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风云入世多（1899—1910）

时间：2024-05-04

掉头不顾吾其东

在林权助的联络和安排之下，梁启超原计划于1898年9月27日搭乘日本商船“玄海丸”号，从天津大沽逃亡日本。但在到达大沽之后，遭到了巡捕的搜查，不得不躲进停泊在附近的日本“大岛”号军舰。28日，是好友谭嗣同以及其他五位维新义士蒙难的日子，北京的菜市口充斥着前来围观看热闹的民众，而梁启超则独自一人在冷清闭塞的船舱里等待外界的消息。命运总是充满了吊诡，三年前他与老师及诸位同门前往北京参加会试时，正是在天津大沽附近遭遇到了日本军人的无礼搜查，满怀激愤地投入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中；三年后却要遭受被本国通缉的命运，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脱离险境。在船舱中躲避了二十余天后，“大岛”号终于在10月12日从大沽顺利开出，向东缓缓驶去，25 岁的梁启超正式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

在逃亡的日子里，为了掩饰身份，梁启超剪去了辫子，换上了西装。虽然是被逼无奈，但也让他从此刻开始尝试卸下身体和心理的束缚。曾几何时，辫子是汉人向清政权无条件臣服的标志，除了政治上面临严酷的弹压风险外，剪辫行为作为一种被默认的亵渎忤逆之举，在民众内心往往也会引起巨大的恐慌。虽然对于皇权还抱有期望，并将继续跟随老师康有为在“斥后保皇”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但剪辫易服，至少在外表上显示出了一种与清朝统治决裂的姿态，开启了梁启超从旧式罗网中解放出来的重要一步。在东去的船上，遥望着远去的神州和茫茫的大海，他写下了一首《去国行》，辞别故国，展望一个更加寥廓的海外天地，留下了一个决然离去的身影：“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1]

船舱里的日子漫长而枯燥，梁启超从舰长那里得到了一本日文书籍《佳人奇遇》，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家柴四郎所创作的“政治幻想”小说。小说中，作者虚构了一位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通过他先后偶遇流亡异国的西班牙贵族女儿幽兰、投身独立运动的爱尔兰姑娘红莲、致力复国的明朝遗民鼎泰琏的经历，进而引出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朝鲜东学党起义及中日战争等历史事件。隐藏在儿女情长背后的家国忧患意识，激发了梁启超浓厚的共鸣，他一边阅读一边翻译，对政治小说萌发了浓厚的兴趣，更进一步了解到世界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反抗专制所进行的斗争。不久后，经由梁启超翻译的中文版《佳人奇遇》，连载在了他自己创办于日本横滨的刊物《清议报》上。

1899年流亡日本时的梁启超

《清议报》

到达日本后，居住在东京牛込区马场下町，梁启超没有作什么休整，便投入营救光绪皇帝的行动中。他积极联络前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同犬养毅、高田早苗等日本政界人士往来频繁，并与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举行过笔谈，希望能够效法春秋时期的申包胥作“秦庭之哭”，借助外部的力量来挽回国内的政局。但他也慢慢意识到，日本政客对于自己与康有为的庇护及援助，有从日本国家利益出发的私心考量，谋求中国的富强之路，最终还要依靠国人自身的努力。因此，1898年年底到达日本后不久，梁启超就创办了《清议报》，期望继续通过主持清议，激发国人正气、增长国人智识。第二年7月，他又联合当地华侨，在东京创办了高等大同学校，在日本培养进步的中国学生。他在长沙时务学堂的11位学生，包括范源濂、李炳寰、蔡锷、林圭等人，在原学校解散后，几经周折，从上海东渡到日本，又重新做了梁启超的弟子。梁启超为他们在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前后九个月的时间，大家晚上挤在一起打地铺，白天则摆起小桌读书，条件虽苦，可精神方面却异常快乐。

为了争取更多海外华人的力量，康有为在短暂停留后，便前往北美、欧洲，联络华侨筹备成立保皇会事宜。正是在康有为离开日本的这段时间内，梁启超一度对保皇路线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他恢复了同曾经交恶的章太炎的联系，并在章太炎的引荐下，见到了革命团体兴中会的领袖孙中山，与其谈论了排满方略，后又与另一位兴中会领袖杨衢云进行了会谈，商议两党之间合作的可能。早在维新运动期间，兴中会成员谢缵泰，就曾通过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向康有为表示过联合的意向，但没有得到康有为的同意。对于孙中山等人蓄志颠覆清政府的事迹，梁启超在担任《时务报》主笔时也早已有所耳闻，他曾在与章太炎的交谈中表示了不屑，谓“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2]，显示出自己对革命党人及其革命观念的最初理解，认为不过是农民起义的重演。可在抵达日本后，善于吸纳新鲜事物的梁启超，通过与革命党人的接触，对于孙中山等所致力的事业有了新的认知，逐渐相信要挽救民族危机、唤醒国人精神，不得不通过革命一途。他在1899年的《清议报》上，发表了题为《破坏主义》的文章，指出今日中国积数千年沉疴故疾，一切调摄滋补之药皆是无用，故宣扬“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3]，并搬出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倡导自主、独立的文明浪潮。

