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满场

高建国

辛丑牛年早春二月，兰考一位老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刘俊生3月15日去世了！我心里登时一沉：发现焦裕禄最后的见证人走了！

刘俊生曾任兰考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世人皆知兰考有个刘俊生，是因为这个小人物在发现焦裕禄事迹过程中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此时，黄河凌汛刚刚过去，大河上下春和景明，紫云如烟的泡桐花又把兰考点染得如诗如画。可就在這样一个绚丽而充满希望的春天，他却匆匆走了，像春花入泥，悄无声息凋谢在故乡的土地上。

初识刘俊生，是在宣传介绍焦裕禄精神的一部电视专题片里。他中等个头，身材偏胖，头发稀疏，说话时惯常眯着眼睛，举手投足都透着久历风雨沧桑特有的笃定和淡然。

及至见到刘俊生，已经是2017年夏天了。那时，我正启动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的创作。时过半个多世纪，熟悉焦裕禄的知情者已是凤毛麟角，有着活化石品质的刘俊生，更是硕果仅存的宝贝疙瘩，自然成了我频频造访的重点对象。

采访中出现了一个高频词——东坝头，这是黄河上一处著名险工，也是改变黄河走向和中国历史的地方。黄河九曲十八道弯，兰考就偎依在最后一道弯东坝头的怀抱里。人说黄河“铜头铁尾豆腐腰”，地处二级悬河的兰考段黄河，恰是“豆腐腰”上的“豆腐腰”。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就是在兰考铜瓦厢决口，由经徐州夺淮入海，改从濮阳奔山东入海。决口处形成的东坝头，成为黄河兰考段唯一的渡口。焦裕禄1947年底随军南下初涉兰考，就是从东坝头跨越的黄河天堑;他在兰考找到翻淤压沙良策进而打开治理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通道，也是在东坝头。刘俊生一辈子的奋斗进取，就是在以河弯古渡东坝头为圆心、以黄河最后一道弯为半径的兰考大地上。

一

刘俊生人生出彩的首页，显然是在55年前那个冬天写下的。

1965年12月6日，新华社分管国内宣传的副社长穆青，偕记者冯健取道郑州前往西安，为新华社即将召开的全国分社工作会议做准备。穆青打算，在河南组织采写一篇反映豫东抗灾风貌的报道，他渴望能够发现为党和国家提振军心士气的民族脊梁式的英雄。

在新华社河南分社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穆青点将分社领导未安排发言的周原讲点带露珠的新鲜货色，这让周原感动不已。他以直抵人心的讲述回放了豫北灾区7个月的采访，令素有“激情社长”之誉的穆青大恸于心。穆青去西安前，安排周原去豫东搜集典型线索，回来就听他汇报。

周原受领任务后，当日就径赴豫东杞县采访。不料，该县县委书记太忙，派了个不掌握情况的局长来见他，令周原大失所望。第二天一早，周原拎包赶到汽车站，刚在小食摊上吃完一碗元宵，看到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开出，便一个箭步蹿上车。汽车出站上路，周原才忽然想起来问：“同志，这车是去哪儿？”

售票员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周原，没好气地说：“兰考。”

兰考就兰考，反正是豫东的地儿！周原暗自嘀咕着，兵败杞县的挫折感开始淡忘，心中又升腾起新的希望。

车到兰考县城，周原发现，原来兰考县委大院就在汽车站旁边！他心中窃喜，掏出在汽车上临时填写的空白介绍信，走进县委大院。说来也巧，周原一进院，迎面就撞上一个模样敦厚的年轻人。一问，此君正是自己要找的县委新闻干事刘俊生。刘俊生看了周原的介绍信和记者证，急忙把他领进自己办公室，麻溜地沏上了一杯热茶。

直到此时，周原在杞县遭遇的不快才荡涤净尽。他十分踏实地仰坐在椅子上，呷口茶水，舒展身躯，说明来意：“我们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打算组织采写一篇反映豫东地区改变灾区面貌的报道。他让我先来探探路，打个前站，摸摸线索，调查一些情况……”

刘俊生脸上掠过一丝惊喜，脱口打断周原的话：“你们快来吧，俺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县委书记都累死了！”

1955年，刘俊生做程场小学校长时，在《兰考报》发表过一则简讯，报道学校除“四害”取得“显著成绩”，消灭麻雀89只，鸟蛋61枚。他收获了平生第一笔稿酬，数额为1角。这篇只有几十字的处女作，为刘俊生打开了另一扇人生之门。1960年春上，刘俊生调县报工作;年底报纸停刊，他又到县委搞报道。数年历练，刘俊生于青涩中见成长，已熟谙“倒金字塔”思维方式，说事先拣重要的。开口甩出救灾累死县委书记的猛料，的确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周原连忙咽下口中的茶水问：“谁为除‘三害累死了？”

