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神化的郑和

让我们再将视角转向东南亚。在东南亚，郑和影响极大，这里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与郑和有关的遗迹，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有三宝垄、三宝港、三宝洞、三保井、三保墩、三宝公庙；苏门答腊岛有三宝庙；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城、三宝井；泰国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寺塔等。有人撰写了大部头的郑和历史传记，进一步扩大了郑和在海外的影响，如马来文的《郑和传》十五册、《三保大人传》三册等。

郑和访问的亚非国家共计三十余个，其中东南亚地区就有十四个，几乎占所访问国家的一半。东南亚也是郑和船队前三次远航的目的地和后四次远航往返的必经之地。与南亚、西亚、东非等地相比，郑和在东南亚逗留的时间最长，经历的重大事件最多，因而对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最大，也最深远。中国定居东南亚的移民非常多，郑和寺庙以及郑和的传说主要源自华人[1]，甚至形成了独特的“郑和崇拜”。

东南亚有许多郑和寺庙，有学者专门进行过梳理：

东南亚地区的郑和寺庙[2]

三宝垄的三保庙在印尼乃至东南亚都遐迩闻名。印尼的善男信女和从各地到来的香客，都会去瞻仰凭吊或烧香祭拜。清朝王大海的《海岛逸志》记载：“三宝垄有三宝洞，云是星槎遗迹。极灵应，每朔望，士女云集拜祷。”[3]数百年来，三宝垄的三保庙几经扩建和修葺。据传，郑和在印尼三宝垄附近登陆时，那里原有一座清真寺。1411 年，郑和在其所驻扎的石洞内建立了另一座清真寺。1450 年至1475 年间，当地居民（主要是华侨）把郑和建造的清真寺改为“三保庙”，在庙内放置了郑和塑像。如果从15 世纪下半叶算起，三宝垄的三保庙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海外最古老、规模最大的纪念郑和的庙宇。

三保庙原本十分简陋，旧址是位于三宝垄郊外的一个石洞，庙内只安放了郑和的雕像。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一次大暴雨致石洞塌陷，还埋葬了一对正在洞内祈祷的新婚夫妇。雍正二年（1724），当地华侨将三保庙修葺一新，并在洞前建起一条檐廊，供香客避阳歇息。1796年，三保庙还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恭贺嘉庆皇帝继位。

新建的三保庙有一个写着“三保洞”的牌楼，像山洞似的三保洞（即模仿原石洞的建筑）成为整个三保庙的一部分。三保庙四周环山，树木扶疏，郁郁葱葱。入洞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拱门，门顶左右两条蛟龙盘檐，张口争夺一颗明珠，呈“双龙戏珠”状。门前一对石狮，其身后各矗立着一位守门大将的石像。整个庙门飞檐斗拱，画栋雕梁，具有中国式建筑的风格。大门两侧刻写着一副对联：

滇人明史风来世

井水洞山留去思

横批为“德绥威服”。上联中的“滇人”指出生在云南的郑和。下联中的“井水”和“洞山”分别指“三保井”和“有三保洞的小丘”。

大门的另一副对联是：

椰雨蕉风迎服德

银涛碧浪助宣威

三保庙内有许多对联，如1916年章炳麟所题：

寻君千载后

而我一能无

张君劢所题：

继张班立功异域

开哥麦探险先河

“张班”指汉朝的张骞和班超，两人都是奉命出使西域的使者。“哥麦”指哥伦布和麦哲伦。还有一些对联如：“受命皇朝临海国，留踪石洞庇人家”；“三山六海游踪随地遍，保国安民到处显神灵”；“航海成名有荣在史古洞低回歌抑止，立功异域吾道其南世人膜拜奉为神”；“雄风扬绝域千里黑浪变通途，大任建殊勋万里蛮疆寻友国”等[4]。

三宝垄的三保庙是由清真寺改建而成，外观类似佛教的寺庙。农历正月初九的玉皇圣诞是三保庙所庆贺的节日之一，而玉皇大帝正是道教所崇奉的。庙内还有一间挂着孔子像的“万世师表孔夫子庙”，与印尼的孔教有关。它不是纯粹的孔庙、佛寺或道观，却有着儒、释、道三教的特点，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例证。

