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想象的郑和

在国内郑和研究陷入瓶颈的时候，英国业余历史学家、退休潜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提出新说，认为郑和船队首先发现美洲并实现了环球航行。2002 年3 月15 日，孟席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议上发表演讲，阐述他的惊人发现。同年10 月，其专著《1421 年：中国发现世界》（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Bantam Press 2002）正式出版。

孟席斯旨在推翻西方早期航海探险历史知识体系的结论，引起西方社会的震动，英美媒体竞相报道。孟席斯声称：“这本书出版以后在西方社会已经引起不小的轰动，仅仅在英国第一版印刷精装本的书籍到12 月初就卖掉了4 万4 千多册。”在中国，孟席斯的新说亦受到广泛关注，一时间媒体的报道、评论铺天盖地，众多学者纷纷发表各自见解。《郑和研究》杂志在2003 年专门推出“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新说学术交流专刊”，集中介绍、评述孟氏的观点。

孟席斯的研究源于15 世纪20年代绘制的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标明了非洲、美洲等地区，而在历史上， 15 世纪80 年代葡萄牙人才航行到非洲好望角，15 世纪90 年代哥伦布才“发现”美洲，16 世纪20年代麦哲伦船队才完成环球航行。他对此提出疑问，是谁绘制的这张世界地图？依据他的判断，绘制这样规模的世界地图，需要综合实力雄厚的大规模船队进行考察测量。对比和研究当时世界各国及其航海史，除了中国具备这样的能力，还有哪个国家呢？而这个时间，正是郑和下西洋时期。

15 世纪末至16 世纪初，欧洲航海家探险所使用的航海图，如1489 年的马特勒斯地图、1501 年的皮里·雷斯地图、1502 年的康提诺地图等，已经是世界性地图，他们尚未到达那些地区，但航海图上却绘有美洲、澳洲。孟席斯认为，1428 年葡萄牙人的世界地图是根据中国人的地图或地理知识绘制而成的。他根据1434 年出版的《尼科洛·达·康提游记》，认为郑和船队航海图可能由跟随郑和船队的威尼斯商人尼科洛·达·康提获得并带到欧洲后，又由葡萄牙国王长子唐培德拉获得。孟席斯在著作中描述了地图学家弗拉·毛罗在1459 年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上有中世纪腓尼基注文和一艘中国式帆船，注文记载：

大约1420 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驶过德迪亚卜角（好望角）穿过佛得岛和无名群岛（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 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汪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 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 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1]

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属于典型的中国帆船形状。从图样来看，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很多。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是：“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 个船舱。”据此，孟席斯认为郑和船队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继续航行到达了大西洋佛得角群岛。他还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人在南半球测算经度和纬度的方法，根据自身的航海知识及经验，利用计算机绘制了1421 年3 月至1423 年10 月间郑和船队航海行程及路线，通过可能经过地方发现的各种“证据”进行论证。

孟席斯的证据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15 世纪末和16 世纪初欧洲人绘制的古世界地图和星象图；第二，欧洲首批探险家在美洲等地发现中国人及其移居状态、村庄名称、语言风俗、疾病特征、体育活动等的记载和描述，并试图用DNA 技术分析人类与民族关系；第三，在郑和船队可能到达的海域发现了中国古船的残骸、锚、渔具等可能的遗留物，还有这些地区留下的碑刻等建筑，以及出土的瓷器、陶器、玉器、人工制品、祭品等文物；第四，欧洲人到达美洲大陆前，这些地区已有的采矿技术、农业种植技术和存在的其他大洲的动植物的发现与分析[2]。他认为，从15 世纪初到哥伦布、麦哲伦之前，只可能是中国郑和船队到过美洲，并进行了环球航行，才有绘制这些世界地图的基础。

由此，孟席斯提出，从1421 年3 月到1423 年10 月，有四支大型中国船队进行了环球航行，这些船队上的水手及其家眷定居在马来西亚、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其他岛屿，郑和船队最先发现并定居美洲，并绘制了世界地图。美洲大陆不是欧洲人发现的，世界地图的精确绘制时间是1423 年，早于欧洲人的航海发现。

