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取讽刺体的及主观浓的作品”——茅盾致周作人信函解读

北 塔

中国现代文学馆

启明先生：

二十七日手书敬悉，尊体已大好否，敬念。（中略）先生论翻译古典文学的话，我很赞同。系统介绍这个办法，在科学和哲学方面，诚然是天经地义，而在文学方面，似乎应当别论；我现在仔细想来，觉得研究是非从系统不可，介绍却不必定从系统（单就文学讲），若定照系统介绍的办法办去，则古典的著作又如许其浩瀚，我们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世界文学的步伐，不做个落伍者！思想方面的弊害，姑尚不说呢。而且古典文学的介绍，所需时日人力，定比介绍近代文学为多，先生所说现在人手不够，这是我们现在实在的情形……（中略）。

先生说我们应该有个分别：分别那些是不可不读的及供研究的两项，不可不读的，大抵以近代为主。我以为这个办法，虽然又欲被某派人骂为包办，然而确是很要紧的事。我们很可找几个人合编定这门一个目录。而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不可不读中，还是少取讽刺体的及主观浓的作品，多取全面表现的，普通呼吁的作品。我目下很不大相信文学作品要分什么主义不主义，但是有些文学作品，能叫读者起一种相反的（与作家本意相反）感动，那是确有几分可信，不是无稽的事。似乎讽刺体及主观极浓的作品，都有向这个弊害的倾向。安得列夫的著作，我是倾倒的，然而其中如“Souoo”如“The Black Masks”如“The Wall”如“The Governor”等，我都以为给现在烦闷而志气未定的青年看了，要发生大危险——否定一切。新成英译之“Satan’s Diary”我亦佩服他做的好极，然而不愿译他出来；萧伯纳的讽刺体我先前极欢喜的，现在也有些不愿多译。以我个人的见解说来，萧的著作愈好的愈有安得列夫的面目，反是他的少作，极端提倡反屏社会主义时的著作，能振兴人精神。《人及超人》第三幕遍批各种社会主义，文章是绝好的，然我也嫌太蹈入虚空；和《人及超人》相象的罗兰之“Liluli”我也不很满意，虽然我是极欢喜罗兰著作的。此外如阿支拔绥夫的著作，自然是绝好的文章；但我很恭维他的革命短篇小说和“The Workingman Thevyrev”［鲁迅先生已译的长（短）篇小说工人是否即为此篇？想来必是的］和“The Millionaires－”等短篇，又如“The Women that Stood Between”我也喜欢，并主张翻译的；但如“Sanin”，我就不以为然，《沙宁》内肉的唯我主义唱得那么高，恐在从来不知有社会有人类的中国社会中，要发生极大的不意的反动。自然这种思想也是代表人类某时期的自然的倾向，其原因——发源——是在社会的背景，我们不能怪安得列夫和阿支拔绥夫，然而我们若把来翻译，未免欲和翻译古典一样，使人迷惑，我们中国社会现状如竟欲发生这种的思想，我们诚然无力阻制，但在这观念未明了的时候，我们似乎不该说他出来，反使人明了。我相信：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自然早在斯丁纳做“The Ego and His Own”之前，一片一段地在人类生活中存伏着；但自从斯丁纳把这一片一段的归束拢来，写成一本书，这可把不明了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变成明了的主义，就是素来不感着这思想的人们，见了这本书，自然而然要深深地印下一个痕；而且欲随时发出来了。我因为是这样相信的，所以曾说新浪漫主义的十分好，这话完全肯定的弊端，我也时时觉着；现在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文学上分什么主义，实是多事，我们定目录的时候，自然更可不分了，唠唠叨叨说得很多，而且是极杂乱的，请先生莫笑他稚气的利害！

