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齐鲁文化时空下的山东散文发展脉络

王景科　李娟娟

“文化”随着时空的流变已经成为一个容纳了丰富内涵和宽阔外延的多维概念，具有无限的阐释空间，而且，它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因此，对复杂多变的“文化”一词的理解需要在时间、空间的背景下进行诠释，这就势必涉及“地域文化”这一概念。“地域文化”简单说来就是一个地域内所涵盖的文化，它通常指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度形成的、相对于其他区域自具特点、独成一体的文化。比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燕赵文化、楚文化等，各种各样的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地域文化不仅代表了这一地域的文化质态，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复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图表上，“齐鲁文化”是一个具有典型“正统”气质的地域文化，它不仅历史悠久，意蕴深厚，而且在经过“齐、鲁文化”的合流与淘洗之后，曾经一度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坚。更为重要的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不仅在几千年的华夏历史上熠熠生辉，即使在当下的中华文化体系下，甚至在整个世界文化资源中也有着不容替代的文化地位。因此，齐鲁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不仅有着独特的文化品格，也有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齐鲁文化衍变的区域范围大致为先秦时期的齐鲁古国，在先秦时期，齐、鲁两国以泰山为界，“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史记·货殖列传》）另据汉书记载，“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汉书·地理志下》）因此，泰山之南的今山东南部、东南乃至江苏北部地区都曾在古代鲁国的版图。而古老的鲁国不仅有着传统鲁文化的土壤，也有着周代礼乐文化的根基，正是这片广袤的尊礼尚仪之土孕育了永载中国史册的先哲圣人，也诞生了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基本信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具体表现为：“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1]这样的文化表征不仅丰富着齐鲁文化的内涵，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部分。

与鲁国相对应的齐国不仅有着与鲁文化相异的文化因子，也一度在政治与经济上强势于鲁国。先秦时期的齐国“东有甾川、东莱、琅琊、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 （《汉书·地理志下》），这样的地区范围囊括了今天山东很大的一片区域。于是，广阔的平原土地适于农工商业的发展，而经济上的强大又推动了政治上的强势地位，进而，政治经济的开放与霸权又形成了具有务实性与兼容性的齐国文化，这一文化势态尤其是其开放型的文化精神在封建的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不断交融与合流，及至两汉时期，在齐鲁这块土地上逐渐形成了以齐、鲁文化精神特质为主体的齐鲁文化。而在齐鲁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也有着与荆楚文化、三晋文化以及其他一些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当然，在与其他地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齐鲁文化仍然以齐鲁故地的本土文化为主体。

整合后的先秦齐鲁文化以其厚重的思想观念、历史传统以及道德理念与文化体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而齐鲁文化的独特性也赋予了这块土地以独特的精神内涵，那就是齐鲁文化精神，李伯齐在《山东文学史论》中曾明确指出，它就是：“亲人、重民，重德、贵义”[2] 。从某种角度来说，注重人情、讲究道德既反映了齐鲁文化精神的高尚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其保守的一面。于是，这种文化精神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被改造，不断被完善。到了20世纪，齐鲁文化精神发生了彻底的“现代转化”，转化成了“别具地域特色的新传统，这就是它的文化守成主义、民间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一以贯之的是齐鲁文化的人文理想传统。”[3]当然，这种精神特质与精神品格的“转化”反映在山东文学上，与其说是时代发展使然，不如说是山东文学自觉的转变，从1919年及至新时期以来，活跃在文学世界里的山东作家们一边在传承、转化、填充、丰富着齐鲁文化的精神传统，一边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既肯定又否定，既歌颂又批判的新路子。于是，翻开山东文学的历史史册，山东作家在各文学领域都留下了一部部不朽的篇章。而山东散文作家群就是这样一个深受齐鲁地域文化影响的文学群体。从先秦到现代再到当代，他们在不同时期创作出了一篇篇精妙无伦的作品。