除了外部革命力量的鼓动拉拢外，作为中国留日学生及流亡人士眺望世界的跳板，日文书籍以及经由这些书籍翻译的新词语、新概念，诸如革命、共和、自由、平权、团体等，对梁启超的思想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他将之运用到自己刊发在《清议报》的文章中，渐渐跃出了康有为的理论框架，不必再依傍传统经学的附会，而直接面对涌入的近代西方思想学说。为了更加便捷地阅读，梁启超努力学习日语，与另一位康门弟子罗普共同编写了《和文汉读法》，号召有志于新学的国人学习日语，借助这一语言中介，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关于日文书籍的阅读，他曾表示：“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4]

这样的思想转变，也影响到了梁启超与东京大同学校内学生的交流，超出了原先学校成立时所拟定的保皇宗旨，他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5]随着教学的深入，在梁启超给众弟子的教授内容中，开始出现了卢梭、孟德斯鸠以及自由民主、天赋人权之学说，李炳寰、林圭等人“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6]，力主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合作。这些学生中，还有谭嗣同的挚友、曾在时务学堂跟随梁启超学习的唐才常，除了梁启超外，他在日本与孙中山等革命党同样有着密切接触，萌发了以武力对抗清廷来保国保种的想法。不久后，唐才常返回上海，成立了具有反清革命色彩的正气会。

梁启超在日本的动向，时时处在康有为的监视之下，虽然协商两党联合之事，也有其他康门弟子的参与，但徐勤、麦孟华等人，显然不支持梁启超偏向革命的主张，并将此情形及时告知了康有为。不久后，梁启超就接到了来自康有为的来函斥责，同时也收到了即刻离开日本、前往美洲办理保皇会事宜的命令。康有为此举，用意十分明显，希望以此中断梁启超与孙中山等兴中会人士的联系。1899年11月17日，梁启超辞别一众送行的友人和弟子，乘坐“香港丸”号从横滨出发，准备借道檀香山前往美国本土。他不甘心就此放弃与孙中山的合作，在临行前又数次面见孙中山表明心迹。轮船横渡太平洋之际，已是19世纪的尾声，身处此新旧世界之界限、东西半球之中央，梁启超恍然有种今夕何夕之感慨，诗兴既发，成诗三十余首，一抒心中的块垒，正所谓“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7]。而在为此次旅行而作的《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用极具有情感色彩的文字写道：

于是去年九月，以国事东渡，居于亚洲，创行立宪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他国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将适全地球创行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他洲之始。于是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8]

在这篇游记中，梁启超回想起自己栖居山谷、不问世事的伯叔兄弟，想起了自己9 岁才踏足他县、17 岁始游他省，原只是了然无大志、不知天外有天的乡人。太平洋、美利坚曾经是遥不可及、闻所未闻的地理名词，如今自己却正在或者将要涉足其间。尽管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将妻子李蕙仙和女儿梁思顺接到了日本，一家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梁启超沉浸在大量东文书籍所带来灵府震荡的同时，与革命党的合作也有了些许眉目，但再次随着航船向东而去，远渡重洋，“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还是让他有些难以按捺内心的兴奋。19世纪的文明浪潮汹涌澎湃，不断催迫驱遣着他一步步走出乡关、走向世界，也迈进了新世纪的大门。

庚子勤王

檀香山是夏威夷州的首府，也是经由太平洋去往美国本土的中转站，华人众多。梁启超原计划在此稍作停留，便前往美洲大陆，但因为防疫及护照问题，他最终在这个太平洋的岛屿上滞留了半年之久。在这期间，清廷传出了欲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的消息，引起舆论哗然，梁启超当即在《清议报》上撰文，痛斥慈禧太后，并在檀香山当地组织华侨募款，与各地的保皇会活动相呼应配合，准备开展“勤王”运动。这些行动自然也引起了清廷的注意，除了继续在本土责令各省督抚缉拿康党外，还谕令驻美钦差大使伍廷芳及各级领事，在当地向华人发布公告，不要参与保皇会的活动，如有能将康、梁缉拿或者设法致死的，一律从优给赏。为此，伍廷芳专门致信檀香山中华会馆的绅士商民：“大意谓官吏悬赏购刺，无赖小民及贪利洋人既已预备药弹匕首以待，切宜自爱，勿投身险地。”[9]言语中充满了威胁恐吓的意味。

