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来来往往

晓秋

多年前，自告奋勇要替某杂志写亚军的印象记，结果在电脑前坐了大半天，只拱出几行字。关系太亲近，感觉反而远，左右都不太好下手，只好灰溜溜作罢。倒是我女儿，那时才上初二，有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慨然应承，不到两小时完成了她的《爸爸印象记》，且行文丰富有趣，当时在她爸爸的朋友圈里很是出了一回风头。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十年过去了，多了十年的同床共枕，我们算是真正进入“老夫老妻”模式了。依情感而言，我想别说是“印象”素描，就是连工笔带写意，我都应该能把亚军绘得神形具备——岁月的手笔再细腻，也敌不过我与他每一日的耳鬓厮磨吧。可实际上我依然像多年前一样。我只好承认是个人功力不够，也就管不了什么形式、什么笔法，更不要想我涂抹出来的亚军是不是好看了。

女儿两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在乌鲁木齐团聚了，是形式上的团聚，因为我们当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亚军借住了同事在警校的房子，女儿的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她头两天很准时地凌晨四点钟醒来，两天后移到了六点，还没能移到十点钟的时候，同事的老婆来了，挺着肚子，说是要回来生孩子了。生孩子事大，亚军第二天就去租房子。房子很偏远，叫七道湾，是平房区，没有暖气，靠烧火墙取暖。我不会烧火墙，老忘了往里面添煤，时常会睡到半夜被冻醒。同院子的一家，是亚军同事的亲戚，每次都是她过来帮我们重新生火。搬到七道湾时，满天飘着雪，雪片儿大，把低矮的房子几乎全覆盖了，看着都不像是房子，而是一个个拱起来的雪包。下午五六点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出门去接下班的亚军，车站远，就在路边候着，许久才想起来还没到下班时间呢。但雪的掩护下那些房子、巷道竟是一个模样，我们迷路了，找不着哪个才是我们的家，只好守在路边。直到天色暗了，路灯亮起来，远远看到一个穿军装的，面目不甚清楚，只能说是个剪影。女儿却兴奋地喊叫着“爸爸”，毫无顾忌地直奔过去。很多天了，女儿居然从没错认过，大概是穿军装的，少有往这里来的吧。我从未觉得那段租房的日子很难，那时给朋友写信，也是抒情的基调，很是风花雪月。但多年后，在亚军的文章里看到他的描述，他说，他时常坐在公交车上默默流泪，为不能给我们好的生活。

我顿时有种阴差阳错的感觉，明明那是段很美好的时光。或许身为男人，对于生活的感受，与女人有着本质的不同。我那时年轻，并不太懂单打独斗的生活，不懂怎么去经营婚姻和家庭。亚军也不是很懂的，虽然他看着很老成，一副历经无数沧桑的样子。我想可能从我们一家团聚开始，我们就正式开启了南辕北辙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所以至今，亚军动不动就说，我一直在跟他作对，他说东我要说西，他说好我一定说不好。细细思量，还真是，我们俩的性格相左，生活习性不同，对同一件事的理解也很少能归于一类，几乎是一个左一个右，不是平行就是相悖。这种现象若是发生在学术圈，我俩就一定属于两个学派、两个阵营、两种思潮。

比如我俩吵架，我想的是速战速决，快刀斩乱麻，恩仇立见。亚军呢，躲避式，不管战火怎么起，反正是只要硝烟起，他一准儿闪退，假装未有过狼烟。一个人的架吵得艰难而困惑，每次都像是我在撒泼，在无理取闹。取闹完了，还不肯做饭，还动不动就怒目而视。亚军觉得委屈，我更委屈，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又长得那么老成，怎么就不肯委下身子来哄哄我呢——也不对，还是有过不一样的“哄”。

