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声：以演剧“唤起沉沉之睡狮”

潘晓曦

王钟声(1874—1911)[1],原名槐清，字熙普，又名希甫，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河南。“钟声”是他的艺名，取自“钟声木铎”一词，寓意为革命呐喊。1898 年，他自费赴德留学，攻读法政和医科。1906 年归国后，先后在湖南和广西短暂驻留，曾担任广西巡抚幕僚、法政学堂监督（即校长）和洋务局总办等职。受革命思潮影响，他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 年开始投身新剧活动，坚持编演新剧宣传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赶赴上海参加光复运动，出任陈其美军政府中参谋一职，但仅八日后就宣布辞去职务，后在天津密谋起义时，遭直隶总督陈夔龙拘捕。1911 年12 月3 日，王钟声在天津殉难。他参与编演的剧目有《黑奴吁天》《迦茵小传》《热泪》《张汶祥刺马》《缘外缘》《血泪碑》《恨海》《宦海潮》《孽海花》等近百部，始创舞台演出写实风格的西式布景，活跃于上海、杭州、北京、天津等地传播新剧和革命思想，是我国话剧史上重要的开创者和先驱者。

早年经历

关于王钟声在从事新剧之前的生平记述，历史资料稀少且多有相互矛盾，只能大略考察其早年经历。王钟声出身于官宦人家，父辈和同辈族人中有多人在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担任官职。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的《劝学篇》被颁发各省，进而引发当时留学海外的热潮。1898 年，王钟声亦远渡重洋，前往德国求学。1906 年，他学成归国，曾在湖南某学堂担任教习，后又担任广西巡抚幕僚、法政学堂监督（即校长）和洋务局总办等职，但时间都较为短暂。1907 年年初，他因故离开广西，行踪不明。关于其在1907年年初至6 月期间的活动轨迹，梅兰芳遗稿《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一文中，曾有提及“王钟声是日本留学生”[2]。1905 年8 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日本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孕育的摇篮之一，而王钟声在1907 年回到上海后从事新剧活动，其积极宣传的民主观念与同时期留日学生中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理念十分相近。并且，王钟声创立春阳社，坚持以演剧为手段唤醒“沉沉之睡狮”的理想，与日本早期新派剧中壮士剧和书生剧所提倡的政治时事剧风格颇有传承意味。故而虽然目前还没有王钟声在日本游学的确切史料文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在1907 年上半年，他曾前往日本短期游学。

1907 年6 月22 日，上海正式禁止鸦片烟馆营业并在张园举办庆祝禁烟大会，王钟声以禁烟委员的身份在会上发表题为《创设红十字会之理由》的精彩演讲，痛斥鸦片、吗啡的毒害，倡议建立红十字戒烟会和红十字医院等救民于危的设施。演说时，王钟声神情慷慨激昂，言辞痛快淋漓，获得现场千余听众的热烈鼓掌。8 月，名噪一时的王钟声与曾少卿、马相伯共同发起上海绅商学界参与的会议，探讨戒烟善后工作的相关问题。同一时期，他在《申报》发表文章《函致商务总会商学公会论参与商约事》，倡导参与商约的代表人士应积极发挥代表作用，努力推动、普及民主精神。此后，在马相伯、沈仲礼等社会名士的支持下，王钟声踏上了开启我国话剧艺术这一全新艺术形态的道路。

“话剧在中国的开场”

1907 年7 月，由马相伯、沈仲礼发起，王钟声实际主持，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白克路（今凤阳路）之北创办通鉴学校。该校在上海多家报刊上刊登招生广告，招募有志于新剧事业的学生，是中国最早兴办的戏剧学校。通鉴学校最初招收学员约30 余人，开设国文、算术、英文、历史等课程，同时将舞蹈、体操、戏剧等也作为主要科目，邀请留学归国的有识之士来学校举办演讲，并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观察不同社会人群的日常生活等，充分体现出王钟声“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的办校初衷。徐半梅曾受邀担任教员，任天知、汪优游、查天影等新剧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参与支持，萧天呆、陈镜花等当时的学员成为日后我国话剧发展史上的重要成员。

