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巾帼英豪路——富马利在中国

杏林巾帼英豪路

——富马利在中国

“杏林”一词为中国传统上医界代称，富马利（Mary Hannah Fulton，1854-1927）为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医师，在中国近代动荡危乱年代，长期在岭南的广州及其他地区传教，行医，办医院，建护士学校，创建女子医校，尤其倾力为中国妇女治病解危，算得上中国医界巾帼英豪。

富马利于1854年5月31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阿什兰，曾就读于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的劳伦斯大学，1874年毕业于密歇根州Hillsdale学院，1877年获硕士学位，随后任教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学校。1880年又进入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学习，获医学博士学位。

初到中国

1884年，年届30的富马利，受基督教美国长老会差遣，前往中国行医传教，在下半年到达广州。她的兄长富利敦牧师夫妇，作为传教士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四年。富马利一到广州，就被介绍给赖马西医生。“由于赖马西医生是这个省里除了我之外唯一的一位女医生，所以我很想快点见到她。她很好，来看我，还邀请我到博济医院去参与一些重要的外科手术。在这里我见到了嘉约翰医生，他是著名的医生。他是这所广州最大的医院的负责人。医院能够容纳约三百病人，对那些付不起钱的穷人不收任何费用。医院每年治疗两千名门诊病人，做两千例外科手术。前几天，赖马西医生让我陪同她到一个病人家中去。一个女医生对中国的妇女来说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中国女人不愿意让男医生为她们看病”。她提到的嘉约翰，时任博济医院院长，也是由他创建的中国近代第一间西医校——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的负责人。赖马西则是广州的第一位女传教士医师。这两人对富马利以后的创建女子医校有重大影响。

富马利初到广州时，“惊讶地发现在世界的这一部分竟然有这么多有趣的人！”对这片土地生发亲切感。但是，富马利到广州时，正赶上动乱的年代，当时中法战争爆发，中国时局非常紧张。她在从香港到广州的一路上看到，“一个兵手持出鞘的剑，整天站在通往下面中国乘客船舱的楼梯顶端，说明来自下面的攻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沙面我看见一些漂亮房子的废墟，是上一年被一群中国暴民烧毁的。那时候所有外国居民都被迫到英国船只上寻求保护。我到达后几个月内，传教工作近于瘫痪。到城里的教堂里去讲道必须带着护照。一大群人聚集在（真光）女校和医院的楼房周围（医院和学校紧邻），威胁要带走学校的女孩，要烧毁医院。医院还花了两百元钱赎出被他们关押的医疗助手领班。这些敌视态度的展现，在一定程度上为我次年在桂平面对暴力动乱做好了精神准备”。富马利是真诚地从基督教救世使命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到中国为当地人服务，并把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引进中国，然而她站在西方人的国家立场上，不能理解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激愤及某些人的过激言行。

即使信奉基督教而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她，也站到西方国家殖民主义的视角，看待当时中国人的反侵略斗争以及在斗争过程中的种种过激行为。然而，她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为了抵御当时比中国强大的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文化，包括西方传教士医师引入的医学科学，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但部分国人出于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愤恨，又排拒阻滞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这是富马利在华行医传教、传授医学科学的活动，一直面对抗拒的原因。

到广西行医传教

富马利是一个非常果敢颇有决断的女人。一般的来华传教士医师都得先学习一下中文，熟习环境，再开展工作，她却在中国不到一年，就陪着她的兄嫂和他们的小女儿前往广西桂平。他们取道溯江而上，要走600多公里，乘船一般要走三个星期，却在路上只走了18天。他们到达那里时，当地还没有一个传教士。广西是太平天国起义发难的地方，他们到来时这里正处中法战争的前线，当地时局危乱。“人民来自许多部落，显然有敌意。在桂平，富利敦成功地租到了一间小房子。借助于行医，他认为我们能够在城里站住脚跟”。

富马利和她的嫂子是最早进入这个城市的白人妇女。当然，她们到处被人们尾随着，盯着看，当地人更纷纷传说她们一个女的还是医生，于是人人都想去找那位女医生看病。“后来我们认为溯江而上找一个比较幽静的地点是明智的。但不管我们避开多远，也不管我们多么希望不受打扰，想减少尾随我们的人，就是没有任何效果。一家人家有一个小男孩，是个残疾人，很憔悴，虚弱得连小小的手都几乎无力抬起来。我开始给他还有别的从城里来的人看病。由于孩子的病有好转，他的父亲很感激，说愿意把刚刚建好的砖屋租给我们。这真是一个大喜讯。地方长官的一个代表来了，带来两只鸭子、两只鸡、四包面粉（是用植物制作的，很可能是黄豆做的）和四包死螺。我们得到这一正式承认，感到很高兴”。