先秦时期，齐鲁大地几乎成为当时文坛的中心，不仅有历代的名家巨匠，也有不朽的散文篇章。先秦诸子散文的出现不仅奠定了它在山东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山东散文的最高成就。比如先秦时期鲁国散文经典独占鳌头，《论语》、《春秋》、《墨子》、《孟子》、《荀子》、《左传》等史传散文，其内容关注历史，注重传统，突出表现了厚重的理性主义精神；而齐国的《晏子春秋》等书不仅具有史诗性，趣闻轶事的增加也突出表现了齐国文化的自由、多变和灵活性。因此，这些经典之作不仅成为山东文学的不朽丰碑，也一度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的面貌。秦汉时期，尤其是两汉，散文相对比较兴盛，一些散文家也为齐鲁文学抒写了新篇章，匡衡、贡禹等人的散文则着重表现了鲁国文化中关于道德、伦理、观念的说教性，而邹阳的《谏吴王书》、东方朔的《答课难》、祢衡的《鹦鹉赋》等作品体现了齐国文化的思辨性。当然，此时齐、鲁文化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儒家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入世”学说在此时业已成为散文创作的主导风尚，因此，这使得齐、鲁两地作家的创作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的共鸣。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的文坛处于“自觉时代，文人成为文坛的主角。”[4] 因此，散文家人才济济，散文作品浩如烟海。孔融不仅有着很高的威望，也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他的《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等散文作品也是影响后世的名篇；王粲的《登楼赋》则是当之无愧的散文精品，而且文中所表现的忧患意识也深深感染了后世学人；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在遣词用典上令人赞叹，而且字里行间所渗透出来的真性情也令人感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以其悠远的深思、淡泊的基调、清爽的语句体现了一个文学家的修养与气质。此外，羊祜的《让开府表》、左思的“三都”赋、鲍照的《芜城赋》、王褒的《与周宏让书》等散文作品不仅融合了齐、鲁文化的精华，也以其较高的主题意蕴和文字水平成为历代传诵的名篇。时至唐宋，诗词的空前繁盛使得散文在这一时期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散文作家、作品都相对较少，仅以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为例，马周、韩熙载、王禹偁、晁补之等人的散文悉数可数，而且，他们还以白居易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口号借用作散文创作的基准，着力表现了散文为世所用的功用，当然，这些散文也不乏汲取于儒家思想之中的入世情怀与忧患意识。到了明清时期，山东文学出现了雅俗共举的局面，文学的单一性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全面发展，而且，此时小说样式的繁盛以及受明代前后七子热衷于诗歌创作的影响，山东作家所写散文作品很少，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家更少，山东散文在这一时期处于弱化状态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及至20世纪，山东文学以全新的姿态得以重生并取得了新的成绩，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催醒了山东文学，也为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山东散文提供了新鲜血液，其中包括“五四”个性精神的弘扬，现代理性思想的渗透，西方思潮的涌入以及作家自觉创作意识的复苏等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刘半农提出的“文学的散文”一说，他说：“所谓文学，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5]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对散文的重新认识与定位，于是，在这样一种散文观念的倡导下，山东散文也确立了新的起点，那就是散文不再单以“载道”为目的，而是有着新的言说诉求。具体到单个作家身上而言，以诗歌、小说见长的现代作家王统照不仅主编、参编了一些散文刊物，也创作了许多散文篇章，比如散文集《青纱帐》、《去来今》、《游痕》等，这些作品在“随感录”的言说方式中夹杂着针砭时弊的味道；李广田先后结集出版了《画廊集》、《银狐集》、《雀蓑集》等，这些散文作品多是对童年、故乡的琐忆，在质朴纯正的情感表达里散发着从容、娴静的创作基调，有着朴素的醇美之感。吴伯萧从早期的散文《街头夜》、《羽书》到后来的《话故都》、《荠菜花》以及建国后的《北极星》、《记一辆纺车》等作品，他一直以“真”来抒写关于生命、关于时代、关于社会的话题，真实的文风或许正是吴伯萧真实、正直人格的反射。另外，臧克家、李长之等人在写诗、写评论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契合时代要求的散文作品；孟超、田仲济等人则创作了大量指涉现实生活的杂文作品。因此，这些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业已登上文坛且建国后仍然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山东散文作家不仅为山东文学缔造了辉煌的文学殿堂，也为山东散文树立了又一个里程碑。