同年9 月25 日，王钟声创办春阳社，团内成员除通鉴学校的学生外，还吸收了上海当地部分京剧票友，主要成员有萧天呆、陈镜花、王培元等。剧团提出“为互换智识改良风俗而设”的宗旨，联络地址在英租界成都路环球学生会409 号。不久，春阳社在南市永锡堂演出许啸天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剧目《黑奴吁天》，但未受到社会关注，也很少被后世研究提及。10 月15 日，王钟声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春阳社意见书》，表明了自己仿效春柳社进行“戏剧改良”的思想，以及利用演剧“唤起沉沉之睡狮”，“救祖国于垂亡之日，拯同胞于水火之中”的热切愿望。

春阳社意见书

凡人俱有智，能当授受于同类之人。否则即以他人之智，能以授受于同类之人，此生人之义务也。夫一二人能交换其智，则一二人之小群于以成；多数人能交换其智，多数人之大群于以成；此多数人之学力、识力，以波及于几千万人，则几千万之群以成。此几千万人之学力、识力，以波及于全社会，则全社会之群以成。互爱其群，互爱其社会，互爱其国家，纳一国于爱字范围之中，虽野心如拿破仑也不敢以侵略主义而加之于吾国矣。

……

夫既曰不开通者为多数人，今日之所以感化此多数人者，舍戏剧莫由。然感化下等社会，亦非下等社会所能。故本社于互换智识之外，特推重于戏剧改良。前者留日诸君创春柳社于东京，各国欢迎遍于报章。今创此者虽非一人，要其用心则一而已。

但本社宗旨在互换智识、改良风俗。凡政治问题、种族问题，本社皆不预闻。愿吾同胞诸君共矢热诚，以期各社会之进于道德，救祖国于垂亡之日，拯同胞于水火之中，此本社同人所祷祈以求者也。

发起人：沈仲礼 马湘(相)伯王熙普通告

1907 年11 月4 日至6 日，王钟声率春阳社在上海圆明园路兰心大戏院演出《黑奴吁天》，演出以为云南旱灾赈灾募集善款的名义，运用分幕的形式，含送学、索债、别妻、窃听、夜遁、落店、索奴、追逃、遇友等十二幕，邀请鲍鹤龄、陈运新、孙芝圃、赵宣堂、钱秀山、毛祝三、秉坤、管西园诸君客串，并邀丹桂菊部诸名伶义务登台助演。这一次的演出依旧沿用了锣鼓和皮黄等京戏唱腔格式，同时配置了写实风格的布景和灯光效果，全部登场人物穿着新制西装，呈现出一种亦中亦西的混合形态，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上海当地各报刊竞相登文宣传讨论，被欧阳予倩评价为“话剧在中国的开场”[3]之作。

首次演出之后，11 月24 日，春阳社召开会议，决定招募一批新入会的社员，并提出之后演出弃用锣鼓，全部采用西式音乐伴奏。11月28日，王钟声在《时报》刊登《春阳社通启》一文，详细阐述了春阳社启迪民智和筹款救助国难的发展纲领，以及春阳社剧目编排和演出计划等发展规划。

春阳社通启

自预备立宪之诏下，天下喁喁望想太平，而不知后此之剧，将愈演而愈烈。何也？以现今之社会风俗观之，窃恐吾民之智识能力未足以负此地方自治之重任也。

……

惟本社经始开演，组织未完全，拟将中外事实，择其与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诸大义务相合者，编为新剧，刻意形容，俾观者由悦目之兴味，引起忠爱之感情，是即本社固有之责任也。

而论者更谓目下路事日迫，非从速筹款不济。因拟约集本社同志，赴江浙各府州县串演新剧，以登场科白，激发认股之天良。倘有毁家纾难者乎，或于国事不无小补。

惟兹事体大，需材孔亟，恐非少数人能担任。为此布告同志，热心诸君，有能牺性数月之光阴，为此现身说法之事乎？希速辱临，以匡不逮。此启。

1908 年2 月，是春阳社密集进行演出的时期。2 月12 日至17 日，为筹措开办音乐学校的相关经费，春阳社在张园连续演出6 天，每日下午开演，演出剧目有《黑奴吁天》、英国侦探奇案剧《血手印》和趣剧《滑稽魂》。2 月22 日下午，春阳社在张园演出《血手印》和《滑稽魂》。2 月25 日，《申报》刊登《浙江旅沪学会大会纪事》一文，记载了近日春阳社在浙江旅沪学会于西门外永锡堂举办的特别大会上演出新剧《吊邬汤》和《黑奴吁天》的相关内容。之后，王钟声短暂前往北京，在前门广和楼戏园演出，刘艺舟、徐光华等纷纷加入，但很快就陷入营业困境而暂停演出。