工作开头，运气还不错。富马利在一间土屋中租到了两个房间。她把它们用作诊所和医院。她还有一位得力的中国助手:梅阿桂（Mui Ah-Kwai），她曾在医院受过嘉约翰医生的培训。富马利一到中国后，就投入医疗工作中，没有像其他来华的传教士医师先学一段时间中文，因此她还不能用中文交谈，要通过梅阿桂与中国人交流。

富马利是发达国家先进医疗条件培养的高级医生，一到当地，却立即自己动手建起简陋甚至有些原始的医疗设施,同时开展医疗工作。一天，“一个穷鞋匠来到诊所。他双目失明已经有两年了。我告诉他我可以给他做手术，但是他得留在这里至少一个星期。他表示愿意，所以我就把我的土房子医院准备了一下。我把房间彻底清扫过，刷了白灰。手术后，我让他躺在新床板上，每天送去合适的食物。当我给他解开绷带，他看见了东西时，他成了非常幸福的人。而我的幸福一点也不亚于他。这是我做的第一例白内障手术。我曾经在费城看过人熟练地做这种手术，但是在离开任何—个别的医生数百英里之外，独自来做这个手术，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他‘在外面嚷嚷’了一下，很多盲人就来了”。

有—次富马利给人接生，那地方有7头水牛，中间只隔着一道细细的竹栏杆；她真担心那些牛会乱冲乱撞过来。“然而那个女人能跟牛说话，使它们安静下来。”感谢上帝，富马利终于在担惊受怕中，把那婴儿接生下来。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去看我的病人，在后院里找到了那个妈妈。当我问到女婴的情况时，她说她已经‘把她扔到河里去了’，经过仔细询问，我发现这已经是用这样方法处理掉的第五个女孩了，她说她没有米饭来养大这孩子……”富马利非常难过，她在把先进的科学文化引进这里时，遭遇到愚昧无知及种种落后陋习，并且要非常小心地应对，“这里的人们非常迷信。我们一言一行都得非常小心。如果我们停下步来看看墓碑上的碑文，就会有人说我们想要盗墓。很多人相信我们拿小孩眼睛来制药。还有—些人则打听我们的眼睛能看透地底多远”。

经过富马利与兄长一家的艰辛开拓，局面打开了。一座新医院动工兴建，并到1886年5月初就差不多可以启用。医疗条件改善进展极好。富马利医生看到提供医疗服务的机会不断增加由衷高兴。她给家里写信说：“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正在干干净净的新医院里，风景优美，有山有水有平地；病区里住满了病人，有人在给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们宣讲。”

然而好景不长。广西正处当时中法战争的前沿，战火曾烧到当地镇南关，家乡被侵占的危险曾迫在眉睫，激起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强烈愤恨，广西的知识分子首先站出来号召人民反抗侵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士人们，对异质文化的代表——西方传教士也有着强烈的排拒意识。在这一时刻，当地有的百姓也表现出对西方强烈排外情绪以及激烈排外行动。“5月6日，三年一度的考试正在进行，城里聚集了六千名‘文人学子’。他们讨厌外国人，蓄意挑起—群暴民，来攻击富利敦兄妹。当富利敦先生匆匆出外求救的时候，暴徒们就冲破房屋周围的竹篱笆，把柴捆堆积起来放火焚烧。富马利带上小女孩，富利敦夫人身体很不好，尽量收拾起能收拾的文件，三个人从侧门出来，预料愤怒的暴民会把她们杀死，而且猜想富利敦先生已经遇害了”，她们能做的只有“急促地祷告着鼓起自己的勇气，去承受脆弱的木头围墙外面将要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走了出去，进入疯狂的人群中。他们朝我们冲过来，喊着‘杀’！‘宰了她们’！‘扔到河里去’！‘烧’！但是当我们外表镇定地穿过一条竹林小径朝河边走下去时，一种类似怜悯或者羞愧的东西制约了他们，没有施行人身的狂暴行为。’富利敦幸运地找到了保护，托人捎话来说他平安无事。稍后两个女人和一个小孩被带到他那里，但是他们的家和新建的医院则完全烧毁了”。富马利以自己的视角与西方传教士的立场再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

