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时代

乐黛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

父亲、母亲与童年

我生在美丽的山城。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有连绵不断的群山，最高的乌蒙山海拔2900 米。群山之中，有一块不大的盆地，这里四周青山环绕，中间有清澈见底的河流流过。这就是贵阳——我的家乡。

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那一年，他千里迢迢，跨越崇山峻岭，到北京来投考著名的北大英文系。在北大，他接受了胡适的面试，但胡适嫌他英语口语不好，有太重的山城口音，没有录取他。他一气之下，就在北大西斋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坚持在北大旁听，当了四年北大英文系的旁听生。他告诉我当年北大的课随便听，他只听陈西滢和温源宁的课，虽然对面教室鲁迅的讲堂人山人海，他也从不过问。

1927年，父亲“学成”还乡。同学中有人劝他去南京，有人劝他去武汉，他都不听，一心要回家乡，建立小家庭，享人间温暖，尽山林之乐。据他说，途经九江，曾遇一位革命党人，好意劝他参加革命。不想他游庐山归来，这位革命党人已经被抓进监狱，这更使他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也更坚定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决心。

回到贵阳，父亲很是风光了一阵。他穿洋装，教洋文，手提文明棍；拉提琴，办舞会，还在报上骂军阀，都是开风气之先。他又喜欢和教堂的神父、牧师交往，练练口语，换换邮票，看看杂志，喝喝咖啡之类。父亲回乡后最得意之事就是娶了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母亲，她是当年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从此筑成了他多少年来朝夕梦想的温馨小家。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

1933年，乐黛云与母亲

1935年，乐黛云与父亲

“卢沟桥事变”后，贵阳这座山城陡然热闹起来。集市上摆满了地摊，出售逃难来的“下江人”（指来自长江下游发达地区的人）的各式衣服杂物，油炸豆腐、江苏香干、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卖声此起彼落。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电石灯跳动着小小的蓝火苗，发出难闻的臭味。我却欢喜和母亲一起一边在闹市中穿行，一边吃个不停。可惜好景不长，大约是1939年年末，学校疏散，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十余里的农村——乌当。先是在一个大庙里上课，后来又修建了一些简陋的草房；教员则挤在租来的民房里。父亲仍不改他的“浪漫”，别出心裁地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独门独户，背靠小山，地基很高，面向一片开阔的打谷场。

我们一家四口（还有两岁的弟弟）就在这个谷仓里住了两年多。尽管外面兵荒马乱，但我们还可以沉浸在父亲所极力营造的一片浪漫温情之中。例如我们常常去那座小山顶上野餐，欣赏夕阳。我和弟弟在草地上打滚，摘野花，有时也摘一种野生的红荚黑豆和大把的蒲草，母亲会将它们编成一把笤帚扫床。母亲还教我们用棕榈叶和青藤编织小篮儿，装上黄色的蒲公英花和蓝色的铃铛花，非常美丽。这时候，父亲常常独自引吭高歌，他最爱唱的就是那首英文歌《蓝色的天堂》：“just Mary and me,and baby make three，that is my blue heaven!”有时我们也一起唱：“家，家，甜蜜的家！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父亲有时还唱一些古古怪怪的歌曲，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首是这样唱的：“我们永远相爱，天荒地老也不分开，我们坚固的情爱，海枯石烂也不毁坏；你看那草儿青青，你看那月儿明明，那便是我们俩纯洁的真的爱情。”我至今不知这是一首中国歌还是西洋歌，是流行歌曲还是父亲自己编的创作歌曲。

中学教师的薪水不多，但乡下物价便宜，生活过得不错，常常可以吃到新鲜蔬菜和鲜猪肉。每逢到三里外的小镇去买菜赶集，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琳琅满目的小铃铛、小饰物，鲜艳夺目的苗族花边和绣品，还有那些十分漂亮、刻着古怪图案、又宽又薄的苗族银戒指，更是令人生出许多离奇的梦幻。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好点心可吃。母亲于是用洋油桶做了一个简易烤箱，按书上的配方做蛋糕和饼干。开始时，蛋糕发绿，饼干有一股涩味，后来一切正常。由于加了更多的佐料，比在城里点心店买的还要好吃。父母常以《浮生六记》的男女主人公自况，《闲情记趣》一章也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那时候，生活真好像是一首美丽恬静的牧歌。然而，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倒也不尽然。