王钟声主导的春阳社此后没有继续演出的记载，1908 年3 月至7月期间的演剧活动主要以通鉴学校和团队成员的名义开展。

1908 年3 月，王钟声与刚刚归国的任天知合作，共同主持通鉴学校，一起承担经济与剧务的责任。5月2 日，王钟声与任天知在上海广东路春仙茶楼合作演出五幕悲剧《迦茵小传》，该剧由王钟声根据英国作家哈葛德同名小说改编创作，他还在剧中饰演了女主角迦茵。该剧讲述迦茵由于父母离婚从小寄居在姨妈家。胡德成因欠下巨额债务，与身为债主的老友来文杰协商，通过次子体乾和来文杰次女碧纹成婚抵销债务。体乾不慎摔伤，只得在偶遇的迦茵住处暂时养伤，二人互生情愫，私下签订婚约。胡德成恼怒下意外身故，胡妻恳求迦茵为保全胡家家产放弃婚约。迦茵远走他乡，与桑洛克订婚。失意无望的体乾无奈之下只得遵照父母之命迎娶碧纹。光阴荏苒，来文杰缠绵病榻时，终于说出迦茵也是自己亲生女儿的真相。昔日有情人迦茵与体乾相拥痛哭，却被妒火缠身的桑洛克杀害。此次演出摆脱了戏曲的表演模式，被认为“不能当它戏看，要当它真的事情看，才有趣”，确立了新剧演出模式的雏形，但观众反响平平，又逢春仙茶楼被查封，只得草草了事，另寻演出场所。

1908 年5 月间，王钟声率领通鉴学校成员在苏州阊门外鸭蛋桥旁某戏园演出约十日，因观众寥寥被戏院老板暂停演出；之后转赴杭州武林演出约十日，仍无法被观众接受，只得返回上海。其间演出剧目有《宦海潮》《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秋瑾》《徐锡麟》等。

回到上海之后，一时没有适宜的剧场可以合作，几经辗转，王钟声率队在愚园连续七日演出新剧《张汶祥刺马》。《张汶祥刺马》由王钟声根据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史实改编创作，剧情大意：洪杨起义时，绿林豪客张汶祥和窦一虎加入起义军。知县马新贻遭起义军擒获，感念昔日恩惠的张汶祥和窦一虎，暗中将马新贻释放，三人立誓同生共死。在张汶祥和窦一虎的协助下，马新贻立功建业，荣升两江总督。马新贻寿宴，窥视登门贺寿窦一虎的随身美妾，见色智昏下杀人夺妾。听闻窦一虎惨死噩耗，张汶祥手刃违背誓言的马新贻，为窦一虎复仇。《张汶祥刺马》一剧，此后成为新剧代表剧目之一，被众多演出团体广泛搬演。

1908 年7 月，王钟声率领通鉴学校成员再次奔走苏杭进行演出。13 日，在杭州拱宸桥荣华茶园演出《惠兴女士》。1906 年3 月，著名河北梆子演员田际云首次根据惠兴女士事迹编演新编连台本戏《惠兴女士传》，曾在北京、天津地区多次演出，在观众群体中广受好评。此次演出，剧本由王钟声根据惠兴女士事迹重新编演，分为“吉山君因病归西”“惠兴女割肉见志”“女校成立”“鼓动能事之人”“以死求常年经费”共五幕，王钟声在剧中饰演女主角惠兴。演出当日，王钟声特别邀请杭州惠兴女学校时任总办贵林到场观看，并虚心求证。对于该剧的演出和王钟声的舞台表演，贵林在8 月出刊的《惠兴女学报》中进行了详细记录，许以“一种感慨悱恻之态，形容入于神妙之境”[4]的高度评价。《惠兴女士》演出之后，王钟声原计划在杭州继续排演《女侠秋瑾》，却遭到地方官吏的禁演与驱逐，王钟声匆忙脱身逃离，通鉴学校成员谢日光被捕，通鉴学校被迫停办。