周作人

沈雁冰

一九二○年最末日

茅盾与周氏兄弟交往甚密，最初是通信，因为茅盾在上海，而周氏兄弟在北京；与周作人通信更早（此信就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封）；那时，茅盾与鲁迅的远程交流也常常通过周作人这个“中介”。从1921年4月开始，茅盾才与鲁迅直接通信，其频率当年就超过了与周作人的通信，“平均每5天就通一次信”（钟桂松著《茅盾传》，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茅盾与周作人之间鱼雁往还的频率曾经也相当高，有时候相隔不到10天乃至5天左右就修书一封，考虑到当时北京和上海之间邮寄书信路上所需要的时间大概也要5天，因此，可以说是收到对方复信之后马上又复信，甚至对方还没有收到时，就又连发一封。比如，本信写于1920年12月31日，转过年，元月7日，茅盾又给周作人修书，相隔仅7天。又如，1921年8月3日和11日（相隔仅8天），茅盾曾连着给周作人写信。

两人通信之所以如此急（尤其是周作人），是因为当时两人都是书简家，好用书信与人交往，不仅把写信看作是交流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有把书信真正作为文章来做的倾向。1933年4月17日，周作人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写了关于编辑出版《周作人书信》一书的信，这封信后来作为此书的“序信”。其中他说：“这集里所收的书信共二十一篇，或者连这篇也可加在里边，那还是普通的书信，我相信有些缺点都仍存在，因为预定要发表的，那便同别的发表的文章一样，写时总要矜持一点，结果是不必说而照例该说的话自然逐渐出来，于是假话公话多说一分，即是私话真话少说一分，其名曰书，其实却等于论了。”他喜欢在书信中讨论问题，茅盾也是，在早期书信中尤其如此，也因此，他们往往喜欢在报刊上像发表新闻稿一样地发表他们的书信。

两人的来往书信留下来的不算多，茅盾写给周作人的只有十多封，这些信基本上写于他负责编辑《小说月报》期间，是编者与作者（译者）之间的沟通。周作人可能是把这列入了工作（公务）的范畴，他没有选择将所有的信件予以公开发表，“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但两人所讨论的又是非常专业的外国文学话题。他们的文学视野极为开阔，普通读者望尘莫及。茅盾谈论的是当时国际上时行的作家作品，迄今已有百年，虽然不能说那些作家已经“过气”，但当代中国读者恐怕连某些作家的名字都闻所未闻。这给解读带来困难。

还有一个困难是来自语言。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有两个时期兴盛过“外语崇拜”。那就是“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在那两个年代里，人们（尤其是在都懂外文的人们中间）说话写字，喜欢夹杂外文。

反过来说，茅盾给周作人的这些书简，无论长短，大部分都有非常大的阐释空间。

那么，茅盾在本信中提到了哪些外国文学作品？茅盾为何要提到它们？对它们又有何评价？

一、安德列耶夫及其作品

“安得列夫”，即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Leonid Andrejev，1871—1919），俄国小说家、剧作家和翻译家，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俄罗斯意志》报文学栏主笔，公开敌视十月革命，但其所作同情小人物的作品受到高尔基的欣赏。1917年，他侨居芬兰，两年后，即1919年9月，正当他想去美国时，却因心脏麻痹症猝死于赫尔辛基。

20世纪头一个十年是安德列耶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先后发表《沉默）（1900）、《墙》（1901）、《马赛曲》（1903）、《省长》（1905）和《七个被判绞刑者的故事》（1908）等一系列著名短篇小说。他还写了许多剧本，其中《向星星》（1905）、《人的一生》（1906）、《饥饿国王》（1907）和《黑色假面具》（1908）等，曾轰动一时。鲁迅、周作人都颇为推崇他。

茅盾在信中提到的主要就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如短篇小说《沉默》(茅盾根据英文标题

Souoo

音译为《萨瓦》，恐怕是并不真正了解的缘故)、《墙》和《省长》，以及剧本《黑色假面具》（茅盾译为《黑面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 “Mask”的意思不是“面”，而是“面具”）。另外，他还特意提到刚刚推出英文译本的安德列耶夫的《撒旦日记》（又译《魔鬼日记》）。