“俺们县委书记焦裕禄！”刘俊生语气加重，声音有些异样。

周原忽地站起来，瞪大眼睛再问：“焦裕禄是怎么累死的？”

刘俊生把周原领到隔壁自己住室，从箱中取出一双旧棉鞋和破袜子，说：“这是焦裕禄无数次修补、穿了好几冬的旧鞋袜。”接着又从柜上拿下一把藤椅给周原看，“除‘三害斗争进入高潮，焦裕禄肝病也越来越重，他坐在这把藤椅上工作，肝疼得厉害了，就用硬物抵在椅靠上顶住肝躯止痛，天长日久，藤椅被顶了个大窟窿。”

刘俊生望着藤椅，触物伤情，泪珠子噼里啪啦一个劲地往下掉。

周原凝视藤椅上的破洞，仿佛瞬间被击穿。18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告诉他，焦裕禄正是自己要寻找的那个人！

新华社同仁有云，周原的采访，冯健的编辑，穆青的情怀。眼下，被用将用长的穆青派到锋线上来的周原，正发挥自己善于发现、善于捕捉、善于突破的优长，咬定目标便迅速楔入纵深。中午开饭的铃声响了，周原像没听见，仍坐在藤椅上紧追不舍向刘俊生发问。

头一天的采访收获颇丰。多年的经验告诉周原，一个一碰就响的大典型，正隐约崭露出峥嵘头角。连日奔波的疲劳，被意想不到发现的惊喜淹没了。周原庆幸自己离开杞县时近乎盲目地蹿上了开往兰考的那班车。他甚至还有些感激与长途汽车站毗邻的县委大院，正是这一优越区位，才使自己一进院就鬼使神差碰上了脑子里有货、嘴巴会抓人的刘俊生。

周原近乎盲目地来到兰考，枯水时节的东坝头正寂然无声。注定要感动中国的焦裕禄已近在咫尺，甚至伸手可触。然彼时周原，宛在水中央。要抵达寻找英雄的彼岸，他还需要一个摆渡人。歪打正着，到兰考的周原巧遇刘俊生，这才让焦裕禄的形象家喻户晓。

二

1963年9月初的一天深夜，刘俊生接到通知，让他第二天带上照相机，到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找焦裕禄。次日上午，刘俊生在老韩陵村北红薯地里，找到了正在锄地的焦裕禄。焦裕禄披着中山装上衣，露着土黄色鸡心领毛背心，像个娴熟的庄稼把式。刘俊生见此情景，忍不住取下了照相机镜头盖。他知道，焦裕禄一向不允许给他照相，但眼前的景象使他欲罢不能，便侧转身子，把照相机镜头对准焦裕禄，轻轻按下快门，偷偷拍下了焦裕禄锄地的照片。

焦裕禄锄完红薯地，又走到附近一块花生地里，蹲下拔起草来。时值晴秋，大地葱茏。焦裕禄抚弄着油绿茁壮的花生茎，满脸都是欣喜。刘俊生透过地头上正在劳动的人的空隙，迅速调整焦距，拍下了焦裕禄在地里拔草的照片。为了不使快门的“咔嚓”声惊动焦裕禄，刘俊生这次按快门时，轻轻咳了一声加以掩饰。

在老韩陵大队吃过午饭后，焦裕禄和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孟庆凯及刘俊生，骑自行车向南驶去。

胡集大队朱庄村南逶迤起伏的沙丘上，有焦裕禄和群众开春前种的50畝泡桐林。焦裕禄行至林东，见新植的泡桐林苍翠挺拔、绿荫初现，便下车快步走上前去，边走边对孟庆凯和刘俊生说：“咱们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成活了，长得多旺盛啊，十年后，这里就是一片林海！”

刘俊生被焦裕禄发自内心的喜悦所感染，随手抓起照相机，趁焦裕禄不注意，抢拍了他叉腰侧首笑望泡桐林的照片。孟庆凯见焦裕禄兴致盎然，趁势提出：“焦书记，我想和你合个影，留个纪念。”

孟庆凯是焦裕禄到兰考后，从县里调到基层任职的原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经抗灾斗争一线摔打，淬炼了思想。在他的带领下，城关公社涌现出一批抗灾硬骨头队。

