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与奠基：20 世纪前期西方自传批评史述

梁庆标

古典诗人赫西俄德、奥维德创立了有别于荷马、维吉尔“英雄史诗”的自我书写传统[1]，此后自传写作在西方源远流长、姿态各异，且为举世公认。不过，虽在18、19 世纪有约翰生、狄尔泰、布克哈特等学者尝试从文学、历史或哲学的角度探讨自传的特性与功能，但20 世纪之前西方学界的自传批评与理论探讨显然甚为薄弱[2]。而至20世纪前期的现代世界，文史界的趋向与观点则发生了扭转，开始重视并系统研究自传。一定意义上说，这与当时的“传记独立”现象及背后的反宏大叙事、标举个体独立等意识颇为相关：在20 世纪上半叶跌宕起伏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受文艺、哲学等各界出现的实验主义思潮影响，作家、学者们都试图标新立异，摆脱“维多利亚式”的虚伪、古板与约束，更为深入、真切地探讨包括自我在内的人性世界，并在主题、修辞、文体等方面尽力开拓，传记即为实验领域之一。其中以伍尔夫、斯特拉奇等为代表的“新传记”家力图将传记独立于小说等虚构文类，从而进行专门探讨与拓展，为现代传记奠定了地位，虽然他们未特别论及自传，但显然激发了研究者对自传的密切关注。

帕斯卡尔在《自传中的设计与真实》——堪称首部系统性自传研究理论著作——中罗列了他所整理的参考文献，虽未必全面，但由中可见一斑：在1892 年至1959 年间，西方出版了相关成果约20 部（篇），专著与论文约各半，英、德、法文献皆有，研究角度已比较广泛，如“政治自传”“自传艺术”“自传体小说”“忏悔录与自传”“国别自传史”等，比20 世纪之前已大有改观[3]。当然大多研究都比较零散和表面，集中深入探讨的较少，如奥尔尼就认为：“许多早期的批评著作都是自传作品集、关于作为历史和（或）艺术的自传的功能的讨论、自传定义的尝试、如何写作自传的实践指导。”[4]如英国人旁森比早在1923 年就编纂出版了《英国日记：16 至20世纪英国日记评论》[5]一书，且反复宣称其选编的平等理念，承认不同日记的个体性与独特价值，而非按照传统观念由其记录者的地位或名声决定：“我并不是想选择最好的日记或仅仅是好的日记。我的目标是提供关于日记写作各个方面的一个全面报告，这些日记不论长短，不论历史性的、公开性的还是私人性的，也不论好的、坏的和无关紧要的。”[6]因为他认识到，就写日记而言，只要能提笔写字，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在记日记这一问题上没有人比其他人更有优势”[7]。所以，作者收集评述了各类日记，如店员斯特罗瑟（Strother）、储藏员特纳（Thomas Turner）等人的日记，也介绍了维多利亚女王（13 岁开始写日记，贯穿一生）、拜伦（30 岁开始写日记）、佩皮斯（27 岁开始写日记）等名人的日记，在此文类面前众生平等。马修斯更是一鼓作气，在1950 年左右编注了三部自传集：《英国自传：一部对出版或写作于1951 年之前的英国自传的评注性文献》[8]，对每一部自传都进行了内容简介和概括，列出关键词，书后附有索引，还根据关键内容和涉及的国家或地区，对书目进行了整理，如“China”一条之下，就列有涉及中国的自传文献；《英国日记：一部对书写于1442 至1942 年之间的英国日记的评注性汇编》[9]，此书材料丰富，梳理了涵盖500 年的日记史，收集各类日记约两千余部，包括英国人在本土、欧洲大陆以及海洋航行中所写的日记，不过内容非常简略，每部日记仅有一两句简要介绍；《加拿大的日记与自传》[10]则更为单薄（共130 页），不过也有拓荒之功，是了解加拿大人生平的参考。

而从理论角度来看，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以莫洛亚、米施、巴赫金、居斯塔夫和帕斯卡尔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值得予以关注、揣摩。

