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与勤工俭学蔡元培的留欧故事之留法篇（七）

叶 隽

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与勤工俭学蔡元培的留欧故事之留法篇（七）

叶 隽

蔡元培

“一战”的爆发，对于蔡元培、李石曾这代怀抱理想主义的精英人物来说，实在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挑战；如果说本国共和以后的可悲现状，让他们毅然选择退出政界，漂泊欧游，那么这套源自西方的理想模式，终于在其源头之处遭到了根本性质疑。应该说，这种时危艰难的环境，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究竟该如何应对？

1913年，已经再度留德的蔡元培应孙中山之召，回国参加二次革命，旋即迅速兵败，再度去国赴法。可没想到的是，屋破偏又逢漏雨，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也成了一个火药桶。而法国则因为与德国为敌国，更是首当其冲。蔡元培等人此时则不得不放弃理想主义，中断正积极筹备的学风杂志，开始“法境流亡”，可即便在这种危难时刻，蔡元培仍不脱理想主义情怀，放不下勤工俭学的事业。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归国潮流，蔡元培特别撰文《吾侪何故而欲归国乎——为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所撰之通告》，开篇即明义：“吾同学暑假期间方为种种之预备，而列强忽然宣战；欧洲文化，暂隐于枪林弹雨之中。吾同学中遂有于此时期倡归国之说者，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 显然，蔡元培的立场很明确，不应该因为欧洲的战事而群起归国，他接着说了一番道理：

夫多闻多见，次于上智，观赜观动，乃知天下。此次战局，为百年来所未有，不特影响所及，人权之消长，学说之抑扬，于世界文明史中必留一莫大之纪念；而且社会之组织，民族之心理，其缘此战祸而呈种种之变态者，皆足以新吾人蹈常习故之耳目，而资其研究。故使吾人稍稍蓄好奇之心，有济胜之具，虽在闾里，犹将挟策裹粮，为泰西之游，而乃不先不后，会逢其适者，转谋引避，是何故耶？

显然，蔡元培是在一个相当阔大的世界格局中来把握国人的留法事业的，他认为欧战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有极为可贵的经验和资源可以汲取，对中国人来说更是千载难逢的很好的学习机会，这是很高明的见地。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必须承认的现实也是，战争既起，则硝烟弥漫，战火遍地，生命亦受威胁，法国人如此，在法之中国人岂能例外？法国境内的铁路公路、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当然也会影响到中国留学生；而且更重要的是，来自国内的汇款，则可是留学生的“命根子”，也时常有中断之虞。正是在这种关键性时刻，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挺身而出，组织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一方面筹措经费，譬如代向中国驻法使馆借款，待战后归还；或向法国学校申请缓缴学费，待战后补缴；甚至规定每人的经费标准，即每人每月费用不超过70法郎。另一方面出面组织交涉求学机构，譬如集体安排勤工俭学生到法国西南部尚未停课的中学或中等专业学校等继续学习。这些措施应该说虽非极为有力，但已大大缓解了勤工俭学生的危机和急迫的归国潮，对于日后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是有积极作用的。用蔡元培的话说，“归国之说，言之既不成理，而持之亦非有故，殆发于一时之感情，而决非审思熟虑而出之者。去留之间，关于学问之进退者甚大。愿诸同学审思而熟虑之，勿遽为一时之感情所动也”。我们很难用明确的数据去测量去留之间对于留学生的求学影响和他们日后成就发挥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蔡元培之格局极为宏阔博大。

俭学会，乃至日后的勤工俭学的运动，其始作俑者都是李石曾。按照蔡元培的说法：“那时候李君所招呼的学生有两种：一种是留法俭学会的学生，每年家中还能备国币六百元的学费，由华法教育会替他安排，用得很省。又一种是勤工俭学会的学生，是只备赴法川资及一年旅费，到法后，第一年练习法语，第二年以后，就可进工厂做工，自给有余，晚间还可就学。”一方面，我们确实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在法国语境中实践层面上长袖善舞、有规划、有组织、有成就的俭学运动者首推李石曾，但另一方面蔡元培等人的鼎力支持，包括在文字、授课、参与等方面的协助之功，也绝对不可忽视。除了像以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的名义发表文章，阐明立场之外，对于蔡元培等人在面对勤工俭学生时的“师长风仪”，吴稚晖有过颇佳的叙述：“出蒙达尔车站，……俭学诸君多吾国高识之士。故当日既开会，蔡君演题为《德儒康德之空间时间说》，其余兴又令余述中国新制音母之状况……” 想象一下，在法国蒙达尔小城之中，中国留学生能群聆蔡先生演讲康德学说，该是何等令人向慕的求知场景啊！

