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者永生——纪念阿尔巴尼亚作家阿果里（下）

郑恩波

中国艺术研究院

亲如兄长

阿果里是我非常敬重的朋友，在50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纯朴、亲切与温慈。不过，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我从阿果里的言行中体会最深的一点，还是他对中国人民所怀有的那种纯真深挚、始终如一的友情。

我是50多年前在地拉那大学读书时，在好友泽瓦希尔·斯巴秀的引见下与阿果里相识的。当时他刚30岁出头，风流倜傥，是《人民之声报》的著名记者，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具有很强艺术感染力的通讯、报告文学作品和诗歌。我赏读他的作品，就像原来赏读苏联著名作家、大记者波列伏依的文章那样用心、痴迷。他的那些秀美清朗、拙朴明丽的文艺性通讯、特写，对我后来到《人民日报》从事长达10年的新闻工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斯巴秀的帮助下，我翻译了阿果里的抒情长诗《德沃利，德沃利》。后来，我还翻译了他的另外两首长诗《父辈》《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一些短诗，于1974年阿尔巴尼亚解放30周年前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阿果里诗选》为名出版了。此书的出版，不论是对我，还是对阿果里，都是一件可喜的大事，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此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年秋末冬初，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团团员兼翻译再次访阿，接待单位是《人民之声报》，时任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主席的阿果里，将烦杂的工作搁置一边，主动地陪了我们代表团两天。忘不了他拉着我的胳膊，在古城克鲁雅古香古色的工艺品市场，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阿尔巴尼亚的民俗风情；忘不了我们站在城堡之巅，聆听他活灵活现地叙述当年传奇式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率领骁勇的阿尔巴尼亚军民，同称雄欧亚、不可一世的奥斯曼侵略者进行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

本文作者（右五）在20世纪70年代随《人民日报》代表团出访，阿果里（右三）陪代表团参观古城克鲁雅

《皇帝的床》剧照

1990年夏天，我作为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委特别邀请的中国客人，再次踏上山鹰之国这片神圣的土地，立刻又沉浸在阿尔巴尼亚文友们筑起的友谊海洋中。阿果里不仅受对外文委之托，派阿·采尔加、纳·约尔加奇、穆·扎吉乌3位作家整天陪伴我，度过了一个月难忘的时光，而且还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一边喝着浓香的咖啡，一边畅谈我们两国文艺界的情况，他的真诚和坦率使我大为震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杰出而富有远见性的，我们阿尔巴尼亚广大作家、艺术家对他的许多提法很感兴趣。197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80周年时，我们党中央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论哲学、艺术和文化》的书，一次就印了2万册。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我们都很熟悉，也感到很亲切。毛泽东很懂文艺，他的学说是清澈透明的，对很多问题阐释得很明白、很精辟。但是，江青的那套‘三突出’理论却是荒谬的，我们从来就不赞成，而且还号召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摆脱她的谬论的影响。”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阿果里能对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如此掏心窝子讲话，委实了不起！我立刻被他那兄弟般亲切的话语感动了。临别时，他还把摆在办公桌上的足足有2公斤重的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之父纳伊姆·弗拉舍里的半身铜像赠给了我（这尊铜像如今已摆在我的书柜里整整28年了，一向都是一尘不染）。最使我难忘，对我后半生的阿尔巴尼亚文学译、研工作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他以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名义赠送给我的迪·斯·舒泰里奇、斯·斯巴塞等10位阿尔巴尼亚第一流作家的精装本文集。那一卷卷珍贵的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的精品佳作，使我的书屋大放异彩，再加上我的科索沃作家朋友雷发特·库卡依几年前代表复兴出版社送给我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经典作家的一套套全集相辉映，将我的简陋寒酸之家变成了珍藏阿尔巴尼亚文学名著的宝地。这使我感到无比的惬意与满足。

那年12月初，我从阿尔巴尼亚回到北京不久，阿果里还给我寄来了他的另一部非常重要、如今已被近10个国家翻译出版、为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赢得了巨大荣誉的长篇讽刺幽默小说《居辽同志兴衰记》精装新版本。