三保庙在发展中也成为凝聚当地华人社会的纽带。19 世纪下半叶，三保洞一带的地皮落入犹太人后裔乔哈纳斯手中。他对来三保洞进香的华人横加敲诈，并提出三保洞开放一年须付给他两千荷兰盾。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款项，华侨难以筹集。经过与乔哈纳斯反复磋商，最后付了五百荷兰盾，但这仍然是一笔高昂的费用。若长期受到勒索，将严重影响人们前往三保洞的祭拜活动。三宝垄的华侨黄志信对此愤愤不平，他暗下决心，一旦事业获得成就，就买下这块地皮。不久，黄志信果然成为拥有1800 万荷兰盾资财的大富商。1879 年，他从乔哈纳斯手中买下这块地皮，从此这块地皮便归属于三宝垄华人社会。黄志信去世后，其子黄仲涵经办的商行继续负责管理三保庙。黄仲涵是爪哇著名的“糖王”，在他的支持下，三保庙开展过各种纪念郑和的活动。黄仲涵去世后，三保庙开始由三保公基金会管理[5]。

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的三保庙

与三宝垄的三保公基金会类似，早年的华人会馆大多设在寺庙内，郑和寺庙还成为了联系各阶层华人的纽带和为华人谋福利的机构。许多寺庙都设有管理委员会、理事会或基金会等。其成员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分行业、不分姓氏，也没有新客华人和土生华人的区别，它往往比同乡会、姓氏会和同业行会等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这些民间组织的顾问和成员大多是当地华人界的名流和社会贤达，他们通过郑和寺庙和纪念郑和的活动，在广大华人中开展社交活动，联络感情、沟通信息、团结互助，为当地华人谋福利[6]。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三宝垄市会隆重庆祝“三保大人出巡日”。近年来，这一节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不仅扩大了三宝垄的知名度，还带动了当地交通、旅游、酒店、饮食等各行业的发展。自2015 年起，印尼旅游部开启“重走郑和路”的旅游新路线，游客可搭乘一艘郑和宝船的复制品，探访当年郑和曾经到访的印尼城市，包括泗水、巨港、三宝垄等。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下，这一旅游线路也非常火爆[7]。

泰国纪念郑和的寺庙中，最为有名的是旧都大城三保公庙。此庙泰名为“帕南车寺”，坐落在阿瑜陀耶城郊，濒临湄南河，初建于1324年。这一带原是华人聚居区，也是重要的商业贸易集市。据说郑和第二次、第三次下西洋时曾来到这里，为了纪念他，当地华人便把帕南车寺改为“三宝公庙”。因有相关记载的史籍《东西洋考》刊刻于1617年，说明该庙在此之前已经改名。现在的三宝公庙按泰国传统佛寺布置，大殿前有一条长走廊，与前殿相接。走廊正中置供桌，桌上有三只铜香炉，其中两只分别铸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和宣统元年（1909），还有一只铸造时间不详。正殿的大门上端有一块题为“三宝佛公”的木匾，两旁是中文对联。其中一联写道：

三宝灵应风调雨顺

佛公显赫国泰民安

落款为“壬子年冬月治子林宗和敬谢”。另一联写道：

七度使邻邦有明盛记传异域

三保驾慈航万国衣冠拜故都

落款为“丁巳年春夏秋冬日吉旦沐恩治子柯光汉拜题”。该庙一侧摆着据传为郑和船队留下的大铁锚，铁锚两侧的对联是“圣用航海泊船处，锚入深水登峰时”，描绘了郑和船队曾在大城府停泊的盛况。

柬埔寨磅湛市东古城也有三保公庙，其门联是：

三征异域，抚夷安邦，遗像万年留瞻仰

保明尽忠，辅政治国，英灵千载永常存

除郑和清真寺外，几乎所有郑和寺庙内都有郑和的塑像。有学者认为，在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庙宇中，郑和被视作神灵，被顶礼膜拜。连郑和部下的墓，如雅加达安卓尔地区的三保水厨墓和菲律宾苏禄群岛的本头公墓；或郑和船队的锚，如泰国大城三保公庙一侧和印尼三宝垄三保庙内的大铁锚，也被视作圣物。

