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光的裂缝”：现代文人自传中的成长教育书写——以沈从文、胡适为例

黄红春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庐隐自传》《巴金自传》《钦文自传》等自传作品，形成前所未有的文人自传热。当然，古代也有文人自传，如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陆羽的《陆文学自传》等，但数量少，且多缺乏独立意识观照下的思想性格的变化发展书写。现代文人自传热是在知识分子遭遇文化取舍矛盾和自我认同焦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建构自己的背景下，由胡适等人的提倡和现代出版业的推动所致。胡适动笔写《四十自述》时，还劝梁启超、林长民、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写自传，原因之一是他“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二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现代出版机制在30年代也逐渐完善,书籍出版、报刊连载等多种渠道有利于文人自传的面世。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推出“自传丛书”，《从文自传》就是其中的一部。此外，《宇宙风》《人间世》等杂志也热衷于刊载文人自传。胡适的《四十自述》最初刊登在《新月》月刊上，1933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单行本。沈从文和胡适的自传虽然都不是写完整的一生，却充分反映了他们如何成长、如何培养将来写作或者做研究的素养。从现代成长教育理念来看，不良的成长环境、不科学的教育手段和不健康的教育目的等，皆不利于一个人的成长。现代文人自传如果从成长教育视角来看，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展示了本来也是很普通的人，甚至是不幸的人，却因为能够化解不幸、超越不幸而走向成功，而对这种转化和超越的展示，笔者称之为“透光的裂缝”书写。目前学界对于现代文人自传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尚未见专门研究这种“透光的裂缝”书写。因此，本文以沈从文和胡适的自传为例，对此展开研究。

一本“大书”以认识自然和社会

逃学旷课在学校教育中是一种病理现象。逃学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学校的过失，课堂教育本身枯燥无味，没有吸引力，或者学校管理不科学不人性化，让学生无法接受；二是社会的引诱，校园外的世界丰富多彩却也诱惑丛生，如吃喝玩乐，尤其一个“玩”字就可以让人沉迷其中，不思进取；三是家庭的影响，如遇父母离异或者亲人故去等突发事件，或者家庭气氛不和谐、父母教育方法不得当等，孩子因此精神萎靡，失去上进心。健康的成长教育本该防止逃学现象发生，如果防止不了发生了，它就是教育的“裂缝”，也是成长的“裂缝”。

作家沈从文少年时逃学，而且不止一两次，几乎常态化。《从文自传》不仅没有回避这一点，反而用了很多笔墨来书写，发人深思。导致少年沈从文逃学主要是学校（那时上的是私塾）的原因，他用了两个词来形容学校的情形：一个是“虐待”，一个是“顽固”。他说：“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我照样也得到了一分。”很快，他跟从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这说明老师对学生没有亲和力，不懂得教育方法，教的内容也简单乏味。老师让学生死记硬背那些奥古难懂的经书，还动不动就体罚学生，严重缺乏所谓引导性教育和个性化教育。鲁迅在自传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也反映了类似的问题，比如，他本来很想弄清楚“怪哉”一虫是怎么回事，便求教于私塾里的先生，哪知道先生除了一句“不知道”,“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这“怒”从何来，其答案反映了老师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态度。学生毕竟是孩子，见老师一怒，感觉莫名其妙还十分害怕，求知欲立马减弱，下次再也不敢随便请教了。健康的教学当贯彻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引导、启发、激励学生，而不是打击和压抑学生，如《礼记·学记》所谓“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少年鲁迅离开百草园去上学，感觉不是奖赏，而是责罚：“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暗示了他对书塾教育的不满。胡适则在自传里回忆他上私塾时，老师上课一般不“讲书”，学生不懂得书中讲的是什么，结果学无兴趣，常常“赖学”。赖学即逃课，逃课的人被捉回来，“总得挨一顿毒打”。