筚路蓝缕建女子医校

富马利再也没有回到桂平，辗转回到广州，于1887年在广州四牌楼和同德街开办了两间诊所。1891年，她又在赖马西医生的帮助下在花地再开了一间诊所。当富马利医生下乡的时候，就由赖马西医生负责管理诊所。富马利医生在1897年接管了医院女病区的工作之后，在忠诚的梅阿桂协助下，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900年，才辞去职务。

富马利任教的博济医校是中国首招女生的医校。1899年，医校女生增至5人。就在这一年，嘉约翰医生在广州芳村着手创办精神病院，医校里的男生都跟随他去了芳村。富马利担起了教授5个女生的担子，她带着她们在西关存善大街施医赠药，有空就为她们讲授医学课程。中国的第一间女子医校在此滥觞发端。随着富马利接触到更多的本地妇女，她们“病死事小，看了男医生失节事大”的传统观念既让她深感无奈，又使她越来越感觉到应该有一所妇女医院，也坚定了她办好女医学堂，为更多的中国妇女治病解危的决心。1899年，富马利在广州西关逢源西街尾的长老会一支会礼拜堂创办女子医学堂及附属赠医所。1899年12月12日，女医学堂的赠医所接诊了首例病人，此日亦被看作是医院的首创日。当时，富马利与在博济医校的余美德、施梅卿两位医生的协助下开办了女医学校，以富马利的赠医所为实习场地，开设于逢源中约。学生不到10名，取名“广东女医学堂”。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岭南虽因中国南部地方大员实行东南互保之策而稍安，但难免被动乱波及，富马利师生几人到澳门避乱，这时身体柔弱的富马利正受到哮喘困扰，但并未停止教学。师生在乱世中相互扶助，“广东女医学堂”的落实计划渐渐清晰。

局势稍定，富马利率学生回到广州。她从各种各样的病人那里总共筹得2500元的款项，终于可以在广州城西隅买一块地皮。她和哥哥“找到一片开阔的空地，有两百头猪躺在那里的泥泞中。在它的北边，靠着运河，是一些低矮的小棚子；到晚上就把猪赶进小棚子里，人就睡在棚子的上边。西边是一个染坊，后面是一个军营。那里每天早上和傍晚都传出大炮的轰鸣声。东南边是邻近各区的垃圾倾倒的地方，升起—股股难闻的蒸汽。在这片郁闷的地面上，他们投入了全部的钱，打下了女医学堂的基础。第一座建筑物建成于1900年，是一座教堂，有一些房间作诊所之用。这座建筑完工之后不久，富利敦回美国时，设法从布鲁克林的拉斐特教堂筹到3000元钱寄来，用作建造一座新的大楼。

“1901年4月23日星期三这个日子将要作为广州医疗与慈善事业历史上一个喜庆日子被人们长远地记住。这实在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将会给这个大城市许多代的妇女和儿童带来福祉。”

医院定名柔济妇孺医院，是广东女医学堂的附属医院。初名“道济”，取其“传道，以医济世”之意。后因“道济”二字与“刀仔（小刀）”一词在粤语发音上比较接近，为避忌讳，院方接受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先生的提议，将医院更名“柔济”。这名字让当地人听起来更柔和亲切，亦与医院早期专门诊治妇孺患者的属性相吻合。1901年建成第一座医院院舍，有病床12张，收治留医病人。

到1901年，医校有40名学生，2位外国教师和8位中国教师。

1902年，富利敦在美国向印第安纳州的夏葛(E.A.K.Hackett)先生募得捐款4000元，在女医校建新校舍，那座染坊于1902年被购入作为学生宿舍。为纪念捐款者之美德，“广州女子医学堂”改名为“夏葛女子医学校”。也在这一年，端拿(Charles Turner)夫人捐赠了3000元，被用来收购了兵营，于是在这里开办了护士学校，定名为“端拿护士学校”。后来，柔济医院改名为夏葛医学院附属柔济医院。

自“广东女子医学堂”改名为“夏葛女子医学校”后，由美国长老会派爱伦博士（Dr.Allen）当校长，“道济医院”改名“柔济医院”，任夏葛的女儿夏马大为院长。该校经费除美国长老会及美国人夏葛和端拿及其他美国人捐款外，还有不少中国人及当时知名人士，如两广袁制军、李制军、岑制军及胡布政司、丁盐运司等的捐助。