在南洋的传说中，华人把郑和看作赐福除灾的神灵。例如爪哇三宝垄三保庙前侧有三保井，据说是当年郑和亲手开掘。该井又名“龙潭”，长年不竭的井水被人们视为“圣水”，传说可抵御百病，治疗绝症，甚至还能返老为童，永葆青春。正如1928 年日本学者中目觉在《地学杂志》上所说：“爪哇一带的华侨，对于郑和一事，很是重视，有若神明。”[8]在马来西亚槟城峇都茅三保宫，供桌正中是一座郑和金身塑像，像前摆着香炉和敬供的果品。供桌前的地上有块大石，石上有明显的凹口，凹口形如脚印，传说这是郑和下西洋留下的脚印。当地华人兴建的三保宫在1995 年竣工后，人们在凹口四周放置24 朵鲜花，把“郑和脚印”视作圣物。槟城三保宫还印发了一本题为《郑和大仙结缘训》的小册子，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历遍南洋诸群岛，非洲东岸皆展伸；三十余国尽巡抚，七下西洋遗迹存。

爱护侨胞怜蛮族,后人敬奉数百春；显灵保护善良士，施戒惊醒不良人；遗迹不朽施灵验，香火不绝信奉人。[9]

善男信女坚信，郑和的神灵可使他们得福免灾。

有学者统计，中国本土把郑和作为神灵崇拜的寺庙只有三个。第一个是福建沿海的鸿渐村“二保庙”；第二个是鸿渐村部分村民东渡台湾，在云林县北港镇建立的“侯天府庙”，崇奉主神郑府圣侯，也就是郑和；第三个是广东南澳岛的“三宝公庙”。郑和是中国人，为什么他的寺庙在中国只有两三座，而且香客稀少，在海外却有十余座，且香客络绎不绝呢？这与海外华人的传统信仰及郑和自身的特点有关。

人们往往将历史上、甚至传说中的某些杰出人物加以神化，“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特点。海外华人与中国本土居民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通过创造“三保公”这样的神明，希望在异乡打拼时能够获得“三保公”在天之灵的保佑。如果说人格神的崇拜就是对附会以超自然力的人物的崇拜，孔子、关公、林默（天妃）、郑和等都被奉为人格神。然而，对华人来说，郑和更具特殊地位。郑和不同于孔子和关公，孔子和关公与航海无直接关系；郑和又不同于林默，后者没有像郑和那样多次出访海外，在别的国家也没有留下任何足迹。谈到海外华侨对郑和的神化时，许云樵曾说：“华侨的信仰三宝公，的确较国内吃食店之敬关公，读书人的尊孔子，尤为热烈。”印尼学者斯迪亚宛等认为：“海外中国移民有若干保护神，其中影响地区最广、拥有膜拜者最多的要数三保大人（郑和）了。”上述说法固然有些夸张，但真实反映了华侨，甚至南洋土著对郑和的崇拜与神化[10]。

东南亚流传着许多有关郑和的传说，如李长傅《荷属东印度华侨史》中有：

南洋有鱼名舢板跳者，其脊旁有指痕五。俗传三保大人航海时，忽有一鱼跳入其船中，三保抓而放之，致成指痕，故有此名。由此可见当年郑和威望之盛。[11]

虽然传说未必真实，但仍然投射出部分真实的历史信息。

有些传说反映了中国移民抵南洋后的入乡随俗。中国不产榴莲，中国移民到了南洋后，才尝到榴莲。清人王大海《海岛逸志》记载：“流连状如羊桃。实大如柚，剖之其肉颗颗如鸡蛋，色白有核，其香浓浊不堪，妇人皆酷好。相传服之甚补。华人或不敢食者，见之且掩鼻而过焉。”[12]郑和到访印尼时，正巧瘟疫横行，华人纷纷祈求郑和救助，郑和嘱咐他们把榴莲当药吃。人们遵照郑和的教导，吃了榴莲，结果瘟除病消，从此许多印尼华人爱吃榴莲。南洋还盛传“榴莲”一名为郑和所起，寓意是华侨吃了榴莲，便对祖国“留恋”不止（另说中国移民初到南洋，当地人民的热情友好、南洋丰富的物产，使他们“流连”忘返）。传说三宝垄的三宝井与“唐山”（唐代以来华侨对祖国的习惯称呼）相通，只要用三宝井的水浸湿衣服，死后的亡灵就能返回唐山故土，体现出当年移居南洋的中国人怀念祖国和家乡的心情。