前几年，受两个单位盛情之邀，我又到阿尔巴尼亚工作两次，前后有一年多时间，其间同阿果里的交往比从前更加多起来。他把近20年来出版的书几乎每种都送给我一本，并在书上签名时亲切地称我为“弟弟”。

当然，作为阿尔巴尼亚文坛的泰斗、原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几十年的人民议会代表，阿果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由来已久。20世纪50年代初在列宁格勒上大学时，他就与中国留学生王崇杰、吴元迈结识为好友（王崇杰、吴元迈皆为20世纪50年代的留苏学生，毕业回国后，王在新华社工作，高级记者；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学部委员，曾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50多年来每次阿果里与我相会交谈，讲不了几句话，他准要询问王、吴二位老同学的近况。话语虽然不多，但是从他那亲切温和的声音里和慈祥含蓄的目光中，我感觉到当年他们结下的友谊是相当深厚的。我想，这大概就是他的感情世界里的中国情结之源头吧！

《广阔的地平线》剧照

阿果里对中国的文学艺术情有独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写过评论电影《祝福》《革命家庭》和纪念鲁迅先生的长篇文章，发表在《人民之声报》上。1967年9—10月，阿果里作为《人民之声报》代表团成员第一次访华。回国后写了长篇通讯《从松花江到长江》，在《人民之声报》上连载。这是一篇感情真挚动人、充盈着睿智与才气的美文。阿果里巧妙地避开了文化大革命，而对哈尔滨、新安江的工人和沙石峪的农民作了详尽的描述。很显然，阿果里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持保留态度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直说，只能采取躲着走的作法。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时许多阿尔巴尼亚记者的访华文章，我们不能不佩服阿果里实事求是、不讲假话的宝贵精神。如今，他人写的那些赞美、歌颂“文革”的中国通讯，都已经随风而逝了，唯独阿果里的这篇《从松花江到长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一直被人们所珍藏、喜爱。阿果里的访华通讯，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阿中友谊之歌” 。

据我所知，阿果里是公正地对中阿关系、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最早予以积极评价的开明人士。1991年6月，在劳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阿果里尖锐地批评党中央落后的错误的对外政策：“……我们开始咒骂所有的国家，超级大国和强国，落得在欧美没有任何一个朋友。1976年我们准备把毛泽东也抛弃掉。中国开始开放和面向欧洲与世界，我们便把她抛弃了。这是党的领导的一种心理，一种受苦受穷的心理，友好的国家不应该面向富裕的欧洲，因为欧洲传染我们得病。我们的领导毁坏了同面向欧洲的友邦的关系。”当时劳动党的领导和许多党员的思想还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还很不理解，甚至持有偏见和对立的情绪。阿果里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能讲出这番话，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从这番话中，我们非但看到了阿果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而且也领略了他对中国、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和实实在在的情谊。

20世纪80年代，阿果里（右）同著名作家、游击队诗人法特米尔·加塔在一起

阿果里是一个放眼世界、知书达理的时代先行者。近年来他又以不同的身份访华两次。当然，这期间他也去过欧美一些国家。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比较，他对今日中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升华，达到了理性的高度。这一点在他为曾任《人民之声报》驻京记者的玉梅尔·敏卓吉近年出版的《中国，世纪的挑战》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得到了再好不过的说明：“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有价值，那是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关于现代化中国前进的丰富的信息，而且还等于向公民们、政治家们和国家领导者们发出了关于同这个巨人进行最密切合作的一封信，中国走向进步的步伐使欧洲连同美国一起感到惊奇。克林顿没有白说：‘如果中国的经济按着现在的轨道继续增长，那它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接受这一想法，因为他们比美国的总统们高大，当然，那是叉开双腿骑在山上了！”阿果里的这番话真实地表达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以及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珍贵的情和义。

两次婚姻

前文提到，阿果里有学外语的天分，到苏联3个月，就能用俄语同苏联同学自由对话，交流思想，第二学年快结束时就常常到图书馆或阅览室看小说和诗歌了。当时，他正沉醉在对叶赛宁美妙的爱情诗歌的赏读中。不过，叶赛宁的词汇异常丰富，有的词很怪僻，在词典上找不到，让他时不时皱眉起急，抓耳挠腮。有一天，他的这种急愁相竟然被离他不远的一个座位上的女学生发现了，只见这个女学生不紧不慢地走到他面前，笑容可掬地问道：