按照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的记载，他是1899年12月31日持着日本国护照在檀香山登陆的。抵达之日，当地正在防治腺鼠疫的暴发，故而上岸时无人迎接，这中间自然也有躲避清廷派人缉查的考虑，故而檀香山的华人群体对于梁启超的到来没有大事声张。即便如此，清廷驻檀香山领事还是会同美国税关人员，对“香港丸”号的乘客进行了严密的盘查，并发现了舱内易服剪发、自称日籍人士的梁启超，长相容貌与被通缉的照片相似，正欲扣留，被闻讯前来的日本领事力争交涉，碍于美日邦交关系，税关只得放行。一番周折后，梁启超终于成功登岸，于檀香山的亚灵顿客寓暂时住下，并很快联络上了当地的爱国华侨，开始在当地开展演说和筹款。

梁启超抵达檀香山后的几个月内，在给康有为的书信中除汇报筹款进展、商议武装勤王的具体事宜外，还与老师就自由与革命的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在信中，他反驳了康有为因法国大革命之殷鉴而谤自由之义的说法，认为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他认为，自由之义恰好是克服中国数千年之奴性的良药，同时还对康有为有关中国今日“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思想学术、政治权利方面的不自由，只能守一先生之言、服一王之制，乃是滋愚滋弱之源：“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10]字里行间显示出梁启超在谨遵师命、推动勤王运动的同时，思想方面的趋势求变，已然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观点。

除了慈禧掌握大权的清廷、康有为领导的保皇会两方面，作为革命势力的兴中会也在密切关注着梁启超的动向，孙中山本人与之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并介绍梁启超去拜访自己在檀香山的兄长孙眉，为他在当地开展活动提供便利。为了更好地发动华侨，梁启超还加入了当地的反清地下组织三合会，他在檀香山发起的募捐，部分款项最后用作了汉口自立军武装反清的军饷，因此他的一系列举动，也被冯自由等革命党人理解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11]。但从实际效果与梁启超的真实意图来看，此次檀香山之行主要祭出的还是“保皇”的大旗，来自于康有为方面的授意和干预，使他在宣传活动中对于民权、自由等革命纲领采取了回避的姿态。同时，因为保皇会的宣传发动，以及梁启超具有个人魅力的演说，兴中会在夏威夷当地所打下的基础，被大大地削弱和动摇了，不少爱国华侨与部分兴中会成员，被拉入了保皇会。孙中山得知此情形后颇为恼怒，认为梁启超在得到自己的支持后，利用檀香山华侨对于光绪皇帝的同情心理，替康有为发展保皇会的势力，并指责保皇会是在为虎作伥，打着勤王之名，行反对革命、反对共和之实。

这一时期的梁启超，面临着清廷的通缉和排查，又承受着来自于康有为、孙中山方面的压力，他夹在保皇与排满、改良与革命两股势力之间，一方面极力斡旋，仍期望于促成双方的合作；一方面又苦心孤诣，探索着切实可行的中间道路。他曾致函康有为，称“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12]；亦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示：“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13]他提出了这套“推举光绪皇帝为总统”的折中解决方案，意在尽可能地保存康有为“勤王”“保皇”诉求的同时，以最小的代价推动国家向孙中山致力的民主政体迈进。

就在梁启超困于檀香山、为两党联合之事大费思量时，在中国的北方，打出“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已经从山东蔓延到了整个华北地区，毁教堂、杀教民等排洋事件时有发生。曾采取坚决镇压姿态的清廷，对于拳乱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刚毅、载漪等大臣竟一时间鼓噪民气可用，加之慈禧担忧西方逼迫她还政于光绪，遂制定了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的方针，京津地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不久后，由英国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的各国联军由天津北上，清政府向英、美、法等11 国宣战。8月，北京沦陷，慈禧携皇室仓皇出逃。北方大乱之时，在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督抚的主持下，南方各省开始执行“东南互保”的策略，与各国领事达成互不起衅的协定，避免乱局波及南方。

义和团运动的开展及北方的乱局，让此前一直谋划武装勤王的维新志士看到了起事的机会。作为保皇会领袖，康有为的方针是“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充裕招诱群豪”[14]，可实质上的情形，却是内部网罗的军事力量鱼龙混杂，在主攻方向上举棋不定，对外妄称兵数，则更有虚张声势之嫌。对此，梁启超表示过自己的忧虑和质疑，担心一味贪功冒进，若举事不成，将有负华人之重托。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与梁启超本人也有着密切联系的，是其弟子唐才常等人于1900年年初成立于上海的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作为保皇会与革命党合作的产物，他们一方面接受了来自保皇会的资金支持；一方面又努力整合包括哥老会在内的会党力量，打出勤王的旗帜，拥护光绪帝复辟，同时也表现出排满的倾向，欲“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8月，唐才常准备率领自立军在汉口起兵，但已事先探知消息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决定先发制人，在召回各国领事后，派兵到汉口租界内进行逮捕镇压。而保皇会这边，因为摊子铺得过大，左右支出下来，竟然出现了亏空，竟无暇顾及汉口的自立军，致使接济起义的款项迟迟未到，导致最后战机贻误，唐才常、林圭等人被捕就义。