孟席斯的“新说”，一时造成了人类文明史和近代史要重写的势头，但学界对此反响十分理性，其观点也未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同，有人认为他的证据不足，逻辑混乱：“孟席斯用这一未经出土和未经专家验证的‘物证’来支持他的‘论据’，在历史学家看来，都是缺乏说服力甚至是非常‘危险’的。”[3]也有学者指出，孟席斯著作中缺乏最基本的历史与学术准确性：“从头到尾似是而非，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不过是一堆杂乱的拼凑、穿凿、篡改和编造，无任何学术价值可言，对追求学术的严肃性与尊严的人来说，实不足道。”[4]甚至连《1421 年：中国发现世界》一书的翻译者，也并不认同其观点：

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盖棺论定。很多地方必须借助信念以弥补证据之不足。只是由于论据的品质参差不齐，他的论点非但很难说服不信的人，还可能被当成攻击其历史观的武器。郑和的第六次航海已经很难考证了，十多年的努力不可能完全涵盖。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把话说满，有限的证据不但无法防御批评者的攻击，还处处显露破绽。[5]

其实孟席斯在论述郑和船队发现美洲时，也苦于没有证据，他无奈地说：“我确定宝船队已经发现了南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但是我的研究没有能揭示结论的确切证据，诸如失事的中国沉船。”[6]因此，书中所论述的发现美洲、环球航行的路线主要是“虚构”的，抓住某一个点，就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如他认为，有四支分船队组成一支庞大的船队，于1421 年年初启航，后来幸存的船在1423 年夏秋返回中国，由于他们航行到哪里没有任何记载，他就此进行遐想：这支船队在1421年6 月到达南非海岸，其中两支分船队在1423 年10 月返回。在这“失踪”的28 个月里，他们去了哪里？按当时的航速每小时4.8 海里计算，他们可以航行十万多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四圈。

事实上，诸如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在航程中部分失散或遭难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把他们都想象成去“探索新航路”或者“环球航行”，那事情就没完没了。以锦衣卫军士杜子忠等四人为例，他们在永乐时期随郑和出使西洋，在锡兰遭海寇袭击被掠，至宣德元年（1426）才搭乘苏门答剌的朝贡船返国[7]；又如府军卫卒赵旺等人随太监洪保下西洋，开航时船上有三百人，后船遇难漂至卜国，仅余一百人，只好随其国俗削发为僧，18 年后只剩下赵旺等三人返国[8]。诸如此类，若按照孟席斯的计算方法，他们在这18 年里进行过多少次“环球航行”[9]？因为孟席斯书中主观臆测的成分过大，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巴雷特（Tim Barrett）教授评论说：“这是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建立另一个假设的问题，最后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假设之塔。即使一些关于在哥伦布之前发现美洲的地图证据得以证实，把它和中国联系起来仍是另外的步骤。”[10]

孟席斯在其著作的第三至第六编中作了如下描述：1421 年3 月3日，朱棣派遣郑和率领107 艘船第六次下西洋，抵达古里后，同年11月，郑和率一支船队返回，另一支船队由洪保、周满、周闻等率领继续航行，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到达大西洋佛得角群岛的圣托安脱，沿大西洋赤道洋流西航，在接近加勒比海地区时，各人开始率领分䑸朝不同方向航行。

洪保船队：从大西洋佛得角→加勒比海→南美洲东岸→麦哲伦海峡→南设得兰群岛→赫德岛→澳大利亚西岸和北岸→爪哇→南海→中国。

周满船队：从大西洋佛得角→加勒比海→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秘鲁西岸→横越太平洋→澳大利亚东岸→凯普贝耳岛→新西兰南岛西岸→北岛西岸→澳大利亚东岸、北岸→香料群岛→南海→中国。