亚军平时不太爱与人交往，有天却偏带了同事来家里吃饭——明知道我不会做饭，硬说我做的揪面片好吃，忽悠了几个人一起过来。他在那里谈笑自若，一派云淡风轻，丝毫没有被我瞪视的尴尬。这一点都不像他的风格，他有事喜欢压在心里，不会露在脸上。明明乌云压境，却又要皓月当空，显然很难为他了。我当然也很要面子，强忍了一腔悲愤，撑起一脸伪笑，做了一大锅面片，竟然赢来赞美声，至于这赞美是不是出于真心，那就未知了。总之，此后他赶着跟我说话，我不好再怒目了。还有更绝的一次，好像是他一生气出了门，他出门一般也没地方可去，除了单位就是书店。不是喜欢跟人搭讪的人，就是出再远的门也是安全的，用不着担心。后来回到家，居然给女儿买了三个礼物：一个小小的电子琴，铁皮外壳和塑料外壳的玩具手枪各一把，都带着响的，估计是在路边遇上摆摊的了。女儿的玩具少，又很好动，见爸爸一下子给买了这么多玩的，简直开天辟地，欢喜得不得了，一会儿弹弹琴，一会“嗒嗒嗒”轮流儿扣着两把枪，枪只出声音不出其他内容。亚军笑眯眯地看着女儿闹腾，不见一丝不耐烦，慈祥极了。这样的画面温馨动人，我只能很识趣地调整脸部表情，不能扫女儿的兴啊。不尚武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时的亚军实在有他的智慧。只可惜了女儿，爸爸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后，她无论弹电子琴，还是打枪，都一定会被爸爸竭力阻止：“太吵，别玩了。”亚军向来好静，一间小小的屋子，实在容不下更多更复杂的声音。但那些玩具都是他买的啊！

大概觉得我们俩发生争执的很多时候，都是他这么忍气吞声，他的付出却没有得到我应有的认知和回报，我的不知退使他心里的委屈积淀成更深的情绪。也不知道谁说的，婚姻里，性格是可以互补的。确实，我俩一直在互补，但我觉着补着补着，有点补过了。天长日久，我虽没用语言明确地表达过什么，却是越来越收敛了自己，快要没脾气了;倒是亚军，在滔滔不绝的“委屈”中默默成长起来，茁壮起来，动不动就耍个脾气。你说你有脾气就好好耍呗，怒吼几声，拍桌子，挑几个破碗摔一摔，扔个茶杯，拿塑料凳子狂砸地面，伪暴力，不伤人就好。他不，只是让你看他拉长的脸，不吭声，好不容易吭声了，语气不好，顺带着还要翻个大白眼。我也是被生活给练出了厚脸皮，嬉皮笑脸地给他顺一顺炸起的毛。顺好了，他脸色阴转晴，偶尔给个灿烂的笑容，让我意识到作为老婆残存的魅力。顺不好，大不了再吃个白眼，灰溜溜地把自己藏进他一眼看不到的地方作饮泣状。不过亚军似乎从没意识到自己脾气见长，他依旧认为自己的姿态很低，并不认可我和女儿对他的小心翼翼，还固执地给我贴上“脾气大”的标签。凡讨论点什么事儿，比如天气问题，外面阴沉沉的到底是雾还是霾，明天刮风还是天晴，他说的添减衣服有没有必要;或者是对电视剧里某个情节的预测，要么是对某个人物复杂性的判断，無论多么鸡毛蒜皮，我俩意见习惯性相悖，只要我声调略一高亢，他立马不再讨论，做出停止的手势，好像我是游戏里的战神，一言不合就要武力攻击。明明他把我晾着，不肯让问题清楚化，还要偷偷向女儿诉苦：你看看，你妈又发脾气了。好像我在生活里，就剩下发脾气这一件事了。说着这样的话，还得加上他的经典摇头动作，再辅以长长的一声“唉……”一脸受尽委屈、一言难尽的悲苦无奈。