有些传说反映了中国移民艰苦创业的历程。泰国有一种大壁虎，头似蛇，嘴稍尖，身长约20 厘米，常出没在人们居室的天花板阴洞处，夜晚发出“刻苦，刻苦”的叫声。据传当年郑和下西洋期间访问暹罗（今泰国）时，曾看望旅泰华侨，鼓励他们刻苦劳动、与土著和睦相处。郑和离开暹罗的当晚，许多华人听到墙上的大壁虎发出“刻苦，刻苦”的叫声，于是当地华人称这种小动物为“三保公鸡”。这体现了中国移民初到南洋时筚路蓝缕、顽强拼搏的精神。

有些传说则反映了早期中国移民与当地人通婚的史实。雅加达的安卓尔地区有一个三保水厨庙，庙内陈列着两把锋利的宝剑，剑柄上雕刻着精致的图案，相传是三保公郑和的遗物，庙内还有三保水厨的神像。传说郑和船队抵雅加达的金星港（今丹戎不碌港）后，船上的一位厨师在观看当地浪迎舞演出时，与一位名叫西迪瓦蒂的舞女一见钟情。郑和船队要离开金星港时，那位厨师不愿随船出发，而是与西迪瓦蒂喜结良缘。数年后，郑和率领船队再次来到雅加达，打听厨师的下落。闻得厨师与他的妻子已双双仙逝，郑和便说：“让这位厨师作当地的一个神吧!”于是人们塑造了“三保水厨”的神像加以膜拜，以纪念厨师和西迪瓦蒂。巴厘巴都尔村的三保厨师庙以及菲律宾苏禄群岛的白本头庙，均讲述了郑和随从与东南亚姑娘结成伉俪的传说。

此外，马来西亚还流传着郑和护送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国王的故事。当地中文版《光华日报》曾写道：明永乐皇帝将汉丽宝公主许配给马六甲苏丹，汉丽宝公主“随郑和来到马六甲，全城人民沉浸在喜庆中”[13]。汉丽宝公主的故事在中国史籍上没有记载，但是不排除有汉丽宝嫁给马六甲苏丹曼苏尔·沙（马六甲王朝第六位苏丹）的可能。如果后者确实娶中国女子为妃，那么汉丽宝很可能是当地华人与马来妇女通婚生下的女子，在马来语中“Putri China（中国少女或中国公主）”以“皮肤白皙和美貌俊俏”著名。正如马来西亚报刊称，苏丹曼苏尔·沙与中国新娘汉丽宝之间的“异族比翼连理，含有巫华（即马来西亚的马来族和华族）两族亲善的历史渊源”[14]。但汉丽宝由郑和护送到马六甲是不可能的，因为苏丹曼苏尔·沙是1456年登基的，而郑和据说在1433 年去世。虽然仅仅是传说，但汉丽宝的故事不仅折射出六百年前中国与马六甲的友好关系，也反映了早期中国移民与当地民族通婚的史实。

有些传说反映了华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传说郑和到马六甲后，见当地人居于海上，架木为屋，出入不便，便教之迁居陆上，学习耕种，掘土打井，帮助马六甲居民解决了饮、食、住三大问题。另有当地人向郑和请教建房的传说；郑和教占城（中南半岛东南部的一个海岸国家）人民种地、造屋的故事；在泰国有郑和教当地人把稻草烧在田里壅肥的传说，还有郑和为泰国老百姓治病、教他们提取海盐等故事。

当然，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是双向的。以瓷器为例，《瀛涯胜览》记载，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15]。有学者考证：“明代著名的宣德青花瓷器，便是用郑和船队从苏门答腊带回的‘苏泥’和浡泥的‘浡青’作原料施釉制成的。”[16]虽然郑和下西洋没有立即引起大批中国人移居海外，直至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后，才出现移居南洋的热潮，但郑和七下西洋密切了中国与所访国家的友谊，为大批华侨定居海外打下良好的基础，影响深远。几百年来，华侨华人在海外建了不少纪念郑和的寺庙，传颂着赞扬郑和的动人故事，正反映了这一点[17]。

史学家冯承钧在为法国学者伯希和的著作《郑和下西洋考》所作的“序言”里写道：

位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三宝庙

郑和之遗事可作两面观，一面是历史的郑和，一面是故事传说中的郑和。后一郑和也很重要，曾为种种传说的母题，至今南洋一带尚盛传之，见之载籍的固然要搜辑，传之委巷的也要记录。[18]

