟大作为的实践。”[7]再如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任仲夷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其中李炳银的《代序：“木棉花开”红胜火》认为：“多年来，报告文学已经很少有像《木棉花开》这样使人感到震撼和动情的作品了。”[8]

还有的评论家甚至将传记文学归入报告文学的范畴。李朝全在《现象·思潮·问题·趋向——21 世纪二十年报告文学创作概述》中专门谈到了“传记创作的开掘与局限”。他认为：“传记是一种重要的纪实文学样式。从其求真求实的特征上考量，传记也是一种可以归入报告文学范畴的体裁。”[9]而在先前的《新世纪报告文学观察：报告文学“写什么”与“怎么写”》《成就、危机与新变——新世纪报告文学观察》中，李朝全便一再强调：“集体和个人的写史、立传、修志热推动了纪传作品的大量涌现，这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10]因而，他将一批传记作品都纳入其报告文学的观察之中。

顺便指出，在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传记文学并未单独列为一类，而是包含在“报告文学”里面的。

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是两种独立的文体

针对当前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文体混淆不清的尴尬境地，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次重申一个观点：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是两种各自独立的文体，“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分则两利，合则两伤”[11]。

考察传记文学这种体裁，无论中外，都古已有之。不过，最初是属于史学家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一般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12]“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13]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中也说：“传记文学，本来是历史文学之一枝，中国自太史公（司马子长生于汉景帝时，当在西历纪元前一五四年前后）作《史记》后，才有列传的一体。释文传，传世也；记载事迹，以传于世。所以中国的传记文学要求其始祖，只能推司马迁氏为之嚆矢。”[14]而陈兰村则沿着《史记》再往上游寻找，认为“有传记文学基本特征的文字最早是《诗经·大雅》中的五首史诗，它们可能产生在西周初年，即公元前的十一世纪，这是中国古代传记最早的源头”[15]。在西方，传记文学可以说始于公元前5 世纪的诗人伊翁[16]。他为同时代的名人培里克里斯和索福克里斯写了传略，这种传记仍属历史范围。直到公元5 世纪罗马帝国解体，在历时千年的整个古典时期，传记文学一直没有中断。

作为一种古老而悠久的文学样式，传记文学在近代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较为独立的文学品种，而现当代的传记文学则完全地、真正地独立于文学之林，成为与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戏剧文学等并驾齐驱的一种文学样式。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普遍看法，一门学科在一个国家的确立，应有三个标志：一、有没有专门性的学术园地；二、是否能登上大学的讲坛；三、是否有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以我国为例，新时期先后创刊的《人物》《传记文学》《名人传记》三大刊，都辟有“传记论坛”“传记创作研究”“传记作品自由谈”等专栏，《传记文学》将“传记研究”作为重点栏目之一；《荆楚理工学院学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曾先后创办“传记文学研究”栏目；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2013 年创办《现代传记研究》集刊，至今已出版18 辑；中国海洋大学传记与小说研究团队2022 年创办《中国传记评论》集刊。传记文学不仅登上了大学讲坛，而且培养了众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出版或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学位论文。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特别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都开设了传记文学选修课，不少高校还为硕士、博士研究生编撰教材，在提高文化素养、艺术修养、道德情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1 年成立）、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1994 年成立）和世界传记文学学会（1999 年成立）的相继成立，传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等活动更是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以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为例，为推动“传记文学走进大学”不遗余力，至今已举办过28 届传记文学研讨会。2020 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传记研究中心，通过发布传记研究年度发展报告、课题立项、定期举办学术论坛等多种形式，已在传记研究和批评、传记资料整理和出版、传记创作和教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扎实的成果，以时代意识、问题意识、专业性特点获得学界广泛关注。

相比传记文学的古老，报告文学显然年轻了许多。南斯拉夫作家T.巴克（1885—1948）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中写道：“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出现是为了给读者以新闻。”[17]可以说，报告文学是伴随着近代工业迅速发展而兴起的，“报告文学不同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传记文学等文学形式，它不是古代早就产生了的，而是近代社会生活的产物，是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需要的产物”[18]。国际报告文学学科奠基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尹均生教授认为，19 世纪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克拉甫钦斯基的《地下俄罗斯》、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等作品可以说是“报告文学的滥觞”；1903 年杰克·伦敦的《深渊里的人们》，“可能是比较早的报告文学作品”[19]。而在中国，1919 年3 月9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2 号署名“明明”（李大钊的笔名）的《唐山煤矿的工人生活》，“应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20]。同传记文学一样，现当代的报告文学同样独立于文学之林，成为世界文苑中一株灿烂夺目的奇葩。

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之异同

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的两大文体，空前繁盛，独树一帜，成为当代文坛十分可喜的热点现象。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一些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的写作者、研究者似乎对这两种文体相“同”的一面认识得较为清楚，而对其相“异”的一面则认识不足，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上存在着“文类意识时而淡漠，时而混乱”[21]的突出问题。因此，从理论上深入探讨、辨析这两种文体之异同，以充分发挥其各自的特点，重构两种文体的叙事优势，促进创作的良性发展，就显得十分迫切且有必要。