我与女儿随军进京时，亚军先我们调到北京一年多时间，分有一间单身公寓，屋子不大却带有厨房和卫生间，时隔不久，我们在人民大学西门的稻香园分到一套两居室。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倒比在乌鲁木齐更顺畅地有了安身之地，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们的房子不大，离女儿的小学很近，也就两百多米吧，基本上不用每天接送。但亚军不放心，最初还经常去接送女儿放学。这个时候的亚军太满足了。很满足的他，又重归了进京前的状态——那时他经常彻夜写作，到天亮，洗洗漱，再去上班，竟然从未见他精神萎靡。这时候他已经没有几年前整夜整夜熬的精力了，只能利用周末才能熬夜写到天亮。也是这样的日积月累，让他不那么勤快生长的头发由少年白变成了梨花白，走出去都有孩子管他叫爷爷了——女儿上四年级时，我们在世界公园游玩，一个体量很大、面部也比较老相的小伙叫他一声“叔叔”，让帮忙拍照。帮人拍完他嘀咕着，居然叫我“叔叔”，看着比我还老呢。把不敢笑的我和女儿差点憋出内伤来。头发白了还能接受，反正有底子，适应的过程快，更严重的是他的颈椎腰椎慢慢也出现了问题，先是不能熬夜，后来连坐都坐不久，更别说能安静地写作了。前几年，他很焦虑，每到周末就坐卧不宁。但再大的斗志也敌不过身体的羸弱，慢慢地，“志”被消磨掉了，他的情绪也渐平静下来。他一直渴望有间书房，但我们在稻香园的两居室住了十一年之久，熬走了女儿的很多小伙伴。女儿高中毕业那年，我们终于搬了家，有独立的书房了，只是亚军却很难坐在书房里写东西了。一个内心有熊熊烈火的人，要生生把火熄灭，而亚军又是个很收敛，不知道怎么释放自己情绪的人，这种煎熬与痛苦也只有他自己独自体会和承受了。

除了惯有的苦大仇深的模样，亚军也是有另外一面的。从我认识他，他就不是个幽默的人，多数时候他沉稳冷静，与他外貌的老成和性格的稳重相得益彰。但他总想让自己风趣起来，所以除了跟女儿忆苦思甜，他还是经常会讲一些笑话的，只是他的笑话多在冰点上，常把我们的表情冻得不知所措，而他自己已经乐出泪来。在家里，独乐乐是亚军常有的状态，偶尔还手足舞蹈，完全颠覆了他一个严肃、刻板的军人形象。当然，我和女儿也时有怜悯之心，努力配合着与他一起笑出花来，毕竟一个家庭还是需要春天，需要春天的花圃来孕育花香，我们不能让亚军一头扎进没有花香的春天。

亚军在我们家很特立独行，像是他独创的一个世界，这世界里只有他能感觉出有趣来。有次去圆明园，看到一个穿着拖鞋的黑人，皇城脚下，遇一个或一群外国人再正常不过了，亚军一向没这方面的好奇心，他是真淡定，一眼扫过，绝不再看第二眼。如果路边有打架斗殴的，有女人男人互撕的游戏，我真的是管不住自己，恨不能一头扎进人堆，近距离看个究竟。时常被亚军迅疾拉住，毫不犹豫地拉离现场，越远越好。这么个不太喜欢生活中烟熏火燎、看他人热闹的人，瞅见一个黑人，怎么想也不太可能觉出乐趣来。但亚军一个人已经笑得收不住，好像他身上每个沉闷的细胞都被撩起来，活力四射了。见我和女儿都诧异地盯着他，他才一脸神秘地说，你们说，为啥黑人肤色是黑的，脚底却是白的呢？我们往前一看，果然，随着每一步的踢踏，黑人翘起的脚底白森森的，和我们黄色人种的脚底色没啥区别。可这有什么可笑呢？看他仍乐不可支的样子，我和女儿无奈地相视一笑，然后大笑起来。我们笑的是亚军那奇怪的视点。这还好说，乐有出处，俗而不恶，就算没啥意思，也算是他对事物细致的观察，作家嘛，总得有与众不同的触点，不然就写不出有想法有温度的小说来。最不可理喻的，是他忽然没来由的大笑，那一定是他想起什么好玩的事来，在心里已是翻来覆去好一会儿，再忍就要憋出内伤了，这才释放出来。只是这样的笑，总显得突兀，他大概是知道的。因而笑过，他会眼神亮亮地看着我，干净无害的样子让我很宽容他。还有时，不知道跟人说着或者在手机里看到什么，拿着手机又是笑得气息不匀，看我莫名，像是没过瘾，又哈哈大笑，这次的笑更像是给自己诠释。这样的奇形怪状在我们家只能独属于亚军，若我要像这般笑得不可自抑，他态度一定是极其冷淡，一副见惯不怪神经病的样子，时不时地，还辅于大幅度的摇头动作，以明证对我的不理解不认同。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径，不知道始于什么时候，并在我们家逐渐成为常态的。好在，成為常态的东西让人更容易接受，可能仅仅因为无害吧。