对于传说故事，单纯进行“事实判断”，论证他们的“真假”并非难事，但这些偏离客观历史的“神话的郑和”，反映了当地华人的共同意念，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安焕然指出，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已经逐渐演化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象征符号[19]。

现在能够从史籍中看到的郑和途经马六甲（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史实是在15 世纪初，马六甲王朝（明朝史籍作“满剌加”）与明朝建交，使其摆脱了暹罗的威胁，为其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郑和将马六甲作为候风的中继站，甚至驻军于此，设置“官厂”。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与马六甲的亲密关系，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然而，现在的马六甲，其实已找不到任何关于郑和的原初遗迹。当地华人笃信与郑和有关的三宝山、三宝井和三宝庙，实为先辈华人在拓荒马来半岛过程中逐步“构建”出来的，与历史上真实的郑和下西洋已存在差距。

三宝山作为马六甲市内最高的山，实际上是一个华人公共坟场，山上有一万余座坟墓，三宝山也是目前海外最大、最古老的华人坟场。1685 年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意为“侨民首领”）李为经（1614—1688）从荷兰殖民者手中购得这座山，将之作为华人社会安置遗骸的坟场。现今三宝山尚存有多位早期华人甲必丹的坟墓，而且山上至少有两座明朝时期的墓。年代最早的为“天启二年壬戌”（1622）所立。因此，在李为经购买三宝山之前，此山已是华人先辈埋骨之地。然而，即便是至今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墓碑（1622），也与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1433）的时间相差了189 年。

虽然至今尚无确切遗物证明这座山与郑和下西洋有关，但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相信，这座山就是郑和下西洋时在马六甲设置“官厂”驻军的所在地，纵然马来古文献将此山记述为“中国山”（Bukit China），不曾言及与郑和有关，但华人一直称它为“三宝山”，总相信它与郑和有关。

当地的三宝井和三宝庙，也在三宝山上。三宝庙的正式名称叫“宝山亭”，是1795 年华人甲必丹蔡士章主持创建，供人们在清明节祭拜先人时休息之用，因一度供奉郑和，故称该庙为“三宝庙”。至于三宝井，在宝山亭庙前、庙后各有一口。关于这两口井，历来说法不一，但当地华人大多相信，这是郑和驻军于三宝山麓时挖掘的井。民间传说宝山亭附近原有郑和挖掘的七口井，供士兵汲用，时称“七星坠地”。后来政府铺路，把其中的五口填平了，现仅剩两口井。加之宝山亭庙后的井水甘甜可口，相传喝了这里的井水的人都会想再来马六甲，因而闻名全国。

三宝井

除了马六甲，马来西亚的其他地方也有郑和的“足迹”。除上文提到过的槟城峇都茅三保宫的脚印外还有丁加奴的三保公庙，传说是郑和船只搁浅处。附近有棵参天大树，相传是郑和一行留宿之地。后来有人在那里发现有凹凸不平呈船形石陵，一块大石上有巨型足印，就认为是郑和宝船的化石和郑和的脚印。马六甲宝山亭内最初供奉的郑和像是有胡须的，而新加坡的郑和庙在郑和神像旁还供奉了“三宝娘娘”，其实都与历史常识严重不符。通过文献史料，我们无法印证郑和曾到过槟城、丁加奴、新加坡等地，这些地方有关郑和的传说，与其说是15 世纪郑和曾来过这些地方造成的，不如说是当地华人移民社会主观塑造出来的。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数个世纪，郑和被赋予海外华人开拓先驱的形象，甚而被神化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在族群的模糊历史记忆中，郑和下西洋曾扬威南海。相传郑和泛海南巡，政略外交，恩威并进，所到之处“无不降服”的威风气势，成为只身开荒斩棘的海外华人心中的理想形象，亦是心之所向的集体追忆图像；另一方面，郑和的英雄形象，恰好填补了17 至19 世纪，海外华人初到“番邦”打拼时惶恐交杂的心理虚拟期待。感念郑和、神化郑和，使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调适，反映了华人期盼获得超现实神能的佑护，以求更好地适应于“番邦异域”艰险的生存环境。