夏葛医学院、端拿护士学校和柔济医院的两校一院的完整医科体系成型，组成了中国第一个教学医疗科研一体化的女子医学机构，人员8至9人，床位30张，富马利任校院总监，统管两校一院。由富马利出任学院院长及教授。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广东女子医学堂是否中国第一间女子医校尚有争议，但从夏葛医学院的学制、办学规模、教学方式及完整配套的设施与实习基地上来看，它确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女子高等西医学府。

1902年4月23日，柔济医院举行落成和命名典礼。美国驻广州领事麦伟德任典礼主席，出席的宾客有清政府的将军、广东省布政司、南海县与番禺县县令等中国官员。

经过富马利艰苦经营，护士学校于1904年正式建成，招收了首名学生李凤珍。端拿护士学校学制初定两年，从1915年起改为三年。

富马利继续在国内外募捐，兴建医院校舍，至1905年，已有医校校舍两座，医院病房为马利伯坚纪念堂和麦伟林堂两座。

柔济医院创院之初亦兼具慈善机构性质，主要服务贫穷的女病者，妇产科一直是其强项。1909年，该院就开展了钳助产术、毁胎术、臀位牵引助产术、子宫破裂修补术等。1914年，富马利、夏马大和中国女医生罗秀云一起，为一名患者切除了47公斤盆腔肿物，标本被送往南京展览，引起轰动。

1912年5月15日，孙中山亲临夏葛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典礼，并视察柔济医院。

富马利创建的这所女子医校的立学宗旨有着明确宗教目的：以耶稣真理为体，以新学救人为用。欲来学者，须为本国妇女，及至学成，以天道救人之灵，以医道治人之身，振兴世界，扶植国脉，并非别开生财门路，愿学者毋忘此旨。然而又有着现代文明的特征。医校学生的资格规定为：尊重人格，不能为富人培养侧室，故凡妾侍之流，断不收录；学习功课繁重，非专心致意不能进步，故已嫁而有家累者不录。学习研究的学问，颇多深奥，脑力未长足及文字不通顺者，断难胜任。故凡来学诸生，须年足18岁，对本国文字能读能作，又略明各种科学者方能入选。如资质过钝，不能追上学科，或品行乖张，不堪造就者，本校必须请其退学。凡由外省来学，如文字通顺者，可以收录。当时学生的来源，一是通过考试招收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女生；一是由教会介绍，推荐入学。所收学杂费高昂：

学费：修金每年80元，一次交足，如财力有困难者，可分两期缴交。化学班另加收材料费10元。房租：每年12元，进校时交6元，余在下学期交足。膳费：每学期25元，于开课时交足。堂费：（包括电灯、洗衣、茶水、工什等费）每年18元，分上、下学期交。照费：学生卒业领照时须补回印照费5元。书籍：四年统计约需30元。收费以港币计。20年代收费标准提高较大，每学期学费收达港币500元。由于收费高昂，非富有家庭的女儿，无法入学就读。

学制规定为五年，四年本科学习，一年实习。每年作为一班，循序渐进。

第一学年：全体学、体功学、化学、显微镜学。学生于实验上，须将全体各端，一一研究。化学试验，一一精练。读书贵熟，经验须多。第二学年：进级全体学、进级功体学、进级化学、进级显微镜学、药品学、皮肤学、牙科学、卷带缠法学，此年内学生须入诊症房临症，其余实验如上年。第三学年：进级药品学、产科学、外科学、内科学、病体学、诊断学、寄生症学，此年内学生须入药房配制药品，入割症房考察割症之理法，晨昏随医生入医院诊症，及随应聘医生出外接生。第四学年：进级外科、进级内科、进级产科学、儿科学、眼科学、临床外科讲义、临床内科讲义、断讼医学及卫生公学，此学年试验之功课，一如上年而进一步，即随同医生出外助理接生。

此外，课程还有英语、拉丁文。基督教《圣经》列为必修科。

该校制订了许多规章制度：

考试及积分：每礼拜六那天，将各科学课轮次小考一次，上学期及下学期结束时，将各种学课各大考一次，惟下学期散学时兼考全年或上年工具课。每日上课之分数及年中小考、大考之分数统于下学期散学时计算，榜列积分以励勤惰。如积分少于本科所定，则下年仍须留在原班再学。倘某科虽读完，但在大考时其分数不及格，则下学期进学时，虽能升级，然此不足分数之科，仍须在学班再学，直至该学期大考时，其分数及格方算此科毕业。医照及奖赏：学生除年假外，没请假或缺课，又每年功课俱完尽者，于卒业时，由校发给医照一轴，以为成材之证。学生于毕业时，将四年之积分合算，最高者，除给照外，可给予物质奖。每班于年终考试积分最优及练习时留意者，奖给医科器具，以鼓励学生之勤奋。