“看相貌你不是俄罗斯人吧？”

“我是阿尔巴尼亚人。”阿果里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腼腆地回答说，脸又习惯地红了。

“那你是留学生喽，语言方面一定有困难吧？”女学生关切地、带着亲昵的口气说道。

“生词很多，辞典上也找不到，不过，大概意思还可以明白……”说着阿果里便把书中几个自己用红笔打了记号的词指给她看。她用许多同义词把每个生词解释得清清楚楚，让阿果里心里茅塞顿开，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末了，女学生还亲切地告诉阿果里，她的名字叫妮娜·诺维科娃，是英语专业的大学生，经常在这个阅览室里看书，有不明白的词汇尽管问她。阿果里谦恭地向她表示了谢意。

两天以后，妮娜又一次主动地到阿果里面前当小先生，引起了一些敏感的俄罗斯小伙子的惊奇与猜测，甚至有人不无忌妒地说：“还是外国留学生有吸引力啊！”

一个月以后，阿果里就和妮娜一起拉着手到涅瓦河边散步，看电影，坐在咖啡馆里边，一边品尝土耳其式浓咖啡，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了。至此，彼此都有了较深的了解。阿果里知晓了妮娜的家庭情况：她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兄弟，她是父母的第三个女儿。父亲是个建筑工人，专门参加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在同行的伙伴们中间是个技术高强的“大工匠”，深受同志们的尊重和信任。母亲勤俭、温慈、善良，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毋庸细说，妮娜当然也知道了阿果里的身世。尤为重要的是，两个人都熟悉了对方的性格、生活习惯。妮娜那双分外传神、富有穿透力的凤眼让阿果里为之陶醉。她的个子不是很高，但身材十分匀称苗条，恰到好处。普希金在诗中遗憾地说过，整个俄罗斯也找不到一双美丽的理想的女人的脚。阿果里跟妮娜交往了半年之后，认为普希金这位俄罗斯诗歌之父在这方面也太主观、太片面了。阿果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他在美女面前感觉就像在波浪中摇晃的舰船上一样头晕。在那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青春时代，大概每次见到妮娜时，阿果里都要这样头晕吧。

俄罗斯也有儿女订婚前，双方父母要与准新郎、新娘见见面、细细“审查”一番的规矩。所以，1955年苏联国庆节（11月7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38周年）前夕，妮娜第一次领着阿果里到了她家里，拜会了她的父母。阿果里健康的体魄，堂堂的仪表，机敏灵活、落落大方的谈吐，给诚朴、实在的妮娜的父母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阿果里顺利地通过了“审查”。不久，妮娜的父母租了一间不大的房子，为妮娜和阿果里两个有情人隆重地举行了一个俄式的婚礼。当晚，妮娜的父亲和阿果里都喝得非常尽兴。苏、阿两国优美、动听的民歌此起彼伏，许多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咂嘴称赞：“这可真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啊！”

1956年9月25日，阿果里和妮娜有了丰收的果实——妮娜生了个大胖小子。阿果里给儿子起了个阿尔巴尼亚名字“阿里安”，妮娜对此感到十分惬意。全家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与欢乐中。结婚后阿果里心绪甚佳，终日有个俄罗斯妻子陪伴在身边，俄语的口语能力和阅读速度均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1957年夏天，阿果里在苏联学成毕业。他不仅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为国家和人民争了光，而且还带回来一个美丽、干练并富有教养的苏联媳妇和一个可爱的不足一周岁的儿子，真可谓双喜临门。