我们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自己教我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就挑了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我阅读和背诵。我现在还能背全篇袁枚的《祭妹文》和一篇至今未能找到出处的短文。这篇短文按我的记忆大致如下：“闻门外有卖花声，呼之入，视之，则一女子，年可十六七，因询其家状，女曰：‘吾父夙经商，不幸，病目失明。余因自念，在家坐食，徒为亲累，特非计之得，遂请于父母，以卖花为业，于此获微利，借谋自立之道焉。’已而顾日影曰：‘日将终，吾将趋归，为吾父做饭。’”后来，我曾遍寻各种典籍，却始终找不到这篇短文的出处。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母亲自己编的。

母亲10 岁丧母，外祖父是贵州大法官，三个女儿中，最爱我母亲。他为了照顾孩子，娶了一房继室。谁知孩子们的生活由此更为难过，外祖父不久即抑郁而死。那时，母亲年仅15 岁，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她一方面支持比她大4岁的姐姐到北京求学；另一方面，带着比她小5 岁的妹妹在别人的欺凌中苦苦挣扎。据我后来的观察，她与父亲的结合多少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她内心深处总以自己依靠父亲生活而不能自立为耻。对于父亲的种种“罗曼蒂克”，她也不过勉强“紧跟”而已。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总是时时刻刻教我要自立自强，并让我懂得依靠别人是非常痛苦的事。母亲很少教我背诗，却教我许多易懂的散曲，内容则多半是悲叹人生短暂，世事无常。那首“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母亲最喜欢，还亲自谱成曲，教我唱。我至今会背的，还有“晓来清镜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嘱咐俺顽童听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等。从后来的许多事实看来，这些选择都体现出母亲内心深处的一些隐痛。

其实，所谓牧歌云云，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一种假象。当时，抗日运动在高涨，学校也来了许多“下江”学生和先生。他们教大家唱抗日歌曲，诸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之类，我都是当时学会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吴夔。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夔字太难写，母亲教我写了很多遍。他教学生用当地出产的白黏土做各种小巧的坛坛罐罐,然后用一个铜钱在上面来回蹭，白黏土上就染上一层淡淡的美丽的绿色。他又教学生用木头雕刻简单的版画，我记得刻的大都是肌肉隆起的臂膀，还有喊叫的张开的大嘴。版画上大都刻着抗日的大字标语。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特别是我的小姨——母亲唯一的妹妹，当时也是贵阳一中的学生。父母在乡间很少招待客人，这位吴先生却是例外，记得他来过好几次，和父母谈得很高兴。然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吴先生和两个学生被抓走了，警车呼啸着，穿过我们窗前的小路。不久，传来消息，说吴先生被抓到城里后就被枪毙了，他是共产党员!接着又有一些学生失踪。母亲把小姨关在家里，也不让她去上学，她大哭大闹也没用。就在那个夏天，父亲被解聘，失了业，罪名是与共产党分子往来。幸而他们并未搜出学生们藏在我家天花板上的文件，否则问题就不只是解聘了。那是1941年，我10 岁。

我们一家凄凄惶惶地回到了贵阳。原来的房子已租给别人，我们无处可去，只好挤进“老公馆”。所谓“老公馆”，就是祖父去世前与他的五房儿子共居的处所。老屋很大，从一条街进去，打从另一条街出来。

当年祖父去世，五兄弟分家，有的分了田产，有的分了商号，父亲放弃了其他一切，只要了祖父晚年刻意经营的小小的后花园。我记得当时的“乐家大院”是一座很长的大建筑，横穿两条街：大门开在普定街，后花园出口是毓秀里。房屋有五进：第一进是办公待客的地方；第二进是祖父的书房，这两处后来改建为伯父临街的诊所；第三进是祖父原来的起居室，祖父去世后，设有乐氏族宗的牌位，由祖父的姨太太掌管，每天按时进香、敲磬、祭祀；第五进是一些无人居住的旧房。穿过这些荒凉地带就是后花园。

1940年，9 岁的乐黛云

花园里原有一座带飞檐的旧楼，挂着“湘雪堂”的牌匾，有许多玉兰花、紫荆花和古老的银杏树，还有一口养金鱼的大石缸。父亲对这个花园进行了彻底改造，他买来许多外国建筑和室内装饰杂志，自己设计了一幢美丽的小洋楼。那还是30年代初期，在贵阳确是绝无仅有。父亲对自己的杰作满意极了！他常常举行周末家庭舞会，宾客云集，华尔兹、狐步舞、探戈都从这里传播开去。他们在里屋舞兴正酣，我们几个小孩则在外屋把准备好的糖果点心吃个够！