在20 世纪初的“新传记”时代，斯特拉奇、伍尔夫之外，更为倾力投入传记写作与研究，并大力普及、推广传记的是法国传记家莫洛亚（André Maurois,1885—1967）。在小说家福斯特于剑桥大学开设“小说面面观”讲座之后，他同样荣幸地受邀并作了以“传记面面观”（1928）为题的系列讲座，随后出版了专论传记的同名专著。他将“传记”与“小说”相提并论，确立了传记的独特地位，特别是专辟“自传”一章，将其在“传记”整体中与“他传”区别开来，给予特别关注。他主要分析了自传的文学特征，特别是“虚假隐瞒”等现象及其成因，因为在他传中得出的结论不容乐观，那么自传如何?“了解关于某人的真相是可能的吗？”[11]莫洛亚对此还是有所保留，可以说是最早系统性地分析了造成自传不实或虚假的六大因素，视角比较敏锐，概括也比较全面:1.“第一点是由于遗忘。”这里主要指由生理因素造成的自然遗忘现象。2.“第二点，造成变形的因素是基于美学考虑的有意遗忘。”写自传者往往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文学诉求，必然会对其经历进行加工以符合艺术化目的，用莫洛亚的经典说法就是：“记忆是伟大的艺术家。”在希腊神话中，摩涅莫绪涅（Mnemosyne）即记忆女神，九位缪斯乃其女儿，分别掌管诗歌、戏剧、历史、音乐、舞蹈等，意味着文艺的源泉和根基就是记忆。3.“第三种就是人的心理自身对不愿接受的事物进行的自觉审查。”这是记忆的有意屏蔽现象，我们记住的往往是我们想记住的事情，不快、创伤等往往会被压抑，这与下一点相似，都涉及伦理问题。4.“另一种方式是由羞愧感进行的审查。”特别是性方面的问题。5.“记忆不仅仅会造成失误，不管是由于单纯的时间因素还是有意的审查。但是要知道，它还会在事后对可能是造成某种事件的感情或想法加以理性化，或者去创造这种想法，而事实上这是我们在事后才想出来的念头。”自传者往往会根据“后见之明”对过往经历加以解释或重塑，由此呈现出的事件具有高度的当下性，失真变形就不难理解。6.“导致自传缺乏真诚的最后一点因素是，要保护在描写中涉及到的亲朋好友这一完全合理的愿望。”[12]出于伦理、利害、声望等因素的考量，讲究避讳和“传德”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但从历史正义的角度看又造成了极大障碍。不过，虽然莫洛亚分析比较细致，且广为后世学者引述，但没有专论自传，而且将自传的虚构一面过于放大，主要将其看作一种艺术品，侧重的是艺术特征。

从自传研究史看，专门以自传为研究对象的奠基之作当属哲学家威廉·狄尔泰的学生与女婿、德国学者格奥尔格·米施（Georg Misch，1878—1965)在1907 年至1969 年间相继出版的《自传史》（Geschichte der Autobiographie，共8 卷），前两卷曾在1950 年以英译本《古代自传史》（A 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n Antiquity）面世，产生较大影响。这是将自传视为独立文类并为其“立传”的尝试，打破了自传研究的沉寂，凸显了自传的特殊地位，在这一领域堪称独步。此书着力梳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自传发展史，资料翔实、功力深厚、文本分析细致，巴赫金、居斯塔夫等学者的自传研究都在相当程度上以其为材料与思想来源之一。

除了为自传立传，在材料整理方面作出贡献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米施的开阔视野与现代意识。米施站在研究史的宏观视野看待自传研究，对其特性与意义的理解比较客观深入，他指出：“本书的目的是将无限变化的自传写作形式同人类心灵的历史联系起来，并置于历史语境下进行审视。”[13]也就是说，自传是个体意识与时代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通过历代人们对自传的态度来研究它所反映的时代观念的变化。从其本性上看，自传呈现的是一个人关于他自己的知识，其根基就是自我意识：“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说，自传史就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历史。”[14]这种意识和个体的心理、生理需要等都密切相关，“它源自最自然的深层基础，即由自我交流以及获得他人的同情性理解所带来的快乐，或者是申明自我正确的需要”[15]。“自传冲动”与人的自我保存本能、生存竞争意识也直接相关。同时，“自传是文化进步所带来的一种新事物”[16]。如在18 世纪启蒙时代，虽然自传的重要性得到重视，但流行的是普遍人性论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固定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一样。而到了19 世纪，这种观点被打破了，人们更愿意承认人的时代性与历史意识，自传中的个体意识和民族色彩凸显了出来。不同的人对自我有不同的呈现，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将自传联系起来，“一部自传史向我们提供了一道迷人的景观……它们在我们面前生动地展现了关于人的自我形象的连续性的系列，从中可以看到人生价值的不同面目和变化性”[17]。