在拓荒的“移民情境”里，郑和甚至还被赋予具有驯服如鳄鱼、马来虎等南洋猛兽的神功。一些传说虽毫无依据，却也反映了当时华人的心态。形如豆芽的马来古文（爪夷文），传说是当年郑和教马来人汉字不成，便在村子里扔了一把豆芽作为他们的文字。另一则传说则讲述了榴莲是经由郑和“尿粪”生成的故事。相传有一天，三保太监撒了一泡尿，盛在鞋子里，挂在树上。当地土著看见了就好奇地问那是什么？郑和就说那是顶好吃的果子，叫作榴莲。说也奇怪，这泡尿被郑和一说，果然就变成了非常好吃的果子，大家吃了都赞不绝口[20]。这一传说虽然无稽却流传甚广。通过这些传说，也可窥探出东南亚华人在“创造”郑和轶闻传说时流露出的文化优越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 世纪40年代末至50 年代，是东南亚民族纷纷争取独立的时期。此时，马来西亚华人必须作出抉择：是要“落叶归根”回中国，还是“就地生根”认同本土，成为这块土地上的“国民”？如果选择留下，就必须重新寻找新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一批有识见的华裔知识分子参与了马来西亚国家独立建设工作，他们希望能够建立一套既受官方主流及当地土著认可，又能让华人本身足以自豪的历史叙述，借以肯定华人对马来西亚的贡献，认可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合法地位。1954 年，鲁白野的《马来散记》在当时流传颇广。该书第二篇写的就是“郑和与马六甲”，鲁白野认为：“郑和可以说是创写马来亚现代史首章的第一人。”[21]重新建构历史的企图显而易见。

但我们不难发现，这时华人的郑和叙述，荒诞传说以及神迹色彩已逐渐褪去。文字上的论述和学术上的探讨，将郑和还原为一个历史伟人，使郑和从传说的神台，回到世俗化的历史舞台上来。此后，马来西亚华人把叙述的重点转移到郑和对马来西亚社会发展的贡献方面。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当地华人虽然成为了国民，却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教育上接连受挫，而种族政策结构及政治资源分配不公，更让马来西亚华人始终被排挤在主流权力核心之外，忧患意识成为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华人社会的主基调。一方面，他们渴望受到认同；另一方面，华人自我认同的焦虑，也是必须要去克服的问题。郑和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成为凝聚华人社会、带给族群荣耀并借以团结一致的象征符号。对郑和的“历史叙述”，在马来西亚华人争取自身地位时被反复强调。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机构的高中课本中这样写道：

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六次以马六甲为驻扎地，这不仅帮助马六甲立国抗敌，为它带来政治稳定，同时更吸引了大批商人到来，使马六甲成为本地区重要的港口，经济繁荣，声威远播……今天马六甲著名的三保山、三保井古迹，不但是马、中两国友谊的见证，也是我国华族在这土地开荒垦殖的例证。[22]

突出“郑和”的同时，也是在争取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权益。“郑和”反复成为华文独立中学的热门考题，华校历史教育不断强调郑和下西洋对马六甲建国的贡献，其“历史叙述”中夹杂的“现在情境”不言而喻。

20 世纪80 年代，由于马来西亚华族和巫族矛盾恶化，马六甲州政府以商业发展为由，计划铲平三宝山，华人社会为之哗然，愤而掀起了维护三宝山的运动，是为“三宝山事件”。这场运动也激起了当地华人的历史意识。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说：“马六甲青云亭和三宝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关系华人的宗教和礼俗，实际上，如果往深层讨究的话，却关系华人文化在大马落地生根的历史。”李业霖则说：“三保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史诗，给我们伟大的精神力量。”“三保山五百多年来，经历过六个朝代的兴亡，它是华族和马来西亚发生血肉关系的象征。”[23]李业霖所说的“五百多年来”的历史，显然是把三宝山上的华人“足迹”上溯到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借用了郑和这个“历史图像”，论述华族对这片土地的贡献，并尝试进行自我荣耀和自我肯定的撰述。郑和已从单纯的历史人物，演变成马来西亚华族魂的象征人物。

到了20 世纪90 年代，马来西亚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不过郑和的命运仍是跌跌撞撞，紧系华人社会的思绪，充满了愤懑和无奈。

