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在东方和西方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楚 门

《诗经》《易经》《论语》《老子》《庄子》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帮助塑造了我和我心中对善、智慧、完美的人的概念。

——赫尔曼·黑塞

家庭和书籍的影响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出生于德国南部符腾堡州邦卡尔夫镇的一个牧师家庭。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学家、评论家、诗人。1946年，他获得歌德奖，同年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评论家形容黑塞的作品是一条探索人生真谛的“向内之路”，注重个体的发展历程、人的精神境界。

黑塞是一位西方作家，但其作品中经常出现有关东方文化的元素，这也让他在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受到推崇，拥有众多读者，而黑塞对东方世界的了解首先来自于家庭的熏陶。

黑塞的家庭具有多国血统，父亲约翰涅斯·黑塞是德国人，出生在爱沙尼亚，母亲则是法籍瑞士人。黑塞从小就接受了比较广泛的文化思想。黑塞的外祖父是一位传教士和印度学专家，在印度生活了二十余年，父母也都曾在印度传教。童年时代，母亲就常为小黑塞讲述在印度度过的时光。印度是黑塞接触东方文明的起点，家庭潜移默化的教育让他不自觉地对遥远的东方产生了兴趣。1911年，黑塞和朋友进行了一次远游，从意大利热那亚搭船抵达科伦坡，随后去到槟榔屿、新加坡和南苏门答腊，这次“东方之行”旅程历时4 个月，也让黑塞第一次实地接触了东方文化。虽然黑塞没有到达中国，但他曾写下这次东方之行“最主要、也许可以说是最强烈的印象是中国人”。

幼年的家庭经历让黑塞开始有意识地汲取来自东方的智慧。他曾说自己是“印度古籍的读者”，阅读过《奥义书》《薄伽梵歌》《释迦牟尼宣道书》等，而后他开始更多阅读来自中国的古老书籍。

黑塞对中国书籍的阅读离不开一位在德国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家卫礼贤。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年出生于斯图加特，本名理查德·威廉。他于1899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青岛，并在那里一边教学、一边学习中国文化长达二十余年。直到今日，他对中国哲学核心著作的译介，仍然受到德国读者的喜爱。卫礼贤翻译出版了《老子的道德经》《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以及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由他所译的《易经》，至今仍被认为是最好的译本之一。此外，卫礼贤还著有《中国——民族与特性》《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中国神话故事》《中国哲学》等著作，他被称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

黑塞和卫礼贤都是符腾堡人，两人关系密切。黑塞曾在《我与印度及中国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的东方知识和思想因中国人而充实并得以修正，这些中国人是我通过卫礼贤的译著逐渐认识的。”1930年，在卫礼贤病逝后，黑塞还曾为《卫礼贤传》撰文，赞誉道：“他（卫礼贤）是一位先驱者和一位模范人物，一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沉思和活动间进行协调和综合的人……他让两种古老而伟大的理想逐渐互相熟识和融合。”

在黑塞的家中，收藏有很多中国文学著作的德译本或改编本。《诗经》《易经》《论语》《老子》《庄子》等帮助黑塞打开了阅读的另一片天地。他在古老的中国智慧中思索良多：“我走到图书室的中国之角，一个美好、和平、幸福的角落，在这些古老的书籍中经常能发现适于当今的东西。在那可怕的战争年代，我多少次在这找到予我慰藉予我支撑的思想啊！”

在诸多中国思想家中，黑塞对老子的哲学最感兴趣。20世纪初，老子的《道德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黑塞则阅读过几乎所有《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他说：“我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深入研究老子，并且经常把老子跟耶稣进行比较。我自己则是几年之后研读老子，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带给我最重要的启示。”

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也是黑塞阅读的重点。当读到《论语》时，他说：“这本读物并不轻松，感觉正在呼吸一种陌生的空气，与我们日常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相互关系全然不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个人主义文化也必须不时从对立角度予以比较、观察，而不能一味认为理所当然。”“孔子学说2000年来不仅保存至今并支撑着这个巨大帝国，而且孔夫子的后人今天还生活在中国，传播着他的名字，为他的学说自豪——和他相比，欧洲所有最古老、最有文化修养的贵族都显得像青春少年了。”