同时，米施也注意到了东方的自传传统，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狭隘的西方中心观念：“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中，不仅是欧洲，而且包括诸如远东等地，在某一特定阶段出现了自传写作的发展，而且这种自我塑形的倾向可以追溯到极远的古代，那个时候甚至还不存在所谓书面的‘文学’。”[18]这就将自传这一传统置于世界语境之下，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后来自传研究多元化趋向的先声，也提供了比较传记研究的范例，而传记的比较研究恰恰是当代的重要趋向。比如，虽然古希腊自传并不丰富也不被重视，但探究“希腊人对自传的态度问题”[19]非常重要，而为了研究古希腊自传，就必须综合考察当时的世界文化。因此，米施从埃及、巴比伦等中东自传文化开始，找到了参照系，而在后者那里更多看到的是模式化、集体式的自传，个体意识还不够明显，诗人赫西俄德等希腊人自传的个体性特征由此而彰显，使之成为西方自传的遥遥先驱。米施提出的自我意识、自传冲动、文化语境、比较研究等角度对当前的研究亦大有裨益。

巴赫金的对话、复调和狂欢化等理论颇具启发性与影响力，其论述对象基本都以欧洲小说为基础和归依，如古希腊罗马小说、成长小说、教育小说等，重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等代表性的小说家，但在论述过程中巴赫金又涉及到各种文体和形式，自传就是极重要的一类，且不断借鉴米施的上述著作，而这一点却很少被提及和认真探讨[20]。整体看来，巴赫金直接论述自传的部分在全部著作中比重不大且散布在各个时期，不过反过来看，也正说明巴赫金在思考中从未忽略对自传的关注，在自传并未受到重视的20世纪初，其自传研究因此有着更重要的开拓意义。大致而言，巴赫金对自传的论述集中出现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以及《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等著述中，时间大约是20 世纪20 至40 年代。自传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巴赫金的研究也都从西方文化的深处进行挖掘，尤其突出的是，他最重要的对话与复调理论的基础和根本问题是审美活动中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自传中甚为重要，实际上就是自传中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问题。巴赫金以对话理论为依据，提出了“自我客观化”和“自我审美化”这两大基本标准和理念，抓住了自传的要害，同时借此区别了自传中的各种形态，将具有“对话性”的文学自传凸显了出来。此后，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书中，他又用专门一节“古希腊罗马的传记和自传”集中探讨了欧洲自传发展史，并以自传的一个基本要素——自我意识——为线索，指出了欧洲自我意识由公共性向私人性转化的历程，以及自传体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等问题。在《自我意识与自我评价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明确指出：“从理论和历史两方面考察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问题（自传、自白、文学中人的形象等）。这个问题对于文学诸本质问题的重要性。”[21]由于强调自传的客观对话性和文学性，巴赫金的自传观带有理想色彩，但其对话理论和自我意识观念对当前的自传研究依然有着重要启迪[22]。不过，巴赫金虽述及自传的一些本质问题，但他是在论述小说时谈及自传的，显然尚未视自传乃至传记为独立文类。

在法语界强大的自传传统背景下，或对自传的独特“法式热情”[23]语境中，法国学者居斯塔夫（Georges Gusdorf,1912—2000）将自传研究推向深入。他于1956 年发表的法语论文《论自传的条件与局限》堪称经典，它不仅写作时间早且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后经美国自传学者奥尔尼翻译收入《自传理论与批评文集》，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此文分析了自传的文类、功能、文化差异、自我解释等诸多核心问题，为后来的研究勾勒了基本的空间，其论断大多至今都还有合理性。比如，他集中强调了自传的如下特征：内在性、主体性、隐私性和艺术性，因此将“忏悔录”称为严格自传；同时又将艺术家的全部写作都视为隐性的自传，认为自传有“两种伪装或两种版本……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被称为忏悔录的作品；另一方面，是艺术家的全部创作，他完全自由地利用相同的材料，同时处于一个隐藏的身份的保护之下”[24]。他承认自传具有艺术性，但认为其思想性更加重要：“任何一部自传都是一件艺术品，同时又是一件思想启蒙作品；它向我们展示的不是作者以可见的情节记述的从外部看到的个体，而是从内在隐私的角度描写的个人，这不是过去的也不是现在的他，而是他相信并希望自己成为的和已经成为的自己。”[25]因此，在他看来，自传的文学艺术价值“与它的人类学意义相比要居于次要地位”，因为描写过去与个人的现在相关，“对往事的坦白是当下的一种工作：自我对自我的真实创造由它来完成”[26]。从自传的当下自我认知功能看，它在人类学上的特权在于，“它从整体上重新组织并解释一个人的一生，基于这样的事实，它是自我认知的一种方式”，“因此应该超越真实与谬误来看待自传的意义”[27]。既然如此，每个人的存在和自传写作都具有更大的文化价值：“每个人对于世界都是紧要的，每一个生者和死者；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目击见证都会丰富普遍的文化遗产。”[28]这种见识就远在当代的“反自传者”之上，他们拘泥于所谓的真假问题，未能真正理解自传的特性与价值。不过居斯塔夫的局限性在于“欧洲中心主义”，基本排除了西方之外的自传，轻视其价值与传统，同时过于强调自传的文学审美性，将日记、书信等自传文类排除在外。