安德列耶夫

《撒旦日记》既是安德列耶夫的一篇短篇小说名，也是中短篇小说合集的名字，此处茅盾说的应该是合集，共收录了其在1900-1919年间创作的九篇小说（以小说《撒旦日记》殿后）。直到2006年9月，才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中文版。

茅盾之如此关注并熟悉安德列耶夫，可能就是因为受到了周氏兄弟的影响。赵稀方在《论“五·四”时期的翻译》一文中说：“自加入《新青年》以后，茅盾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开始将翻译对象逐渐集中于俄苏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安德列耶夫是那时公认的俄苏文学代表之一。

早在1909年编、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鲁迅就开始关注安德列耶夫（他译为“安特来夫”），选译了他的两个短篇，即《谩》和《默》。

在《域外小说集》的译者注解中，鲁迅说安德列耶夫“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这种文风曾让鲁迅长久沉迷，直到1921年，他又翻译了安德列耶夫作于1900年的短篇小说《暗淡的烟霭里》。在写于9月8日的《译者记》中，鲁迅概括说：“他有许多短篇和几种戏剧，将十九世纪末俄人的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在这里面。”

安德列耶夫对鲁迅影响颇大，“神秘幽深”不就是鲁迅早年的笔调吗？“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不就是鲁迅早期的情调吗？《狂人日记》是典型的具有这种笔调和情调的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受果戈理(Nikolai Gogol)、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安德列夫(Leonid Andrejev)等)等俄国作家的影响”。

周作人对安德列耶夫也很重视和熟悉。1920年11月30日晚间，他在燕京大学做演讲，题为《圣书与中国文学》。几乎同时，他把此演讲稿寄给了茅盾，茅盾如获至宝，马上把它发表在1921年1月《小说月报》（12卷 1号）上。其中，他引用了安德列耶夫的话：“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于全无。”

茅盾对安德列耶夫著作的态度是矛盾的，对其作品在青年心理上可能的影响是高度警惕的。他说他对安德列耶夫的著作是倾倒的，但不敢认同安德列耶夫之“否定一切”的倾向，这种倾向对青年人来说是危险的。因此，他不愿意像鲁迅那样多年坚持翻译安德列耶夫的著作。这显示了他跟鲁迅在文学观念上的不同。他比较重视社会化的价值判断，更强调文学要对社会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信中所言“多取全面表现的，普通呼吁的作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此处，“普通”的实义应该是“普遍”）。而鲁迅由于早年深受尼采影响，更看重个人性，不惜以个人否定社会的视角来立言。

二、萧伯纳及其《人及超人》

茅盾之所以在这封信中提到乔治·肖伯纳（今译萧伯纳），主要是因为联想和类比的思维在推动着他的笔。安德列耶夫的著作他有所不译，萧伯纳的也是，因为“萧的著作愈好的愈有安得列夫的面目”。

那么，萧伯纳也有否定一切的面目吗？他认为，一切理想都是幻觉，是偶像崇拜，因而是虚假的。理想主义者信奉并追随虚假的理想，将其绝对化，制造出一种自欺欺人的神话，掩饰或拒绝面对生活的真相。作为现实主义者，他经常用现实教训或者否定理想，但作为批判现实主义者，他有时连现实也否定。

萧伯纳的否定思维往往以讽刺的手法出之。而茅盾这段文字，举了多位作家的多篇作品，原来就是为要在相当程度上否定“讽刺体”，所谓“少取讽刺体的及主观浓的作品”。对于讽刺体作品，他有一个从感性的喜欢到理性的压抑阅读快感的过程，他说“萧伯纳的讽刺体我先前极欢喜的，现在也有些不愿多译”。他所不愿翻译的似乎是两类作品——否定的和讽刺的。然而，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者实际上是二合一的关系。我们要特别注意“不愿”二字，这显示了青年时代的茅盾已经具有自我克制的能力和权衡选择的意识。