焦裕禄满意地看着孟庆凯，笑着说：“咱们照相有啥用啊？”

这时，刘俊生忍不住插话说：“焦书记，每次跟你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可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

焦裕禄说：“让你下乡带上照相机，是让你多给群众拍照。广大群众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和忘我劳动精神，是很感人的。给群众照相，既对他们是个鼓舞，又很有意义。”

刘俊生讲出自己的一番理由：“要是把你和群众劳动的镜头拍下来，群众看见照片，一定会激动地说，我和县委书记照相了！你看，这个是我，那个是他……这不是对他们更大的鼓舞吗？”

焦裕禄被刘俊生搜肠刮肚讲的理由逗笑了，挥挥手说：“你说得有道理。好吧，你找理由给我照相，那今天就照一张吧！”

“怎么照法？”乐不可支的刘俊生憨直地问。

“我爱泡桐，就在泡桐树旁，给我们照个相吧！”

根据刘俊生的建议，焦裕禄穿好上衣，依旧敞怀露着土黄色的鸡心领毛背心，随手抻一下上衣说：“就这样照吧！”说着，走到几棵泡桐树前，右手倒背，左手自然扶住一棵锨柄粗的泡桐树。站在焦裕禄左侧的孟庆凯，伸出右手扶住了焦裕禄手上端的树干。

刘俊生不失时机地按下快门，拍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焦裕禄留影兰考仅有的4张照片，都拍摄于这一天。其中，焦裕禄与孟庆凯合影时，两人手扶的泡桐树，就是今天兰考闻名遐迩的景观——“焦桐”。后见诸报刊的这张照片，多将孟庆凯隐去。

刘俊生洗好照片送给焦裕禄。焦裕禄端详照片，望着自己叉腰站在泡桐树旁的身姿笑了，连声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刘俊生把焦裕禄的4张照片贴在日记本首页，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每当工作遇到困难和挫折、思想处于低潮时，他总要习惯性地看看自己给焦裕禄拍的照片，从中寻找慰藉和力量。

焦裕禄感天动地的事迹传遍中国后，一拨又一拨媒体编辑记者找到刘俊生，向他索要可供发表的焦裕禄新的照片。或许是为了回应人们失望之余对他的埋怨，1966年3月3日，刘俊生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在泡桐树下拍的一张照片》，其中写道：

在这里，我要向来兰考参观访问的同志们表示歉意，请你们不要再质问我，为啥给焦裕禄同志拍的照片这么少;也不要再向我要焦裕禄同志的照片底版了！老实告诉您：我拍下他的照片，的确就这么三四张。您非要焦裕禄同志英雄形象的照片底版不可，那么，就请你们到兰考三十六万人民那里去要吧！到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那里去要吧！他们的心里都存放着焦裕禄同志英雄形象的照片底版！

三

对重大典型的认识，往往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公殉职后，河南省委认为他是一个好干部，确定按好的县委书记待遇，葬在郑州革命公墓（今郑州烈士陵园）。在此期间，焦裕禄临终前要求组织上把自己的遗体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风沙治好的遗愿曾被提起过。但在当时，人们对焦裕禄事迹的了解和对他高尚情怀的理解，都还十分有限。省民政厅领导说，埋在郑州不比埋在兰考规格高？

5月16日，焦裕禄的遗体在郑州下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亲率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健民等省、地领导同志，冒雨参加了在郑州革命公墓举行的安葬仪式和追悼会。省委第一书记率一众领导，亲自为因公殉职的一位县委书记下葬，规格的确够高的了。

不过那时候，无论是河南省委，还是开封地委和兰考县委，都还没有大规模宣传焦裕禄和把他树立为典型的打算。

一切似乎都已经结束。随着时间流逝，焦裕禄像众多为党和人民献身的先锋战士一样，眼看就要隐入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

在焦裕禄用生命和热血浇灌的兰考，人们对他的怀念与日俱增。但入土为安之后，焦裕禄生前用过的工作和生活物品也在悄悄流失。

焦裕禄在办公室和农家陋屋就着昏暗的油灯写下的大量笔记，为保密都被销毁了。后来宣传他时，新华社记者费了好大劲儿从兰考找到两本，但由于当地天气潮湿，都已经霉烂，字迹无法辨认。

伴随焦裕禄跑遍全县、读懂兰考的菲利普牌自行车，也不知所踪。后来，河南省委决定在兰考开办焦裕禄展览，参与办展和筹集展品的刘俊生锲而不舍追踪30年，菲利普自行车仍杳如黄鹤。最后，只得把偶然发现的一辆同款自行车，作为代用品陈列在兰考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幸运的是，就在焦裕禄渐行渐远时，一种并不自觉的历史自觉，在刘俊生心底悄然生成。

