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

伯驾

生平及来华

伯驾1804年6月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一个穷困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个瘫痪病人，母亲人单力薄，家庭入不敷出，负债累累。但是，身为公理会信徒的父母对他关爱至深，让小彼得从小感受到基督的福泽。他16岁那年，也成为公理会的成员。伯驾年轻时就天资聪颖，并萌生救世情怀。他对宗教的感悟和信念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因家庭环境窘困，使得伯驾的早期教育并不好。后来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他的家庭状况才略有好转。他也才能于1827年进入阿默斯特（Amherst）学院学习，开始展现出青年伯驾不凡的学习能力。3年后，他从这间学院毕业，就设法转入耶鲁大学读书。在耶鲁，他参加了美部会，并坚决要求到那些“基督徒从来没有触及、人民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去传教。在美部会的帮助下，他免费进入耶鲁神学院深造，并学习医学。大概也是从这时开始，他注意研究中国问题。1834年，他学完了医学博士课程，得到了学位。随后，便准备前往中国传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上帝福音的光芒引入地球另一半黑暗部分”， 他甚至向美部会表示，他将永不回国。

由于耶鲁大学承认伯驾在阿默赫斯特学院的学分，他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学业，获得学士学位。也就在他毕业这一年的4月，美部会秘书安德森到纽黑文访问。有志传教事业的伯驾，设法与安德森取得联系，并在当年9月，去到波士顿的安多佛面见安德森。他向安德森一吐夙愿，表明打算做一名传教士的理想。安德森高兴地欢迎伯驾入行。

人生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伯驾迅速、积极地为即将到来的使命做准备。这一年10月，他重返耶鲁大学，同时在该校的医学院和神学院修习研究生课程。1833年8月，他取得布道资格，1834年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34年5月他在费城被正式按立为传教士，他的传教事业万事俱备。

1834年6月4日，伯驾乘上奥立芬主动为他提供的“马礼逊号”商船，并与奥立芬及其子女同船，从纽约出发，踏上传教征途。同年到达广州。

伯驾急切开展自己的事业。先在一位教士裨治文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但是，伯驾的身体状况不佳，影响了他事业的开展。水土不服，使他饱受上吐下泻的煎熬，久治不愈，身为医生的他无计可施。

正是这时，他遇到了德国新教传教士郭士立，他劝伯驾离开中国，到新加坡去，一来治病，二来可对福建移民进行传教。伯驾于是决定换个环境试试。他在广州居住学习一个来月后，于1834年12月6日，离开广州到澳门乘船，经马六甲到达新加坡。他在那里，加入了美部会传教站。

1835年9月27日，回到广州。

行医

伯驾在获得新加坡行医传教的成功经验，使他一回到广州，就立即筹办一间西医院。十三行首富伍敦元答应他以每年500元的低价，将自己的丰泰行租给伯驾，一年后，连500元的租金也免收了。伯驾得到伍敦元的捐助，在广州新豆栏街十三行内购置了一块地皮，建立了一间专科性质的“眼科医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间西医院。医局设在新豆栏街，故又称新豆栏医局。西方文明的薪火在近代第一次洒落在华夏大地。

伯驾的诊所开诊后，开始并不顺利。由于这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西方医术，一般市民都不敢前来求医。诊所开业的第一天，没来一个病人。但是，伯驾以宗教人士特有的热诚、献身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坚持行医。终于吸引了广州市民前来就医。第二天一个患青光眼的女人来看病，第三天来了五六个病人……

随着伯驾诊所治愈病人的数目增多，诊所的名声也增大，来求诊的病人也大增。

广州各界，长期生活在相对国内其他地方开放的环境，较容易接受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讲究实用的广州人，一旦发现伯驾的西医医术，还真有两下子，立即涌到伯驾的医局求医。

初期的困难很快就克服了，伯驾在写给美部会的报告中称：

“当我们开始尝试每天都接待病人的时候，我发现一些人手里提着灯笼，可以看得出他们在凌晨两三点钟就出来了，以确保能尽早赶到医院；挂号比较紧张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就来了，在这儿呆上一夜……”

当地的政府官员已经得知这所医院的存在，也批准其行医。大多数情况下，医院能够赢得患者们的绝对信任。一位妇女已经65岁了，她患有白内障，当伯驾对她能否忍受将刀子放进眼睛里表现出怀疑时，她回答道：“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先把眼球拿出来，然后再放回去。”

伯驾医生在1843年医学会出版的历史摘要中说：想让一个当时没有见证医院的情况的人相信那时的景况确实比较难，他需要全天呆在医院里接待新病人，目睹可敬的妇女和儿童在前一天晚上就聚集在医院门口，在街道上坐上一个晚上，这样他们才能挂上号。他早上能看见轿子排成的队向各个方向延伸；看见当官的和他们的仆人、脚夫、马夫和挑夫们；看见下面的屋子里挤满了人，父母尽量将孩子举过头顶，以免他们被伤着；诊断时站在一旁，然后将他们的票交到上面的大厅，在那儿他们挂号和看病；急诊会被马上处理，其他人只好叫他们五天后或十天后再来，这取决于医院照顾他们的能力而定。在那层楼上还可以看到一两百人；各种级别的官员，下至地方的文职官员，上到省的刑事法官，坐在医生的桌子前，身边还有十来个仆从等着领赏。

伯驾与林则徐

1839年初，清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来广州，查禁鸦片。英商敷衍他，不甘尽数缴出毒品，林则徐乃于3月24日派兵包围“夷馆”。被困的外国人有300多名，伯驾也在其中。经过一番对抗，3天之后“夷馆”的领事义律屈服，命英商陆续缴清鸦片。不久英侨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门，伯驾却独自留在广州。因为他医术高明，使其在广东的民间到官方都名声很大，与中国官方多有联系。连林则徐也先是请他开药方为鸦片烟客戒毒，继而请他为自己治疝气。

伯驾在病历上记道：“病案6565号。疝气。林则徐(误拼为LinTsillset)钦差大臣。”

本来，医学注重对病人的临床诊断。不过钦差大臣是朝廷重臣，林则徐是中国士大夫出身，生疝气的地方，在中国人眼中属隐私部位，中国统治阶层向来“严夷夏之大防”，怎能让一位陌生“夷医”来拨弄狎玩钦差大臣的阴私之处。更何况，当时中西严重对立，正处于战争边缘，更应该小心。于是，这一治病过程费了一番心机。

那年7月，洋行买办带来林则徐的一封信，要伯驾配药给他医治疝气。伯驾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封中文信，详析疝气的病因，附以图解，并且建议可装托带医治。林则徐想必不愿任人近身来装带，似乎也怀疑装了是否有效。他派来一位已经装有托带的朋友，向医生再索一具。伯驾回称，这东西必须由医生动手安装。于是林又派来一名亦患疝气的副官，要医生装上托带。伯驾从命，那副官立刻感到舒畅。最后又来了一人，自称是钦差大人的“兄弟”，正巧体型也差不多，托带如果合他，必然也合钦差大人。此计果然妙绝，伯驾无奈，只好为来人安装疝带。

事后伯驾在业务报告中说，“呈送给钦差大人的托带尚称见效”，又说不但林则徐曾经当众夸奖他的医院，而且结了善缘之后，林则徐的左右侍从也经常出入医院。

伯驾在中国经历一段激荡岁月后，于1888年在美国去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