茅盾把“极端提倡反屏社会主义时的著作”称为萧伯纳的“少作”，并说那些作品“能振兴人精神”。他为何这么说？

“反屏”是“Fabian”的音译（这个发音显然带有吴方言的特色，在吴方言中，“屏”不念“ping”，而念“bing”；后来，通译为“费边”）。“反屏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也简称为“费边主义（Fabianism)”，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一支，19世纪后期流行于英国，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这是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政治纲领。费边社是由韦伯与萧伯纳等共同创立的。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首先表现于1884年萧伯纳撰写的《费边宣言》。萧伯纳主编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于1889年出版，标志着费边社的思想成为了一套理论体系。

萧伯纳生于1856年，1889年他才33岁。在那之前，萧伯纳写的基本上是长篇小说，曾经遭遇过5部长篇小说被60家出版社拒绝的窘境。这些小说之所以没有出版社愿意出，因为这些小说比他的费边主义要激进得多，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无情的嘲弄。也许，正是这样的批判和嘲弄让青年茅盾觉得振奋。诚如是，那么，茅盾所谓的萧伯纳的少作就是那些一开始命运不济的小说。

乔治·萧伯纳

《人与超人》（

Man and Superman

，1903)是萧伯纳的一部四幕哲理喜剧。Superman这个单词是萧伯纳从德语中的Übermensch一词翻译过来的。尼采在1883年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首次使用这个词，来表示“一个胜过基督教传统道德观、能够创造独属于自己的价值观的未来理想优秀人士”的概念。于此可见萧伯纳之受到尼采的影响。不过，他同时也在吸收叔本华的思想。《人与超人》描写了青年男女泰纳尔与安的爱情故事。泰纳尔是革命者的代表，思想激进，机智善辩，专门写了本《革命者手册和袖珍指南》。他是安的监护人之一，安被他的“克里斯玛”（领袖气质）所吸引，有意追求他，他发觉后逃到了西班牙。但安追随而至，最后泰纳尔不得不屈服。安代表的“生命力”制服了泰纳尔代表的“革命意志”。萧伯纳意义上的“生命力”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和尼采的“强力意志”的结合，当然所向披靡。

《人与超人》

从1889年（严格说起来是1888年）开始到1992年，是萧伯纳的过渡期，或者说戏剧创作的准备期（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戏剧，尤其是易卜生的戏剧）。1992年他始作戏剧，他的戏剧是对小说的否定，使他的生涯和思想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或者说由改良倾向于革命了。他在小说中用社会主义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他在戏剧中则正如茅盾所说“遍批各种社会主义”。茅盾所看重或者说倚重的文学观念是批判现实主义，萧伯纳的《人及超人》等戏剧作品是对批判的批判，原来批判的对象被悬空了，或者说基础被挖走了；因此茅盾认为，萧伯纳的创作由振奋人心，蜕变为“蹈入虚空”。萧伯纳的戏剧之所以给人蹈空的感觉，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观念先行”，或者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展开，都是为他的某个观念服务的，围绕着他的观念展开的。这观念，跟现实比起来，当然显得“空”。

在茅盾提到这部作品6年之后（即1926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了由蓝文海译述（不是翻译，大约相当于我们平常说的“编译”）的中文版，在当时没引起多大的反响。在那时的中国语境中，人们普遍期待的或者说要求的是“实”的文学，“虚”的因为不合时宜而被冷落。

三、罗曼·罗兰之“Liluli”

茅盾的笔继续着联想之旅，由萧伯纳的戏剧联想到了罗兰的戏剧。

罗兰指的是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Liluli

指的是他的戏剧作品《利露莉》。

与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一样，1915年罗兰获奖也在中国引起了文学界的热烈关注（1925年萧伯纳获得诺奖，在中国引起更热的追捧，尽管他自己一接到喜讯就把奖金捐了，因此也就没去瑞典领取），消息传到中国，立即引起热烈反响，“据现已发现的史料，我们知道在1916年10月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新青年》第2卷第2号的《通讯》栏内，最初提到了罗曼·罗兰的名字”（戈宝权著《罗曼·罗兰和中国》，见《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茅盾应该也是在那时开始阅读与罗兰有关的英文资料的，此后几年他对罗兰的兴趣有增无减。写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兴趣最浓、研究最深的时候。在下一年（1921年），他就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自己主持的《小说月报》之“海外文坛消息”栏目中，连续发表了3篇专门介绍罗兰的文章，即12卷1期上的《罗兰的近作》、12卷4期上的《罗兰的最近著作》和12卷7期上的《两本研究罗曼·罗兰的书》。