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可惜好景不长，政府决定要新修一条马路，通过毓秀里，直达体育场。后来父亲告诉我，曾有人来联系，说是只要自愿出一点“捐赠”，马路就可以绕开一些，不一定从父亲的花园穿过。父亲认为如此公然让他行贿，简直是奇耻大辱，不仅拒绝，还把来人大骂了一顿。据说原来计划修的马路并非像后来那样，就是因为父亲坚决拒绝行贿，惹恼了“父母官”，一条大路硬是从我们的花园中央蛮横地穿了过去。花园中的这个厅，那个楼，当然全都被拆得七零八落，林木花草更是一片凋零。父亲已不再有钱修复破败的花园，只好将房子和地皮都交给当时正在发展的“信谊药房”经营。相约8年内由他们使用，8年后他们占一半，交还父亲一半。

“老公馆”堂屋旁边还有间空屋，我们一家四口就搬了进去。和原来的大花园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

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购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记得有一次，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片洗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旧货市场去卖，但人家不愿买，说了很多好话才卖了5 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更难堪的是，当时已是贵阳名医的伯父，事业非常发达。他的私人医院占据了大部分老宅，而且修缮一新。许多权贵都来和他结交。就在同一院内，他们家天天灯火辉煌，宾客盈门。我的6 个堂兄弟都穿着时髦，请有家庭教师每天补习功课。我和他们常一起在院子里玩，每到下午3 点，就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分发糖果点心的时候。这时，母亲总是紧关房门，把我和弟弟死死地关在屋里。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我却更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出人头地的决心。

生活的转机有时真是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一谈之下，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说起花溪，也真是有缘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一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四周青山环绕，处处绿树丛生，离贵阳市中心四十多里地，但多少年来，这块宝地却不为人知。

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三四年，喜爱爬山越野的父亲就发现了这一片世外桃源。那时这里还是一片不为人知的荒山僻野。如果你不能步行四十多里，就绝无可能亲自领略这一派人间仙境。父亲一心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想在城外拥有一间幽静的别墅。他花了很少一点钱在花溪（当时的名称是“花格佬”）买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有3 个房间长的房子。房子前面有宽宽的阳台，两边有小小的耳房，走下7 层台阶，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周围镶着石板小路，路和草地之间，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跨过草地，是一道矮矮的石墙，墙外是一片菜地，然后是篱笆。篱笆外便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它是大花溪河的一道小小的支流，把大河里的水引向脚下一大片良田。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有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后来，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用上厕所作掩护，读父母不愿意我读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草地的右侧则是一间厨房和一间储藏室，父亲雇来看房子和种花草的一个孤单老人就住在这里。听说他也不是本地人，而是一个四处流浪、无家可归的老兵。几年后，这位孤独的老人一病不起。父亲一怕传染，二不愿有人死在自己的家里，就在墙外搭了一个草棚，将老人搬进去。我每天给他送水送饭送药，心里总感到很难过、很不忍，觉得我和父亲一起做了亏心事。这是我第一次朦胧体验到人间的不平，此是后话。当年，这位老兵可真是把房子、菜地、花园全都收拾得毫无瑕疵，可惜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实际上，抗战前我和母亲只去过一次，是乘轿子去的。那次，新居落成，父亲大宴宾客，游山玩水，唱歌跳舞，又是听音乐，又是野餐，很是热闹了好几天。平时，只有父亲常去，他喜欢步行，认为那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这次重返花溪的机缘简直使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他的别墅离贵州大学足有十里之遥，他也宁可每天步行上课，而不愿住进大学的教师宿舍。后来他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和母亲在这里一住就是30年。20世纪50年代，当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北京念书或工作时，父亲忽然得了脑血栓，人事不知，昏迷不醒。那幢别墅修建在土家族聚居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离镇上的小医院还有十多里路，既没有车也没有电话，一时间更叫不来帮手。母亲怎么把父亲弄到医院，父亲又怎么能全无后遗症地恢复了健康，对我们来说，始终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母亲因为在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她担任的课程是美术和劳作。她教我们用白黏土做小器皿，并用铜板磨上淡淡的绿色。我知道这是为了纪念那位被枪杀的年轻美术教师吴夔。母亲还教我们用粗毛线在麻布上绣十字花，她也教我们铅笔画、水彩画、写生和素描。总之，她的教法是相当新潮的。她非常爱艺术，也爱她的学生。据说她和父亲结婚的条件就是婚后送她到上海读书学画，但是由于过早地怀上了我，一切计划都不得不付诸东流！后来母亲和父亲吵架时，总是恨恨地骂他毁了她的一生。其实父亲也并非不感到内疚。在我两三岁时，父亲曾带着我和母亲到杭州，让母亲在那里上了著名的杭州艺专。但是不到半年，由于我不知道的什么原因，我们一家又回到了贵阳。