一、两种文体之“同”：真实性和文学性

第一，真实性是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的生命，如果离开了真实性，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对社会的认识作用以及反映现实的功用等，就将无从谈起。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两种文体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必须是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允许作者随意虚构、任意杜撰。早在1987 年，笔者在《试论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一文中就曾指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传记要求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用形象化的方法真实、准确、系统地记载人物的姓名、籍贯、家世、生卒年月、基本经历、生平事迹、主要成就等，使读者对传主毕生所走过的道路获得全面、系统、真实可靠的认识，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22]而报告文学从新闻演化而来，具有新闻的客观真实性。“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主要是运用文学化的基本形式，真实、及时地反映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活动，彰显作者一定立场及观点的。”[23]梁鸿鹰认为：“报告文学首先是散体文之文学的一种，与小说、诗歌的根本不同在于不能任意虚构。”[24]

诚然，在这两种文体的创作实践中还存在着一种非真人真事的作品，比如1928 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的“新传记”《奥兰多》，比如20 世纪50 年代苏联和我国的属于报告文学范畴的非真人真事的“特写”或“特写文学”，再比如《传记文学》2021 年第7 期的封面专题“经典文艺作品中的共产党员传”，等等。但这类作品相对容易辨识，或者作者、编辑作了特别说明，所以不应包括在本文所谈的“标准传记”和主流报告文学的范围之内。

第二，文学性又可称之为艺术性。读者爱看艺术性强的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特别是体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作品，像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杨绛的《我们仨》、陈丹晨的《巴金全传》、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像夏衍的《包身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经典力作，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无论是传记文学还是报告文学，虽然两者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但都十分讲究舞姿的优美动人。两者都采取了文学手法来表现人物，其艺术性的内涵应当包括有利于刻绘人物形象的一切文学质素和艺术手段。如独特的人物外貌描写，富于个性化的人物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精神气质、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活动相关的时代环境氛围的烘托，生动的人物语言和行动细节点染，主人公与其他人物之间关系的描绘，以及对所写历史事件或新闻事实的选择及处理，对作品谋篇布局、情节结构的审美化与思想的洞见，等等。

二、两种文体之“异”：历史性与新闻性

关于两种文体之“异”，下面着重从四个方面加以辨析：

第一，从两者的定义、特征看其明显的差异。

传记文学或称“史传文学”。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将传记文学定义为“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一种文学样式”[25]。按照杨正润的解释，“所谓‘生平’，就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这样完整的一生”，虽然在“实际上，这种完整性并不是所有传记都具备的”[26]。但在写作中要顾及传主的历史足迹，写出传主与历史的、民族的、社会的、环境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真实内容。只有将传主放置在广阔的历史、具体的环境和重大事变的时代背景之下加以叙述，把传主的生活轨迹描绘出来，对于后人起到示范或警策的作用，这才能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以完成传记文学纪念、教诲、认知的三大历史使命。

报告文学又称“通信文学”“报道文学”“报导文学”。丁晓原认为：“从报告文学命名的本源上看，这是一种基于报道（有赖于采访等，旨在传播）的具有新闻性（客观真实、讲求时效）的文学样式。”[27]何建明认为：“所谓‘报告文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28]梁鸿鹰认为：“报告文学要有浓厚的新闻性”，“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29]。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夏衍的《包身工》如果放在今天发表，那么除了它依然具有认识价值和文献价值以外，绝不会如1936 年发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社会效应。

关于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学术界大体上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即应具备严格的历史真实性、再现传主生平经历的相对完整性、着意表现人生的个性及艺术性。而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是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结合。可以说，传记文学独特的历史性、报告文学浓厚的新闻性，将两者的分野区分得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从各自承担的功能、分类看其明显的差异。

传记文学又称人物传记，是以写人为中心的历史文学。今天的传记作品，主要用文学的手法和语言来反映已经过去的（包括刚刚过去的）、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身世生活、成长经历，用文学的形象和人物的业绩反映历史，以描写出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立体多元的传主形象为目的。虽说新世纪以来传记写作的对象日益扩大，出现江河传、城市传、名山传、企业传、工程传、大国重器传、大学传、物传、书传，等等，但人物传记毕竟是传记文学的正宗——“标准传记”，或称主流传记。

报告文学则是新闻文学，它既可以写人为主，也可以写事为主。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将20 世纪80年代最为火爆的报告文学分为三类，即人物报告文学、事件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特别是后者，像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赵瑜的《中国的要害》、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等作品，大都具有很强的新闻性，发表后常常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对推动报告文学的社会视野、题材开拓、思想向度、表达方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提高了报告文学以自己的个性承担力量参与社会进程的力度，使报告文学创作更加广泛深入地同读者有一种较直接的联系，作用日见厚重”[30]。