在自立军起义之前，梁启超曾写信给康有为，表示起义时当有保皇会领袖到场以示鼓励，故而在得知将起事之消息，便紧急由檀香山启程，借道东京回国。不承想刚到上海，便收到了自立军被剿灭的消息，梁启超只得再次辞别短暂重逢的故土，在前往香港（一说为新加坡）会晤康有为后，远赴澳大利亚，继续为保皇会的会务及筹款奔走。他在澳大利亚居住了半年、自西向东游历一番后，最终于1901年4月返回了日本。勤王运动的失败，对于曾亲力亲为、参与其间的梁启超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让他再次见识了各方势力对于进步力量的无情围剿。加之康有为在会晤时，针对梁启超一年内流露出的“革命”思想倾向大加斥责，让他被迫作了自省检讨；孙中山方面，则认为梁启超削弱兴中会的种种举动，是背信弃义，进而与他彻底决裂，这些都让梁启超感到孤独和愤懑。这期间，他写下过一首《举国皆我敌》，慨叹自己“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谓曰畔道”，故下定决心要“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一役罢战复他役，文明无尽兮竞争无时停”[15]。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挑战群盲的事业，对于梁启超而言，无疑更是一场无有止境的战斗。

中国之新民

时间进入1902年，梁启超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在人均寿命并不长的古代中国，30 岁意味着一个人成家立业的开始，也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是稚嫩的青年阶段，向更加成熟稳重的中年迈进。在两年前，梁启超才写下了雄文《少年中国说》，用“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等一系列气势磅礴的排比句，表现出对于青春的礼赞和对于国家文明更新的呼唤，但是很快他就到了介于少年与老年之间的年纪。正如他在这年生日所成四句中云：“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16]曾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他，经历了现实中的折冲樽俎、冲锋碰壁，也完成了更多人生阅历和思想上的沉淀。特别是在政治行动的历练外，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对于老师康有为的学说思想，屡屡起而反驳，康有为亦不断来函或婉劝或责备。这些独立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了这年他所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在经历了政治纷争的波谲云诡之后，梁启超又回归了自己所熟悉的报人身份。

在作于同年年末的《三十自述》中，梁启超回顾自己前半生的奔忙，不免多了些久经沧桑的感慨：“呜呼，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韩孔广诗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17]从这段具有总结意味的表述来看，梁启超不仅在思索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更是探究着通过何种道路，能够更好地让自己融入时代的洪流中，对于处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国家有所助力。波谲云诡的政治争斗让书生底色的梁启超无从适应，却让他也不甘心于隔岸观火的笔墨生涯。回到日本，恢复蛰居的生活，继续曾经的报章舆论事业，似乎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尽管他任主笔的《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大受欢迎，《新民丛报》第一号上还刊登了广智书局的广告，大力宣传他的《饮冰室文集》，赞誉“饮冰室主人为我国文界革命军之健将”，可受誉者本人显然并不满足于此种层面的“革命”。在梁启超的内心深处，有着对于“知行合一”的偏执追求，警惕于无补于时艰的空言，不愿沦为文字的奴隶。这决定了他终其一生，都在从文与从政的两条道路上反复摇摆，即使是回归到报界文人的身份，也更倾向于那些能够干预现实的“觉世之文”。

1902年2月8日，也是中国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一，《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编辑发行人为横滨保皇会会长冯紫珊，也曾是兴中会成员，但就报馆的归属情况而言，一年后即改为股份制经营，梁启超个人便占据了三分之一的股份，除去他自己担任主笔外，还邀请了蒋智由、蔡锷、蒋百里等友人、弟子撰稿，可以说梁启超是这份报刊真正的负责人。《新民丛报》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中国地图，同时采用了中国光绪皇帝、日本明治天皇的年号纪年方法。在《本馆告白》中，梁启超明确了办报的宗旨，刊名取《大学》“新名”之义，乃是以为国民公德与智慧的缺乏，是近代中国之不振的根本原因，“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故提出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正是基于这一宗旨和目标，从《新民丛报》的创刊号开始，梁启超便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陆续推出了他讨论国民问题的系列文章《新民说》。

首先吸引读者的是“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还采用了“饮冰子”“如晦庵主人”等笔名，但是“中国之新民”无疑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在初登公共媒介的时候，梁启超与其他作者一样，采取的是籍贯加姓名的方式，常常署“新会梁启超来稿”。后来创办《清议报》，他已蜚声四起，作为报界的翘楚，已无须再作此等详细介绍，故使用了更加简明的“任公”作为笔名。中间随着外部环境和内在心境的变化，也曾更换为“哀时客”“爱国者”“少年中国之少年”等。“中国之新民”一名的出现，是他首次鲜明地摆出了自己的启蒙姿态和文化立场，他要用自己的如椽大笔，来改造国民性。在《新民说》的开篇，梁启超就开宗明义，解释了什么是自己理解的“新民之义”。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18]

