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在“同道”与“他者”之间

蒲 帅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了“晏子卜邻”的故事：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1]

齐景公认为重臣晏婴的住宅与身份不匹配，便趁其出使晋国之际为其营造新宅。晏婴归国后，坚决要求将宅邸恢复成之前的模样，并将周围的老邻居们请回。面对国君的好意，晏婴援引“非宅是卜，唯邻是卜”这句古谚，强调自己在确定住宅时在意的并非宅院如何，而是更看重周边的四邻如何。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晏婴的不慕荣华、顾念旧情，但其中提及的“唯邻是卜”的观点却更引人深思。自古以来，“邻”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也是始终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的重要角色。

回看“邻”的造字本意，《说文解字》将其释为“五家为邻，从邑粦声”，可知“邻”的出现与古代的居民组织构成紧密相关。何谓“五家为邻”？《周礼·地官·遂人》记载：“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2]“邻”是社会中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周礼·地官·大司徒》亦称：“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3]说明在五户人家构成的“比邻”内，成员之间相互担保，是基层社会稳定的第一道保障。

客观距离上的贴近带来了密切的日常接触，进而带来心理上的熟悉。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已经鲜少将“邻”仅仅视为带有政治色彩的基层组织概念，而是更多将其看作共同生活的伙伴。我们每个人都希冀自己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邻居，而当需要表达对他人的认同时，我们也往往习惯使用“邻”这一含有“客观距离近”之意的词语来代指心理上的趋同。正基于此，自古以来我们便将“邻”视作自身美好德行的呼应者，对于“邻”的认识中始终含有一层“同道”的意蕴。

同道：美好德行的呼应者

论及这种用外在趋近类比内在趋同的典型表述，首推孔子在《论语·里仁》中那句著名的“德不孤，必有邻”。在孔子看来，德行拥有磁铁般的吸引力，会将具备相似品质的人汇聚起来，形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团体力量。这些志同道合的同道者正可谓是“邻”的最佳注脚，而这种由内而外的和谐，则构成了“邻”最稳定的样态。无数个类似的“邻”继续汇聚，便形成了稳固的社会组织，直至最终实现儒家理想中的政治秩序。因此，孟子才会格外重视“邻”在社会组织关系中的基础作用，提出：“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4]沿着“德不孤，必有邻”的思路推究开来，可知儒家最为推崇的教化思想，在“邻”的概念中同样得到了具体阐发。

这种将“邻”作为同道者相互趋近的类似表达，还有王勃名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较之下，王勃的视野更为广阔，对于“邻”的理解已经完全突破了距离限制：只要知己间心心相印，那么纵使相隔万里，亦是须臾可达。内心的契合由此拥有了足以超越空间的力量，而作为衡量标准的“比邻”，则正是这种力量的首要见证。比王勃所处时代更早的曹植，同样也在自己的诗句中表现出了相似的情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纵使全诗都笼罩在沉痛凄婉的氛围之中，却也难掩此句中的豪迈之情。

上述两例中的诗句纵使豪情万丈，却终究带着几分故人分别时的不得已。相较之下，能够真正与同道者比邻而居无疑是更佳的选择。而为了实现这番和谐胜景，最为直观的方式显然是在定居时多加挑选。孔子在《论语·里仁》便有“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的论断，直言在选定居所时应择仁处而居，与仁人比邻。

这种主动选择邻居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数见不鲜，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在移居南村后便欣然写下《移居》诗两首，极写与南村邻人交往之乐。《移居》（其一）云：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首句所化正是开篇引用的“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之典。由此可见，陶渊明选择移居南村的决定性因素是看中了南村中多有“素心人”。“素心人”指的是内心质朴、品性纯良之人，这在躬耕陇亩、安贫乐道的陶渊明眼中，正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同道者。而现实情况也的确符合他的预期，陶渊明自移居之后与南村诸邻交游甚欢、关系融洽，大家平日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共同谈文论道、赋诗言志，探讨诗文与人生，仿佛刘禹锡所言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却又平添了几分自然惬意的意趣，可谓是邻里间和睦关系的典范。

另一则求同道为邻的知名事例则属南朝时宋季雅千金买邻。据《南史》记载：

初，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怪其贵,季雅曰：“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5]