亚军性子急，别看他习惯搁置我和他之间的一些争执，对我们争执以外的事，他从不肯搁置，还必须得一桩事一桩事地了了，若有时间差，这差的距离，就是他的煎熬。他认为所有的事直截了当最好，三下五除二，没有纠缠，没有拖延，没有余地，就是一劈两半的快意。否则最简单的事落在他心里，都像是块石头，而且这石头不只是石头，是面目全非的九曲回肠，是“三千里路云和月”，这样要直到此事终了，才肯歇下。他的负重感，缘于他做不到别人诸事天高云阔的豁达，身为作家，有丰富的想象力，情商却没那么高，全凭着本性的真诚和善良。而如今，不会些五迷三道的怪招，不扛些妖魔鬼怪的旗，想活得轻松也不容易。亚军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公公很是欢喜，儿子长脸啊，从新疆到北京，全凭着自己的能力。老人的骄傲藏不住掖不住，估计也是带了吹的，就有人陆续上门，他也来者不拒，一概应承。这就苦了亚军，不能驳了老爹的脸面，硬着头皮去帮着找些关系，人托人，有些事成了，有些事成不了，成了的连个谢意都没有，没成的又落了埋怨。有一回，有人要给在北京的女儿换工作，也是赶巧，正好有个相熟的单位缺个财务。亚军欢喜得很，拨过去老爹转发来的电话，没接，就发了条信息，让人家自己联系。结果女的给回了信息，很警惕，问他是谁，想干什么，不要骚扰她之类。脸色终日阴沉的亚军，某日终于忍不住，跟我抱怨起这事来。我很不地道地笑了。我太清楚他的为人，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在“向左，向右”，在互怼，但并不影响我对他深刻的了解和直观的判断，他行事比较简单、爽直，有些传统和守旧，除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度和接纳度有些迟钝外，待人是很坦荡的，并无龌龊的一面。不然，我也会将此事很阴暗地想象成粉色的暧昧。不知道是不是这事坚定了亚军严拒老爹的心，自此倒没见他再提起公公揽事。

因为心思重，做事又一板一眼，亚军轻易不肯应答别人什么，他怕答应了做不到，误了对方。当然，但凡能有帮着别人的能力，他倒也不遗余力。比如有些稿约，他颈椎和腰椎不好，吃不住稍长时间坐定，几乎不能再写东西时，他还一直惦记着，某时答应过给哪个杂志中篇或短篇的。这种惦记，像草一样，并不因时间的消磨而消失，而是“一岁一枯荣”，总也不知道在哪个时段，忽然间就疯长起来，蔓延在他心里。其实，有些人，不见得像他那么在意吧。

这世间的事，此消彼长，像植物一样，生生不息。好不容易一段旧事了了，新的、更繁杂的事又接踵而至。亚军此时不再担忧生活的窘困，不再心心念念没给我们好的生活，他的忧虑已经大而化之，变得更细琐和宽泛——父母、兄妹、侄辈，工作、居住、情感、婚姻，无一不涉，像个真正的家庭总管。而就在刚刚，我正发愁果然把他写得一团模糊的时候，他在外面发微信问我：“女儿回来了吗？”

我：“没呢，不管她了。”

亚军：“还是要管的，下雨天开车呢。”

我：“告诉我怎么管？”

亚军：“回来了车停下，心就踏实了。”

女儿已工作、结婚了。他果真是操不完的心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