缺乏温情与耐心的教学态度，没有生动有趣的教学内容，少年沈从文尽管遭遇了这样的教育“裂缝”，却能在“裂缝”中寻找“光明”。他逃离枯燥乏味的课堂，去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观察生活，学习知识。那时的他和众多少年一样，叛逆心强，而且被葱茏生长的好奇心牵引着，喜欢新鲜有趣的事物。他说：“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他偷偷地跟着张表哥下河洗澡，在洗澡时凝视清波，感受水性，居然得了水的启发。这启发还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他喜欢写水，水样的女子、水样的温情，人离不开水，水载幸福，也含忧愁。如其小说《边城》里，翠翠水样灵气而柔顺；翠翠和爷爷生活在水边，靠摆渡为生；翠翠的母亲为爱情投水自杀；翠翠的爷爷去世后河水猛涨；大佬天宝因为得不到翠翠而伤心，出排时意外淹死水中；翠翠喜欢的二佬傩送从水里走来又顺着水远走，等等。回顾少年生活，沈从文说：“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除了认识大自然，他还去坊间观察，在针铺、伞铺、剃头铺、染坊、豆腐坊、皮鞋店等地方溜达，琢磨诸如为何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刀要等烧红时在水里一淬方能坚硬、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做成等古怪的问题。他说：“我就喜欢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无论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都不鼓励逃学，也不应该鼓励，但如果真逃学了而没有去做损人害己的事情，还能虔诚地向自然和社会学习，培养观察力和想象力，这便成了一件变害为利的事情。

少年沈从文在逃学中“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看见了平常书本上所看不到的山水美、人情美和人性美，培养了对家乡的感情，积累了小说创作素材，更塑造了影响他一生的品性。正如他自己所言：“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分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逃学不过是闯进了另一个课堂，读另一本书，即他所谓的“大书”。这本“大书”是校园外的自然和社会。后来转学进了新式小学，上了许多课，他仍然放不下这本“大书”。《从文自传》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对这本“大书”的肯定。沈从文这种观点与陶行知的“社会是大的学校”的教育思想有共通之处，可我们的成长教育常常忽略这本“大书”，只重视课堂上那本小书，不仅造成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脱节、知大于行的缺陷，还束缚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然而，好的教育需要留白，需要“跑野马”，给学生时间和空间去分辨自然的美丑，去懂得人间的是非。

直面现实社会，悟人生窥世情

陶行知说：“坏的社会，我们也要认识，也要有所准备，才能生出抵抗力，否则一入社会，便现出手慌足乱的情状来。”杀人若随处可见，那也是坏的社会表征之一。从科学的成长教育来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杀人都是血腥的、暴力的，参与或者目睹杀人，均不利于身心健康。沈从文出身军人家庭，自己又曾侧身行伍，《从文自传》多处写他亲眼看到杀人的惨状，这不能不说是他少年生活的不幸，更是成长教育的“裂缝”，幸而他能思考，还从中获得了对生命和社会的认识。

例如，《辛亥革命的一课》讲述了湘西辛亥暴动，沈从文的父亲和表哥等人均参加了“杀仗”，小小年纪的他起初以为杀仗是好看的热闹，等杀完了看到道尹衙门口平地上、鹿角上、辕门上满是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和一串串被割下来的耳朵，他这才明白这种“热闹”是要人命的。这要命的事情让他惶惑不解：“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他拿这些疑问去请教参与杀人的父亲，可父亲只说那是“造反”，并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令人满意的答复。革命失败后，政府到处搜捕革命党员，但是到底谁是革命党呢？城防军派兵下乡捉“造反”的人，捉到就放北门河滩上杀戮,“每天必杀一百左右”，其中有不少是为了充人头数而被捉去的普通农民。

沈从文写杀人的笔调冷静客观，但字里行间透露了他的思想态度，比如，他用了“胡胡涂涂”“无辜”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被杀的人，像“被杀的差不多全从乡下捉来，胡胡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体现了他对无辜被杀农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他用了“愚蠢”一词来形容这种杀人行为，如“这愚蠢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反映了他对于杀人行为的愤怒。杀戮看多了，少年沈从文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却如刀子刻印，开始思考生命、感悟人生。因为被捉的无辜的人太多，只好选择性地杀，选择的办法是委托本地人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和双仰的阳筊被开释，双覆的阴筊则被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他亲眼看到那些被开释的人吓得不敢睁开眼睛，那些必须死又还惦念家中的人则无比颓丧，那些表情让他永生难忘。他说：“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什么是“人生”，沈从文没有展开说，但是这生和死的问题已经触及人生的要义，卑微的人没有生死的自由，他们走过这个世界，不过就像被掷的竹筊，只是一个偶然。

