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感激·感恩——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难忘的经历

张庆善

中国艺术研究院

我于1979年7月从文化部办公厅秘书处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是冯其庸先生把我调来的。到2012年6月退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整整工作了33年。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度过的，我很幸运能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员，很幸运能成为那么多大师、大家的学生、部下、同事，很幸运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经历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也留下了永远的骄傲。2012年6月7日，在宣布我退休的大会上，我曾说过：“我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充满了深深的感情、感激和感恩，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把我从一个无知小子，培养成一个学者。”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33年中，有22年在红楼梦研究所工作，担任过副所长、所长，以及《红楼梦学刊》副主编、主编。有11年的时间在院里工作，担任过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党委书记等。在红楼梦研究所工作期间，我很荣幸地追随冯其庸先生为新时期红学发展做过一些工作。在院里工作期间，我曾分管科研处、外事处、研究生院、文化艺术出版社、文艺研究编辑部（现文艺研究杂志社）、美术观察编辑部（现美术观察杂志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舞蹈研究所、红楼梦研究所等。一次在出访中，一位朋友问我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我自豪地说：“就艺术研究而言，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中国的最高艺术学府。”毫无疑问，中国艺术研究院称得上这样的评价。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的授权单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重镇。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中国艺术学科建设、艺术学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时期红学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说到新时期红学，绕不过中国艺术研究院。新时期红学发展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最负盛名的三位红学大家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都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他们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终身研究员。作为最有影响的红学重镇，新时期红学一系列奠基性的学术成果都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完成的，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红学活动，也都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或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推动、主办的。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建立、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的创建，都成为新时期红学的标志和里程碑。

1975年文化部成立了《红楼梦》校注小组，组长是袁水拍，副组长是李希凡、冯其庸，这个校注小组就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叫文学艺术研究所）。冯其庸先生一直主持这项工作，他带领校注组的前辈们历时7年，经历种种坎坷，克服种种困难，于1982年将《红楼梦》新校注本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次以早期抄本为底本的校注排印本，从此广大读者有了一部更接近曹雪芹原著并详加校注的《红楼梦》读本。该部《红楼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至今这部新校注本发行量已达六百多万套，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发行量最大的《红楼梦》通行本。

正是在《红楼梦》校注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创办了《红楼梦学刊》、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这在新时期红学发展中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冯其庸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首任所长。1979年，冯其庸先生与一些红学前辈创办了大型学术专刊《红楼梦学刊》，最初是他与王朝闻先生共同担任主编，后又与李希凡先生共同担任主编，冯其庸先生为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的生存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红楼梦学刊》创刊至今已有42 个年头，发表红学文章数千万字，在培养红学队伍、团结红学研究者、繁荣红学事业诸方面，起到了纽带和推动作用。

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更是离不开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冯其庸先生。1980年7月，冯其庸先生与其他红学前辈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在冯其庸先生的领导下，中国红楼梦学会参与组织了数十次全国性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和3 次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就是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和辽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这是红学史上在北京举办的唯一一次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是继1963年在北京故宫文华殿举办的“曹雪芹逝世200 周年纪念展览”以来，在北京举办的最重要的红学活动。

后来，冯其庸先生还与李希凡先生共同主编了《红楼梦大辞典》，这也是红学史上第一部关于《红楼梦》及其研究的辞典。他还整理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十几种《红楼梦》早期抄本和程甲本、程乙本的汇校汇评，历时10年完成，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也是新时期红学总结性的成果。这些奠基性的学术工程，对红学发展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陪同冯其庸先生在山西大同雁门关考察

与李希凡先生在一起

当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了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红学活动。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1年4月25日在恭王府葆光室举办的欢迎日本红学家松枝茂夫、伊藤漱平访华座谈会的情景，参加座谈会的有：吴世昌、端木蕻良、钟敬文、周汝昌、李希凡、蓝翎、张毕来、王利器、周绍良、蒋和森、陈毓罴、刘世德、周雷、吕启祥、林冠夫、胡文彬，等等。那是“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红学发展中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一次红学盛会。

我当然也清楚地记得第二年，即1982年4月3日，在恭王府葆光室举办的《红楼梦》新校本出版座谈会，参加那次座谈会的有：曾涛、赵守一、林默涵、严文井、苏一平、张庚、郭汉城、白鹰、端木蕻良、王利器、周汝昌、李希凡、蓝翎、郭预衡、廖仲安、蒋和森、邓魁英、林冠夫、吕启祥、胡文彬，等等。这毫无疑问又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红学盛会。