1964年6月，焦裕禄逝世两月有余，《河南日报》兰考籍编辑郭兆麟打电话向刘俊生约稿，要他围绕纪念“七一”写个好的党员干部。

《河南日报》这个电话，触动了刘俊生心底最深沉的情感。他向县委领导汇报并提出建议，确定写焦裕禄。这正是他想写的人。那时，兰考县委书记的位置依然阙如，焦裕禄办公室空空荡荡。刘俊生铺开稿纸，纷萦往事竟使他不知如何下笔。突然，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驱使他跑进焦裕禄办公室，扛起他坐过的藤椅就搬进自己宿舍。接着，他又找焦裕禄妻子徐俊雅问：“焦书记穿过的旧鞋袜在哪儿？”

徐俊雅说：“你问那干啥？我看见那些东西就难受，早扔了！”

刘俊生忙问：“扔哪儿了？”

“扔到屋后草窠子里了！”

刘俊生跑到焦裕禄家屋后，捡回一双焦裕禄穿过的破旧不堪的棉鞋，还有一双千层底袜子。睹物思人，刘俊生思绪万千，眼前又闪过焦裕禄带队察风口、追流沙、蹚激流的身影。那个寻常但却难忘的夏日，哀思未竭的刘俊生文如泉涌，一气呵成写出《党的好干部——记焦裕禄二三事》寄给报社。郭兆麟感到稿子不错，但又觉得只发一栏未免可惜，建议补充材料后发一版。刘俊生另起炉灶，写了一篇3000字的稿子送到報社。翁少峰副总编看完稿子说，宣传县委书记的稿件需经省委审批。遗憾的是，“七一”前后，这篇稿子未能发出。

约稿虽未见报，但由此引发的焦裕禄遗物收存，却给后来焦裕禄精神的传播埋下了重要伏笔。起初，刘俊生收存焦裕禄用过的物品，只是为了激励自己写好约稿。日子久了，陪伴他左右的焦裕禄遗物慢慢成为他思想苦闷时自我教育和疏导的良师益友。他没想到仅仅过了1年8个月，焦裕禄坐过的藤椅就成为最能展现其精神光辉的珍贵文物，从而使其避免了像菲利普自行车一样湮没尘世的命运。

1966年2月7日，穆青、冯健、周原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让时代楷模的英名和事迹传遍中国大地。

从这一视角回望青年刘俊生的作为，小人物的大格局清晰在目。

四

一张照片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有多大？1963年9月的那天下午，刘俊生在兰考胡集村南为手扶泡桐树的焦裕禄拍照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自己按下照相机快门时，那一与平时摄影并无二致的“咔嚓”声，竟然是一种精神象征问世的先声。

1966年春，焦裕禄宣传热火朝天之际，穆青又找刘俊生要焦裕禄的照片。刘俊生心里悔意愈甚：就是焦书记再不让照，他拼着老命在兰考泥里水里苦干一年多，也不该只给他留下4张片子呀！再说，这些片子穆青去冬来兰考采访都看过了！无奈，他只好心怀愧疚地再次奉上那4张照片。穆青仔细察看焦裕禄的兰考留影，目光停留在他照相时手扶的泡桐树干上，扭头问刘俊生：“这棵泡桐树还有没有？”

“有啊！”一句话提醒了刘俊生。他从虑事深远的穆青的提示中，迅速悟出了这棵有故事的泡桐树的价值。

刘俊生打小就在“焦桐”所在的胡集村与小伙伴们厮混，那里有他朝夕相处、血浓于水的父老乡亲。经穆青点拨，他急忙找到自己的发小和同学、胡集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安民，提议保护这棵有着特殊意义的泡桐树。村南这片泡桐林是焦裕禄从尉氏县边岗村弄来的树苗，他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时曾在村里蹲过点儿。栽树时，焦裕禄和胡集大队干部群众一起干了两天，中午就在有两个儿子当兵的支书魏现堂家搭伙吃饭。从此，胡集人开始了与“焦桐”守望相伴的岁月，还谱写了魏现堂、魏善民父子两代共产党员接力看护“焦桐”的佳话。

1968年，胡集大队干部群众，自发拿出自己的鸡蛋和粮食兑砖兑石灰，在“焦桐”树旁垒起了一座纪念碑。刘俊生作为胡集村走出去的笔杆子，应邀为纪念碑撰写了碑文。

我曾在当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瞻仰“焦桐”的一张旧照上看到过这座纪念碑。那是一个青砖砌身、白灰勾缝、碑顶加盖的梯形建筑物。敦厚庄重的碑体，像是淳朴善良的胡集人的叠影。