第三，从两者描写人物、再现“生平”看其明显的差异。

如前所述，传记文学多写历史人物的一生，包括生、老、病、死，所谓“盖棺论定”。杨正润指出：“传记的历史性首先表现为叙述传主个人的历史，写出传主的生平。”[31]“为了完整和准确地把握传主的一生，传记家应当对传主分阶段进行考察和叙述，可以参考生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把传主的一生划分为初始期、学习期、活跃期、退隐期四个阶段。传记家在写作时可以有所侧重，但对这四个阶段都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32]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复杂多样的，传主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是具体而活跃、错综而曲折的。有的人在一生中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作为或表现，有的人身上具有多重性，有的人一生的活动领域虽不是单一的却有其主导的一面。传记作家在写作时，就应根据不同类型的人物选用不同的史学方法，有的宜用“阶段论”，有的宜用“两点论”，有的宜用“方面论”。当然，这是指写作侧重点的不同，事实上这三种写法有互为交叉的地方[33]。

像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任仲夷在广东》，收入《木棉花开》《玉兰飘香》两个短篇，前者抒写传主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作为杰出政治家的“活跃期”——执政南粤、敢为人先的一段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再现了一个立体鲜活、真实可信的改革先驱形象；后者聚焦传主晚年的“退隐期”—— 一位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超然物外、行芳志洁的退休生活。我们将这部作品认定为传记文学而不是报告文学，就是因为传主已“盖棺论定”，它虽非全传，但却是典型的“片传”。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则是再现传主生平的一部相当完整的长篇传记。传主南仁东（1945—2017）是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天眼”巨匠，他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被中宣部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报告文学则多写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人物，常常截取人物具有新闻认知价值的某一时段的经历来写，无疑具有新鲜性，包括人物新、事件新、思想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之际，孙家栋等8 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荣誉称号，黄传会应邀撰写了《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一书，形象展示了孙家栋院士的报国情怀和创新精神。此后，他还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孙家栋的短篇佳作《“北斗”璀璨》，真切描绘出这位卓越的战略科学家的传奇人生和巨大贡献。“共和国勋章”和“北斗工程”，无疑都是受众最为关心的热门题材。再如朱有勇院士2019 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2021 年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可谓响当当的新闻人物。李春雷的《农民院士》，作为国内唯一一本全景式展现朱有勇院士的报告文学，着力描述了这位“农民院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的先进事迹，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一位卓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第四，从两者的写作过程、时效看其明显的差异。

冯立三曾洞见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两者的差异。他指出：“报告文学更注重即时性，传记文学可以有相当大的历时性，它可以跨越整个人生阶段。报告文学的即时性表现为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新闻解决不了才创造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即时性是最主要的。它从新闻发展而来，要针对现实问题，要解决现实问题，要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新的认识和思路。传记文学更加注重历时性，更加注重历史哲学的总结和提炼。……历时性是传记文学的特点，在巨大的历史时空下，总结经验教训是它的主要任务。”[34]

报告文学的“所谓‘即时性’，可以理解为新近发生的社会事件或问题，往往构成人们关注的焦点”[35]，作家只有直击现实、反思现实、批判现实，才能产生共情效应。像2020 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时，何建明正好身在上海。在这场生死较量面前，他每日阅读疫情“简报”，亲眼目睹了大批冲锋在前的医护人员以及各行各业抗疫英雄的事迹，亲身经历了上海抗疫工作从开始到取得成效的一系列过程，真正是刻骨铭心。作为一名“大疫面前不缺席”的报告文学作家（他曾写过《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经过对抗疫一线人员一次又一次艰难不易的采访，先后完成两部既有即时性、现场感又具理性思考的长篇报告文学：《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6 月版）、《上海表情》（作家出版社2020 年8 月版），聚焦抗疫中的上海。他争分夺秒客观表现这些发生在时代各个角落的感人故事，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真实记录下来，全景展现上海医疗、公安、社区防控、志愿者服务等各条战线的抗疫事迹，生动描写了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上海实践，读来感人至深，荡气回肠。

而传记文学作家则要正视自己的历史角色，自觉以“考古视野”来追慕传主人格，写作时特别注重“文”与“献”两个方面。文，即档案、史书，是死的材料；献，即口碑，是活的材料。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因揭露“四人帮”、陈伯达等人的兴衰史、罪恶史以揭示历史教训，而格外引人注目。这类题材政治性强、敏感度大，面对“查档案难”“查资料难”“采访难”“出版难”[36]四大难关，叶永烈从未退却，如同苦行僧般天南地北奔走。他从“文”“献”两个方面全力采访，不仅想方设法叩开一扇扇档案室的大门，在图书馆花费大量时光翻查那些发黄发脆了的报刊，而且先后采访了数百位当事者，其中既有老干部、知识分子及有关同志，又有包括“四人帮”骨干分子及其秘书、亲属等人士，他甚至有机会直接面对面采访陈伯达，将传主当成是一个“久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因而写出了有血有肉的《陈伯达传》。从最初的《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到后来的《四人帮全传》，再到180 万字的《“四人帮”兴亡》，历经反反复复修改、再三出版，写作时间竟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不少优秀传记作品都详细注明了材料出处，如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等。

因此，如果说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要靠双脚丈量出来的话，那么传记文学则是一种“考古”的文学，要靠史料（传料）的周详搜集、细密考证、严加辨析后思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