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天真的"老顽童"——缅怀恩师 夏志清先生

刘剑梅

——缅怀恩师 夏志清先生

刘剑梅

2013年的圣诞节之夜，我和父亲刘再复一起给夏志清先生和王洞师母打电话，想致以节日的问候，可是师母说先生住院了，当时我们就很担心，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竟得知了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三年前我赶到纽约参加先生九十华诞时，他还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样子非常年轻，见到我们好几代的学生开心得不得了，兴致勃勃地跟我们相约要在他的百岁盛宴上欢聚呢。新年元旦之夜，我默默流着眼泪，伤感地缅怀着夏志清老师，回忆中全是他天真烂漫的音容笑貌，觉得他仿佛还在我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纵情地嘻谈怒骂，他的幽默，他的正直，他的真情真性，在眼前一幕一幕地展现。想到这些情景已经不在，实在难过。

夏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了许多学生，我有幸也是其中的一个。1992年，我刚从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硕士班毕业，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班录取，成为王德威老师的博士生。那时，夏志清先生刚满70岁，他选择王德威老师做他的“接班人”，希望哥大的人文传统和中国文学传统能够薪火相传。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博士生仍然非常关心，逢年过节他和师母总是请我们这些研究生在哥大旁边的餐馆吃饭聊天，让我们这些“异乡学子”在纽约的大都市中也感到中国式的人际温馨。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回到哥大东亚系开课，这真是福音。他不仅讲得很生动，而且对我们的研究选题切实关注，并坦率地给予中肯的意见。

我第一次见夏先生，记得是跟我父母一起去他在哥大附近113街的公寓。去之前，我就读过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心里对他很崇拜，非常好奇想知道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先生会是什么样子。一见面，他就热情地夸奖父亲，说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还直言不讳地说：我和你父亲都非常伟大，所以不必讲假话。接着，他就对我直呼“小美女”，让我沾沾自喜了好一阵子，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所有知识女性在他眼里都是“美女”，我们博士班的杜爱梅 (Amy Dooling)是个女权主义者，竟对夏先生称她“美女”提出过小小的抗议，不过夏先生还是照样天真地赐予我们“小美女”的桂冠。他和师母租的是哥大的公寓，屋子里除了书，还是书，每间房子都堆得满满的，连走廊里也摆满了书，完全没有杂物和俗物。走进他的书屋，就像走进人文专业图书馆，他的一生就生活在书籍的环抱之中。读书，讲书，著书，就是他人生的全部。93年人生，一以贯之的便是书。在书屋里谈说学界的种种趣事时，他总是笑声响亮，口无遮挡，让我们大家都跟着大笑不已，师母王洞在旁边总是忙着替他打圆场，可是他却不领情，愈说愈走调。但在笑语中总有一些让我难忘的不同一般的见识，让我真的受益和长进，所以我很喜欢倾听他的笑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个“老顽童”，活得率性，活得快乐，活得真诚。

有一个学期，王德威老师请夏先生回哥大代一门课，他于是开讲“中国元杂剧”，我和同学们欣喜若狂，纷纷抢着选修，非常珍惜在课堂里当面讨教的机会，不过也暗暗担心他会要求太严。没想到，整个学期都过得很愉快，课上也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哥大博士班课程通常都是小班，不到十人，所以每个人在班上都得到了他的精心辅导，他的英文写作水平连美国学者都佩服，所以在这堂课上，他对我们的英文表述也要求比较高，我们的每一句翻译都得到过他的修改，最后他让我们每一个学生选一个元杂剧翻译，做为期末的学期论文，我记得他给了我一个“A”，让我深受鼓舞。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堂课，夏先生说这个学期他太享受了，太高兴了，最难过的是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我们大家也有同感，恨不得他就那么一直教下去，所以报予他最热烈的掌声。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哥大教课，我至今仍感到很幸运，能有那么一个学期认真地上他的课，每字每句跟着他翻译，得到他的言传身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明白跨越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打通古今与中外血脉的重要性。