今天的马六甲是世界闻名的古迹旅游胜地。为了开拓旅游景点，也为了荣耀马来民族的辉煌历史，马六甲州政府建起了一座仿古马六甲苏丹王宫文化博物馆。其正殿内有一个显示马六甲苏丹“万国来朝”的场景：苏丹前众塑像皆跪，尽显马来王朝的威风与荣耀。在这群向马六甲苏丹下跪的使者商贾中，竟有三个“明朝特使”。本地华人对此严厉指责和投诉，却不被理会，三位“明朝特使”就这样在仿造的马来王宫里跪了十多年。

1990 年，马六甲州元首在参观了南京的郑和公园和郑和纪念馆后，献议在马六甲也成立一个郑和纪念馆，当地华人十分兴奋，从中国泉州定制了一座高14 尺、重11 吨的郑和石像，并于1991 年运抵马六甲三宝山麓。当他们要把这座石像立于三宝山时，却遭到马六甲州政府的反对。这座石像几经辗转，被一位华人经理收至其工厂内空地上。这座郑和石像，如同压在当地华人心头的一块大石。它更是一个象征，投射出马来西亚华人自身的真实处境。

90 年代中期，随着中马关系日趋融洽，在国际政治大气候下，“郑和”再次回到历史叙述的舞台，而这股“郑和热”最初却是在中马政治人物的互访中兴起的。1994 年8月，时任马来西亚副首相的安华·依布拉欣访问中国时，特地到南京郑和衣冠冢墓园参观，并亲笔题字：“向伟大的郑和致意——为了持久的马中友谊。”1994 年11 月，江泽民同志访问马来西亚，提到“中马友谊源远流长，五百多年以前，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六甲，同当地人民结下深厚友谊，传为历史佳话”。1996 年，马来西亚吉打州州务大臣拿督斯里山努西访问南京，在郑和墓园参访时，用中文写下“马中友谊万岁”六个字。中马官方重要领导人的政治交往透露出郑和成为和平友好使者的“当代寓意”。

进入21 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中马关系更趋密切。大批中国游客来到马来西亚旅游，甚至占到马六甲外国访客的70%。作为一座以历史古迹为经济命脉的城市，马六甲要通过打“中国牌”吸引游客，“郑和”成为重中之重。2004 年1 月，马六甲州政府为主办的“马中建交三十周年”及“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举行推展礼，在马六甲历史博物馆设立“郑和文物纪念廊”，将闲置于工厂里的郑和石像搬至博物馆庭院内。

2003 年1 月，时任中国副总理李岚清访问马六甲时，指出馆内郑和塑像位置不恰当，众多中国游客也强烈非议马来王宫下跪的“明朝特使”塑像。州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将原有塑像移走，另外制作了三个新的“明朝特使”塑像取而代之。新塑的“明朝特使”中，郑和端坐着，后有一文一武两名穿明代官服的官员站立着。

如今，穿行于马六甲的唐人街——鸡场街及周遭小巷，总能与那些以郑和为名号的店家馆舍不期而遇：郑和客栈、郑和茶馆、郑和养生馆……鸡场街尽头有一座门柱、门楣及门墙都漆成红色的传统中式建筑，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共同集资盖起的“郑和文化馆”[24]。

郑和之后的“郑和”，从神话回到历史，从开拓先驱到友好使者，从凄凉倒卧到昂然站立，如同数世纪以来一部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真实写照。“郑和”在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符号，他将继续被叙述下去，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空，在不一样的当下[25]。这印证了著名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郑和的“形象塑造”，夹杂“说故事人”的当代诠释及其时代焦虑。

郑和的影响也不仅仅体现在民间文化的层面上。曾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公开表达过对自己华人血脉根源的认同。瓦希德上台后访问中国时，曾公开承认他的祖先是陈金汉，当年跟随郑和从泉州出发，到爪哇传教，后来留在爪哇。瓦希德上台时已经半盲，身体衰弱，但他意志坚强，敢说敢做。他在执政期间，改变了许多前总统制定的排华政策，获得华族群众的广泛支持[26]。

东南亚视野中的“郑和”，其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已不那么重要，如瓦希德曾来中国“寻根”，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但瓦希德深信自己有华人血统，并因此作出许多有利于当地华人的决策，这是郑和产生的实际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郑和已成为蕴涵着复杂和具有多方面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符号。它涉及15 世纪以来东南亚社会历史发展变迁许多重大问题，这包括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关系、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华人移民在东南亚的拓荒、华人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以及与当地土著的关系，以及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当地土著等在内的多元种族的文化与宗教在东南亚的发展与互动等。对东南亚而言，郑和已从明朝的历史范畴演化成为具有该区域历史内涵的社会文化现象。