故事中的吕僧珍为南梁开国元勋，官至领军将军，为当时重臣。而宋季雅为了能与其为邻不惜花费重金购宅，并认为邻居的价值远胜房产十倍，足见其在择邻方面的慎重与赤诚。“重金买邻”的典故也成为后世美谈，无数希冀邻居为同道者的士人对此心有戚戚，查慎行《秋怀诗》中的“买邻拟就墙东住，及取遗风教子孙”，蒲松龄《拨闷》中的“何日得钱十万贯，烟波深处买芳邻”，均可为这种“视邻居为同道”的观念作注脚。看到这些“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般的求邻佳话，谁不会发自内心地感慨一声“远亲不如近邻”呢？

他者：需要警惕的异心人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心灵相契的同道之人往往阙如，和睦融洽的邻里关系也实属难得。“远亲不如近邻”的俗语中实际上暗含着潜在的对比关系。只是，相较于存在血缘关系纽带的“远亲”，“近邻”真能更胜一筹吗？

实际上，当我们强调“远亲不如近邻”时，想表达的内涵并非“近邻”真的能比具有血缘关系的“远亲”更让我们感到亲昵，而是意味着在某些实用层面，相较于鞭长莫及的“远亲”，这些“近邻”们往往能够给我们带来更为直接的帮助。某种意义上讲，“远亲不如近邻”类似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与“近邻”的密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一种利益交换，而依靠利益交换维系的关系，显然同样易受利益分歧带来的冲击。每当有这种情况发生时，曾经熟悉亲昵的“邻”就不再是同道者，而是瞬间变成了需要警惕的异心人。

《吕氏春秋》中记载的故事“疑人偷斧”[6]便将这种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自己的斧子不翼而飞时，怀疑的视线立马对准了邻人之子，于是平昔随意普通的一举一动陡然变得鬼祟异常；而当斧子被找回后，再重看邻人之子的举手投足，转瞬间便又寻常如初。实际上邻人之子前后并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心念一动，对待“邻”的态度已然经历了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难想象，往日不存芥蒂时两户人家的关系自然也十分融洽，可不过是一把斧子的丢失，这种脆弱的和睦立马就被怀疑所取代，对“他者”的审视怀疑萦绕心头，日积月累的信赖关系在蝇头小利面前已然不堪一击。

“疑人偷斧”故事本意是为了揭示心境与看法会对个体产生显著影响，但故事中的邻人仿佛一面镜子，将我们对待“他者”的态度映射得清楚分明。这大概是最能鲜活体现邻里间复杂情态的例证了。邻人终究并非血亲，只不过是因为地缘关系与我们趋近的“外人”，一遇风吹草动便极易在我们审慎的目光中摇身化作“他者”，成为我们需要额外警惕的目标。

“疑人偷斧”的故事或许不具有普遍代表性。那么《论衡·书虚》中记载的“丁公凿井”故事，或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看待以邻居为代表的“他者”：

宋丁公者，宋人也。未凿井时，常有寄汲，计之，日去一人作。自凿井后，不复寄汲，计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俗传言曰：“丁公凿井得一人于井中。”[8]

原本只是挖井后的一句感慨，在四邻的口口相传中迅速演变成了“从井中挖得一人”。如此荒诞不经的故事能够在大范围内迅速流传，正是拜这种“他者”带来的陌生化效果所赐。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在自己不熟悉的“他者”身上容易发生此类奇闻，甚至会对此暗含期待，故而才会在出现此类事件时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在流言传播的过程中推波助澜。

“他者”意味着距离，所以才会有分辨不清是非黑白，无法作出判断的情况存在；“他者”意味着陌生，所以“丁公凿井得一人于井中”这样的奇闻才会飞速传播；“他者”意味着需要多加防范，所以才会产生“以邻为壑”的成语，才会留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民谚。

这种对于陌生人的防范与戒备称得上是一种“人之常情”，但也总有人在面对邻里关系时能够超越这种“人之常情”，展现出足以抚慰人心的温暖力量，例如杜甫的《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