居斯塔夫的影响颇大，但主要是靠这篇论文，尚显单薄；米施的《古代自传史》专论自传，不过侧重历史梳理，理论性不够突出。以专书形式集中探讨自传理论问题的当属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罗伊·帕斯卡尔（Roy Pascal, 1904—1980）的《自传中的设计与真实》，此书既具总结性又有开创性，可谓承前启后，影响颇大，被广泛征引，其地位相当于莫洛亚的《传记面面观》之于传记研究的重要，堪称“自传面面观”。具体来说，此书在结构设置、论述范围、思想理念、研究深度等方面都比较成熟，是自传现代研究的开端。从整体上看，全书十二章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是对自传概念的界定，解决了“何谓自传”（What is an autobiography）这一最根本问题，文体意识非常清晰；自然而然，接下来的三章梳理了自传的发展历史，结合经典自传作品分析了它们的特点与演变过程；余下的八章是论述的中心，属于自传理论研究，专章探讨了童年自传、精神自传、作家自传、职业故事、自传小说等各种自传形式，并深入分析了自传的真实性、艺术性、整体性、结构性等核心问题。

帕斯卡尔在书中提出了一种重要的自传理论：“自传的格式塔理论。”[29]这一概念可以涵盖他全部的自传理念，也是全书的逻辑基础：自传是一种艺术，是以回顾的姿态对个人生平的设计，真实性是基石，但自传文本应具有整体性和结构性，不能太过琐碎和抽象，应能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协调。他指出：“对自传艺术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是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各要素在演进中的相互反应，是在写作者的体验与事件中形成的密切的、动态的身份，这一写作者既是书的作者又是对象。”[30]也就是说，自传真实主要依赖于在各种要素与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个体人格，是内在与外在、个体与他者、现在与过去乃至与未来之间力量互动的体现，我们不能单单依赖外部证据进行评判，因为人的内部世界自有体系。在此基础上可以理解帕斯卡尔对自传的界定：“它意味着对曾经生活于某具体环境下的个人的生平，或部分生平的重构。它兴趣的中心是自我，而不是外部世界，尽管外部世界必须通过衬托或与传主一起呈现出来，以使个体展现其独特形象。”[31]因此，好的自传对自传者有较高的要求，既要有突出的精神品格和高度的自我认知，“一部自传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作者的精神品格，……许多自传之所以不能出名，是因为流于琐碎或者缺乏成型的人格”[32]，又要有一定的艺术处理能力，“所有的自传都应该像小说一样，有一个故事结构（storystructure）”[33]。这样，自传者站在当前的立场，为文本中的、过去的乃至未来的自我赋予某种整体性意义，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个人身份。基于这种立场，帕斯卡尔对许多自传中的缺点进行了评析，如内容不协调、琐碎、抽象、虚构过度等。显然在他笔下，处于平衡状态的自传的艺术与认知价值得以彰显：“它超越了事实真实，超越了‘相似性’，自传所提供的是从自我内部看到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真实，在这一方面，它没有替代者或对手。”[34]在论述中，他选择了一些经典自传文本与类型，如奥古斯丁、卡尔达诺、卢梭、歌德、富兰克林、吉本、华兹华斯、达尔文、亨利·詹姆斯、奥凯西等人的自传，来探讨上述各种问题，论述细致，有典范性。值得注意的是，富兰克林、亨利·詹姆斯（以及梭罗、惠特曼和亚当斯）等人的自传被关注，说明了自传研究的一种发展，他们开始“超越欧洲中心观念而承认美国自传的意义”[35]。自传研究的疆域和空间开始扩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帕斯卡尔从事自传研究的过程，也很有代表性和象征性。他在“序言”中一开始就以自传的方式交代了缘起：他之前从事“想象性、哲理性”的文学研究多年，一直被教导要避免作者的生平与其作品之间“相似”关系的对照研究，这种角度在以前是被低估的，特别是20 世纪60 年代之前在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文本化倾向下对作家、社会层面的遮蔽。如今，他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因此试图通过研究自传来“修正人们的偏见”[36]。据此，这一经历其实可以看作自传研究整体转机的象征，表明自传已经开始突破形式、符号等虚构研究的禁锢，具有自我与社会指涉的真实、主体观念得以回归，学术研究的人文倾向得以复苏，自传乃至传记研究呈现生机。