创作中的中国元素

1891年，14 岁的黑塞顺利通过符腾堡州一年一度的“邦试”，进入毛尔布隆神学校学习。家里想让他继承传教的道路。但是，他因叛逆逃学受到学校处分，不到一年便辍学离校。在黑塞去世后才发现的一份致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1948）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短暂的学校经历：“一般而言，我的学校经历并无多少幸福可言。我难以适应那种压制和扼杀个性的虔信派教徒式的教育方式。”

1892年11月，父母把他送进巴德肯斯塔特的一所高级中学，不料复学后黑塞又仅仅在高中读了一年便退学，结束了在学校的正规教育。1894年，黑塞开始在老家附近的机械厂当学徒工，后来又在一家书店工作了三年，成为书店伙计，闲暇时就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黑塞说：“当我无学校可进时，就一心一意地自修。我很幸运和快乐，在16 岁到20 岁之间，不仅在大量纸张上写满了最初的文学习作，而且也在那几年中读完了几乎半个世界的文学作品，还顽强地钻研艺术史、语言学和哲学，收获之丰富绝不亚于正规课堂学习。”黑塞不仅热衷翻译希腊经典诗歌，还试写过戏剧和小说。当年，写作是他唯一能够“从平淡的人间世界逃避进来的魔术王国”。

1898年，黑塞自费出版了他的处女作诗集《浪漫主义之歌》，次年又出版了散文集《午夜后一小时》。这两部作品虽使黑塞的文学才华初露端倪，却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只受到圈内人如里尔克的友好关怀，但评价也并不高。1904年，27 岁的黑塞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这才引起较大反响。他从此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陆续完成《在轮下》（1906）、《盖特露德》（1910）、《骏马山庄》（1914）等早期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黑塞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目睹“爱国”概念竟是沙文主义的土壤，自己还因反战被诬为叛国，精神上十分压抑。当时，黑塞携全家迁居瑞士，住在伯尔尼的一个朋友的故居。除了写诗、撰文抨击沙文主义外，黑塞还出钱支援德国流亡者出版的刊物《新论坛》和《伯尔尼文学杂志》。1919年，黑塞搬到瑞士南部提挈诺州一个叫作蒙塔纽拉（Montagnola）的小镇定居，并于1923年加入瑞士籍，此后便一直定居在蒙塔纽拉直至1962年病逝。这一时期黑塞的小说知名度更高，较为著名的作品有《德米安》（1919）、《席特哈尔塔》（1922）、《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30）和《玻璃球游戏》（1943）。

在黑塞的小说中，有几部带有显著的中国元素。比如，在短篇小说《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1920）中，主人公克林格索尔将饮酒诗人李太白看成是他“心爱的人”，夸赞其诗“真有想象力”。当他醉得飘飘然时，就常常把自己比作李白。接着，他把一幅夜景图比作李白的诗句，并引用了李白的两首抒情诗《对酒行》《将进酒》。小说中还有一位被称作杜甫的朋友，和李白遥相呼应。这二重性格共同构成了克林格索尔的人格特征，给主人公染上了浓重的中国色彩。

这部小说还体现了黑塞作品另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通过两个性格差异明显的主人公刻画双重自我。在其他作品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双主人公，如汉斯与赫尔曼（《在轮下》）、辛克莱与德米安（《德米安》）、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等等。他们性格迥异，但彼此却又有相像之处。随着情节的推移，他们走上了不同或截然相反的道路，却往往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慢慢理解彼此，最后达到趋同和解。黑塞在解释自己的作品时说这是“用‘双极性’手法表达主题”，是“智慧的理念”，是“两极的、综合的思考”，而这也恰巧契合了道家自然哲学中所阐述的中国古代智慧：一切生命都处于两种相互补充的“对立体”里，如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