同时，在杀戮背后，少年沈从文也窥见了复杂的世情。比如，在《清乡所见》里，他所在的队伍沿路每到一个寨堡，就享受那堡中有钱地主的蒸鹅、肥腊肉的款待，他们要杀的犯人，也多数由各乡区团总地主送来，当他们走过山中小路时，受到的却是当地人无数冷枪的袭击。可见，部队与当地有钱有权阶级勾结，无钱无势的百姓才是清乡的对象。当地人杀死他们部队兵三个，他们就杀死当地人近两千。老实的乡下人被用绳子缚来过堂问罪，“无力缴纳捐款，或仇家乡绅方面已花了些钱运动必需杀头的，就随随便便列上一款罪案，一到相当时日，牵出市外砍掉”。同样可悲的还有那些看客，“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了一件正经工作，有别的事情的，便散开做事去了”。看客们那种欣赏的态度反映了国民素质低下，分不清是非，没有人道主义同情心，更谈不上对生命的尊重。沈从文虽然在叙述中不动声色，就像鲁迅在《示众》《阿Q正传》等小说里用白描的手法写看客一样，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对看客麻木不仁的批判和讽刺。

当然，除了悲悯和批判，面对杀人，面对他人的死亡，少年沈从文也有感动和钦佩的时候。比如，在他们部队执行清乡任务的东乡榆树湾，他看到两个乡下人因仇决斗，却遵循着古风习俗，用同一分量同一形色的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为止。这种决斗法让他感觉决斗的人不但是勇敢的，而且很讲公平。还有一个打豆腐的年轻男子，因为奸尸被正法。临刑前他不但不害怕死，而且还兀自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这男子被人骂为“疯子”“癫子”，可在沈从文眼里，他爱得痴狂、率性，有独特的个性。所以，他写道：“我记得这个微笑，十余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这种印象也许潜在地影响了他的爱情观和创作，因为他后来在小说里塑造了不少任情率性的人，尤其是为了爱情可以不顾生死或者不惜逾越道德规范的人。比如《媚金、豹子与那羊》里，男女双方都为爱而自杀，其中媚金以死来证明自己对豹子的爱，豹子亦以死来证明自己并不曾失信于媚金；而《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吊脚楼的妓女和水手相爱，虽然不甚合乎文明世界的礼仪风化，却爱得真诚、率性。

总之，少年沈从文亲眼看见反动的当权者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地方军阀借清乡剿匪之名敲诈百姓，搜刮钱财，当权者之间互相倾轧，为排除异己而不惜展开争斗和屠杀等种种乱象，看见人性的恶、世情的恶。这种遭遇对于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心理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因为从心理学来看，它有可能对孩子的言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模仿暴力行为，或者它可能让孩子对生命和社会的认识发生偏差，建立错误的价值观。所幸的是少年沈从文善于思考且心性温厚，所以，他反而从这些成长的“裂缝”中，获得了对生命的感悟和对世情的认识。

因服从与感恩而发奋读书

现代教育强调“以人为本”，培养孩子“为自己而读书”的自觉意识和独立意识。为自己读书并不排斥有家国情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读书修身，增长才干，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价值。但如果把读书的目的完全放在为国家、为家庭上而忽略读书者自身的主体性，就难以激发求知欲，不利于发挥读书者的主观能动性。

例如，胡适作为现代著名学者，其当年的成长教育却并不健全和科学。他还没有进学校不识得读书的滋味更不懂得谋划未来的时候，就已经被父亲指定了将来必走读书这条路。他三岁时父亲去世，临终前父亲留话，说他天资聪明，应该令他读书。于是，胡适的母亲遵了遗嘱，全心全意督促他学习，竭其所能供他上学。同时，她自己也认为胡适应该走读书成才的道路，她是胡适父亲第三次婚姻的妻子，只生了胡适一个孩子，前任的孩子多，有的孩子年纪比她还大。丈夫去世后，年轻的她要在那个大家庭里安身立命，除了自己待人做事要通达，还要能管教好她亲生的孩子。未必每一个母亲都指望着享受儿子的荣华富贵，但望子成龙的心理是普遍的、必有的。因此，胡适的母亲在管教他时超乎寻常地严格。回忆九年的家乡教育，胡适说每天天刚亮，母亲就把他叫醒，然后对他说前一天他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他认错，督他用功读书。他犯错时，她从不在别人面前打骂他，只用严厉的目光看他。犯的事小，她会留到第二天清晨来教训他；犯的事大，她就在当天晚上关门休息时，重重地责罚他，包括罚跪或者拧他的肉。她总提醒他要向已故的父亲学习，“不要跌他的股”，意即不要给他父亲丢脸。可见，少年胡适成长教育的出发点，不是以他自身为主体，要将他培养成一个健全的人，而是以父母的期望为主体，要让他为父母争气、争光。拿今天的话来说，少年胡适的未来不是由自己做主，而是由父母来“包办”。被早早限定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他的生活因此非常单调，性格气质自然也受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儿童爱玩的、活泼的天性被压抑，除了读书，其他的兴趣、爱好全被看做非正道而被限制发展，这显然是极为不健康的成长教育。“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这些话细读来让人心疼，因为它反映了胡适的成长教育有道很深的“裂缝”，但人们往往以胡适最后成才成名的结果来忽略它，由此也忽略了胡适如何从这些“裂缝”中找寻光明。