总之，我们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只是这里的集市要比乌当大得多了，父亲又开始快乐地唱起他那些永远唱不完的老歌。

山城中学生活一瞥

抗战初期，我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这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老师。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一位“下江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名字叫朱桐仙。她也不愿住在学校附近，就在我家那座小山上，比我家更高一些的地方，租了两间农民的房子。

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造句和课文之后，就给我们讲小说。一本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那时我们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当时还在上海，《德伯家的苔丝》正是他的最新译作。朱老师讲故事时，每次都要强调这部新译比旧译的《黛丝姑娘》好得太多，虽然她明知我们根本听不懂翻译好在哪里。在三年国文课上，我们还听了《微贱的裘德》《还乡》《三剑客》《简·爱》等小说的讲解。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几乎每天都渴望着上国文课。

初中三年，我们每学期都有国文比赛，每次我都是尽心竭力，往往几夜睡不好觉，总想得到老师的青睐。然而，不管我如何奋斗，我从来就只是第二、三名，第一名永远属于老师的宠儿“下江人”葛美。她穿着入时，皮肤白皙，两只大眼睛清澈明亮。我对她只觉高不可攀，似乎连嫉妒都不配。她也一向只和“下江人”说话，从来不理我们这些乡巴佬。

我们的国文课越上越红火了。大约在二年级时，朱老师在我们班组织了一个学生剧团，第一次上演的节目就是大型话剧《雷雨》。我连做梦都想扮演四凤或繁漪，然而老师却派定我去演鲁大海。我觉得鲁大海乏味极了，心里老在想着繁漪和大少爷闹鬼，以及二少爷对四凤讲的那些美丽的台词。由于演出相当成功，朱老师甚至决定自己来创作一出歌剧。她在课堂上大讲中国京剧如何落后，意大利歌剧如何高超。后来，她终于和一位姓李的贵州农学院的讲师合作，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可以称为歌剧的歌剧”，并开始大张旗鼓地排练。朱老师要求全班都学会唱歌剧中所有的歌，我们大家每天都得练到天黑才回家，这些歌也都深深刻进了我们年少的记忆。记得演出时，帷幕一拉开，就是伯爵登场，他轻快地唱道：“时近黄昏，晚风阵阵，百鸟快归林。荷枪实弹，悄悄静静，沿着山径慢慢行……”他随即开枪，向飞鸟射击。一只被击中的小鸟恰好落在树林深处伯爵夫人的怀里，她于是唱起了凄凉的挽歌：“鸽子呀，你栖息在幽静的山林，你整天在天空飞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一些阻挡；鸽子呀，你哪知凭空遭祸殃，可怜你竟和我一样，全身战栗，遍体鳞伤，失去自由无力反抗……”正在此时，一位流浪诗人恰好走来，他唱着：“异国里飘零，流亡线上辛酸，这生活的滋味像烙印般刻在我心上。每日里，痛苦鞭打着我，我饱受人间的冷眼讽言。我只能忍气吞声，我只能到处飘零。如今，我不知向何处寻求寄托，何处飘零？！”当然，两个不幸的人立刻同病相怜，随即坠入情网。后来，当然是伯爵一枪将诗人打死，伯爵夫人也就自杀身亡。

当时，这出“千古悲剧”真使我们心醉神迷!虽然所有角色照例都属于漂亮入时的“下江人”，但我们对于分配给我们的任务却是十分尽职尽责。记得我当时负责道具，为了打扮那位伯爵夫人，我把母亲结婚时用的银色高跟鞋和胸罩（当时一般女人不用胸罩）都背着母亲翻了出来。演出当然又是非常成功。露天舞台设在高高的土台上，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松林，当年轻美丽的伯爵夫人穿着一身白纱裙（蚊帐缝的），头上戴着花冠从松林深处幽幽地走向前台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我就是这样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