《郑和航海图》中的《龙涎屿往锡兰过洋牵星图》《忽鲁谟斯回古里国过洋牵星图》

周闻船队：从大西洋佛得角→加勒比海→哥德洛普→波多黎各→佛罗里达→罗德岛→加拿大东岸→绕格陵兰岛北岸→冰岛→穿过北冰洋→白令海峡→日本列岛以东海域→中国。

杨庆船队：从中国→好望角返回[11]。

他所提到的这几个人，在史料中均有记载，洪保曾于永乐十九年（1421）十月领敕出访忽鲁谟斯等十六国或十六国中之部分国家，周满曾在抵达苏门答剌后到过阿丹国，杨庆曾于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领敕前往忽鲁谟斯等国[12]。周闻的墓志现已出土，由墓志可知他是合肥人，曾参加后五次郑和下西洋及永乐二十二年（1424）的航海活动。第六次下西洋时，他于中途提前返回。且周闻仅是下级军官，不可能率领分船队出使。孟席斯提到的这四人，虽然确实参加了第六次下西洋活动，但并没有到达澳洲或美洲，他们先后回到国内，所谓下落不明的船只与他们这一次航行并无关联[13]。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孟席斯利用其丰富的航海知识，潜心于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研究并予以充分肯定，值得赞扬。有学者认为，我们对孟席斯新说既不能盲目吹捧，也不能不屑一顾。孟席斯不因袭“欧洲中心论”的老调，试图用历史学、星象学、地图学、海洋学、航海学、考古学、生物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探讨郑和下西洋，尽管推测多于实证，但其提供的线索和方法毕竟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14]。我们有必要与国外学者开展密切的交流合作，实事求是，认真研讨，以便更加客观和全面地反映历史。

丰富的航海经历使孟席斯在构想郑和船队路线时，具有较强的现场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能够自圆其说的作品。但他的说法如要得到证实，还有待更多的文献及考古发现。退一步说，即便当时确有顺着海洋漂流至美洲、大洋洲的郑和船队的船员，他们仍然谈不上是真正的“发现者”。目前我们所说的“地理大发现”，不仅要有动因，还要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贡献。从澳大利亚的“发现”即可看出，尽管荷兰人在17 世纪初就发现了澳大利亚，并留下许多命名，以纪念那些勇敢的荷兰探险者，但由于没有产生太大经济效益，并没有引起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重视。当1770 年英国航海家库克对之进行“再发现”时，“新荷兰”仅留下一个空名。这说明，“发现”必须要有“反馈”的能力，否则不过是空谈[15]。

继孟席斯之后，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在一系列论著中对《坤舆万国全图》提出新见解。此前中外学者公认《坤舆万国全图》是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于1602年在北京绘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东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但李兆良认为，《坤舆万国全图》不是利玛窦的作品，而是郑和为第七次下西洋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 年至1430 年，该图“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其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作者认为此书“挑战了世界史三大经典学说：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洲；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利玛窦世界地理西学东渐”[16]。然而，有关学者在分析了李兆良所依据的中外文资料后，认为他的论证史实存在错误，且逻辑乖谬，其观点不能成立，同时指出：“历史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可靠的史料来探求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而不是凭空臆想出虚妄无稽的昔日荣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是建立在无数个历史事实之上的，而不是通过穿凿附会的谰言谎语构筑起来的。”[17]史学研究必须要依靠史料、忠于原文、合乎逻辑，否则就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孟席斯、李兆良均不是专业历史学者出身，但也有历史学者肯定他们研究的价值，如有人认为郑和船队虽然不可能环球航行，但不排除离队队员有到达美洲的可能性；也有学者根据《大明混一图》，认为不排除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有绕过好望角的可能；有人认为郑和第五次航行时，中国帆船最先进入非洲好望角海域，比迪亚士早六十年发现好望角，世界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由此揭开了序幕[18]。因此，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孟席斯、李兆良等人还是给沉寂已久、基本上已经穷尽史料的郑和研究注入了强心剂，他们挑战了早已成为定论的观点，其中蕴含并显现出强烈的“超越”意识。两人将郑和远航放到了世界文明互动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引发人们重新探索郑和航海史实，进一步审视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在此之前，探讨“郑和下西洋”的局限性，对其进行反思和总结，已成为“经世致用”的常见历史命题。由于七下西洋的辉煌与之后海上退却、国家衰落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总是不自觉地认为它为中国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提供了一次真实的、条件优越于西方的机遇，但是我们却错过了，把机会留给了西方，也由此引发了许多命题、假设及联想。作为近代关注郑和的第一人，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就提出了一个尖锐而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哥伦布、达·伽马之功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和远航的影响却“随郑君之没以俱逝”[19]呢？对此，学者们从多角度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航海活动进行比较，讨论为何郑和的远航成为绝唱，而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