实际上，刚流亡日本时，梁启超便曾在《清议报》上发表过一篇名为《国民十大元气论》的文章，从国民的角度，阐释国家文明的问题，认为既有形质之文明，也有精神之文明，“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19]。近代国人前往西方所考察、所艳羡的楼宇桥梁、车辆轮船，都只是文明的形质，而非精神，国所以立者，乃是国民内在的精神元气。庚子勤王运动的失败，让梁启超更加确信，没有国民的改造，就很难引来国家的更新。在1901年访问澳大利亚的途中，他又写下了一篇《中国积弱溯源论》，从理想、风俗、政术、近事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积弱不振之原因，其中前三个方面都是与国民性有关的问题。梁启超认为，国人每每论及国事，动辄唾骂官吏，指责官场腐败黑暗，实则腐化堕落之官员也是从民众中产生的。国人风俗中存在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六大弊病，使得国民普遍缺乏理想和爱国心。梁启超没有止于简单化、本质化的国民性批判，而是追溯了此种国民性形成的历史渊源，在于专制和礼教制度对于人的压抑和扭曲，使得中国的国民缺乏求智之性、独立之性、合群之性，近世文明最尊崇的“自由”之义，皆被严监紧缚，致使贤者智者唯有灰心短气、随波逐流，堕入恭顺屈从的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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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丛报》创刊号

就在梁启超专心筹备《新民丛报》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结束了一年多的“西狩”，在浩浩荡荡的队伍护送下，于1902年1月回到北京。然而，庚子国变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才刚刚发酵，对于皇权失望的情绪逐步蔓延。因此，尽管被外界一致认作是保皇会的机关刊物，但在《新民丛报》创办伊始，梁启超却坚持强调全报之宗旨，乃是基于国民的公利公益为目的，不偏向于任何党派。而他在《新民说》的表述中还是流露出了自己此时的倾向，在“论公德”这一部分，梁启超就批评了中国社会中“独善其身”之私德的发达，提出要以族群、国家、社会为核心的新道德，取代以三纲为代表的旧道德，继而又从“相善其群”的角度，列举了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等内容。《新民说》中所呈现出的国民性思考，有关于国家与朝廷之区别、国民与国家之关系的讨论，以及有关“国民”“民性”的思考，都带有了某些革命党人所提倡的“民权”“自由”色彩。不过，进入而立之年的梁启超，除了在书信中与康有为、黄遵宪就“革命”“自立”“排满”等问题展开激辩外，还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学术和文字事业上，于著述上收获颇丰，在《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作中，开始展现出大家风范。

漫游新大陆

1903年2月20日，梁启超将《新民丛报》的事务暂时托付给好友蒋智由，从横滨出发，开始了历时九个月的北美大陆之旅。他先是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随后又先后游历了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等地，足迹遍布北美大陆东西海岸的各大城市。按照计划，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一是继续在北美发展保皇会，在各地开设分会；二是为扩大保皇会下属译书局的股份，准备开办商务公司，此外还有为会中各事筹款的打算。但是，就梁启超个人而言，踏上这片四百年前才由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特别是置身“创行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他所期待的自然是实地考察一番美国的政体风俗，并观察生活在那里的华人群体。

5月12日，在处理完温哥华保皇会的相关事宜后，梁启超乘车抵达了他在美国的第一站——纽约，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所造就的发达城市景观和繁盛物质文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感观上的冲击，让他感慨“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自己却只能“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20]，不知从何处说起。出生于农耕世家、自诩“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的梁启超，认识到了在纽约繁荣的外表背后，是美国以商业为立国之本的本质。他很快敏锐地注意到作为一种新兴的垄断组织形式，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首创的托拉斯，正在成为美国全国资本最为重要的支配形式。在游记中，梁启超罗列了纽约市近几年包括合众国建筑公司、钢铁大联合公司、世界烟草公司在内的八十多个托拉斯组织的名称和资本数额，并分析了这些公司组织形式的利弊：可以避免过度竞争，集中资本的力量创造价值，但也会导致少数人的专制和多数劳动者的失业，造成残酷的弱肉强食。他将托拉斯称为怪物，但是这个产生于纽约的怪物，势力要远胜过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是“二十世纪全世界唯一之主权也”。