东南亚视野中的郑和，是以明代的郑和及其下西洋远航的历史为基础，并从历史范畴的郑和演化而来，虽然不乏附会、荒诞和神化，却是一个历经六百多年历史文化积淀、由东南亚各族群用不同文字记录的文献、历史与宗教遗迹、世代相传的神话传说，社会风情民俗等非文本形式诠释的郑和。形成东南亚的“郑和记忆”与文化诠释的社会背景，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多年来东南亚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脉络。东南亚历史记忆中的郑和对该区域历史进程深刻影响，以及所产生的结果，已成为东南亚六百多年来历史、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将伴随东南亚社会历史变迁而世代延续下去[27]。

在传统史学领域之外，有关郑和的研究更多地开始融合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各学科的方法，关注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李新烽以其在非洲任记者多年的经历，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相继出版了两部著作——《郑和与非洲》（2012）和《非洲踏寻郑和路》（2013），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把图书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把历史意义与现实影响相结合“三结合”的研究方法，围绕“论郑和船队远航非洲”“中国宝船构建海上‘丝瓷之路’”“郑和舟师在非洲遗存探析”三个话题探讨，分析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保障及意义，确认郑和曾到达非洲；论证了明代造船的先进技术，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在对肯尼亚“中国村”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将华人移民非洲史提前了两三百年。

考古学领域在非洲也有新突破，2010 年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先后对肯尼亚马林迪周边地区进行多次考古发掘，在曼布鲁伊遗址发现了一枚永乐通宝、数件明永乐官窑瓷器——龙泉瓷片，进一步证实郑和船队到过非洲。2012 年年初，中国、美国、肯尼亚三国专家联合对马林迪北约二百公里的曼达岛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又发现了五件明代龙泉青瓷片和两枚明永乐通宝。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了青瓷的生产，非洲出土的青瓷正与之符合。永乐通宝流通的时间与郑和下西洋的时间重合，也证实了郑和到访非洲的真实性。

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出土的永乐青花瓷片和明“永乐通宝”铜钱（图片由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队拍摄）

李新烽认为，郑和七下西洋四赴非洲，是古代中非交流史的巅峰。郑和下西洋到访非洲史实确凿无疑。非洲学界和政界普遍肯定郑和下西洋之史实，称赞其是中非友好交流的象征和文明互鉴的楷模。新形势下，中非学界携手破除“西方中心论”，弘扬“仁和为先、宽容开阔、以义统利、太平共享”的郑和精神，不但可为当代非洲“向东看”和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夯实历史根基，还将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树立典范[28]。

郑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者，也是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力量。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学科特点的不同，许多史学家的研究侧重于历史客观性还原，但现实意义不足。历史不是对全部事实的再现，而是在某种观念下对历史线索的梳理，并不总是完全符合“真实的历史”。既然郑和能够对此前经过的地区产生实际影响，可以尝试重构郑和的“历史记忆”，并使其服务于“一带一路”。重构历史记忆，不是制造、颠覆或篡改历史，而是对某些已忽略的历史记忆进行重新编排，以突出其某种历史与现实意义，在以往历史观点的基础上重塑更客观、公正、全面的历史[29]。

由于海外郑和研究的繁荣，中央民族大学彭勇教授曾把21 世纪前十年郑和研究的归纳为从“文献郑和”到“文化郑和”的转变，“文献郑和”在寂静中坚守，在挖掘传统文献和拓展文本文献等方面持续进行着认真而大胆的工作；“文化郑和”在喧嚣中繁荣，围绕郑和下西洋及其时代，社会各界对相关的物质史、社会关系、文化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进行全方面解读，郑和已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或文化元素，这样的研究趋势还在持续。郑和下西洋研究呈现出的学科交叉性强的特点，也将是未来研究的新趋向。[30]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大事件，涉及的学科包括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宗教、军事、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科技、海洋、天文、历法、气候、医学、造船、工程、航运等人文、自然科学多个领域，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甚至有学者曾提出建立一门专门研究郑和下西洋及其相关领域的综合性学问：郑和学[31]。郑和研究已经突破国界，走向世界，对于郑和的相关考察，仍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