阿果里一向都是得到政府关爱和器重的人物，出国留学之前，在文坛已小有名气，留学归国还娶了个苏联媳妇，为发展阿苏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有关部门便分配他到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工作。这是一般归国留学生望尘莫及的。妻子妮娜被安排在“游击队”学校任英语教师。丈夫当记者，经常在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全国性大报上抛头露面，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妻子是人们特别尊重和敬仰的外教，夫妻俩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生活，都处在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兴旺时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苏联老大哥与好几个小兄弟吹胡子瞪眼掀了桌子，阿尔巴尼亚成了他们的第一个攻击对象：停止外援，撤退专家，中断外交关系。在联合国的讲坛上脱下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把原来的兄弟友邦阿尔巴尼亚视为头号敌人了。国际政治形式的骤变，让阿果里和妮娜惊愕，不知所措。妮娜怯声怯气地问阿果里：“怎么回事？形势怎么发展到了这一步？我们怎么办？”阿果里安慰妻子说：“沉住气，情况很复杂，看一看再说，会好起来的……”阿果里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比妮娜更焦虑，他不是从个人利益的得失想问题，而更多是为国际共运和阿尔巴尼亚的未来担心。可是，客观情况丝毫没有转好的迹象，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峻。妮娜到学校上班，再也没有人热情、主动地跟她打招呼，个别思想狭隘的人甚至还对她露出鄙夷的神色。妮娜是父母最小的女儿，从小在父母的娇宠下长大，眼睛里从来不揉沙子，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还有，妮娜向来为自己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公民感到自豪。可是阿苏大论战以后，阿尔巴尼亚的媒体对苏联也讲了一些过火、过头的话，这些话让她很伤心，很反感，想尽快从这种境遇中解脱出来，因此，她心里产生了要离开阿尔巴尼亚回苏联去的念头。可是，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想当年是她主动向阿果里倾吐爱之心声的，婚后8年来二人又是恩恩爱爱并且还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7岁的儿子。她能舍弃十分衷情的丈夫和自己的亲骨肉阿里安吗？夜深了，阿果里还在灯下赶写稿子，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幅很有纪念意义的全家合影和辛劳中的丈夫的背影，心里仿佛被塞进了一团乱线团，难受极了。这种苦日子，她艰难地熬了3年多时间。尽管阿果里无数次苦口婆心地说劝她、开导她，但都毫无效果。最后，1964年夏天，她还是决定带着孩子回列宁格勒，阿果里无奈只好同意了她的决定。

离别那天，阿果里和弟弟开着《人民之声报》的吉普车（那时，《人民之声报》如同许多文化机关一样，没有小轿车，只有一辆苏联吉普车），将妮娜和阿里安送到地拉那西北郊的里纳斯机场。一路上无一人讲话，只有7岁的非常懂事的阿里安拉着爸爸的手，说上一些不着边际的大人话，让爸爸和妈妈一阵阵心酸落泪……

要登机了，小阿里安一步一回头地走到了舷梯旁。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飞快地跑回到爸爸面前，跳起来亲了他一下，喃喃地说：“爸爸，我总还会见到您的，一定！”说着，孩子失声哭了起来。这一哭不得了，让一生也没哭过几回的阿果里顿时泪水满面了。妮娜站在舷梯上也掏出手绢不停地擦着眼睛……

夫妻俩在残酷无形的政治重压下分别了，世上还有比这更惨烈、更揪心的悲剧吗？

阿果里是条硬汉子，婚姻、家庭的悲剧并没有压垮他。相反，他把悲愤倾注于笔端，更勤奋地写起文学气氛更加浓郁的通讯来，整版整版地发表在《人民之声报》上，仅1964年一年见报的大块文章就有24篇。他的成名之作抒情长诗《德沃利，德沃利》也诞生于这一年。

爱情之神也再一次敲打了诗人的门窗。

这一年9月的一天，阿尔巴尼亚当代诗人、作家，28岁的伊斯玛依尔·卡达莱（如今已是蜚声欧美的世界级大作家）与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埃莱娜结婚，举行了颇有气派的婚礼。阿果里和卡达莱从中学时代起就是特别要好的知交，自然应邀出席了卡达莱的婚礼。