那个时候，在恭王府里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文化史、红学史上有着显赫声名的人物的身影。是什么吸引着这些重要的人物来到恭王府，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然是曹雪芹和《红楼梦》的魅力。在中国艺术研究院70年的发展历程中，《红楼梦》及其研究毫无疑问成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一张耀眼的名片。

二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以艺术史论研究的丰富成果而享誉学术界，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学术重镇。不仅如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对我国艺术学研究生教育和艺术学学科建设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就有了音乐学、美术学、戏曲学等学科的博士、硕士授予权。到了90年代，又增加了舞蹈学、电影学的博士授予权。1997年，国家教委与国务院学位办进行学科目录调整，设立了艺术学一级学科，下有8 个艺术学二级学科，包括：艺术学（艺术史论）、音乐学、美术学、电影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设计艺术学。而在8 个艺术学二级学科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就有5 个，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但我国虽然有了艺术学一级学科目录，却没有一个单位享有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艺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严重问题。

到了21世纪初，建立艺术学一级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大学如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的朋友，都希望中国艺术研究院能站出来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因为当时也只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最有希望成为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于2003年年初提出申报。2003年9月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中国艺术研究院为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同期批准为硕士点的有两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博士点仅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一家。这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教育、对中国的艺术学科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年我在为云南艺术学院和云南大学出版社策划的《新世纪高等院校艺术专业基础教材》的“总序”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近几年来,艺术学科的建设,特别是艺术专业基础理论教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刚刚审核通过的第九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中，终于第一次有了艺术学一级学科,而我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很荣幸地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这不仅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科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全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学科建设也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艺术教育和艺术科研领域来说，有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固然可喜可贺，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了九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中,至今才有了“第一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而且还是“唯一”的,这本身就反映出艺术学科发展的现状及其在我国人文科学中所处的位置……

……但长期以来,我们的艺术院校的教育存在重视技巧而轻视理论、重视技术素质而轻视人文素质的现象。这种失衡现象已经成为艺术人才培养中的严重缺陷,阻碍了艺术教育向高层次发展……我国在艺术分类的理论研究中其实并不落后，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我国在中国戏曲、中国美术、中国音乐、中国电影、中国舞蹈等领域的史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仅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就在许多艺术科研领域完成了一批奠基性的著作,诸如《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美术史》《中国民间美术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民族音乐概论》《新舞蹈艺术概论》《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等,在艺术学科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国的艺术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艺术原理、艺术现象、艺术规律等方面的整体、综合、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教育,仍是一个薄弱环节。这无疑是当前艺术教育和艺术学科建设需要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出席201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毕业典礼

加强艺术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完善艺术学科建设, 是新世纪艺术发展的需要, 是培养全面型艺术人才的需要……

从当时我写的“总序”中，我们是否已经感到艺术学一级学科的重要意义了呢？如果没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成功迈出这一步，那么艺术学从文学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第13 个学科门类恐怕更为遥遥无期。

我当时是分管研究生院的副院长，主持了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的工作。刚开始，院里的有些人对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并不是很重视，认识不到艺术学一级学科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性。我记得在申报的时候，为了强调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对大家说，有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再设博士点就不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们就可以自主决定了。大家一听原来这么重要，所以申报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

高校对申报博士点、硕士点都是非常重视的，也清楚如何申报，但我们那个时候却所知寥寥。中国传媒大学的有关领导和朋友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主要是介绍申报的程序和必要的条件。有一次，音乐研究所副所长王子初先生找到我，说他最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了教育部负责学位工作的同志，子初先生问我，要不要他帮助联系，最好我能去与他们谈谈。我当时正一筹莫展，不知该如何运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喜过望，心想这真是天赐良机。我让子初先生赶紧与教育部的这位同志联系，几天后我和张晓凌、孙建君去拜访了这位同志，谈起中国艺术研究院要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一事，教育部的这位同志对我说，他非常理解我们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的心情，但全国目前没有一个单位符合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的条件。我问他什么条件，他说你们至少要有2 个艺术学二级学科，才能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我笑着对他说：“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音乐学、美术学、戏曲学3 个博士点了，后来又增加了舞蹈学、电影学两个博士点，现在已经有5 个艺术学二级学科博士点，而且其中舞蹈学、电影学还是全国‘唯一’的，也就是说全中国只有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拥有舞蹈学和电影学博士点。”教育部那位同志听后大吃一惊，说我们怎么不知道你们中国艺术研究院有这么多艺术学二级学科呢？你们赶紧申报吧。