堂规：注意学生品行，以养就医生之德性，故各室俱有规条。其大意是禁烟酒、戒谎言、洁净整齐、勤习依时等。

学生规定要寄宿，在学期间不准结婚，否则勒令退学。还规定学生不准参加社会活动，但又必须参加宗教活动，每天必须参加早、晚祷，星期天要到教堂听牧师讲道。

由于该校收费高昂，历届毕业生人数很少。1903年毕业生只有苏恩爱、黄雪贞2人；1904年毕业生有罗秀云、梁友慈、张星佩3人；1905年毕业生有吴雪卿、林怜恩、梁焕真3人；1906年毕业生有梅恩怜、黄德馨、毛慧德3人。其余连续几届毕业生都是几个人，到1911年开始人数逐步增多，该年毕业生有朱仪君、余合壁、余卉先、余谦和、关相和、黄美英、胡英、司徒燕如、谭恩怜、李德如、李玉蓉、魏翠立12人。以后各届毕业生最多达15人。

1914年，美长老会派夏马大医师和伦嘉列博士来华。同年，组成了夏葛医学院及其附属机构的董事会。定出了董事会职责，教员执行部职责及各种会议制度。由董事会选出了第一届教员执行部。负责整个校院的行政业务管理，并正式选出富马利为校院总监，兼任医院主管，梅思怜、李喜怜分别任医校、护校校长。

至此，校院人员及管理制度逐渐完备。柔济医院于1914年分布有内、外、妇产、特觉各科，病床增至50张，每年入院数约600至650人。门诊每年约9000人次。医疗业务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妇产科。

富马利担任校长直至1915年。这一年，已过五旬的她离开广州，旅居上海，应中国传教医师协会之请，全职翻译医学书籍，专心从事医学书籍的翻译工作。现在尚不清楚富马利离开夏葛女医的原因，一般推测，她也许只是想要休息，她当助产士的女医学堂诞生后，在她精心调理下成长起来，她也可以放心离开。她一手创建的夏葛医学院、附设医院和护士学校的两校一院体系及相应的教育模式与管理制度延续了下来。

其时，学院的教员里，有8名美国医学博士、1名哲学博士，教学阵容十分强大。夏马大任校院总监兼医院主管，伦嘉列任医校校长，护校仍由李喜怜任校长。

1920年，学院学制改为六年制，一年预科，四年本科，一年实习。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各地开展收回外国人办校的教育权运动。在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夏葛女子医学院学生，通过学生会、青年会、校友会的决议，曾经罢课3天，要求将学校收归中国人办理。1930年，教会根据中国政府规定，将夏葛医学院及其附属机构移交我国自办。校名称“私立夏葛医学院”，包括附属医院及护校，并成立董事会。第一届新董事会主席为关相和医师。董事会下设校院院务委员会，作为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指定了校院院长为王怀乐，学院主任梁毅文。医院主任何辅民，护校主任林蔚芳，药校主任邵艾。1932年，学校在政府注册。到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规定教会办的医院、育婴院附属的教育机构，不能有教育权，要向政府立案，成立董事会，规定董事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董事中的外国人不得超过半数。学校随即改组。学校按照当时南京教育部规定重新办理立案，改名为“夏葛医学院”，学制为六年，开始兼招男生，附设的柔济医院亦经改组，开始接受男病人。

在建院30年间，继初建的两座病房后，于1911年建成护校校舍“夹拔堂”，1915年建新平房1间，至1917年加建三楼，1923年在夏葛两座校舍拆除的原地建成富马利堂。1924年建膳堂1座，陆续建造外国职员住宅及护校学生宿舍4座，并于1929年购得紧接校院南边的“路得”校舍大小共4座。所以，在华人接办时已有房屋14座。并在此基础上，准备建筑医院新病楼。

1936年，夏葛医学院与岭南大学医学院合并为孙逸仙博士医学院。夏葛医学院从1930年至1935年毕业生计31届，246人，1936届的学生将在夏葛医学院完成7年的学业。夏葛医校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在医界颇具声望。柔济医院延至1954年1月6日，宣布广州市人民政府接办柔济医院，成为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附属端拿护士学校解放后重新备案，改称“广州市第二护士学校”，归属卫生局。至此，端拿护士学校共办40届，毕业生336人。

1917年，富马利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的农场，归隐田园。1927年1月7日，她因病辞世。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