刘俊生在兰考县委的角色，使他一家老小都与焦裕禄有缘。那些发生在“焦桐”树下的故事，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

1963年9月那天中午，焦裕禄在胡集村南手扶泡桐照相前，曾路遇刘俊生媳妇徐秀菊和4岁的二儿子刘东华。

刘俊生把自己的内当家介绍给焦裕禄。焦裕禄下了车，满面春风地向徐秀菊打招呼，还亲热地拉起乳名小二的刘东华的手。

小二经妈妈提示，乖巧地喊着：“焦大伯好！”

焦裕禄俯身抱起小二，逗他说：“走，大伯领你掐泡桐叶去！”

谁知这一说不打紧，小二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焦裕禄见状哈哈笑了起来。孩子的哭声是胡集村爱桐教育成效最好的证明，小孩都知道掐泡桐叶会受处罚，故而闻之嚎啕大哭。

焦裕禄赶紧把小二哄好，感慨道：“童言无忌，小孩子的反应最真实。看来，我们春天定的爱护泡桐的乡规民约落实得不错！”

桑榆晚年，“焦桐”成为最令刘俊生神往的心灵驿站。风晨雨夕，他时常来到“焦桐”树下，为从全国各地来焦裕禄干部学院培训的学员讲述“焦桐”的前世今生。中风偏瘫后，他也隔三岔五坐上老伴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在枝叶葳蕤、一柱擎天的“焦桐”树下，看络绎不绝来此瞻仰的人流，回首那些激励人心而又不乏苦涩的兰考往事。

看见“焦桐”树，想起焦裕禄。如今，拔地参天、冠盖如云的“焦桐”，已被赋予图腾的价值和丰碑的品质，成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和红色打卡地。岁月流逝，胡集人用鸡蛋和粮食兑换的纪念碑早已荡然无存，但人们记住了使焦裕禄与“焦桐”结缘的刘俊生。

五

我开始创作《大河初心》时，刘俊生已是耄耋之年，因卒中后遗症行动困难。我每次去兰考，看到刘俊生有时被老伴曹凤兰（徐秀菊去世后，刘俊生续娶的妻子）用电动三轮车拉去看“焦桐”，有时跟曾在焦裕禄身边工作过的老兰考谈天说地，有时到亲戚朋友家串门，因而我对他的采访半径，差不多覆盖了正在飞速扩展的半个兰考县城。刘俊生最终在副科级岗位上退休。但我在与他倾心交流时，从未听他发过牢骚，有过抱怨，或指责过什么人。我同他只吃过一次饭，是在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书稿付梓时屈指一算，3年多来，我先后16次赴河南寻访，其中15次到过兰考，登门拜访和看望刘俊生有14次。我曾为他写过一篇文章《他用镜头见证焦裕禄兰考岁月》，2019年1月4日《光明日报》整版刊出。稿子发表前的深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不那篇稿子别登了吧！”我十分愕然，告诉他：“可能现在报纸已经付印了！”这个一辈子用笔和镜头为楷模写照和为光明放歌的老新闻，胸中那颗善良而脆弱的心，竟然承受不起一篇记述他发现和宣传焦裕禄的稿子。

命运多舛的刘俊生一生没有走出兰考，确切地说，没有割断与故园胡集与生俱来的那条脐带。蕞尔小村胡集，埋着祖宗骨殖，连着血肉宗亲，也寄托着半是名士半是乡贤最深挚的精神皈依。胡集还是“焦桐”抽枝展叶和拔地参天的地方，是刘俊生晚年最充实和最具成就感的心灵栖息地。刘俊生一生的闪光点，是要言不赘地向新华社记者汇报焦裕禄典型线索。他用镜头见证焦裕禄的兰考岁月，他最早组织保护“焦桐”，他珍藏焦裕禄坐过的藤椅和穿过的鞋袜，这些今天看来对焦裕禄精神弘扬影响甚大的举动，都发生在胡集村外的寻常陌上，发生在胡集村毗邻的兰考县城。刘俊生1934年农历四月十五日于胡集村呱呱坠地时，恰逢新麦登场，乐享丰年添丁的爷爷给他取乳名“满场”。作为历史偶然变为历史必然的摆渡人，刘俊生是发现焦裕禄的向导。在故园丰饶的土地上，他极其幸运又令人羡慕地收获了人生的“满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