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和自然变成风景——写在乐黛云先生90华诞时

张 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我的导师乐黛云先生今年已经90 岁了，有她的陪伴我何其幸运！我25 岁入先生门下，跟在先生身旁已十多年了，先生常说教育要“润物细无声”，先生对我的影响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深入每一个细胞。我曾经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会陷入生活的琐事而失去快乐的能力，因为我听说成人的世界不再有儿童的欢乐，尤其是在近一年的疫情之下，幸而先生一直在我身边，她把我生命内的经历与生命外的自然都变成了“风景”，让我永远拥有快乐的能力！因而，每当我想到“如果我当年要是换个导师……”的时候，都会有“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感觉。在汤先生离开我们之后，我基本上每隔两三天就会带着女儿去乐先生家，疫情期间无法进校了，我跟先生也每周至少会通一次电话。

前几日我和戴锦华老师一起喝咖啡漫谈，不经意中讨论到我为什么这些年都这么快乐，拥有一种利他的品质与能力，戴老师说：“那还不是因为乐老师一开始就跟你说了一起为人类做一些好事儿！”我严肃认真地说：“的确如此！”戴老师接着也认真地说：“的确是这样的。”这个在我生活中重复了多次的故事是什么呢？我刚考上乐黛云先生的博士的时候，乐先生已经快80 岁了，当时她在邮件中跟我说她年纪大了，可能在功利的事情上帮不了我多少，然而笔锋一转，她斩钉截铁地说：“可是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为人类做些好事。”这封信我到现在一直留着。当时25 岁的我一看到这句话就蒙了：“什么？怎么我的人生词汇簿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句子！”到今天，我回想起这句话还是很惊异，这个惊异不是来自我个人生命时间的延续感，而是来自乐先生人生的历史感，这个在我看来非常抽象、遥不可及的句子，对于比共和国诞生还要早上近20年的乐先生而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那么真切，甚至牵动了我对曾经生活在中国革命年代的那些文人对世界和人类的热情的想象。今天，作为一个被现代世界原子化的个人，我不禁想道：“人不就是凭着这些理想和理念而活着吗？难道不正是理想和理念把人生、把自然、把存在变成了有情有义的风景吗？”乐先生的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对于连这种想象力都早已失去的我们而言会有多么大的触动？这是历史的差异，也是个人的差异。在乐先生身边待得越久，我就越明白，乐先生对理想、热情和理念的拥抱使得我也拥有了快乐的能力，拥有了把生命变成风景的能力。

本文作者（右）与戴锦华老师（左）、乐黛云先生合影

2007年，我从江西师大傅修延恩师那里毕业。那时的我对人生充满了彷徨和犹豫，一会儿想考博士，一会儿想找工作，甚至到处去面试应聘。硕导傅老师对我当头棒喝，让我好好考博不要四处耗散精力。我们那时，互联网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分享还没有今天这么容易，所以大家还都基本上是看纸质书和期刊，学校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些中国知网的券，用于下载论文。那时，对于北京的情况以及学术氛围，我完全不了解，现在想来这倒是一件好事情，我可以无知无畏地想象并冲向另一个地方。在硕导的鼓励之下，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报考了乐黛云先生，乐先生当时离我的世界就像我离北京的距离一样遥远，我只是在书上看到过她的名字。对于是否能考上，我完全没有把握，考完试后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考试成绩的发布。那年报考乐先生的有二三十个人，考试前我没有联系乐先生，只是读了她的书和文章，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乐先生特别有缘，她的文字中闪动着一个鲜活的身影，仿佛我真的可以略过文字直达她的思想、问题与关怀，直接与她对话。最后我总分考了第一名，得以顺利地进入乐先生门下学习。

幸运的是，不仅是我的学术生活，我的个人情感和家庭生活也始终在乐先生的鼓励和陪伴下。记得我刚谈恋爱的时候，没有人看好我和我先生，因为我先生年龄比我小很多——知道我们谈恋爱后，学院当时的辅导员还劝说我们分手——而我，一直是一个追求主流审美和意识趣味的人，在先立业后成家、男生一定要比女生大的观念中长大的我，非常耻于早成家，而且我也一定要找比我大的男生，我在任何方面都不想显得比别人特殊。然而突然被抛到这样的人生处境，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原有的人生设计全都乱了，真是一夜之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的人生被置于无法想象和无法把握的风险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被爱情选中。之后我因为感情迷茫和学业需要而去了美国，但是，当我把我的情感困境告诉乐先生后，乐先生不但没有震惊或者诧异，而是用一如往常的声音对我说：“这是我能想到的你最好的归宿！”乐先生这句话给我吃了定心丸，我相信她的判断，她对我先生及其家庭都有着深深的了解。

