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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感情”——彭燕郊致牛汉、黄汶书信两通释读

时间:2024-05-04

宫 立

河北师范大学

《彭燕郊诗文集》

2018年1月1日至8日,北京“华夏天禧·墨笺楼”举办的“一月精品拍/文坛忆旧——周而复、施蛰存、陈白尘、赵家璧、萧乾、吴祖光等名家信札”专场,收有彭燕郊给牛汉、黄汶的一封信,照录如下:

牛汉、黄汶兄:

你们好!

来示及清样都收到了,拙稿承贵刊采用,不胜感激!清样校了,恐仍有未看出的误植处,还得请你们最后再校一次。有两处改动,都不太大。本想增补一些,考虑到变动太大会给你们添麻烦,只好待以后有机会印书时再说了。

承嘱再向贵刊投稿,自当遵命,今后计划写“胡案亲历记”、“绀弩在新四军”、“绀弩在桂林”、“李济琛与桂林文化城”、“文化巨人胡愈之”。前三篇计划写已数年,不愿率尔动笔,实因对胡、聂二位,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感情。李、胡二公,看似与文学关系不大,弟意则以为其实不然,因此很想写,收集资料亦已有年。但愿所写的能够算得上是信史。只是年纪一天天大了,工作效率日差,小外孙还放在我这里,还得当半个保姆,不知计划能顺利完成不,如能写出,定当寄上请你们审阅。

1994年4月2日,彭燕郊给牛汉、黄汶的书信和信封

文祺!

弟燕郊 94.4.2

根据信的写作日期,可以推断,信中的“拙稿”,当指《诗人的灵药:梁宗岱先生制药记》,刊于《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彭燕郊在接受访谈时曾提起这篇文章:“写了篇很长的《诗人的灵药:梁宗岱先生制药记》,有三四万字。他晚年发明了一种癌病特效药‘绿素酊’。这篇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台湾的《联合报》也发了”,“梁宗岱制药这个事,有很多材料,很多信件,我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才写好”。彭燕郊为我们呈现了诗人梁宗岱从文学转而潜心研究并从事制药直至去世的整个艰难历程,在他看来,“无论在文学事业上,还是在医药事业上,梁先生都可以说是壮志未酬”。

彭燕郊一直心系梁宗岱。重庆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了甘少苏著的《宗岱和我》,书前有彭燕郊的《一瓣心香》,其中说:“1982年,为了筹编《诗苑译林》丛书,我写信向宗岱先生征稿,其时他已在病中”,“1983年,在建议编辑、出版《散文译丛》丛书并拟订选题计划时,我首先想到的第一批书目里就有宗岱先生译的《蒙田试笔》”。彭燕郊1982年9月15日致信梅志:“我编的一套译诗丛书,已有四种付排(《戴望舒译诗集》《梁宗岱译诗集》、卞之琳译的《英国诗选》、周煦良译霍斯曼的《西罗普郡少年》)”,“我还编了一套外国散文译丛,已开始征稿,定下来的有梁宗岱译的《蒙田散文选》和罗念生的《希腊罗马散文选》”。经笔者查阅,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了《梁宗岱译诗集》,系为“诗苑译林”丛书之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了梁宗岱、黄建华合译的《蒙田随笔》。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了李振声编的《梁宗岱批评文集》,彭燕郊作序,从诗歌创作、翻译等方面对梁宗岱的一生作了梳理。陈太胜曾提到:“2003年,在梁宗岱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彭先生特意组织了一组纪念文章,发表在《芙蓉》杂志上。除了我和龚旭东的文章外,还有他自己的一篇文章,即是谈我复印给他的梁宗岱的几篇佚文的。”经查阅,《芙蓉》2003年第5期,除了刊有陈太胜的《诗人梁宗岱的“诗心”》和龚旭东的《梁宗岱先生编年事辑》,还刊有彭燕郊的《可爱的梁宗岱先生》,“梁先生是可敬的,可爱的”,“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份遗产对我们是极为珍贵的,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珍贵结合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将这种精神运用到对应现实提出的问题,愈能显出其珍贵”。