1903年，梁启超摄于加拿大温哥华

从纽约去哈佛，此处有百余名华侨被发展为保皇会会员，梁启超除在当地发表演说外，还专门拜谒了已是76 岁高龄的容闳，戊戌政变后，二人也算是故旧重逢，相谈了两个小时。6月9日，梁启超抵达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先后参观了白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美国国会上议院（参议院）与下议院（众议院）、国会图书馆，并瞻仰了华盛顿纪念碑。几天后，他拜访了美国第26 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进一步了解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宪法精神以及外交政策。他赞许这片新大陆上建起的年轻国家在法律上的完备、对于民权的保护及对于权力的制约，但也表示出对罗斯福所持“门罗主义”的疑虑和担忧。在华盛顿的五天，日程安排多有闲暇，梁启超还参观了当地的铸银局、博物馆、植物院，只是没能参观华盛顿故居，让他感到有些遗憾。

在以学习者的姿态发出赞赏之余，梁启超也不失自己的客观冷静，他注意到商业文明发达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危机和阴暗面。他了解到美国的贫富差异情况，社会十分之七的财富属于20 万富有阶层，而7980万的普通民众只拥有十分之三的财富。在纽约，一部分边缘化的移民群体，例如在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所居住的街区，电车不通、马车罕至，男女老幼衣衫褴褛、状貌猥琐，“蜗居”在这个城市的阴暗角落，其生活状态令人担忧，甚至出现有因为长期缺少光线、空气浑浊而致死的现象。尽管社会提倡平等观念，可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妇女没有选举权，理想的男女平权状态大多只出现在少数富裕家庭内。南北战争已经结束四十多年，奴隶制早被废除，但黑人并没有获得和白人一样的权利，例如在美国南方重镇新奥尔良，梁启超体会到了与东部沿海城市不一样的风俗，黑人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却只有名义上的自由。没有市会的允许，黑人不能随意前往其他地方，一旦黑人违法，还会遭到一种名曰“灵治”的私刑，被捆绑于树上折磨乃至死亡。

9月25日，梁启超来到美国西海岸的城市旧金山，因为华人众多，且保皇会在此地有万余人的注册会员，梁启超在这里受到的欢迎接待要远胜过其他城市。除了当地负责接待的保皇会成员，他也见到了一些来自中国的商人和留学生。按照梁启超的观察，当时在美华人的所居之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白人多而华人少，华人得以与白人立于同一法律之下；另一种则是华人多而白人少，则白人会拿出特别的法律来专门针对华人。因此，只有来到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在这座有着两万七千多华人的城市中实地体验，才得以更加深入地观察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状态。截然迥异的制度文化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华人群体的“民性”特质。

旧金山是一座因为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潮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美国西进运动带来的人口迁徙，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其中就有数以万计的华人。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的东南沿海，不少正来自梁启超的故乡广东。这些华人中，有一部分是为了摆脱贫困，怀着淘金的美梦来到异国他乡；另一部分则是被当作“猪崽”，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被贩卖到国外。矿产的开发，铁路、公路、运河的修建，华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因此，梁启超对于爱乡耐苦、独立自尊以及勤、俭、信等华人身上的优点，给予了赞许。但是，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华人身上存在的不足：

1.无政治能力。（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2.保守心太重。

3.无高尚之目的。[21]

尽管经过数十年的迁徙、工作和繁衍，华人在美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是社会地位却极其低下。梁启超对于当地华人所从事行业的情况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华人在美从事最多的行业是廉价的洗衣业，其他包括渔业、采矿业、厨工业、卷烟业等，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认为国人最缺公德观念，也在此处得到了验证，凡是华人集合的会场，必有四种声音出现:最多者为咳嗽声；其次为伸懒腰的声音；再次为打喷嚏声；最后为鼻涕声。四声者如连珠，不曾断绝。华人乘坐的汽车电车，必设一夜壶，唾者不绝，直让人感叹凌乱秽浊至此。

虽然缺乏政治权利且被边缘化，但华人内部却保持着拉帮结派和窝里斗的习气：在旧金山的华人中，有以各种名目所结成的小团体，以籍贯、宗族、姓氏甚至方言等缘由相结而成。原本有一公立的中华会馆，下面又分出数个分支会馆，而分支会馆中，又有所谓三邑（南海、番禺、顺德）与四邑（新会、新宁、恩平、开平）会馆之分，七者实际都是广东省的地名，这样划分的理由无他，只是因为方言的趋近和疏远，竟然可使“三邑、四邑殆如敌国，往往杀人流血，不可胜计。非直金山，即他埠亦然”[22]。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各种以宗族、以姓氏为关联的社团当中，宗族之间的联络尚可理解，但以姓氏为根据的联合则让人感到荒唐无稽。吴、周、蔡同出于姬姓，故共同结成至德堂，邓、岑、叶、白曾同为楚国名族，故共同结为世泽堂，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个叫作龙冈会所的团体，联族四姓分别为刘、关、张、赵，只因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曾义结金兰，而赵云又与三人亲近。在旧金山两万多的华人群体中，竟然分出了数以百计的小社团，他们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村落意识和差序格局，原原本本地复制到异国他乡，并加以自己的创新，在当地划出畛域界限，借此相互攻讦、形同仇忾。据此，梁启超不仅得出了华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的结论，还开始生发出此等“民性”特质“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的判断。