2015年4月，我陪84 岁高龄的乐先生前往成都参加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的活动，我有幸和乐先生住同一个房间，那时候据汤先生离开我们还不到一年，乐先生非常伤心，但我们平时可能看不出来，因为她始终面带微笑鼓励着所有前来看望她的好友和同事。在成都的那天上午，我第一次看到她因一首忧伤的音乐而落泪，我到现在还记得那首音乐的歌词有一句大概是：“亲爱的，你现在在哪里？”我知道乐先生又在想念汤先生了。当时，我忍不住就抱住了乐先生，但是我很不懂事地说：“老师，我就说让您不要听这么忧伤的歌……”接着就有人敲门，乐先生的一个老朋友来了，乐先生就又开始笑着和对方嘘寒问暖。乐先生就是这样的，她从来都拥有让他人快乐的能力，她的胸怀能触及各种他人，无论是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自己怀孕了就赶紧告诉乐先生，她非常高兴，结果本来是我陪她在成都的日子就变成了她细心呵护我！我怀孕期间，我先生在国外访学，乐先生时刻关心我的身体情况。记得有一天，为了方便我上班，乐先生让我住在她家，为我准备了很多好吃的。那天晚上，乐先生起来上过一次卫生间，结果第二天一早，她就来看我说：“昨天晚上你睡得怎么样？我上洗手间没有吵醒你吧？没有打扰到你吧？”我当时感动得眼泪就流下来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她自己的家问我她有没有打扰到我。这几年，乐先生总是说自己现在年龄大了，容易忘事，但是关于我和我先生的生活和学术近况，关于我女儿的成长情况，她总是能记住问我们几句。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性别差异，但是有了孩子后，我的世界完全变了，没有间歇地带孩子、做家务，之后就是无尽地疲劳，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时间完全被挤压了，一度我甚至在内心反复抱怨：“我为什么要结婚！”但我从未在乐先生面前说过这件事情，乐先生却体察到了。有一天，她跟我说：“张锦，我有点儿担心你的婚姻。”我说：“怎么啦，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小车比我年轻，而且将要站上讲台成为大学老师，所以怕我们的感情会出现问题？”乐先生说：“都不是，我不担心他，我是怕你看不上他。”这是多么异于常人的思路，当我的反应是常规的社会成见和话语时，我的老师关心的是生活的细节和生活事件本身，她不会过早地陷入某种所谓的世俗标准。

本文作者（右）与程巍老师（左）、乐黛云先生合影

2020年疫情的肆虐使我一度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我尤其担心孩子的未来。当我有了这种情绪的时候，我就觉得乐先生一定也很悲伤，也很无助，然后就打电话给乐先生，然而电话接通后，乐先生又一次成为我的灯塔，她完全没有被我的坏情绪影响，而是用我所熟悉的坚定而乐观的语气说：“没关系的，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失去对人类的信心！我一生中见过各种灾难，自然的、社会的，最后都能过去的。你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在忧虑中蹉跎岁月！我那时候被划成‘右派’，离开北大在农场放猪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放弃学习。”的确如此，所以后来20世纪80年代留学的时候，乐先生英文学习就没有中断过。从哈佛到伯克利，直到她回到国内建设了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当年，乐先生是有机会先成为现代文学的博导的，但是她坚定决心要等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要成为比较文学的导师。这件事情当然影响了乐先生的退休待遇、终身教授等资历，然而，她认为比起比较文学在中国作为一个学科的真正落地，其他都不算什么。比较文学学科的出现使得以前不能被放置在国别文学研究或其他既有学科研究中的对象、问题与方法都有了落地的空间。回溯历史，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引起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和理论热的恰恰是比较文学，除了乐先生邀请杰姆逊（其关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讲演影响了我们一代学者的思维和方法论，那本著名的、成为我们理论无意识基础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就是那时候杰姆逊的讲稿，说来这件事情非常有趣的是，影响我国理论非常重要的另一本书、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也是乐老师让他的学生伍晓明翻译的，伍晓明师兄在再版该书时专门写上了：以该书献给我亲爱的导师乐黛云先生）等国外学者来中国讲座，除了乐先生自己在全国各地讲学，我至今都还能收到乐先生当时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学生或者乐先生在湖南岳麓书院讲课时学生的来信，来信者描述了乐先生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学术与人生观。我记得石家庄一位老先生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托我把他的《大同世界》书稿递给乐先生看一下。除了这些，80年代的社会内在历史需求与内在理想本身要求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要求了一种化存在为风景的新理念，而比较文学恰恰应这种历史情境而生，为社会为文化为全民带来了新的理论、新的视野、新的面对传统文化的能力。在乐先生身边，我经常感慨，一个人如果心怀理想与信念，她可以多么幸福，多么充盈，而一个人如果一旦丧失了理念，其实只是腐肉一块！今天后疫情时代的我们，真的也需要一些理念，需要一些理想，需要综合中外古今建构起支撑起我们的信仰的新文化，所以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又一次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乐黛云著：《比较文学原理》