不过，帕斯卡尔也有其局限性，与居斯塔夫类似。首先，他对自传的理解完全是西方化的，过于强调自传的欧洲色彩，视野过于狭隘。他多次提到类似的话：“自传属于欧洲，从根本上属于后古典时代的欧洲世界。”[37]因此，“就其历史意义来说，它还为欧洲文明提供了具有某种独特精神特征的证据”[38]。他认为在远东和近东则几乎没有出现通过自传表达自我意识的这种巨大变化，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古典自传的认识显然不足；其次，相对于现代的大自传观念，他的自传概念比较保守，突出了自传的整体性、结构性和艺术性，将日记、书信、回忆录、忆旧录等排除在外，限定了自传探究的空间，简化了其复杂性。

总体上看，在20 世纪前期，自传研究出现了转机，一定程度上将自传独立出来，在梳理自传发展史的基础上，从文学、艺术、心理、文化等角度进行探索，也出现了几部奠基之作，文本分析和理论探讨都较为深入。当然，不容否认的是，在许多研究者那里，自传还是未能与他传区别开来，甚至从属于后者，“这一世纪的上半段对他传的关注远远超过自传”[39]。部分原因是，对于侧重历史性和真实性的学者来说，自传的地位无法被肯定，它更为主观和不可靠，“自传被划归为传记的一个子类，更不可靠（因此也就更少有用的历史性），因此，它作为一种文献形式被认为低于他传”[40]。不过，一些自传者已经注意到了自传引发的必然与本质论争，“也就是内在于自传中的，在这一世纪的后几十年中将会主导自传论争的语言与主体性问题”[41]，如亨利·亚当斯、斯泰因、莱利斯（Michel Leiris）等。

但是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的强势发展严重阻碍了自传研究的深入，在他们看来：“一部文学作品应该被当作独立的语言艺术品被研究。作者的生活，艺术的或道德的意图，社会环境，以及历史因素都被认为与艺术研究无关。”[42]因此与虚构文学相比，传记“声誉不佳，仅仅是一个继儿，甚至最糟糕的是将它看作新批评的敌人”[43]。传记成为对立面和反面教材，被视为“意图谬误”（The Intentional Fallacy）与“情感谬误”（The Affective Fallacy）理论的牺牲品，可谓“传记式谬误”（biographical fallacy）[44]。以天马行空的“诗性”著称的纳博科夫就是“反”传记者的代表之一，他不断地讥讽传记及其读者，鄙夷地将这一文类名之为“精神剽窃”（psychoplagiarism）[45]，也即是说，这种低劣“模仿”与作家的独创性是背道而驰的：“奇怪的是，我们有一种病态的倾向，总要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找到‘真事’的蛛丝马迹才善罢甘休（一般都是假的，始终都不相干）。我们在得知跟我们平起平坐的作家并不足够聪明到自己杜撰一个故事后，会更有脸面吗？或者我们知道我们神秘地蔑视的‘虚构’之下有某个确凿的事实，我们贫乏的想象力就会增加一些东西吗？”[46]与此相反，他认为：“生活对富有匠心的虚构的庸俗模仿某种意义上反更让人开心。”如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演出后若干年，一位政治流亡者从国外潜回俄国，想去搭救被囚于西伯利亚的朋友，结果在途中“越来越多的人将他当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47]，就如同戏剧中一样。不难理解，自传由此被排斥和贬低，挡在了文学审美研究之外。

当然，与20 世纪后半段相比，批评家对自传的态度还是相对传统，虽然指出其虚假隐晦等方面，但尚未完全将其颠覆，自传没有遭遇严重的理论冲击：“西方文化还是继续把主体看作可知的自我，他尽管会对传记家的写作提出挑战，但无疑还是可以揭示真相的一个主体。”[48]人们关注的中心是自传者的生平（bios）故事，特别是将自传理解为伟人生平传记的一种分支，具有道德家、教诲者的价值，研究者主要是在对传主的人生经历和叙述者讲述的这一真相的质量进行分类和评估，基本上，“自我不存在任何问题，没有关于身份焦虑、自我定位、自我存在或自我欺骗的问题——至少没有读者需要介入其中，由此个体自己叙述自身的故事这一事实也没有令人困扰的哲学的、心理的、文学的，或历史的深意”[49]。此后几十年，自传研究兴盛起来，但面对的挑战和争论也将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