在好友的婚礼上，阿果里结识了新娘的同学及密友，来自斯库台的姑娘莎蒂叶·凯查依，彼此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卡达莱与埃莱娜的婚礼过后没几天，一个空气清新、玫瑰花盛开的早晨，阿果里上班，在办公桌前坐下没过几分钟就传来了敲门声，阿果里把门一打开，没想到眼前出现的竟然是莎蒂叶姑娘，他的心不由得慌乱地跳了起来。阿果里注意到莎蒂叶挺起的胸脯也一起一伏地跳个不停。显然她的心情也是不平静的。阿果里顿时想起了一位名人的话：恋人相见，如果心情不激动，说明他们心里没有爱，起码没有深爱。

“真不好意思，我们相识没几天，我就来打扰您。我有一篇很不成熟的习作，想麻烦您看一看，多提宝贵意见。”

“没问题，我一定好好拜读。”阿果里诚恳地说。

莎蒂叶又对阿果里的诗歌谈了些颇有见地的看法，让阿果里很佩服。最后与他分别时，讲的这句话更在他心里掀起一串闪光的涟漪：“今后您生活中如有困难，尽管说，我尽力帮助……”

在情感问题上并不迟钝的阿果里很有分寸地回答：“谢谢您的好意！理解，理解！”

后来，通过询问埃莱娜，阿果里了解到莎蒂叶的先祖是爱国者，父亲切里姆和母亲法蒂梅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之前就由门的内哥罗（即黑山）迁到斯库台，有5个儿子、5个女儿。莎蒂叶生于烽火连天的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在阿尔巴尼亚，子女多的家庭，孩子一般都吃苦耐劳，莎蒂叶十四五岁时就替妈妈支撑家务，烤面包、做奶酪、腌橄榄果、煎土豆加小香肠，样样都很内行。至于打毛衣、织毛袜子、钩花边更是一把好手，街坊四邻看见她一手精细的绝活儿，无不称赞。同宿舍里的几个姑娘，她的手脚最勤快，房间里的门、窗、地板一向是一尘不染。不用多说，上进心极强的莎蒂叶被姐妹们夸为卫生模范。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嗜好文学创作，特别是写抒情诗和短篇小说。对阿果里特别崇敬，把阿果里在报纸上发表的诗歌作品一首一首地剪下来，订在一起，好多首诗她都能背下来，那首《迈进作家协会的门槛》竟精心地贴在衣柜门外边，门里边还贴了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阿果里头像……

第二天，阿果里就请莎蒂叶到《人民之声报》取稿子。莎蒂叶得到这一喜讯，当天下午就箭步如飞到了阿果里的办公室。他们几次交谈，相互倾诉了肺腑之后，就正式订了婚，1965年一开春便喜结良缘。

阿果里与莎蒂叶结婚后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莎蒂叶先后在“范·诺里”学校和“游击队”学校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到《教师报》任编辑、记者11年。不久，《舞台与银幕》杂志创刊（1980），她又作为该季刊的开拓者之一，在那里连续工作15年，直到政情剧变该刊停刊提前退休。

那时候，洗衣做饭等家务事，全由莎蒂叶一力承担。非但如此，她还是阿果里文艺工作最得力、最可靠的助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合作者，尤其是从1990年到阿果里离开人世的27年间。阿果里不会打字，更不会使用电脑，于是，他的所有文稿的排录、校对、文章搜集、整理、编辑等细致、烦琐的工作，都是能干、勤奋的莎蒂叶一手完成的。她自豪地说：“把我和阿果里连在一起的，不仅有夫妻关系，而且还有我们对文学与艺术的酷爱。阿果里的许多作品都是我帮助他出版的。每天我只睡3－4个小时，半夜里3点我就起床，排录他要出版和发表的书稿和文章。7点钟我去上班。这不是一个晚上，而是成百上千个夜晚……最后两年，他的左腿骨折了，生活不能自理，我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一个月只走出家门一次领取退休金，其他时间我都守护着他。我还要把他尚未做完的事情做完。比如，阿果里有许多箴言没有出版，我要把它们整理好，尽快印出来。”

政情剧变后，她一手操办，建立了“德里特洛”出版社，出版的每本书她都认真地写了序言或后记，彰显了对文学的真知灼见和对读者的真诚和厚爱。这种对作者和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怎能不叫阿果里感激和动容！