起初人们多着眼于郑和远航耗费巨大，国家财力难以为继，而且航海活动缺乏强大的经济动因。但是，在郑和航海偃旗息鼓后的明代中后期，是封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阶段，也是私人海上贸易不断发展的时期，正是大规模航海活动的有利时机。学者们又尝试从其他方面找原因，有人从明朝统治盛衰的角度，认为航海中断的原因是明朝政治腐败导致各种社会危机，郑和下西洋仅适应统治阶级一时之政治目的；有人从海军建设的角度，认为明初海防政策的变化及海军的衰弱，是郑和船队活动停止的直接原因；有人从封建制度的角度，认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及其保守性，是郑和开拓的航海事业不能继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有人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质角度，认为下西洋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因为没有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只好终止；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突然终止的原因有多方面，既有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也有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因素[20]。当然，这样的讨论大多还是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之下展开，即中国有可能通过自身发展过渡到资本主义。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这一发展模式也开始提出疑问。

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其《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中，运用新经济学理论，结合中西封建社会实际，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了中外比较探索。他将封建社会划分为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把封建社会中的异己力量分为体制内的异己力量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把资本主义分为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并以此对资本主义起源作出解释：西欧封建社会属于刚性体制，其内部出现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和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从而导致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西欧是原生型的资本主义，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各洲，均是非原生型。中国的封建社会属于弹性封建社会，其内部有充分的弹性回旋余地，难以产生异己力量，也不可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在外力的影响之下才能产生出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体制[21]。

以上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对我们重新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亦颇具启发性。在没有原生资本主义外力作用之前，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既然无法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即便有一些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不会迟早地、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因此，东西方航海结果不同本不足为奇，历史不会走入同一条河流，时代背景不同，产生的结果就不会相同。对于中西对比，罗荣渠先生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

有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当15、16 世纪之际，中国和西欧的发展“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只是后来发展速度和趋势之不同，西欧后来居上，跑到前面去了。这是一种单线发展的历史观，把中国历史削足适履纳入西方历史发展轨道。在我看，当时中国和西欧并不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也就没有什么同一起跑线。哥伦布与达·伽马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反方向航行，最后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航海家终于会在南中国海上发生遭遇战。郑和航行不管向哪个方向，恐怕永远也难与哥伦布和达·伽马相碰撞的。[22]

国内学者也开始回溯“欧洲中心论”的形成过程。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欧洲本来并不先进，它的凸显是在18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取得成功，占据了传播和话语优势，世界随之向欧洲倾斜。于是，欧洲经验的有效性成为我们的评价标准，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夸大了西方的作用，特别是历史作用，处处以西方为标尺，形成对其他地区历史的贬低和文化的曲解，影响了我们公正客观地理解、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如果要对郑和航海作合理的阐释，需要从中国本体的角度出发，将东西方航海置于平等的地位进行比较和评价。

从动因的角度，此前一般认为郑和下西洋与封建帝王的政治野心和寻求奢侈品有关，将哥伦布等人的航海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认为他们追求黄金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有关。其实葡、西王室组织和支持航海，就当时来看，目的是扩大封建统治的范围，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事实上，15 世纪东西方都是在追求物质的欲望下走向海洋的探索。郑和航海是皇帝组织的航海活动，葡、西的航海活动同样是在封建国王主持下完成的。有人认为前者主要追求奢侈品，为皇帝服务，缺少经济动力，将西方航海中追求黄金视为经济动力。其实黄金同样是奢侈品，葡、西在航海后仍是封建国家，掠夺的奢侈品大多供王室与贵族消费，也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西方的航海同样是国家行为，从统治者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异域物品的寻求来看，航行也无本质区别，区别就在于有无对海外领土的占有欲，并将这种占有欲与后来发生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就后果而言，一般认为哥伦布航行以后美洲得到了开发，地理大发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其实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没有就此走向资本主义，也没有发生向近代的转变，把他们列入资本主义的范畴，作为近代的代表，甚至是先进的代表，与史实不符。欧洲资本主义不是由地理大发现攫取海外资源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在几百年后，在与15 至16 世纪航海没有直接关联的英国。甚至有人将郑和航海与中国的落后、西方的先进联系起来，其实这也是在西方优势建立后出现的。郑和下西洋以后，明王朝官方朝贡贸易衰落，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兴起，但并不等于中国海上力量开始落后于西方。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上活动，足以证明中国海上力量不弱于西方，明代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国家，直至明末，西方也不能与之抗衡。葡、西不能，稍后的荷兰也一样。中国海上力量的落后，发生于以后的年代里，不应将时间错置于明朝。