罗曼·罗兰

在其中《罗兰的近作》中，他又提到

Liluli

：“法国大文豪罗兰在战后的著作，有一本剧本唤作

Liluli

，出版已久，这篇是讽刺剧，多讽刺欧洲各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也高唱非战的论调。这是已有英译的了。”“他的那部

Liluli

自然很有人称赞他，但法国人诋毁他的，也很不少，理由是：这种讽刺的格调把罗兰描写美好天真的本领抹倒，徒见其粗直了。”

茅盾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一方面说他极欢喜罗兰的著作，另一方面又对《利露莉》不很满意。信中说的理由和他不喜欢《人及超人》相似，那便是这部作品中富含的讽刺意味。那么，《利露莉》讽刺的是什么呢？按照茅盾自己的说法，是“多讽刺欧洲各国的外交政策”。欧洲的外交政策为什么就不能讽刺了呢？如果说他是因为不喜欢萧伯纳的讽刺体而连带着不喜欢其他作家包括罗兰的讽刺体，如果他是为反对讽刺体而反对，那么，这是否就有点冤枉罗兰了？

四、阿支拔绥夫的著作

茅盾在信中提到了阿支拔绥夫（又译阿尔志跋绥夫）的4篇作品：

The Workingman Thevyrev

（《工人绥惠略夫》）、

The Millionaires

（《百万富翁》）、

The Women that Stood Between

（《站在中间的女人》）和

Sanin

（《沙宁》）。

或许是周作人向茅盾提到过鲁迅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但由于茅盾当时还没有跟鲁迅直接联系，也没有看到鲁迅的译本，所以在这封信中设问道：“鲁迅先生已译的长（短）篇小说工人是否即为此篇？想来必是的。”在茅盾写这封信时，鲁迅确实已于稍早时候（1920年10月）译就阿氏的这篇作品，这既不是长篇，也不是短篇，恰恰是中篇小说。这是鲁迅自德译本转译的，旋即交给茅盾，最初连载于1921年7月至12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至第12号。

作为《工人绥惠略夫》等阿支拔绥夫的作品的译者，鲁迅是推崇他的。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写于1921年4月15日）一文中，他说：“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写实”和“深刻”是鲁迅崇尚的文学理念，也是茅盾所心仪的。他之对阿支拔绥夫大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也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

茅盾说的

The Millionaires

（《百万富翁》）应该是

Millionaire

，这个词应该是单数，全世界关于百万富翁形象的小说都以单个百万富翁为主要人物，而不是数个。此书指的应该是阿支拔绥夫作品的第一个英译本，这是他的三篇小说构成的合集，另两篇是《伊万兰德》（

Ivan Lande

）和《妮娜》（

Nina

），本书由B.W. Huebsch出版公司于1915年推出。这个出版社活跃于20世纪初的纽约，也是最早在美国出版詹姆斯·乔伊斯作品的机构。

《沙宁》是曾经掀起过舆论轩然大波的作品，因为它主要写的是性欲。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对此有精炼概括：

主人公赛宁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愿生活于我有苦痛。所以应该满足了自然的欲求。”

赛宁这样实做了。

这所谓自然的欲求，是专指肉体的欲，于是阿尔志跋绥夫得了性欲描写的作家这一个称号，许多批评家也同声攻击起来了。

批评家的攻击，是以为他这书诱惑青年。

跟许多批评家类似，此处茅盾在对阿支拔绥夫前面三篇作品表示喜欢之后，对这一篇也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沙宁》内肉的唯我主义唱得那么高，恐在从来不知有社会有人类的中国社会中，要发生极大的不意的反动。自然这种思想也是代表人类某时期的自然的倾向，其原因——发源——是在社会的背景，我们不能怪安得列夫和阿支拔绥夫，然而我们若把来翻译，未免欲和翻译古典一样，使人迷惑……”