北上求学

母亲把她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总想让我来实现她未能实现的梦想。初中一毕业，她就让我报考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第十四中。这里的同学多是大官和有钱人家的子弟，“下江人”居多，师资水平相当高，其中不少人原来是大学教师或报刊文人。在当时，学校方面对学生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每一班级都有一个班主任，这一班级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们的泽寰班以数学好著称。我后来考大学能拿高分，就得益于赵泽寰老师教我的数学。学校每天都有升旗仪式，然后校长训话。晚上有晚点名，点名前唱的歌是《劳动歌》：“神圣劳动，小工人爱做工；神圣劳动，小农民爱耕种……为什么读书，为什么读书，为辅助劳动。”点名后唱的歌是学校老师自编自谱的《马鞍山颂歌》，我至今清楚记得歌词是这样：“马鞍山，马鞍山，是我们成长的园地，是我们茁长的摇篮。山上飘洒着园丁的汗雨，山下流露着慈母的笑颜。上山！上山！往上看，向前赶！永恒的光，永恒的爱。永远地守住我们的园地，永远地守住我们的摇篮！”每个星期一都要举行“纪念周”，在这种全校的周会上，常常有大小官吏来训话。总之，国立第十四中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校风，尊师爱校，严格训练和管理，重视劳动，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自留地，学生都为自己的学校而自豪。

我在国立第十四中的许多朋友，抗战胜利后都纷纷回到“下江”，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南京，有的在上海。高中三年级时，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我一个人搭便车到重庆参加高考。这是一辆运货的大卡车，我坐在许多木箱之间颠簸，穿行在云雾和峭壁之间。久已闻名的七十二拐、吊尸岩等名目吓得我一路心惊胆战。好不容易来到了重庆沙坪坝原中央大学旧址，西南地区的考场就设在这里。大学生们早已放假回家。我们白天顶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考试，晚上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喂早已饿扁了的臭虫。那时是各大学分别招生，我用了20 天参加了3 所大学的入学考试。回贵阳后，得知我的中学已决定保送我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陆续寄到。我当然是欢天喜地，家里却掀起了一场风波！父亲坚决反对我北上，理由是北京眼看就要兵荒马乱，一个17 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他坚持要我必须待在家里，要上学就上家门口的贵州大学。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直到以死相威胁，父亲终于同意我离开山城，但只能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我的意愿却是立即奔赴北京。这时，母亲支持了我，我想，这一方面是她的个性使她愿意支持我出去独闯天下；另一方面，她也希望我能在北方找回她失踪多年的姐姐。20年前，她曾卖尽家产，供姐姐北上念书，当时有约，五年后，姐姐工作，再援引两个妹妹出去念书。谁知一去20年，音信杳无，也不知是死是活！我们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母亲却给了我10个银圆，默许我到武汉后改道北京。

我当时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参加革命。其实，我并不知革命为何物，我只是痛恨那些官府衙门。记得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时，父亲就让我每年去官府替他交房捐地税。因为他自己最怕做这件事。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常常迷失在那些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根本弄不懂的复杂程序中，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儿们呼来喝去，以致失魂落魄。父亲还常安慰我，说就像去动物园，狮子老虎对你乱吼，你总不能也报之以乱吼吧!对于每年必行的这种“逛动物园”，我真是又怕又恨，从小对官僚深恶痛绝。加之抗战胜利后，我的一个表哥从西南联大回来，带来他的一帮同学，他们对我们一群中学生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听他们讲闻一多如何痛斥反动政权，如何与李公仆一起被暗杀，哀悼的场面是如何悲壮，学生运动如何红火。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只觉得自己过去原来即便不是个白痴也是个傻瓜!简直是白活了。其实，现在想来，他们也难免有夸张之处，例如我的表哥说他曾扛着一条炸断的人腿，到处跑着去找寻腿的主人。这显然不太可能，但当时我们却都深信不疑，并坚定地认为国民党统治暗无天日，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而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则是多么正义、多么英勇!又浪漫，又新奇，又神秘。

当时贵阳尚无铁路，必须到柳州才能坐上火车。我一个人提了一只小皮箱上路，第一天就住在“世界第一大厕所”金城江。抗战时期由于经过这里逃难的人太多，鲜有厕所，只好人人随地大小便，到处臭气熏天。抗战结束后两年，情况也并没好转。我找了一家便宜旅馆，最深的印象是斑斑点点、又脏又黑的蚊帐和发臭的枕头，以及左隔壁男人们赌钱的吆五喝六和右隔壁男人们震耳欲聋的鼾声。我心里倒也坦然，好像也没有害怕，只是一心梦想着我所向往的光明。