1915年6月，与李石曾等人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我们要理解，从俭学会到勤工俭学会有一个过程，俭学会是早就有的，而且应归功于李石曾的发明。而勤工俭学会则发端于此际，乃是众人的拾柴火焰高。而其纳入华法教育会的活动框架则使其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就在实际运作上给予李石曾很多具体支持。李石曾回忆道：“那时我们推进留法俭学会工作，教育部拨借大方家胡同以前的师范学校，后改作国立图书馆临时馆址，馆经迁移，遂作为留法预备学校，很多留法同学经过其中的法文预备班，如方作古之郑毓秀，现在美国之李润章（书华），沦陷大陆之彭志云（济群），现在台北年愈七十之徐海帆（廷瑚）等。留法俭学运动曾经盛极一时；至第二次革命失败，蔡先生离开教育部，汪大燮任教长，不久将校址由部收回，校遂解散，然不因此停止了勤工俭学，居家俭学，吴蔡两先生全家以身作则，乘日本三等船到英法实行‘苦学’之主张……” 这前后教育总长任期的比较，不难看出蔡元培对于俭学运动权力性支持的重要意义。而更值得指出的是，一般来说，我们将留法勤工俭学看成是“五四”以后的一种历史潮流，而且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其实，我更倾向于将其看作一个相当长期的延续性事业，也就是这实际上是以李石曾为核心人物的一项事业。

应该说，华法教育会的组织设想与规划是非常好的，但理想与实践之间差距通常颇大，这一点也同样为华法教育会所证明。吴玉章曾对由蔡元培表述的华法教育会四点计划加以阐述，其最为强调的仍是第一点“扩张国民教育”，在吴的阐释下，其重要之途径为“留学教育”：

何谓“扩张国民教育”？我国甲午以前，留学外国者绝少；即壬寅、癸卯时代，于日本亦不过二三百人。其时爱国者盛倡自费留学，遍设招待机关，无何而留学日本者，数达二万以上。风气遂开，学说大变，而革命思潮遂滂沛而不可遏。壬癸以来，十余年耳，其思想之进化为何如？吾人试一回溯，能无隔世之感乎？今革命成功矣，革命事业非仅破坏已也，势必有极良之建设，而后革命之目的为得达。现我国政象之杌陧，民生之凋敝，言之滋痛，事皆因无术以善其后也。欲求利国福民之术，非学莫由。国内学术未备，势非留学不可。顾国人多欲留学东洋而鲜至欧西，虽限于经费，亦昧乎实情；或更误于日与我近适于国情之说，衷心以为日本亦一强国，苟能学步，亦足称雄。而讵知日人学术步武欧西……同人甚愿吾国青年目光注于全世界，勇猛精进，必穷究世界学术之精微，由自主的择一自信者而力行之，而后为不虚生于此二十世纪。留法俭学会之设，即欲为国人作求学之津梁也。

吴氏这番议论，从19世纪后期的中国时势入手，追究中国发展的路向与形成之原因，不可谓不高屋建瓴。他所提出留学西方的选择，其标的指向当然是留法。正如吴氏所言，华法教育会在推动“勤工俭学”方面之作用不可忽略，1917年北京华法教育会成立并在教育部、内务部立案，1918年前后，在该会推动下，各地纷纷成立分会、各种赴法留学预备学校先后创办，成“星罗棋布”之势 ，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几年之中，申请赴法青年达五百多名”，而到五四运动之后则“迅速超过一千五百多名”，1920年人数为一千六百多人，出现了留法勤工俭学高潮。但高潮一至，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其实这也并不难理解，诸如安排住宿、介绍学校、联系做工、指导学习和生活都是非常具体而微的工作。虽然早期勤工俭学生到法国后，开始都由华法教育会照顾，帮助安排住宿，联系工作，安排学校等事。但这种事情在小范围尚可为，一旦来者汹涌如潮流，机构本身确实不易应付，所以后来随着留法生的增加，华法教育会便采取了不管不问的态度，留法青年要自找住处，自寻出路。在我看来，这种情形的变化，有其客观必然性，华法教育会可能有诸多问题，但恐怕到后来也不乏“非不为也，乃不能也”的因素，如此众多的勤工俭学生汹涌而来确实非其所能应付，华法教育会自己也说是：“关于介绍留学，今华法教育会惟有随其先进之前例而力行之可也。”如果说，这个时期留法学生能够坚持、接受考验的话，到了1920年下半年，则确实是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此时一方面法国因“一战”后经济萧条、工人失业，所以对勤工俭学生采取了排挤政策；而另一方面华法教育会则没有很好地设法解决问题，甚至“火上浇油”，最后导致了北洋政府竟以财政困难为名，要求将留学生遣送回国。1921年2月，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会议在巴黎召开，要求“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揭开了“勤工俭学”向“共产主义运动”转变的序幕。此后，留法学生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而正是在这些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斗争意识、组织才能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留法勤工俭学的实际生活”，“初步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反动，开始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1921年以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标志着由“勤工俭学”运动向政治运动的转移。