或许是因为涉及到国人当时难以启齿的性欲话题，这几句话的语义有点绕，甚至含糊。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沙宁》高调宣扬肉欲，而且是“唯我主义”的肉欲。

（二）肉欲主义也好，唯我主义也罢，首先都是“自然的倾向”，所谓“食、色，性也”，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次，要了解其之所以发生，也要看“社会的背景”，即肉欲主义和唯我主义也是某些社会因素导致的。

（三）作者写这样的作品在主观上诚然情有可原，但从客观社会效果上说，恐怕避免不了“诲淫”的嫌疑，在中国社会中，可能“要发生极大的不意的反动”——年轻人读了之后，会情不自禁，骚动不安，从而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批评家不能提倡它，翻译家也别翻译它。茅盾在此似乎更强调中国社会心理的特殊性，比起俄罗斯，更无法容忍肉欲主义的文学作品。这是否暗指中国人的更加虚伪？

出于维护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考虑，茅盾在此不认可阿支拔绥夫，和前面他不认同安德列耶夫，用意是一样的，即以防“烦闷而志气未定的青年看了，要发生大危险——否定一切”。他能理解他们的写作动机，但却无法原谅他们的作品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关于文学的价值，茅盾显然更看重的是社会效果，而不是写作动机。

如果对比一下鲁迅对《沙宁》的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可以看出两人文学观的差异。

笔者不知道鲁迅是否看到过或听周作人谈起过茅盾的这封信，当时周氏兄弟同住八道湾的四合院里，关系亲睦，关键是，当时鲁迅与茅盾的联系是通过周作人进行的；因此，鲁迅看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鲁迅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的写作时间，比茅盾写此信晚4个半月。文中鲁迅对《沙宁》的评论仿佛是在回应茅盾，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回应茅盾所附和的其他众多批评家（主要是俄罗斯主流社会的）。

《沙宁》

鲁迅对《沙宁》的理解比茅盾更全面、清晰，也更深刻。茅盾说这部作品的主题是肉欲和唯我，“肉的唯我主义”这样的说法可能是指两者之间有内在联系。鲁迅更看重这两个主题后面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内涵，强调主人公这个形象的客观性、社会性和典型性。

他认为，阿支拔绥夫之所以把《沙宁》的主题集中于性欲，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纵欲的青年，是因为沙宁是当时俄罗斯许多青年的典型；而俄罗斯青年之所以普遍采取纵欲的人生态度，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失意。他先引用了阿支拔绥夫本人的辩解：“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希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 继而自己为阿支拔绥夫辩解道，“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所以便在社会运动时期，自然也参互在里面，只是失意之后社会运动熄了迹，这便格外显露罢了。阿尔志跋绥夫是诗人，所以在1905年之前，已经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来。”

关于“唯我主义”，鲁迅阐释得就更加透彻了。他说：“这书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无治的个人主义或可以说个人的无治主义。” 也就是说“唯我主义”的内涵交织着个人主义和无治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两大汹涌一时的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主张，当个人主义跟无政府主义结合时，也打上了鲜明的政治思想的印记。茅盾把这两者的结合归结为一个词组，这便是下文中重复说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显然茅盾也了解到“唯我主义”所内涵的政治色彩。

总之，鲁迅不仅理解阿支拔绥夫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而且从政治现实的角度为《沙宁》以肉欲和唯我为主题表示理解，进而展开辩解。当然，他的辩解并非完全向着作者，他并不认同主人公的消极人生观。他说：“这一种倾向，虽然可以说是人性的趋势，但总不免便是颓唐。”

鲁迅之所以会为《沙宁》这样看似惊世骇俗、大逆不道的主题进行辩护，是因为他不太在乎更谈不上要维护既有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这便是1920年左右他跟茅盾的思想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