少年胡适虽然处在“裂缝”中，但他没有叛逆，没有逃学，反而从母亲的言行中看出她的良苦用心，懂得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原因。所以，即便有时遭到母亲严重的体罚，他也会默默地承受。他不仅不反感读书，而且在这方面有所钻研和发现，使得学业日益精进。首先，他发现了“讲书”的好处，讲书是让人知其所以然，认一个字、读一篇文章，不解其意，是难以记住和发生兴趣的。进学堂前，他已经认得近千个字，每个字经父母的讲解，他都知其意。进了学堂，母亲比别人多给先生几倍的学金，为的是让先生单独给他讲书，让他学得通透。后来，他自己将看过的小说变成故事，讲给本家姊妹听。这样的讲书，不单锻炼口才，还提高了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样的讲书，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十四岁来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很像样的文字了。”其次，他发现读书要会看注释，注释中别有天地。当时他有同学看《幼学琼林》，让他教认上面的生字，他便也借了该书来看。他最爱看的是书中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还有，他善于抓住自己学习中的兴趣点，由此顺藤摸瓜，扩大阅读面，获得更多的知识。比如，有一天他在叔父的废纸箱里发现了一本《水浒传》残本，站在箱子边一口气读完后，马上寻思它前面写什么、后面写什么。他跑遍全村，终于得到全本，并因为读了这本《水浒传》，而迷上了小说，之后他读尽他们村和邻村所知的小说。那些小说均是用白话或口语写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胜的趣味。它们教他懂得人生的复杂性，也让他逐渐掌握了可以作为一件文艺工具的“白话”，这也使他若干年后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少年胡适服从父母的旨意发奋读书，在读书中善于思考，摸索出做学问的方法，也得到读小说的乐趣。同时，他学会体谅母亲的难处，从其威严中读出慈爱，刚强中读出温柔。比如，有一次母亲责罚他时，他哭着用手揉眼睛，导致感染细菌，久治未愈。她又悔又急，为了治疗眼翳，她竟用舌头舔他的病眼。他明白她的爱心，因此称之为“严师”和“慈母”。回忆过往，他充满感恩之情，说：“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这也是胡适成长的非凡之处，在知识和做人方面都超越局限获得升华。

结语

1900年，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疾呼“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的成长教育直接关系到国民素质。当下，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不只是知识的占有者，更要有高素质的劳动者，尤其是专业性强的创造性人才。这便需要改变传统理念和方法，建构让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新的成长教育。沈从文和胡适的自传尽管是20世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自我书写，但反映了成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在世情教育、生命教育和情感教育等方面提供了个人突围经验。今天的教育条件、教育理念总体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如何将观念和理论落到实处见成效，需要广借鉴深反思，现代文人自传中的成长书写是很好的一面镜子。

注释：

[1][2]胡适：《四十自述·自序》，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第7页。

[3][4][9][10][11][12][13][16][17][18][19][20][21][22][23][24][25]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1页，第251页，第253页，第252页，第256页，第251页，第253页，第269页，第270页，第270页，第272页，第270页，第270—271页，第271页，第303页，第304页，第305页。

[5][7]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林非主编：《鲁迅著作全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4页，第563页。

[6]杨天宇： 《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75页。

[8][27][28][29][30][31][32]胡适：《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第36页，第34页，第35页，第34页，第30页，第39页。

[1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15]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

[26]孟子：《离娄上》，柳俊林、李树永主编：《孟子》，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