我终于来到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领队是武汉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他也是为了革命，自愿转到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再做新生。我们从武汉坐江船到上海，转乘海船到天津。一路上，领队教我们大唱解放区歌曲。当然不是大家一起学，而是通过个别传授的方式。也许由于我学歌比较快，他总是喜欢先教我，我们再分别去教别人。三天内，他会唱的几首歌，大家也都会唱了。最爱唱的当然是“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年年不会闹饥荒”以及“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当北大学生打着大旗，到前门车站来接我们时，我们竟在大卡车上，高唱起这些在当时绝对违禁的歌曲来。我感动极了，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有可能导致被抓去杀头的禁歌，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

1948年的北大中文系

1948年夏天，我从遥远的山城来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又来到北京大学顶尖的系——中文系，心里真是美滋滋的。当时全国正处于解放战争的高潮，然而相对于1947年轰轰烈烈的北京学生运动来说，却是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刚刚过去，许多黑名单上有名的学生领袖都已“潜入”解放区；新的“迎接解放”的大运动还尚未启动，因此9月初入学的新同学都有一段轻松的时间去领略这历史悠久、传统绵长的学府风光。

虽然，我的大学生活，精确说来，只有5 个月，但这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我投考所有大学，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鬼使神差，北京大学却把我录取在中文系。据说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我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

我深感这里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老师们都是博学高雅，气度非凡。我们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还有化学实验和英文。我觉得自己真是沉浸于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知识天地。大学的教学和中学完全不同，我真是非常喜欢听这些课，我总是十分认真地读参考书和完成作业，特别喜欢步行半小时，到沙滩校本部大实验室去做化学实验。1949年1月以后，学校就再也不曾像这样正式上课了。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正是这5 个月时光注定了我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

大学毕业时的乐黛云

我最喜欢的课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和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沈先生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他要求我们每两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我们班大约27 人，沈先生从来都是一字一句地改我们的文章，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代笔的助教、秘书之类。那时，最让人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作文课，我们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个小时的来临。在这一个小时里，沈先生总是拈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能得到沈先生的夸奖，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

废名先生讲课的风格全然不同，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上他的课，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盯着他那“古奇”的面容，想起他的“邮筒”诗，想起他的“有身外之海”，还常常想起周作人说的他像一只“螳螂”，于是，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它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应”和“共鸣”。后来，听废名先生的课的人越来越少，他曾讲得十分精彩的《李义山诗的妇女观》终于因为只有3 个学生选修而被迫停开了。

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最难懂，这不仅是因为他讲课的内容对我来说全然陌生，而且还因为他的地道的无锡方言对我这个来自“黔之驴”之乡的山里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于跟踪了。上他的课，我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不是打瞌睡，就是看别的书，前面总有几个高大的男生把我挡得严严实实。我满以为个子矮胖的唐兰先生不会发现，其实不然。两年后，我们一起去江西参加土地改革，我和唐兰先生偶然一同走在田间小路上，我寒暄说：“唐先生，你记得我吗？我选过你的《说文解字》课。”在那阶级斗争烽烟遍野的氛围里，《说文解字》显得多么遥远，多么不合时宜啊！唐兰先生笑笑说：“你不就是那个在最后一排打瞌睡的小家伙吗？”我们两人相对一笑，从相互的眼睛里，看到那一段恍若隔世的往事。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忽然来了一纸命令，急调唐兰先生立刻返回北京，接受审查。那时，城市里反贪污、“打老虎”的运动正是如火如荼，有消息传来，说唐兰先生倒卖文物字画，是北大数得上的特大“老虎”！后来，土地改革胜利结束，我们作完总结，“打道回府”，听说唐兰先生还在接受审查，问题很严重。过不久，又听说唐兰先生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又过了一些时候，听说唐兰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

如今，很多年已经过去，继唐兰先生之后，废名先生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凄凉故去，倒是沈从文先生活到了好时候。然而，自1949年以后，沈先生截然弃绝了教室和文坛，我是不是他的最后一届学生也已无从考察了。