乐先生的鼓励和监督使得我在疫情中坚持阅读和写作。我在2020年完成了《情动与新主体：福柯与德勒兹——一种朝向未来的方法论》和《历史装置、电影作者与“人民”考古——福柯论电影》这两篇文章，结果微信公众号刚一推出前文时，我就转给了90 岁的乐先生，我想着乐先生已经90 岁了，不一定会天天看微信，但我写完一篇文章就发给她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等到我打电话给乐先生时，我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老师，我最近的文章发给您了！”乐先生接着就非常兴奋地说：“张锦，我看了你的新论文，我觉得非常好啊，‘情动’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把它放到西方的历史语境中研究很有道理。但是你还是应该也考虑一下中国的情问题：‘道始于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的这个问题虽然跟西方的问题不一样，但你要注意到我们自身的这些资源在思考中对你的帮助。你的问题还是国学基础薄弱，你要补一补啊！”乐先生的这种提示对我的学术人格养成真是十分关键。

乐先生常常思考中国比较文学诞生的历史动力问题，她说：“如果说比较文学当初在法国及欧洲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出现于课堂里，是一种纯学术的‘学院现象’，那么，20世纪伊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却并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现象，也不是在学院中产生，它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野，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与外国文学开始平等对话。”“观念、眼光、视野……”正是这些把学术变成了有意义、有历史和现实感的风景。乐先生提示我们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本身就是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实践密切相关的。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乐先生多次引用杨周翰的话说：“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比较文学是国之命运的一部分，是我们主体的选择。面对所谓的“失语症”，乐先生从来都强调：“中国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中西古今的坐标上来进行的，从来没有完全脱离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她坚持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在历史上从不接受殖民。百余年来，中国文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归化他种文明而完全丢失自我。”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2012年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比较文学论坛的演讲中曾经说到，比较文学在西方例如欧洲和美国的兴起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有着不同的背景，他正是借用乐先生的说法和例子证明，比较文学在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是与国家身份认同、反对西方霸权联系在一起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库塞（François Cusset）在其著作《法国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公司与美国智识人生活的变迁》一书中特别提到了在介绍法国理论以及各种现代西方理论方面，乐黛云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这里涉及介绍西学和确认中国学者与学术的国家身份两个向度，而这两个向度相反相成地印证了乐先生的人生理想、学术追求和问题意识。因为乐先生发现：“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也就是要通过自身文化屏幕的过滤，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她强调中国经验，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明以止”“克己复礼为仁”“适可而止”“不为己甚”等中国文化传统，正是要为世界创造更多用以解决冲突、增进了解的文化资源。乐先生反复强调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一方面是为了对自我文化进行自觉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中国文学与文化能为新的世界价值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元素，比如乐先生觉得“仇必和而解”“极高明而道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道就是解决世界冲突的一剂良药。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看一本书或者是听一个讲座就会写读书笔记给乐先生。我来到乐先生身边后，第一次写论文就是因为2009年我去法国使馆听了克里斯蒂娃的讲座，听完后我写了讲座笔记给乐先生，她看了后说笔记写得不错，也有一些自己的独特关怀与思考，她要求我在笔记的基础上再系统地加上自己的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阅读思考发给她，就这样，从读书笔记到加入自己的系统思考到综合研究，我在《跨文化对话》上发表了《理论之思：当异质文化被并置时——从克里斯蒂娃的讲座谈起》，复述了克里斯蒂娃对欧洲文明和中国社会的看法，也带入了当时我自己正在思考的异托邦和身体性等问题。2013年杰姆逊来讲座时，我就比较自觉了，因而在《跨文化对话》上完成了《后现代性与事件：从杰姆逊的讲座谈起》，复述了杰姆逊对衍生资本，对空间、时间等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延伸了我当时关于空间对时间的压抑的思考。乐先生对新问题一直极为敏感，一直处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当她带着我学习了克罗齐、形式主义、现象学思维、互动认知、诠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讨论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力学第二定律等自然科学与技术对文学研究的影响，阅读了布尔迪厄的文学场、鲍曼的现代性、斯皮瓦克、伯恩海默的比较文学论等后，我最终选择了福柯及其“异托邦”作为我的研究对象，而乐先生则又把“异托邦”这一概念，变成对跨文化对话思考的新的理论资源。

我与乐先生之间从学术到生活，从生活到学术，都已经成为了跨越血缘的亲人。乐先生赋予了我化存在为风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