夏先生因为高血压，每天都到哥大附近的街道散步，我和同学们经常看到他，我的公寓和他的公寓只隔了三条街，我的同学何素楠（Ann Huss）和陈绫琪跟他住在一条街上，我们三个人常常去他的公寓请教。夏先生每次见到我，就会询问我在哥大的学业进展，还让我和师母聊天。每次相见，他总要告诉我应该注意哪些研究课题，在英文写作上要如何提高。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要参加哥大的一个研究生组织的国际性研讨会议，需要在会议上发表论文，心里很紧张，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公开演讲。夏先生听了就问什么时候，说他一定要到会上去给我“捧场”。果真，演讲那天，他准时到了，还端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地从头听到尾，并提了几个问题让我当场回答。讲演结束后，他特地走过来跟我说，他本来担心我的英文过不了关，毕竟我的大学本科是北大中文系，没有受过英文的专业训练。他兴奋地对我说：“听了你的演讲，放心了。”过后他还特地告诉我父亲（那时在科罗拉多大学），说：“剑梅英文没问题了。”那之后他确实对我充满信心，觉得我以后找工作，也不必替我担心了。他讲得很“实用”也很“实在”，他的肯定，让我的英文讲述与英文写作，获得了很大力量。

到哥大三年后，我顺利完成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要求，并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开始进入写作博士论文阶段。我最先选择的题目是“革命话语与颓废话语的对话”，并运用了一些刚学到的时髦理论，写了一个论文的大纲，就兴致勃勃地拿去给夏先生看。可是他翻阅了一下，就非常不客气地给我四个字的评价：“大而无当。”他批评得很直率，不留情面。被他浇了冷水之后，我才明白自己的选题外延过于宽泛，很难驾驭，应当改变写法，于是就改用“深挖一口井”的方法，以小见大，并在王德威老师的指导下，把题目定成“革命与情爱”，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写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主题演变来看待中国现代作家内心的分裂，强调他们在现代和传统，集体和自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彷徨。夏志清先生认可我的新题目，还让我参考他的兄长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揭示了左翼作家的双重性和充满人性的一面，让我大开眼界。博士论文写出初稿后，夏先生仔细地读了好几章，从大的方向给予我很多鼓励和修正，不过叮嘱我要多做本文的细读，不要被西方理论搞得晕头转向。

夏志清先生自己的学术研究受到李维斯 (F.R. Leavis) 的理论和新批评学派的影响，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认为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挖掘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他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的高度评价，对《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分析，都是站在文学审美的立场，考察作品的实际表现，反对把文学简单视为反映时代精神的工具，而是注重作品中传达出的作者的思想、智慧、写作风格和语言。正如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序言中所写的：“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义务。” 我读哥大时，正是西方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盛行时期，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下子成了诸位汉学家批评的对象。比如，周蕾教授《妇女与现代性》一书中对夏先生以西方文学经典为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学提出质疑。然而，我认为夏先生是从世界文学的大视野（即普世视野）来评价中国文学的，这种视野超越国界（包括批评中国作家把“感时忧国”的民族情结固化），把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的整体框架中来思考判断，重视的是文学本性与文学自性。如果忽略这一点，仅从“文化政治” 、“话语霸权”的角度来批评夏先生，就会产生误解。倘若给他扣上“反共学者”的标签，那就更加“本质化”即更加简单化了。

夏志清手迹

20年过去了。今天再想想在哥大读书的岁月，觉得夏先生给自己最根本的教诲是多读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经典。他总是对我说，不要光读文论和文化批评书籍，而要自己去好好细读西方文学文本和中国文学文本，要自己去感受文本中的美（诗意细节），自己去感受文学的真谛，自己要有勇气做出不同于他人的判断，不要赶时髦，不要人云亦云。他说他自己读书期间读了很多西方新批评的理论书，比如李斯特的《伟大的传统》、布鲁克斯的《现代诗与传统》、威尔森的《阿克瑟尔的城堡》、崔林的《诚与真》 等著作，虽然很有收获，但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与此同时去细读他们著作中谈到的世界名著，所以他对海明威、福克纳、叶芝、乔伊斯、艾略特等的作品都了如指掌，常常会给我们娓娓道来，并和我们交换对这些西方名著和中国名著的看法。他对我的这些具体的指导，在当时的语境下，可谓“政治不正确”，有悖于当时正在流行的西方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那时哥大东亚系的学生纷纷去选修写《东方主义》的萨伊德的课，或是女性主义权威斯皮瓦克的课，而我们选修的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的课程，基本上也都在大谈文化政治理论，完全不重视文学文本，即使做了一些文本细读，也只是热衷于“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熏陶下的文学系学生难免要“本末颠倒”，为理论而理论。好在我在哥大读博士期间，有夏志清先生和王德威老师对文学传统的坚持，所以我很早就“返回古典”，返回文学。不仅返回西方的文学经典，而且返回了中国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一直守望文学的家园，终于没有遗忘自己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职责。