四院生活

当时，北大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国会街四院，一年后才迁入沙滩校本部。院址就是北洋军阀曹锟的官邸。官邸紧靠城墙根，范围极大，能容纳二百余人学习和生活。大礼堂正是当年曹锟贿选的地方。我们白天正规上课，晚上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我参加了一个学生自己组织的以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中心内容的读书会。我的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就是在这里获得的。当时，我认为矛盾斗争、普遍联系、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都是绝对真理，并很以自己会用这些高深莫测的词句而傲视他人。读书会每周聚会两次，大家都非常严肃认真地进行准备和讨论。我还参加了两周一次的俄语夜校，后来，在那些只能学俄语、不能学英语的日子，当大家都被俄语的复杂语法和奇怪发音弄得焦头烂额时，我却独能轻而易举地考高分，就是此时打下的基础。

我喜欢念书，但更惦记着革命。1948年秋天，正值学生运动处于低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高潮已经过去，国民党正在搜捕革命学生，一些学生运动的头面人物正在向解放区撤退，学生运动群龙无首。1949年1月以前，我们都还能安安静静地念书，只搞过一次“要生存，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我跟着大家，拿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去向胡适校长请愿。那时，校本部设在一个被称为“松公府”的四合院中。我们在“孑民堂”前，秩序很好地排好队，胡适校长穿着一件黑色的大棉长袍，站在台阶上接见了我们。他很和气，面带忧伤。我已忘记他讲了什么，只记得他无可奈何的神情。这次请愿的结果是：凡没有公费的学生都有了公费，凡申请冬衣的人都得到了一件黑色棉大衣。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1月解放军围城，我们开始十分忙碌起来。随着物价高涨，学生自治会办起了“面粉银行”，同学都将手中不多的钱买成面粉存在银行里，以防长期围城没有饭吃。记得我当时早已身无分文，母亲非常担心，也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门路，在贵阳找到一个卖肉老板，他在北京也有分店。母亲在贵阳付给这位老板60 斤猪肉的钱，他的分店就付给我同样斤数猪肉的钱。这可真救了我的急，使得在“面粉银行”中，也有了一袋属于我的面粉。我们又组织起来巡逻护校，分头去劝说老师们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我的劝说对象就是沈从文先生。我和一位男同学去到他家，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妻子非常美丽，家庭气氛柔和而温馨，他平静而不置可否地倾听了我们的劝说。我当时的确是满腔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对于他来说，大概一定会觉得幼稚而空洞吧！后来，胡适派来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上，他和许多名教授一样，留了下来。也许是出于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也许是和大家一样对他那宁静的小家的眷恋，总之他留了下来……

这时，我又参加了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从未接触过的革命文艺。我一夜一夜不睡觉，通宵达旦地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们剧艺社排演了苏联独幕剧《第四十一》。我担任的职务是后台提词。那位苏联红军女战士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痛苦挣扎，最后不得不亲手开枪打死她最心爱的蓝眼睛——敌军军官。每次排练至此，我都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民舞社每周活动两次，由校本部派来一位老同学教我们学跳新疆舞。记得我最喜欢的舞蹈是一曲俩人对舞，伴唱的新疆民歌也非常好听。歌词大概是这样：

男：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我将每天哭泣。

女：你的话儿甜似蜜，恐怕未必是真的，你说你每天要哭泣，眼泪一定是假的。

男：你是那黄色的赛布德（一种花），低头轻轻地摘下你，把你往我头上戴，看你飞到哪里去！

女：赛布德花儿是黄的，怕你不敢去摘它，黄色的花儿头上戴，手上的鲜血用啥擦？

男：头上的天空是蓝的，喀什噶尔河水是清的，你不答应我要求，我向那喀什噶尔跳下去！

女：你的话儿真勇敢，只怕未必是真的，你从那喀什噶尔跳下去，我便决心答应你！

这些美丽的歌舞和隐约可闻的围城隆隆炮声，与周围紧张的战斗气氛是多么的不协调！但它们在我心中却非常自然地融为一体。我白天如痴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到楼顶去站岗护校或校对革命宣传品。那时北大的印刷厂就在四院附近，深夜，革命工人加班印秘密文件和传单，我们就负责校对，有时在印刷厂，有时在月光下。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对一本小册子，封面用周作人的《秉烛夜谈》作伪装掩护，扉页上醒目地写着：“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这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北大学生到解放区后的所见所闻，称得上文情并茂，感人至深。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地进入北京城。从此，我的生活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为庆贺乐黛云先生九十华诞，其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