从教育部回来，我们就开始了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具有强大的学术实力和丰富的学术成果，再加上我们的申报材料填写得非常规范和全面，我院很顺利地通过评议获得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单位，不仅是中国的“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我记得共同参与申报工作的有：田青、张晓凌、刘祯、章柏青、李心峰、方李莉、傅谨、丁亚平、马盛德、任大援等，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教育、艺术学科建设所作的贡献。

说到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的事情，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申报时李心峰先生是艺术学（艺术史论）的学科带头人，后来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博士，在我院获得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后，院学术委员会遴选博士生导师时大家为难了。李心峰作为艺术学史论研究的著名学者、学科带头人，自然就是博导的不二人选，但他现在又是在读博士研究生，哪有在读博士研究生当博导的呢？最后只好“忍痛割爱”，李心峰没有遴选上博士生导师。他有些想不通，找我诉苦，我打趣地和他说：“你读啥博士啊，天底下哪有在读博士生当博士生导师的？你读博士，把博导读丢了，你怨谁呢？”我们不约而同笑了起来，多年后我和心峰兄说起这事，还忍不住大笑。后来心峰兄博士毕业后自然就是博导了。

三

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70年的发展，就不能不提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在我的工作经历中，“亲历非遗保护”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是从2001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昆曲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开始的，这次申报就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专家具体承担。2003年，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古琴艺术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具体申报工作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这些申报工作都是由音乐研究所的专家们做的，田青先生是主要的承担者。我当时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分管申报工作的副院长参与其中。2005年11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由我分管负责。之后在每一年的文化遗产日，以及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举办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几乎都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我国的非遗保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6年2月12日是正月十五，由文化部等部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具体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田青先生是总策划和主要负责人。这次展览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览，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一个里程碑。正是从这次展览开始，大家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认知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006年6月10日是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当天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演出，由田青先生主持，演出非常成功。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田青先生宣布演出结束后的情景，当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足足有几分钟，场面热烈感人，可见人们对非遗保护的认可。那种真情、深情、激情，那种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努力后的成就感和使命感，使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激动万分，感动万分。

2006年9月14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了挂牌仪式。王文章任主任，我任常务副主任，田青任副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成立，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程中无疑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当时文化部还没有成立非遗司，由社文司负责非遗保护工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以后，我国非遗保护许多工作都是由这个中心承担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依托中国艺术研究院强大的科研力量，团结联系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同志和专家学者，在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6年10月11日，文化部在甘肃庆阳环县举办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会”。同年12月13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暨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培训班”在福建泉州举办，这两次活动都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要承办的。从年初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非遗大展，到年底在泉州举办的培训班，把2006年称为“非遗年”一点也不过分。这一年围绕非遗保护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难怪在这一年评出的十大热门词语中和“非遗”有关的就占了两个——“非遗”和“原生态”。

2007年4月16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无疑是一件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次活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艺术节分为主题展览和专场演出两个板块，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多样，充分展示了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和成就。这不仅是第一次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成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舞台上向全世界生动展示，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邀请一个国家在其总部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

我再说一说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的事情。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发展，我们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不可避免地要开展国际文化合作。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真正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我们也需要学习国外成功的经验，而中国又要承担起一个文化大国的责任，因此当我们听说日本、韩国都有意申报亚太中心时，我们也要申报成立亚太中心就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