夏志清九十华诞与夫人王洞合影

1997年我通过博士论文的考试，要去旧金山州立大学任教一年，临走前夏先生送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后来我从旧金山带到马里兰，又从马里兰带到香港，和我一路从西方漂泊到东方。那是一本像砖头一样厚重的《戈尔·维代：美国散文1951-1992》。在书的扉页上，夏先生特意写道：

Gore Vidal 是我最心爱的美国散文家。剑梅刚通过了博士论文的考试，将赴旧金山，即以 Vidal 之《散文合集》相赠，并盼望她每有空时，挑几篇文章看看，当得益匪浅。

原系志清藏书，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日，现赠剑梅女史珍存。

志清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1998年我正式从哥大毕业，并从旧金山州立大学转到马里兰大学任教，没有办法像在纽约时那么频繁去拜见夏先生和夏师母了，不过还是常常跟他们通电话，几乎每年过节时我都不忘寄贺年卡和写信给他们，而每次夏先生也都会认真地给我和我父亲回信，每封信都很热情。我的英文著作《革命与情爱：文学史、主题重复、女性身体》出版后，他兴奋地给我打电话，祝贺我新书的出版。不过，他对我的著作最喜欢的还是北京三联2006年出版的《狂欢的女神》，并为此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能够如此关注西方女性和东方女性的艺术创作，实为难得，这一领域他以前关注得不够，所以他很欣赏我能够弥补这一空缺，认为这一“补缺”意义非常。这封信可能是他对我最为夸奖的一封信，当然以前他也曾经来信赞赏过我和父亲合写的《共悟人间》和《共悟红楼》。我知道，他之所以特别喜欢我的《狂欢的女神》，是因为在那本书中我使用的是散文的笔法，而不是用学院派的概念表述，真正以女性批评的角度去理解女性作家的作品，真切地感受她们的才华以及她们内心的焦虑与挣扎。这种文学化的态度，正是夏先生最希望在他的学生们身上能够看到的。

2010年，会议代表向夏志清教授献花, 左二为王德威，右一为刘剑梅（吴盛青摄影）

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教了14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每个学期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都被我列为中国现代文学课的必读书目之一。对中国文学比较陌生的美国学子，这本书很快就可以让他们入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重要作家有基本的了解。通过夏先生的讲述，再去细读各位作家的代表作，绝对是一种“方便之门”。夏先生的这本名著真是天赐的简明又深邃的教科书。无论哪个理论潮流领先，他的这本书都是一个“中流砥柱”，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必经之路。

夏先生的一生，是生活极其简朴而精神却极其丰富的一生。他从来都没有买过房子，也从来没有买过车子，一辈子都和师母住在租用的哥大的公寓里，过着简朴的生活，然而他们又是最富有的精神贵族，拥有庄子所说的精神大自在。在物质横流的世界里，这样的高贵文人已不多见。记得博士毕业的那一年，我和先生黄刚高高兴兴地开着新买的车子去跟夏先生和夏师母吃饭，没想到夏先生不以为然地说，要那车子干啥？纽约不是很方便吗？可以坐地铁，也可以坐出租车，你们买车，反而给自己增加负担。他的这一席话给我们印象极深。还有一次，我父母和妹妹来纽约看我，我们去看望夏先生和师母，他看到比我小十岁的妹妹刘莲，很是喜欢，就问父亲她是学什么的，父亲说妹妹是学电脑的，在IBM当电脑工程师。夏先生一听就着急，便对我父亲说，你犯错误了，让刘莲选错了专业。他还是那样天真，那样直言：“我们搞文学这一行多幸福多有趣、多有意思啊！怎么会跑到机器世界那里啦！”夏先生一生真爱文学，真爱人文，真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骄傲。 他从不为物质世界所动，从不为荣华富贵所动，永远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里，活在纯粹的文学世界中。这种“独立不移”的真正人文学者的立身态度，是他留给我的最大的精神财富。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我确信，他的精神财富将永存永在，永远存在于我的心中和他的友人与弟子的心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