即便西方航海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关联，也是欧洲的经验和模式，历史上不只有欧洲经验，也有我们自身的历史经验，哥伦布等人的经验到18 世纪晚期被确认为欧洲经验，历史从此被打上欧洲强力的印记，中国史被纳入欧洲话语体系中，受到以欧洲经验为标准的评判，从而形成了以往评价郑和航海时的思想和理论根源。对此，我们应该从客观的角度，而不是以西方观念去评价，以欧洲经验出发来重构中国历史。

如果我们跳出以往的思维模式，回到郑和生活的历史场景中，其实15 世纪东西方航海都是人类走向海洋的大无畏探索和开拓行为。在西方航海之外，存在另一种模式的航海、另一种古代国际关系的模式，两种航海模式都为人类发展史作出了重要贡献[23]。

德裔美国学者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很早就存在一个世界经济网络体系，在19 世纪以前一直是东方控制这个体系，西方只是在边缘徘徊，西方人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24]。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中提出：

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内在的纽带。考察亚洲近代历史得知，西欧进入亚洲时首先要面对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也就是说，欧洲也有一个面对来自于亚洲“冲击”的问题。[25]

进一步将当时的朝贡贸易体系拉进人们的视野，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进一步建立和巩固明朝与周边邻国的朝贡关系，使其制度化和经常化，即所谓的“宣扬王化”。事实上，通过郑和船队的不懈努力，不仅亚洲邻国不断派使节来中国朝贡，就是中亚和非洲一些遥远的国家也派遣使节，形成“万邦来贡”的景象。朝贡成为中外官方外交接触的重要途径之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网络的形成，标志着“亚洲经济圈”和“前近代亚洲市场”的形成。

对“欧洲中心观”的反思，还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我们现在常说的“地理大发现”，最初是指1492年由哥伦布开始，达·伽马、迪亚士、麦哲伦等航海家在欧洲以外地区所进行的地理探索。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地理大发现”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中。而类似“地理大发现”等所谓的各种“发现”，其实都是“欧洲视角”。只有站在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关于美洲和东方的这些知识才是全新的。20世纪90 年代初，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大航海时代”一词，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大航海时代”较之“地理大发现”更合理，并建议将我们教材中的“地理大发现”替换为“大航海时代”[26]。

党的二十大以来，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致力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从历史事实出发，探索自身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和模式。研究和探讨我国航海自身的经验，并给以理论的阐释，与我们建设“三大体系”一脉相承。因此，对郑和研究的反思和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郑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1999 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世纪千年地球探险的航海家中，郑和是唯一列名的东方航海家，与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并列[27]。法国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格·勒里埃佛（Dominique Lelièvre）的《启蒙之龙：15 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996）和美国作家李露晔（Louise Levathes）的《当中国称霸海上：1405 至1433 年间的宝船舰队》（1997），均是反映郑和及其时代的著作。摄影师迈克尔·山下（Michael Yamashita）在重走郑和下西洋的路程时，拍摄了大量照片，并于2006年出版了《郑和：追寻中国最伟大的探险者的旅程》[28]。这些论著的出现，反映了世人对郑和及其七下西洋的兴趣和关注，要求对其作出新的认识和评价。郑和航海已不仅仅是“明初盛事”，它已经超出中国的范围，成为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

15 世纪初，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郑和下西洋也确实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壮观的船队。据李约瑟估计：

在大约1420 年的全盛期，明代水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可以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它们的总和。永乐年间，其水军拥有3800艘舰只，其中1350 艘为巡逻船和1350 艘为战舰，以保卫海疆。有一支由400 艘大型战舰组成的主力舰队驻扎在南京附近的新江口，还有400 艘运粮货船。另外还有250艘以上的远航“宝船”或大帆船，其船上平均人员编制由1403 年的450 人增加到1431 年的690 人，在最大的船上甚至超过1000 人。另外还有3000 艘商船常可作为辅助用船，而许多小型船起着信息传递船和巡逻艇的作用。[29]

拥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和庞大的船队，在今天看来，想要发现美洲，甚至完成环球航行都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也是孟席斯在看到古地图产生疑问后，将其推测对象锁定在郑和船队的主要原因。虽然学界并未接受孟席斯的观点，但由此引发的对“欧洲中心论”的深入反思，恐怕是孟席斯都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