2007年，文化部正式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在中国建立亚太中心的申请，日本、韩国也相继提出了申请。但选择在哪个国家建立亚太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处是要进行考察的，看看到底哪个国家更具备建立亚太中心的条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遗产处处长是日本人爱川纪子女士，她是一位非常专业、认真的官员，她的态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她要来中国考察，从文化部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都高度重视。接待爱川纪子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处的官员和专家，我们非常需要一位既懂非遗保护、外语又好的专家来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况。为了保证汇报的效果，汇报时必须是直接用英语讲，而不是通过翻译。张振涛先生英语非常好，但由于他是国际评委，身份敏感，我们就需要另找他人，但又必须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因为亚太中心要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懂非遗的专家很多，音乐、戏曲、美术、曲艺等都有不少专家，但既懂非遗保护、外语又好的专家却不多。有人向我推荐说，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江东的外语相当棒，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中外语水平超过他的恐怕没有几人，这让我非常高兴。江东是研究中国舞蹈的著名学者，虽然这些年没有参与非遗保护的具体工作，但以他具有的专业知识背景来“充当一下”非遗保护专家应该不成问题。我和江东同志说了想法，他一口答应，并且很有信心，剩下的事情就是抓紧时间准备汇报材料了。记得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处来考察的专家汇报的那一天，江东特意打扮了一番，穿着一件漂亮的西装，精神抖擞，流利的外语，潇洒的风度，令外国专家连连称赞。汇报非常成功，甚至连考察专家提出的问题，江东都能够圆满地回答，可见我们准备得是相当充分的。现在想来还觉得十分有趣，我们本来就是让江东“扮演”一次非遗保护专家，是为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处专家考察汇报的需要，不想后来江东还真成为了我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具有培训资质证书的学者。

毫无疑问，在我国建立的亚太中心是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积极开展地区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开展亚太地区多边合作，维护亚太地区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7年6月9日是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我们在中华世纪坛成功地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这是继2006年国家博物馆非遗大展后的又一次非遗展览。这次展览定位为“专题展”，分为五个专题：年画、剪纸、皮影、木偶、染织，充分展示了非遗代表作的魅力，展示了非遗保护的成果。

2008年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工作会议”的召开。这次评审工作会议也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具体承办的。2009年是申报年，但这次的申报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两年申报一次，一个国家一次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从2009年申报开始，则不再限制各国申报项目的数量，正是因为这个变化，所以我们提前到2008年9月3日召开了评审会。我受领导委托，首先在会上做了评审工作的情况说明。以前开评审会，只能报一项。这一次不限制名额了，报多少项？报哪些项？一时很难决定。后来经过充分讨论，评审会决定这一次“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报15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报5 项。评审会后，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印度要报30 项，日本要报15 项，法国要报10 项，其他国家都是10 项以下。特别是听说印度要报30 项，让我们十分吃惊，于是赶紧向文化部领导报告，根据部领导的指示，我们立即通知原先确定的预备项目到北京来开会。9月8日，我在外国专家大厦主持召开了“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初选项目暨备选项目申报文本协调会”。这次协调会确定申报35 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5 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外国专家大厦，我们加班加点工作了整整20 天，终于在9月28日早上8 点准时将全部申报材料送到了首都国际机场，交给了文化部外联局去巴黎的同志。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处以需要修改的名义退回13 项，我国最终正式申报22 项。在2009年那次评审中，我国申报的22 项全部获得通过，我国也成为世界上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最多的国家。那一年全世界共通过76 项，中国就占了22 项，可谓举世瞩目，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

2010年5月18日，在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签字暨揭牌仪式上致辞

2010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莉娜·博科娃（左四）、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左五）出席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签字暨揭牌仪式

2011年，在亚洲文化合作论坛上

2009年还有两件事堪称非遗保护的盛事：

2月9日，又是一个正月十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每天参观展览的观众非常多，仅广场上排队等着进展馆的就有两三千人，排成三四圈，非常壮观，媒体的记者看到这种情景无不感叹——非遗的魅力竟这么大。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的“壮观场面”，这个生动热烈的情景反映出这几年来非遗保护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元宵节的晚上，我们还举办了驻华使节专场，来了53 个国家的外交官，其中有5 位大使。这些外交官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感兴趣，他们对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样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常钦佩。

同年11月，“守望精神家园——第一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在台湾地区举办，这又是一件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这次活动包括三部分内容：（1）“国风——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演出”；（2）“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3）“保护·传承·弘扬——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这三项内容也都是在田青先生主持下落实的。我是“国风——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演出”的带队团长，田青先生是艺术总监，代表团有154 人之多，演员就有将近140 人，大部分都是来自8 个民族的民间艺人，其中包括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及呼麦、侗族大歌、朝鲜族农乐舞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这次展演活动历时一个多月，从台北市走到台中市，这也是海峡两岸恢复往来二十多年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意义最为不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盛会。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难忘的经历很多，这些经历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我十分珍惜这些难忘的记忆，谨以这些记忆献给中国艺术研究院70 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