离开杭州的王钟声隐匿行踪，躲避数月（也有资料指出这段时间他曾再次东渡日本）。1908 年12 月，抓捕风声逐渐淡去，王钟声返回上海。至1909 年3 月，王钟声在上海天仙茶园和春桂茶园，搭班京剧戏班同台演剧。这一时期，与他同台合作的戏曲演员主要是擅长演出改良戏曲的汪笑侬、赵小廉、赵如泉、李春利、熊文通等人，主要编演剧目有《张汶祥刺马》《孽海花》《徐锡麟》等。1909 年夏，王钟声邀请陆镜若、陆露莎及任天知、林瘦鹤、曹微笑等人，编排《仇情记》《猛回头》《热泪》《张汶祥刺马》等剧，在愚园演出一个多月。

1910 年8 月，正逢暑假，留学日本的陆镜若等人归国，王钟声也从京津地区回到上海。王钟声与陆镜若、徐半梅合作创立文艺新剧场，在张园连续公演13天。8月6日至8日，文艺新剧场首演剧目为六幕新剧《爱海波》，由陆镜若和吴我尊根据日本新派剧《奴隶》翻译并改编创作。之后，演出陆镜若根据日本作家佐藤红绿的名著《潮》改编的六幕悲剧《猛回头》，以及《孽海花》《徐锡麟》《爱国血》《仇情记》《秋瑾》《禽海石》《滑稽魂》《张汶祥刺马》等共14 个剧目。文艺新剧场此次演出剧目多样，特制的全新布景和服装颇能吸引观众；演出团队集合了上海新剧、戏曲和留日学生等多方人才，显示出较高的艺术品位，尤为获得知识界的欣赏，在早期新剧演出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同时，文艺新剧场演出的14 个剧目中，除《爱海波》和《猛回头》是陆镜若新近创作，其余剧目大多是王钟声曾经创排的作品，充分体现出王钟声在文艺新剧场中的核心位置和作为中国新剧重要初创者的艺术影响力。

“到天乐园去听钟声”

朱双云曾在《三十年前之学生演剧》一文中评价：“钟声既不得志于沪，乃北走春明，与刘艺舟、徐光华辈，演于广和、华乐诸园，故都之有新剧始此。”[5]1909 年至1911年期间，王钟声主要的戏剧活动在北京和天津为主的北方地区，不仅开启了京津地区话剧艺术演出的潮流，也对推动戏曲改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09 年4、5 月间，王钟声从上海转战天津，筹划创办天津大观新舞台。8 月，《民兴报》刊登《天津新舞台有限公司广告》，明确宣传“务使妇人、孺子皆能听受，更欲使入吾馆者，能起发善良的观感”的演剧理念。10 月，王钟声在天津大观新舞台连续演出一个月，剧目有《缘外缘》《孽海花》《恨海》《爱国血》《宦海潮》等。其中《缘外缘》由王钟声节取《巴黎茶花女遗事》改编创作，又名《新茶花》。11 月1 日，天津大观新舞台由于股东宋泽久突然撤资宣告停演，王钟声付诸半年的一腔热血只能暂时搁置。但他在天津的新剧演出，在社会上引发强烈震动，对话剧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和民主爱国思想的宣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0 年1 月，王钟声受田际云邀请，与玉成班在北京前门鲜鱼口天乐茶园合作演出。田际云与王钟声早年在上海相识且深感志趣相投，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田际云一直在北京致力推进戏曲改良，二人的合作登台获得观众的热情欢迎。在田际云的精心安排下，王钟声的新剧演出以“改良新戏”的名义放在最后压台戏登台，这种无唱、无锣鼓、无行头的演出形式本质上就是话剧。1 月23 日至29 日，王钟声连续演出八天，剧目有《缘中缘》《孽海花》《爱国血》《宦官潮》共四部。演出前半部分登场的京剧演员有杨小楼、孟小如、龚云甫、尚和玉等京剧名角，足见田际云为宣传王钟声在京演出新剧的良苦用心。此次演出王钟声所带团队的主要演员有：刘艺舟、杨亚方、谏民、徐光华等。玉成班的京剧演员纪寿辰、羊喜寿、万铁柱、李玉桂、包吉祥、周三元等人也都参演了新剧。王钟声在北京的此次亮相，原计划演出四天，后又加演四天，茶楼内的座位也是一加再加，“到天乐园去听钟声”成为北京城一时的文化热潮。

1910 年2 月己酉正月，王钟声在天津组建同乐新舞台，陆续演出了《茶花女》《张汶祥刺马》《爱国血》《双泪碑》和新编排的《独占花魁》等剧目，演员阵容包括刘艺舟、徐光华等新剧演员和部分玉成班京剧演员。