1932年，黑塞开始创作《玻璃球游戏》，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全书从创作到问世长达12年之久。书中涉及有关中国的内容很多。对于中国音乐，黑塞借主人公克内希特之口这样写道：“在充满传奇色彩的列国并存时期的中国，音乐在全国上下起着一种具有支配力量的作用。音乐大师们被赋予了严格卫护‘传统音调’之纯洁性的重任。音乐的衰落成为一个朝代和一个国家灭亡的确凿象征……例如被称为‘亡国之音’的‘清商’和‘清角’。”接着又从吕不韦《吕氏春秋》中摘引论述音乐的章节，说明音乐的起源及其真正意义。随后，又把“中国古籍中称赞音乐为一切社会秩序、道德习俗、健康美丽的根源”称为主人公进修期间研究的一大发现。

小说中，主人公克内希特前往一座中国式竹林茅舍求学，遇到了茅舍创建者竹林长老。他在这里居住了几个月，静默、抄写古代经卷，像是进入庙中修行一般。每天，他向长老“请安、叩首，互道慰问，互诵经典诗句”。老人向他“朗读《易经》的古代释解著作，每逢黄道吉日就讲解庄子的寓言一则”。此外，主人公还得学习“洒扫庭院、洗涤毛笔、研磨墨汁，学会煮汤和烹茶、观察天象”，并不时“查看中国历书”。黑塞把主人公在竹林茅舍几个月的时间形容为“觉醒时期”与“不同凡响的快乐时光”。黑塞还借主人公之口表达对“《易经》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古代中国治国之道和生活智慧的重视”。

德国黑塞研究者，也是黑塞著作的出版人西格弗利德·翁塞尔特在研究著作中说：“4 种重要中国思想对黑塞具有巨大影响：孔子学说、老子学说、《易经》和中国禅宗佛教。”从1907年发表第一篇书评《论〈中国的笛子〉》，到1961年的诗歌《禅院的小和尚》。从早期的童话《诗人》（1913）到寓言《欧洲人》（1917）、《周幽王》（1929），除小说外，黑塞的很多散文、诗歌、评论性文章也都含有中国元素。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这段时间，几乎年年都有关于中国的文字问世。

融汇东西方智慧

1946年，“由于他的富于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洞察力，也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风格提供一个范例”，黑塞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早在1931年，黑塞就被他的同胞、1912年诺奖获得者德国剧作家和诗人霍普特曼提名。但在当时，他在国际文坛上还没有得到一致的评价，有评论家认为黑塞的小说“只关怀他个人的问题”。而同为诺奖获得者的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则对黑塞的作品推崇有加，他曾评价黑塞“不仅从与自己类似的思想中，而且还从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思想中汲取营养……《玻璃球游戏》是一本汲取了东方和西方人类文化所有源泉写成的巨著”。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荣誉让黑塞的作品销路大增。20世纪60年代，黑塞从欧洲走向美国，他的作品因为具有“反抗精神”而受到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人的欢迎。而在亚洲，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黑塞小说作品字里行间中展现的东方元素。在日本，从1924年翻译介绍《希特哈尔塔》开始，就长期出版黑塞的著作。1946年至1977年期间，日本几乎每年都有关于黑塞的译本和论著问世，16 卷本的《黑塞全集》甚至比德国本土的12 卷本还多了4 卷。日本的富士广之教授在一篇谈黑塞的文章里说道：“在日本，黑塞从不曾被理解和评论为消遣作家，却由于具有保存价值而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生活哲学’来阅读。”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几乎翻译了黑塞大部分重要作品。而在印度，不但相继出版了14 种方言版本的《席特哈尔塔》，还将其搬上了银幕。

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对黑塞的接受要晚得多。1936年，黑塞的早期作品《美丽青春》曾被译成中文，但之后的翻译便一度接近空白。在今天看来，这位在著作中经常提及中国古代思想家与诗词的外国作家竟然这么晚才走进中国读者的视线，是件多么遗憾的事。直到改革开放后，1980年，华裔德籍的加拿大教授夏瑞春来华访问，将他的著作《黑塞与中国》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两年后，又将一整套德国和世界各国作家、学者评论黑塞的材料寄赠过来。夏瑞春是研究黑塞与中国文化最早的学者之一。此后，黑塞的著作开始陆续被翻译、出版。张佩芬、胡其鼎、张佑中、杨武能、谢莹莹等我国优秀的德语翻译家为黑塞在中国的推广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1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还联合《世界文学》编辑部举办过一场黑塞作品翻译比赛。