除了异域镜像下的“民性”观察外，保皇会自身的运作发展，包括宏观层面的路线问题，以及具体层面的筹款问题，也是梁启超此次北美之行的关切所在。抵达加拿大后，他还在给徐勤的信中，谈及康有为对自己的斥责和痛骂，依旧在为自己的“革命”主张辩解，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半年的新大陆漫游，让他对所谓革义能否真正施行，产生出深深的怀疑。11月18日，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倾诉了自己在此间的办事之难，为筹款事宜，敷衍应付各色人物，几乎变为了公共的奴隶。特别是数年来为勤王之事，实际已日趋走向暴力排满一途，然而供养的所谓豪杰义士，“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故用钱以购人之死力，此最险、最拙之谋也”[23]。抽象的理想和观念落实到实践中，是同具体的人和事打交道。在急遽变幻的时代里，梁启超以善变而闻名，或许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理念上的价值摇摆，而是体察社会情境与世态人心后的务实选择。

渐进主义的归宿

1903年11月30日，梁启超结束了九个月的北美之旅，启程返回亚洲。回到横滨后，他的思想言论大变，扬弃了自己此前一度笃信的排满革命与破坏主义。在《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等一系列文章中，他表达了对于暴动、暗杀等破坏手段及革命观念的质疑，并与革命党人展开论战，正式宣告了自己向君主立宪改良道路的回归。适逢保皇与革命两党的交锋日趋激烈，梁启超临到革命门口又退回去的言行，自然遭到了革命党人的猛烈抨击，却也得到黄遵宪等友人的支持。1904年8月，黄遵宪在来信中，称梁启超“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正与自己早年出使美国的经历类似，“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24]，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忘年交思想转变的认同。

梁启超的转变，也与清政府这一时期被动开启的新政有关。“庚子国难”发生后，刚毅、徐桐等保守派被杀或者被清算，《辛丑条约》的签订逼迫着清廷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之下，开始了经济、教育、军事等领域的改革。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东北爆发，日本在战场上连连获胜，以孙宝琦为代表的一些官员将这场战争形容为立宪政体对于专制政体的胜利，鼓吹立宪。张謇等国内立宪派，则借此机会向当道上书，描述立宪之后的强国图景。此起彼伏的立宪呼声，让海外的梁启超看到了不通过暴力革命而实现民主制度的可能。同年年底，受到战争结果刺激的俄国，也发生了地方议会联合请求立宪的运动。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呜呼！俄国立宪之问题》等文章，希望以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提供参照。

真正的契机出现在1905年秋季。9月24日，由清廷派遣出国考察宪政的载泽、端方、绍英、戴鸿慈、徐世昌五位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准备出发，遭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吴樾当场殒命，绍英受伤，徐世昌随后兼任他职，只得改派尚其亨、李盛铎，于12月11日再次出发，分赴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实地考察，为立宪作准备。而就在他们出入各国政府、议会等场所之时，身处日本的梁启超接到一个神秘的任务。他在给好友徐佛苏的信中，透露了自己最近正在代人作一篇二十余万字的长文，特誊抄其中两篇寄给徐佛苏，并叮嘱阅后寄返，万勿示人。他所谓的捉刀代笔，正是为五大臣草拟此番考察宪政的奏折，而这中间牵线的人员则是五大臣此次出行的随员熊希龄，他与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曾有过合作，由他来担任双方的联络人再合适不过。

这时梁启超的身份还是被清廷通缉的要犯，故而相关的活动是在隐秘的状态下进行的。1906年4月，熊希龄在随端方、戴鸿慈率领的考察团抵达意大利后，便单独离开了考察团，悄然启程回国，随后从上海东渡日本，在日本会晤了梁启超，请其代为写稿。为了躲避干扰，梁启超在一艘船中住了二十余日，其间上岸总计不曾超过三十小时，他这几年关于宪政的研究和思考，终于等来施展的机会。8月3日，这五份有关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的奏稿，被熊希龄转交到了正在上海焦急等待的端方、戴鸿慈手上。吃下定心丸的戴鸿慈当天在日记中写下“阅定各奏折”，罗列出的各篇名目正对应后来藏入燕京大学图书馆的梁启超手稿各篇目，甚至连排列顺序都分毫不差[25]。

带着梁启超代笔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五份奏稿，端方、戴鸿慈回到了北京。9月1日，在经过御前会议的一番争论后，清廷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仿行明治日本先宣布立宪、八年后再开国会的做法，宽以实行之年限，故名之为“预备”。整个立宪运动的官制改革措施，包括此后地方自治、各省开设谘议局，基本都是按着梁启超代笔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的规划实施进行的。正是看到自己全力介入的奏稿在国内政体有了积极的回响，受到鼓舞的梁启超在海外也加紧了行动步伐。在梁启超的建议下，保皇会于1907年更名为“国民宪政会”（后又改为“帝国宪政会”）。同年10月，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立宪团体——政闻社，提出“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四大纲领，以配合清廷的“预备立宪”。随着总部迁往上海，不少政闻社的成员也回到国内，在各地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