建国之后初登文坛的山东作家，是“创造真正意义的中国平民文学的新一代。”[6]他们不仅大多出身于平民家庭，也深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口号的影响，于是，在厚重的历史感与多变的政治生活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政治性远远高于文学性的十七年时期，山东散文作家创作出了一系列疏离现实但又紧跟现实的散文作品。与此同时，在山东作家的创作中，诗歌成为他们的主要文体选择方向，因此，受此影响，散文的诗化倾向十分明显，杨朔就是典型的散文作家之一。杨朔的散文作品《荔枝蜜》、《香山红叶》、《雪浪花》、《茶花赋》等，一方面以“诗化散文”的形式呈现，讴歌了充满正义、自由、美好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大量的“杨朔模式”散文流露出单薄的“服务”现实的目的，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和社会痕迹。

与“杨朔模式”散文有所不同，张岐的散文似乎在寻找着某种寄托，而“大海”就成为他笔下的一个重要意象。而且，张岐的一些散文清新明朗，比如散文集《螺号》、《渔火》等表现出浓浓的诗意和明丽的格调，但《酸枣》、《铭刻在记忆中的路》、《海市蜃楼何须看》等散文明显地流露出艰涩、复杂的情怀，笼罩着厚重的忧患意识。

老一代的山东散文作家如李心田、苗得雨、孔林、孔孚、许评、吕曰生、任远、翟剑屏等人，他们在诗歌、小说、戏剧的创作之余也写作了一系列散文，这些散文大多涉及到游记、创作谈等，较少涉及时代信息与现实内容，当然，这是与他们的政治敏感性以及文革中的政治阴影分不开的。

山东中青散文作家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有一些甚至是70后作家，因此，对于深谙齐鲁文化资源以及躲过一场场政治浩劫的他们来说，新时期的社会环境无疑是一个充满期待的城堡。当然，在开辟新的时代篇章的过程中，他们也有着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于是，散文的创作给了他们释放矛盾灵魂的载体，也使得他们有机会在散文的世界里创造新时代的高塔，比如马瑞芳的散文不仅有着独特的生活视角，也创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世界。郭保林的乡土散文则体现了一个大地之子炽热的情感。还有，刘烨园的《忆简》、《精神收藏》等反思性散文；李存葆的《大河遗梦》、《净土上的狼毒花》等生态散文；张炜的《融入野地》、《冬天的阅读》等思想散文以及谢明洲、桑新华、丁健元、李蔚红、李登建、石耿立、王开岭、桂苓等人的散文都为我们开辟了崭新的散文写作视域，他们以真挚的写作态度或热情、或深沉，或高亢激昂、或沉郁顿挫地抒写着一个个关于精神本源的迷失与寻找、生存意义的旁落与重估、道德冲突的忧思与观照的命题，这既是大的时代环境的规约，也是作家自觉的创作选择。当然，时代继续前行，作家的创作也不会停歇，新的散文世界也会以别样的姿态徐徐展开。

通过对山东散文发展“史”的纵向梳理，可以整体再现山东散文在各个阶段的流变进程，也可以看到山东散文在历史时间与地域空间背景下的走向，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为新时期尤其是当下的山东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历史借鉴。当然，素有“散文故乡”之称的山东不仅需要重温昔日的巅峰状态，更需要出现一批具有“齐鲁作风和齐鲁气派”的新散文。因此，我们也期待着山东散文在整个中国历史和散文发展史的大背景下，在汲取齐鲁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承载具有深厚思想底蕴的地域气脉与文化特质，也能够创造独具时代气息与个性特色的精神维度与审美境界。

参考文献：

[1]南开大学金融系课题组.《齐鲁文化》.金融管理与研究,2007年第3期。

[2][4]李伯齐.《山东文学史论》.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4月。

[3]魏建 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导语》.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

[5]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6]丁而钢.《山东当代作家论》.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