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穷困宁有此，

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

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

正思戎马泪盈巾。

诗篇的背后是一个颇为动人的故事：杜甫漂泊四川时，居住的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位老妇人时常来打枣充饥，杜甫从未有丝毫阻拦。之后杜甫将草堂转给一位吴姓亲戚，不料这位吴郎一来便在草堂周边插上篱笆，禁止老妇人再来打枣，杜甫听闻后特意写下此诗，希望吴郎能够对老妇人多些宽容体谅之心。

如果将前文“疑人偷斧”的视角带入，老妇人的打枣行为已然可以构成一场邻里尖锐矛盾，但这几竿枣子丝毫没有动摇杜甫的内心。他望向住在西邻的这位伶仃妇人，眼中所见却只有无限的悲悯，这份悲悯甚至超越了普通的邻里之情，哪怕已经离开此处，闻听此事仍要专门写下一首情真意切的诗篇以作劝解，这才有了我们今日看到的这首《又呈吴郎》，其中饱含的深情足以令人动容。我们称杜甫为超越时代的伟大诗人，或许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表现，正是这份“伟大”的具体内涵所在。当然，像杜甫这样能以悲悯眼光观照邻者之人，终究是历史长河中的极少数，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人们依旧是小心谨慎地衡量着近邻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孟母断机教子图 清 康涛

距离：被环境影响的个体

前文提及追求同道的最直观的方式是主动择邻，但不管是陶渊明为“素心人”移居南村，还是宋季雅千金买邻，背后隐含的思维逻辑都是希冀以佳邻为自己创造更优渥的生活环境。所谓“蓬生麻中，不扶则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正是基于这种环境对个体的重要影响，才有了“孟母三迁”的故事流传至今：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9]

年幼的孟子表现出了极强的模仿与学习能力，当居住在墓地附近时，小孩子的娱乐活动就是模仿丧葬事宜；而当搬迁到市集附近后，小孩子模仿的内容随之转变为吆喝买卖之事；直至搬迁到学宫旁，眼看孟子开始学习模仿礼法内容，孟母才算彻底放下心来。整个过程中作为背景的“邻”始终未发一言，却在无声无息间对孟子的成长方向起到了塑造引导作用。

这实际上是个高明的教育案例。面对着外界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孟母并没有采用简单粗暴的矫正措施，而是以影响应对影响，采取引导的方式，巧妙地将由邻居造成的环境影响从负面扭转为正向，为孟子的教育与成长保驾护航。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窥探到邻里关系的核心要素：距离。距离太远，自然也就失去了“邻”的意义；距离太近，就容易受到来自“邻”的影响。不论“同道”还是“他者”，都仅是一种偏重一方的观察角度，实际上“邻”所表现出的内涵，往往是两种情态相互纠缠的复杂融合体。一方面，我们享受着由“邻”带来的情感共鸣与实际帮助；另一方面，却也承担着应对邻里矛盾、处理邻里纠纷的风险。如何把握适当的距离、有意识地引导这份来自于“邻”的影响，使之转为对我们个体发展有利的方向，或许才是探讨这个话题的核心意义所在。

时至今日，“邻”的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邻居”的范畴，我们对“邻”的理解同样早已脱离了“五家为邻”这样的组织概念，但实际上，“邻居”依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一条条社会新闻中，从一件件日常小事中，从一次次彼此守望相助中，我们无数次感受到由陌生人带来的巨大感动，有时也惊诧于那些潜藏在“他者”中的恶意。也正是在这样愈发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邻”的概念范畴不断得到扩展，大到邻国，小到邻座，都可以被看作是“邻”的概念延伸。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邻”时，我们又该以何种心态处理由其带来的问题与影响呢？或许我们依旧可以从古代智慧中汲取灵感。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一首打油诗，留下了一段“六尺巷”的佳话。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而“六尺”则恰可谓是形容邻里关系的熨帖距离，或许处理种种邻里问题的奥义正在于此：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疑虑；多一些谅解，少一些猜忌。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让他三尺，却又何妨？

注释：

[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237—1238 页。

[2][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第二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1595 页，第1522 页。

[4]郑训佐、靳永译注：《孟子译注》，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81 页。

[5]（唐）李延寿：《南史》第五册，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397 页。

[7]（秦）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上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289 页。

[8]（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98 页。

[9] (清)王照圆撰，虞思徵点校：《列女传补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3—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