彭燕郊在信中提到“承嘱再向贵刊投稿,自当遵命,今后计划写‘胡案亲历记’、‘绀弩在新四军’、‘绀弩在桂林’、‘李济琛与桂林文化城’、‘文化巨人胡愈之’”,不过并未及时完成上述计划。经查阅,彭燕郊在《新文学史料》发过5篇文章,都是忆旧怀人的文章,除了《诗人的灵药:梁宗岱先生制药记》,还有《明净的莹白,有如闪光的思维——记女诗人陈敬容》(1996年第1期)、《荃麟——共产主义圣徒》(1997年第2期)、《他一身都是诗——悼念诗人辛劳》(2000年第2期)、《回忆胡风先生》(2002年第4期)。

彭燕郊在信中提到,他对胡风、聂绀弩,“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感情”。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胡风、绀弩、雪峰和邵荃麟,我都看作是我的导师”。正如吴思敬所言:“胡风是彭燕郊诗歌才华的发现者,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引路人,当然这也就注定了彭燕郊难以摆脱的与胡风相伴的悲剧命运。”《聂绀弩全集》第9卷收有聂绀弩给彭燕郊的11封信。关于聂绀弩,彭燕郊在《学术论坛》1981年第4期写有《聂绀弩在桂林》,在《读书》1991年第10期写有《千古文章未尽才——绀弩的旧体诗》。《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这篇回忆聂绀弩的长文,经晓风和罗飞的校订,以遗稿的形式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胡风全集》第9卷收有胡风致彭燕郊的5封信,《胡风全集补遗》收有胡风给彭燕郊的9封信。关于胡风,彭燕郊写过《他心灵深处有一颗神圣的燧石——悼念胡风老师》《胡风在桂林》《胡风和茅盾》《胡风和绀弩》等,直至胡风百年诞辰时,其长文《回忆胡风先生》才在《新文学史料》刊出。不过,笔者注意此文刊出时,文末注明“未完待续”。彭燕郊一直对胡风、聂绀弩念兹在兹,也多次著文纪念,但直到很久才写出他自己最为看重的文章(《回忆胡风先生》和《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这是为什么呢?“胡风先生去世,我迟迟没敢写回忆文字,二十来年前写过一篇很短的悼念。不是不想写,很想写而且一直在想,二十年后才开始写,写得很慢慢,反刍记忆是艰难又甜蜜的过程,感悟人生的过程。绀弩去世十年后的今天,写下来的这部分,多少还带有学习写作笔记性质,我只能在写作的过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里写。”彭燕郊在《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中的这段话,为我们作了最好的回答。在笔者看来,彭燕郊回忆胡风、聂绀弩的文章,尤其是《回忆胡风先生》和《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都是“友谊长存的令人潸然泪下的回忆”。

信中提到的《李济琛与桂林文化城》《文化巨人胡愈之》,彭燕郊最终并未写出,不过他在接受访谈时曾说:“对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持续了几十年,相关出版物大概又好几百万字,但是似乎都是照一个套路写出来的,比较片面。当时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文化城,有很多因素,现在一般只谈其中的一个因素,政治因素,这当然是必要的,也很重要,但是必须谈得全面一点……我要写的话,首先要写一篇《李济深和桂林文化城》。这个先不去说它了。”

彭燕郊晚年写了大量的忆人怀旧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知人论世的负责态度”,“把人和事放到历史的大背景里去认识”,“文风力求朴实”,正如易彬所言,彭燕郊的这些回忆文“既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又融合了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历史亲历者本身的复杂况味与历史评判的道德眼光,极好地透视了彭燕郊本人的历史境况以及他所经历的历史时代的复杂面目”,“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政治文化史的读者而言,这些文字无疑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2018年1月1日至8日,宣南书局举办的“《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旧藏(四):梁斌、赛先艾、周楞伽、草明、陈学昭、范用、碧野、彭燕郊等信札”专场,也收有彭燕郊给牛汉、黄汶的书信一通,照录如下:

牛汉、黄汶兄:

你们好!

久疏问候,乞恕。这两年,一直在闹病,有时还很紧张,似乎马大胡子很想念我这个小信徒,就要召我去了。现在是看病,吃药、躺着不动占去大部分时间,读书、写作自然大受影响。梅大姐来信,说牛兄在闹痔疮(?),想已好了。总之,我们这些人,不能不小心翼翼过日子了。

寄上写陈敬容的一篇,极想多从作品写人,无作品即无人。这写法不知对否?请审阅、指正。下次再寄《绀弩在桂林》。

惠赐的贵刊,每期都仔细读了,确实获益非浅,有不少好文章,当然也有一些不大以为然的,如刘岚山兄一文,看完总觉得可以不写。然士各有志,亦不可勉强,但也不应该让当编辑的朋友为难。

1995年11月22日,彭燕郊给牛汉、黄汶的书信和信封

匆匆不尽,祝

健好!