客观地说，就早期情况看，华法教育会对勤工俭学运动是有很大帮助的。初时，华法教育会派1至4个工作人员，帮助初次来法的留学生，通常用半天游览马赛市容，然后乘夜间车往巴黎，再以十天游览巴黎，并决定留法的安身之计。随着人数的增多，华法教育会专门设立了一个“学生事务部”，其主要职责是帮助勤工俭学生寻找适当的学校学习，或找适合的职业做工，以及发放各省补助金，借贷和追回华法教育会单独发放的奖学金等烦杂事务；甚至还举办福利事业，诸如建立“救济互助会”的保险组织等，开办讲习会、演讲会、组织旅行游览等。这些，都颇受学生们的欢迎。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学生事务部掌握权力，如各省补助金和奖学金的权力，所以态度比较武断，常和学生发生纠纷乃至冲突，如把持华法教育会日常事务的刘厚、向迪璜等被学生称为“刘督军”、“向省长”，其蛮横傲慢可见一斑。而随着法国在战后通货膨胀的加剧，经济的恶化，勤工俭学生的处境也日益困难，华法教育会的管理上的弊端也就日益暴露，诸如职员齐荣卿、李光汉等贪污学生补助款等，后来又发生了雇佣流氓打击要求说法的勤工俭学生的事件。最为糟糕的是，在勤工俭学生面临极大困境的时候，华法教育会宣布停止向勤工俭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而且未拿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尤其表现在1919年5月由中国被派遣到巴黎的李石曾身上，他曾根据勤工俭学初期的成功，在国内发表自信的文章，说：“至于现在，则已有二百余勤工俭学生，分布于数十工厂。可谓多数人之试验，已成事实。尤可乐观者，则勤工俭学之事，不仅可以实行，且成绩之佳，尤非始愿所料。”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可一旦问题大了，他竟然回国去了。在勤工俭学生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勤工俭学的倡导者留在法国。难怪人家要说他：“李先生，人是好人，可惜做事，有头无尾。”

这件事情最后的演化发展，反倒促成了旅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勃兴。但就华法教育会这一组织来说，却是起到了“无形破产”的效果。它最大的工作对象，勤工俭学生失去了对它的信任。

所以总体来说，自1917年开始的留法教育，迅速地向着“勤工俭学运动”的方向发展。这与李石曾的悉心推动，以及蔡元培的鼎力支持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只要仔细考察蔡、李两君在此段时间的活动，经常可以发现他们活跃的身影，而其主题往往关于“勤工俭学”。自1915年李石曾在法策划发起“勤工俭学会”，至此只数年耳；但从一般意义上的“勤工俭学会”，到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运动”，其间差距不可以道理计。蔡元培对于勤工俭学运动基本上就是一个主要推动者和支持者，但并非最核心的人物，他可以借用其文化资本出任华法教育会会长，甚至在身当高位之际予以大力支持，包括后来出任北大校长后，借用北大的地利，1917年5月27日以“留法俭学会”的名义重新开始了在北京场域的活动，当时身为北大校长兼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的蔡元培曾在会所典礼上发表讲话。不过话说回来，日后勤工俭学运动的结果确乎有些“南辕北辙”，完全向着当初主事者没有意想到的方向之发展，自然也引起其他精英人物的疑虑。譬如胡适就以一种“春秋笔法”表达了他的态度：

……谈及蔡孑民先生在法国受窘状，我听了很不好过。“留法俭学”一个运动真是无意识的盲动，我起初即不赞成，只因为提倡的人如蔡先生，如吴稚晖先生，都是绝好的人，或不致太坏，故我不曾明白的反对此事。去年留法俭学的黑幕已揭穿了，我才动手收集材料，想引起大家注意此事的非计；蔡先生听见此事，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做成此文时先给他一看，然后发表。我答应了他，但不久我就病了，文章竟不曾做；况且蔡先生又往欧洲去了，既不能先给他看了再发表，我索性不做了。后来蔡先生在欧洲，也竟无法可挽救这许多学生，他大概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方才有那个“断绝经济关系”的宣告。这种不成办法的办法，自然不能有好结果。此事终当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1919年3月15日，第一批勤工俭学生赴法前在上海的合影。最后排中间站立2人右为毛泽东

留法俭学运动虽然有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挂名，但说到底其中的核心人物是李石曾。胡适偏偏不在日记中明确提及李氏，或许正是因为两人之间的过往矛盾、以及胡适为自己名垂史册的考量心理在作怪。但通过这段表述，我们也可看出，其时场域本身的复杂性。蔡元培明显扮演了一个居间调停人的角色，在各方冲突的矛盾中，能够有“协调剂”的作用。所以，蔡元培不但在留法期间确乎扮演了重要的留学生活动的组织人物角色，在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的工作上诸多贡献，而且在勤工俭学运动方面也确实起到重要作用，绝对不可抹杀和低估。但相比竭尽全力以此为主要事业的李石曾，主要还是配角，这是我们应当还历史以真实的现场面貌的。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