同年3 月中旬，王钟声回到北京，继续在天乐茶园演出新剧。其间，还曾赴保定短暂演出。除天乐茶园外，王钟声还曾在东安市场吉祥戏棚内连续两天演出新剧，并在5 月下旬的演出中陆续推出新创作的《官场现形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剑底鸳鸯》等剧目。《官场现形记》讲述了清末一归国留学生巨资捐官，因对官场毫无所知，聘请专人传授官场秘籍，而将官场丑态逐一揭露的故事。其中一幕，留学生头戴红顶花翎、身穿圆领宽袖外袍、脚蹬皮鞋回乡炫耀，乡邻询问留学生为何如此穿着，他回答道：“我的身子是明家的，做的官是清家，吃的饭是外国的，我这是头戴大清，身穿大明，脚蹬大英。”讽刺意味十足。

5 月底，王钟声南下汉口，之后前往南京，进行新剧演出。8 月回到上海，与陆镜若、徐半梅合作创立文艺新剧场。大约在11 月，再次返回北京天乐园。11 月底，王钟声陆续开始在北京东安市场丹桂戏院、文明茶园等多个戏院演出新剧，演出盛况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京剧名伶梅兰芳在遗稿《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我那时也在钟声演的新剧前面演过《落花园》《彩楼配》等折子戏，我曾看过钟声主演的《禽海石》《爱国血》《血手印》等新戏。我以后排演时装戏就是受他们的影响，其中《宦海潮》那出戏还是根据钟声演的新剧改编为京剧的。”[6]足以证明当时王钟声的新剧演出已经在北京产生了广泛的传播和赞誉。

王钟声编演的新剧多数内容都带有强烈的宣扬革命民主和爱国主义的思想色彩，以及对官场的腐败进行揭露和辛辣讽刺，这些内容引发了清政府的忌恨。1911 年7 月，京师警察厅以王钟声在居住地全浙会馆聚赌斗殴的罪名将其拘捕，判决罚金十五两并递解回籍。押解回籍途中，由于在山东德州遭遇洪水，公文被冲走，又耽搁许多时日，直到秋后才回到浙江原籍地。

武昌起义后，王钟声潜至上海参与光复起事。之后，陈其美成立沪军都督府，王钟声因与他有故交，加入新政府，在沪军都督府任参谋之职。1911 年11 月7 日，《民立报》刊登的沪军都督府人员名单中有王钟声的名字，而就在新政府成立八日后，王钟声不知何故提出辞呈。不久，他前往天津，住在移风乐会会长刘子良的家中，暗中联络戏剧界同行，酝酿起事。无奈行事不周，王钟声在天津的谋划暴露，直隶总督陈夔龙密令南段警察总办杨以德于12 月2 日深夜将王钟声、刘子良等人逮捕。12 月3 日，天津总兵张怀芝在秘密商议后，污蔑王钟声是“乘乱煽惑，扰乱治安”的“土匪”，在西门外疙疸洼营中处以枪决。王钟声惨遭不幸，《时报》《新闻报》《民兴报》等多有报道，引发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俎豆馨香，昭垂千载”

在我国话剧的初始发生期，王钟声以戏剧演出作为改良风俗和宣传革命思想的武器，在艺术创造上成就斐然，影响力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遍及全大江南北，在中国话剧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卓越的艺术影响力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始创写实风格的西式布景和分幕演出的编演方式。1907 年11 月4 日至6 日，王钟声率春阳社在上海圆明园路兰心大戏院演出《黑奴吁天》。在这次演出中，演出布景绘制有园林山水、风雪景致等，虽然沿袭了戏曲锣鼓和皮黄等京剧表演格式，但依旧有大篇幅的念白和脱离剧情对时事的议论，基本确立了中国话剧演出形态的雏形。在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一书中曾记述这次演出：“王钟声只介绍了两件事情给观众：一、戏是分幕的。与京戏班中所演一场一场连续不已的新戏，完全不同……二、台上是用布景的。一般的观众，一向在旧戏院中，除了《洛阳桥》、《斗牛宫》等灯彩戏有些彩头外，这碻（确）是初次看见，而且兰心的灯光，配置得极好，当然能使人惊叹不止。”[7]朱双云在《新剧史》“钟声本纪”中，也评价道：“况复开背景之先河（吾国剧场之有背景实自钟声起）。”[8]