燕郊 95.11.22

“寄上写陈敬容的一篇”,当指的是《明净的莹白,有如闪光的思维——记女诗人陈敬容》,刊于《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陈敬容逝世于1989年11月8日。彭燕郊的《明净的莹白,有如闪光的思维——记女诗人陈敬容》,文末注明写作时间“写于1990年7月—10月,1995年10-11月重写”。在彭燕郊看来,“极想多从作品写人,无作品即无人”,因此他在文中结合陈敬容的人生经历对她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进行了细致梳理,“她的声音是真诚的,她的诗已成为历史的真诚记录”,“她始终保持着她那明净的莹白,闪光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她完成了她自己”。通篇读来,与其说是一篇怀念文章,毋宁说是一篇诗人论。在笔者看来,彭燕郊的《明净的莹白,有如闪光的思维——记女诗人陈敬容》与袁可嘉的《蕴藉明澈、刚柔相济的抒情风格——陈敬容诗选〈新鲜的焦渴〉代序》、唐湜的《论陈敬容前期诗歌》,当是陈敬容研究史上的经典篇章。

彭燕郊

彭燕郊对陈敬容也有过支持。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苑译林”丛书,是彭燕郊策划主持的,1984年12月出版了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的《图象与花朵》。陈敬容在1983年9月写的《题记》中说:“一九八二年夏,诗人彭燕郊来京时,曾访我商谈,鼓励我将自己多年的译诗编为一集交给《诗苑译林》,后来又让他的高足徐炼同志协助查找资料,从而发现我译过的诗相当庞杂,有西方的也有亚非和拉美的,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燕郊同志便劝我先将其中篇目较多的里尔克和波德莱尔的诗再补译一些,合编为一个选集;我这才将这两位大诗人的诗集原有的题名稍加更动,糅合起来取了《图象与花朵》这个书名。”根据易彬、黄园的《彭燕郊所存文艺界人士书信》一文可知,彭燕郊所存的书信中,有陈敬容的。期待彭燕郊与陈敬容的通信早日得以整理并公开,从而更丰富地呈现两位诗人的交游史。

《彭燕郊诗选》

最后,再简要说说彭燕郊与牛汉。《牛汉诗文集》收有牛汉1946年5月8日给彭燕郊的一封信,信中说:“虽然还是首次通信,但实在说,已经是久交的老朋友了。”牛汉在《并没有凋谢——简介二十人诗集〈白色花〉》中对彭燕郊的诗歌作了点评:“与艾青的诗风相近的彭燕郊的诗,当时曾引起诗坛的广泛注意。他的《冬日》《雪天》《小牛犊》都是有过影响的佳作。他的诗深沉、庄重,有着耐人寻味的广阔的形象和意境。”牛汉在《咀嚼丰厚的历史》中还坦言:“前些年曾被彭兄的一首大诗《混沌初开》的苍茫而广阔的境界所迷惑;一旦进入,就久久地陷入其中,可以说是留连忘返,也可以说是被铺天盖地诗的魅力所征服”,“这许多年来,我的孤独而困厄的生命的四周,时时能感受彭兄的诗的光照和人格的脉脉的激励,全身心地享受到珍贵的友情。我们生活在两座相距数千里的城市,极少获得晤谈的时机,心灵却越来越觉得贴近了。”另外,牛汉很欣赏彭燕郊的处事方式,在《我仍在苦苦跋涉》中曾说:“最珍爱的是做个真实的人,就像彭燕郊,活得很苦,我还同情他,他有缺点,但没有背叛朋友,没有背叛诗。”

彭燕郊晚年写有大量的书信,搜集、整理、辑录、研究彭燕郊与友人的通信,梳理彭燕郊的交游史,必将成为彭燕郊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易彬的《彭燕郊致严文井、叶汝琏——彭燕郊与文艺界人士通信系列考察之一》《新时期以来翻译出版事业的见证——关于施蛰存与彭燕郊通信的初步考察》《书信、文化与文学史——关于〈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的相关话题》对彭燕郊书信的学术考察文章即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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