诗人都是感情丰富、炽烈的人。阿果里生前留给妻子的一段话把他对妻子真挚笃诚、忠贞不渝的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亲爱的莎蒂叶：我像爱我的生命一样爱你，甚至比爱我的生命更爱你。我诚心诚意希望我去死，而你要活着。我即使死了，为了能看到你的微笑，也要跟着你。虽然在黑洞洞的坟墓里看不见这一微笑，但我也要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我想凭借从我的骨头中间飞出去的蝴蝶的帮助实现我的愿望……

——《我们的世界报》

2017年7月13日

在文学创作方面，莎蒂叶是个才女，发表了许多质量很高的短篇小说，那篇《中学毕业生C姑娘》入选任何一种短篇小说选都当之无愧。可是，她迄今也没为自己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而是把时间都用在出版阿果里作品的工作上了。有的记者采访她时问道：“您为阿果里作出的牺牲太大了，您感到幸福吗？”她回答：“即使全世界人都认识你，你讲话时句句都给你鼓掌，你也不一定是个幸福的人。阿果里每出版一本书时我都感到幸福……钱财、新的连衣裙算得了什么！人们可以送给我某种金银首饰，但这些都没有让我感到幸福……做完一件辛苦的工作，例如手头上的这本书的排录，才让我感到幸福。”这就是莎蒂叶的人生观、幸福观！阿果里有这样的妻子与自己相依为伴，着实是一种幸福。

有人说，爱情是自私、无情的。但莎蒂叶对阿果里的爱情是无私的。心地善良、胸怀宽广、通情达理的莎蒂叶非常理解丈夫对前妻妮娜和儿子阿里安的思念。阿苏重新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莎蒂叶就主动地向阿果里提出要陪丈夫前去苏联看望妮娜和阿里安母子的想法。对此阿果里自然同意，并且发自内心感谢莎蒂叶的一片真情。经过一番认真周密的准备，1993年夏天，阿果里和莎蒂叶完成了一次不寻常的俄罗斯之旅，与妮娜和阿里安一起度过了10天快乐的时光。妮娜1964年回苏联后，一直未重新建立家庭，把全部精力都投在了外语工作上，已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儿子阿里安也已是37岁的壮小伙子，事业上很有成就。他们一起在涅瓦河上游览美丽的俄罗斯风光，一起参观著名的博物馆和博览会，一起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正者永生

阿果里的一生是辛苦劳累的一生，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有时一天工作的时间竟达20小时。他拼命写文章，毫不动摇地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虽然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但仍像一个壮年一样，满怀激情地写诗、写小说、翻译外国诗歌……他还有一个嗜饮爱酒的习惯，常常一打开酒瓶就忘记了一切。长期超负荷的劳作和过多的饮酒，严重地伤害了他的健康，进入新世纪之后，两手就开始颤抖，而且日趋严重。最后两年还折了左腿，行动极不方便。85岁的阿果里未能抵挡住病魔的肆虐，于2017年2月2日永远地告别了人世。

1993年，阿果里在夫人莎蒂叶（左）陪同下，赴圣彼得堡拜会前妻妮娜·诺维科娃（中）

1996年，阿果里（右）与著名作家、老游击队战士法迪尔·巴奇拉米

无论在文艺界、教育界，还是在政界，阿果里都是有口皆碑的人物，社会主义时期和政治多元化时期（1974－1996）他都能荣任人民议会代表，就是极好的说明。

2017年3月出版的第34期文化与艺术报《比利什特》上发表了阿尔本·沙霍利的长文《文学天才，生活中美好的人》，文中说：“阿果里是个伟大的人物，是民族的光荣，是当代的纳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巴尼亚新文学的奠基者〕。阿果里一生写了上万首诗，歌颂爱情、善人、善事。他是一个怀有伟大理想的人。他对邪门歪道、中庸之道、官僚主义勇于进攻，展开斗争，并且战胜这一切，甚至死亡。同时他登上了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的顶峰。阿果里的艺术尽善尽美、炉火纯青。他教育人，让人思考，他给读者以快乐，让人变得美好。他超出了巴尔干和欧洲。一个伟大的人物，很难达到杰出的才华和美好的品德兼而有之，而阿果里却是二者兼备。”