第二，以戏剧演出作为改良风俗和宣传革命思想的武器。王钟声创排的新剧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根据小说改编，并在故事中融入讽刺和议论的剧目，如根据林纾译法国小仲马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部分情节改编的《缘外缘》、根据吴趼人同名小说改编的《恨海》、根据黄小配时事小说改编的《宦海潮》、根据李涵秋小说改编的《滑稽魂》等；二是根据新闻时事编创的剧目，如根据清末义士张汶祥刺杀贪官马新贻的史实改编创作《张汶祥刺马》、根据扬州两名自由恋爱的青年学生的爱情悲剧改编而成的《血泪碑》、根据惠兴女士兴办女学的经历改编的《惠兴女士》等。从思想内涵来看，《张汶祥刺马》《官场现形记》《宦海潮》等剧作揭露和讽刺了官场腐败，《迦茵小传》《血泪碑》等剧作宣传爱情婚姻自由等新潮进步思想，《爱国血》《缘外缘》等剧作宣传民主革命和爱国主义思想，《秋瑾》《徐锡麟》等剧作歌颂革命党人，宣扬武装起义，充分显示出王钟声立志以演剧“唤起沉沉之睡狮”的艺术理想和抱负，这与同样身处创始期重要的话剧团体春柳社提出的成立目的在于“提倡艺术的研究，谋求艺术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1910 年署名剑影客在天津出版发行的《天津名伶小传》“钟声先生传”中称赞：“法国之福禄特尔、英国之塞克比尔（今译莎士比亚）及日本川上，至今尤为国人所崇敬，不意我国亦有与之匹偶者矣。”[9]对王钟声创排剧作的赞誉可见一斑。

第三，积极推动了戏曲改良的发展。1908 年，受王钟声打出“新剧”旗帜的影响，上海名伶夏月恒、夏月珊、夏月润联合潘月樵共同决定将位于上海南市十六里铺外滩的丹桂胜记茶园改建为带有转台的镜框式新式舞台，组建股份制新式剧团以“振兴市面，移风易俗”，演出时装新戏和编演新剧。新舞台建成后，陆续推出《拿破仑》《波兰亡国惨》《黑籍冤魂》《明末遗恨》《甘民泪》《宦海潮》《鄂州血》等具有进步思想的剧目。

1910 年1 月邀请王钟声来京演出的北京玉成班班主田际云，有“北京戏剧改良第一人”之称。在与王钟声合作演出后，田际云又一次开启了积极推进戏曲改革的热情。之后，北京戏曲改良的热潮逐渐点燃。新戏《女子爱国》的创作者梁济提出创办新词曲社编纂新戏的倡议，杜若洲在梁济的协助参与下创作新戏《混沌洲》，等等。

王钟声在天津的好友刘子良，之前就曾组建“移风乐会研究所”进行戏曲改良活动，1907 年年底解散。王钟声1909 年创办天津大观新舞台后，与刘子良联络紧密，重新激发了刘子良继续推进戏曲改良的想法。1911 年2 月，他重新组建移风乐会，并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明确阐述“戏曲改良有关政治和社会风化”的理念，成立“伶工传习所”、艺术研究所等机构，负责编纂新戏剧本，商讨演出模式等具体改良措施。4、5月间，移风乐会陆续演出《十全会》《新教子》《家庭驾驭》《庚子纪念》等剧目。

朱双云在《新剧史》“钟声本纪”中写道：“钟声纵为时势之英雄，然能力任巨肩，屡蹶屡振，以视一辈之临小利害，便改弦易辙者，相去实远。”“就剧论剧，盖棺定论，则钟声固一世之雄，使新剧而长此不替，其能俎豆馨香，昭垂千载，有必然无疑者。”[10]可以说是对王钟声这位中国话剧艺术先行者最好的评价。

注释：

[1]关于王钟声的出生年份，还有1881 年等说法。

[2][6]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戏剧报》1961 年第17 期。

[3]欧阳予倩：《论文明戏》，《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 年版，第52 页。

[4]夏晓虹：《王钟声与〈惠兴女士〉新戏》，《文艺研究》2007 年第10 期。

[5]朱双云：《三十年前之学生演剧》，《学生之友》1941 年第3 卷第6 期。

[7]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年版，第19 页。

[8][10]朱双云：《新剧史》“本纪”篇，上海新剧小说社1914 年版，第3 页。

[9]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专书下册》，凤凰出版社2011 年版，第420—4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