1906年，梁启超与梁思成（左一）、梁思永（左三）、梁思顺（左四）合影于东京

就在梁启超通过各种渠道推进清廷的预备立宪时，他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也走向了彻底破裂。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0月，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创刊。在创刊号上，陈天华、汪精卫等人就将矛头对准了梁启超的立宪“妖言”，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发文进行驳斥，开始了双方持续三年之久的论战。论战主要围绕革命“排满”、建立“共和”和实行土地国有等问题展开，其中1906年5月梁启超所写的一篇长文《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将此前自己在北美游历时的观察和《新民说》中的思考，用作了对于《民报》回击的思想武器。他表示，当今中国之所以不能实行共和立宪，在于今日之中国国民，尚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自由平等”固然是共和精神之一部分，但须与“自治心、公益心”结合，才是完全的共和心理，如果脱离后者而谈前者，往往会如法国大革命后的暴利嗜血一样，走向共和精神的反面。梁启超认为，乐自由、爱平等的心理可以顷刻间被煽动，而培育国民重秩序、尊公益的心理，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

事实证明，这种秩序和公益心并不易获得。在章太炎接手主持《民报》后，梁启超曾数次通过徐佛苏向革命党表示过停止论战的意向，但都没有得到对方的理睬。1907年，《新民丛报》在上海的支店失火，不久后，在论战中逐渐式微的《新民丛报》停刊。同年10月17日，政闻社的成立大会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举行，梁启超就政治革命中的种族、政党政治等问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说。刚刚说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亦欢喜踊跃”，张继、陶成章就率领二十余名革命党人闯入会场进行破坏，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场面一度陷入混乱，遂惊动了当地的警方介入，精心准备的会议最后不欢而散。12月15日，梁启超请到已年近古稀的马相伯到日担任政闻社总务员，并发表演说，政闻社的声势大振，然而又遭到反对者的传单威胁，扬言罢市、罢工、杀立宪党。

1908年1月，政闻社将总部迁往上海，在国内展开活动，向清廷请愿颁布宪法、速开国会。8月，政闻社被清廷下令查禁。这一原本旨在推动清廷立宪的组织在成立后，因为在立宪方面的积极活动，不仅革命党人一以贯之地予以打压反对，还招致了海外杨度等同为立宪派的嫉妒，以及国内袁世凯、张之洞等当权势力的提防。“预备立宪”后并不甘心就此放权的清廷保守派，借助张之洞等解散政闻社的奏请，正好弹压一下立宪和请开国会运动。故而，在海外与革命党论争、为君主立宪鼓呼的梁启超，又在通缉中成为了要“严拿惩办”的悖逆乱党。不过，梁启超此时并不十分灰心，几年来国内外的立宪风潮，还是让他感到乐观，故认为“政治生活，此时固无从下手，然谓竟抛弃之，则非惟于义有所不安，即于势亦有所不可”[26]。

梁启超所言的立宪之“势”来自于多个方面。这一年的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离世，只有两岁的溥仪继位，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到了宣统元年（1909），清廷下诏“重申实行预备立宪”，载沣命令各省根据此前颁布的《谘议局章程》，筹备成立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谘议局。最高权力的更迭和动作，让康有为、梁启超看到了立宪的希望，他们先是利用载沣及清室权贵中部分少壮派对于袁世凯的不满，积极开展倒袁运动，使得袁世凯被罢黜开缺回原籍休养。随后，梁启超又通过1909年回国参加谘议局议院团体和请愿国会运动的徐佛苏，向各省议员条议促进宪政之函牍，并在徐佛苏赴京后，指导其与京中的立宪派联络活动，创办以促进立宪为宗旨的《国民公报》。他与康有为暗中疏通清室亲贵，积极地运作开放党禁，既是积极声援国内立宪的举措，也有急于摆脱被清廷“通缉”身份的考量，期望早日能够回国，躬身入局，在政坛执其牛耳。毕竟，距离自己去国流亡，已经过去了十余年的时间。

注释：

[1]梁启超：《去国行》，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81 页。

[2]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 页。

[3]梁启超：《破坏主义》，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1 页。

[4][8]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 页，第258 页。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8 页。

[6]冯自由：《冯自由回忆录· 革命逸史》上册，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53 页。

[7]梁启超：《太平洋遇雨》，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88 页。

[9]梁启超：《复金山中华会馆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1 页。

[10][12][23]梁启超：《上康有为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195 页，第178 页，第204—205 页。

[1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 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 页。

[13]梁启超：《致孙中山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