为纪念阿果里86岁诞辰，“德沃利”爱国－文化学会在国家历史博物馆隆重地召开了“德里特洛·阿果里86岁诞辰纪念会”，该学会主席古里·塞费里发表主旨演讲，十分动情地说：

今天几百人来到这里纪念德里特洛·阿果里86岁诞辰，来的都是有身份的著名人物，有科学院院士、作家、表演艺术家以及许许多多德沃利人。他们举着横幅，横幅上面用漂亮的大字写着德里特洛·阿果里还活着！对于我们和我们民族来说，您永远都在无数的生命中活着。每年您过生日，我们都要来祝贺并且和您一起探讨问题。我们要以学会的名义来组织一切活动。

对于我们来说，您是鼓舞人的指南针！

著名电影演员、人民艺术家玛尔加丽塔·捷帕说：“近年来由于身体健康情况不佳，阿果里很少出门，同志们很少见到他，但每月他都有文章发表，表达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和关心，谈自己的建议，对社会现实提出批评。在对某些人提出表扬时，话也说得正确、中肯、分寸得当，因为他是一个正派的人，从来不是片面地对待人和事……”接着玛尔加丽塔讲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在影片《血染的土地》中，她饰演了一个可怜的女人，这个女人为死难的儿子失声痛哭。一天，由3－5人组成的检察团到电影制片厂视察工作，一个不懂电影艺术的左撇子对玛尔加塔下令道：“农民分得了土地是件大喜事，她应当高兴，不该哭，把女人哭泣的这一段去掉！”陪同检察团的阿果里当场为女演员辩护：“我说亲爱的检察官！这个女人不是为保卫边境而牺牲的儿子哭泣，而是在责骂：是地主杀死了她的儿子，是杀人的魔鬼为了一点点土地杀死了她的儿子。因此，这件事也是这个女人生活的一部分。在生活中我们要生儿育女，要死，要欢笑，要哭泣，要唱歌，要跳舞，但也会流泪。我为我的父母亲痛哭流泪过，也为我的牺牲的同志流泪过。所以影片中女人痛哭这一部分要保留！”就这样，女人哭泣那一段保留下来了。

晚年阿果里

多么通情达理、富有人情味的阿果里！多么讲原则，敢于坚持正义、呵护部下的作家与艺术家们的领头人！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在人民群众心里深深地扎根，被人们所怀念、所赞颂！

与阿果里并驾齐驱、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伊斯玛依尔·卡达莱说：“阿果里的作品给人一种亲切感，带有浓厚香醉的泥土气息；充满幽默，文体优美，内容丰厚。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中最强有力的并富有个性的声音。”

2004年7月，本文作者应邀到阿果里家做客，将自己与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先生合著的新书《难忘的岁月》赠送给阿果里先生

阿尔巴尼亚《十一月》文学月刊主编达兰·沙普洛说：“对阿尔巴尼亚文学新传统的形成，榜样的建立，阿果里起着明显可以感觉得到的作用。人们向这一榜样学习，青年作者甚至更年轻的作者都向他学习，把他视为榜样。思想的清晰，鲜明的社会倾向性，在驾驭语言方面所付出的坚忍不拔的劳动，把创作当作一种非常严肃的事业而为之，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阿果里身上。”

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诗人、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莫伊科姆·泽乔说：“同阿尔巴尼亚其他诗人相比，阿果里写的诗最多，他是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最伟大的4位抒情诗人之一，他是驾驭语言的魔术师。”

根据民意，阿尔巴尼亚政府做出了决定：将在比利什特市中心最引人注意、聚集人的地方树立一尊德里特洛·阿果里全身铜像，铜像的大小与阿果里的身材相同。德里特洛·阿果里全身铜像的树立，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对这位伟大的诗人、作家最好的评价、最高的奖赏！

正者永生！阿尔巴尼亚人民忠诚而伟大的儿子、当代的费拉舍里，中国人民真正而永远的朋友德里特洛·阿果里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