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开始认知并了解黑塞，惊讶于他对东方文化的了解和熟悉程度。如果以全书而论，黑塞最具东方元素的代表作要属《席特哈尔塔》（又译《悉达多》）。这部小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名，也经常会有人发起对全书人物及故事所展现意义的讨论。《席特哈尔塔》书名Siddhartha 源自梵语，由Siddha（意为已获得）+artha（寻求之物）这两个词组成，连在一起的意思是“已找寻到（存在的）意义之人”或“已完成目标之人”“修行圆满之人”。小说讲述了一个婆罗门贵族青年寻求人生真谛的一生。佛陀的圆融智慧、青年的悟道之路，让东方氛围贯穿整部小说。

1958年黑塞在致波斯语读者的信中，谈到《席特哈尔塔》：“这部小说是一个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受基督教教育的人的自白。他很早就告别了教会，并且努力去理解其他宗教，尤其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信仰的形式。我尝试着去探究所有宗教信仰和所有人性的虔诚方式的共性，探究凌驾于一切民族差异之上的东西，探究被每一个种族、被每一个个人所信仰和尊敬的事物。”

黑塞将从东方接受的智慧，经过重新融合、加工并转化，糅合成小说的艺术形式，创造出了新的产物。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仅会因为东方元素的出现而备感亲切，更重要的是我们经由黑塞，更加认清并珍视自己的文化。在他者的眼中重塑文化自信，重新找回那迷失在历史尘埃中的源头活水。

在谈到东西方思想的碰撞时，黑塞曾在评论文章中这样说道：“在东方和西方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个别部分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东方和西方并非两个历史和地理概念。这是两种可能性，也是人类精神思想的两种发挥方式。……我们不应当用老子替代《新约全书》，但他确实向我们指出，在另外半个地球上存在着类似东西，甚至生长于更加古老的年代。这就大大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深信人类即使由于种族和文化区别互相陌生、敌视而深深分裂，却仍然具有和谐统一的可能性，具有发展共同理想和目标的可能性。”

直到1962年去世前，黑塞还在孜孜不倦地研读有关中国、印度的书籍。他的一生从生活到著作展示的就是两种可能性的交替影响。黑塞试图借他山之石对西方文明进行观照，也尝试从其他优秀民族的思想中找到自身思考的证明和诠释。他努力找寻着超越国籍、种族、文化壁垒的智慧之路。正如德国学者基尔希霍夫在《黑塞生平简传》中颇为贴切又不无揶揄地写道：“他已变成一个中国人，却没有终止成为西方人，嗯，甚至仍旧是一个施瓦本人。”

注释：

[1]节选自《约瑟夫·克乃西特给卡洛·费罗蒙特的信》，《黑塞之中国》，[德][瑞]赫尔曼·黑塞著，[德]孚克·米谢尔斯编选，谢莹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 页。

[2]张佩芬著：《黑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三章《博登湖畔的家长》，第43 页。

[3][6]节选自《我与印度及中国的关系》，《东方之行》，[德][瑞]赫尔曼·黑塞著，张芸、孟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 页。

[4][7][13][20]张佩芬著：《黑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十七章《黑塞与中国》，第367 页、349 页、342 页、349 页。

[5]节选自《关于中国的思考》（1921），《黑塞之中国》，[德][瑞]赫尔曼·黑塞著，[德]孚克·米谢尔斯编选，谢莹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 页。

[8][9]张佩芬著：《黑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一章《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第6 页、10 页。

[10]张佩芬著：《黑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二章《少年习作和第一批成果》，第12 页。

[11][德][瑞]赫尔曼·黑塞著，张佩芬译：《玻璃球游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6 页。

[12][15][16][17]张佩芬著：《黑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十八章《黑塞的世界性影响》，第382 页、390 页、392 页、395 页。

[14]张佩芬著：《黑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十五章《玻璃球游戏》，第285 页。

[18]马剑著：《黑塞与中国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128 页。

[19]詹春花:《黑塞与东方——论黑塞文学创作中的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因素》（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第143-144 页。

[21]施瓦本，是德国的一个文化、语言和地理区域，包括今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东南部和巴伐利亚州西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