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和血脉——关于文艺创作和文学写作的片段认识

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全国第八次作代会代表 褚 兢

刚刚结束的全国第九次文代会和第八次作代会上，形成了一个中国现当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共识，就是对于文艺的认识，终于回归到它的本位。这个共识，把文艺作为“民族精神的火炬”来看待，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它具有“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这一共识，是对禁锢了半个多世纪的文艺观念的重要突破，将文艺从“工具论”、“服务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有助于摆脱其沿袭多年的奴婢身份，重新树立起它的自信。

回顾中外历史，“火炬”论、“血脉”论的确体现了文艺的光辉价值所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真正传承至今的，一直激励着民族和人民不断奋进的力量，正是文化的力量。据说，在二战之后，大英帝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纷纷瓦解，但女王陛下说了一句睿智的语言，大意是，一位莎士比亚的价值超过全部殖民地版图！德国人最引为骄傲的方面不在他们的现代化生产力，而在于他们曾拥有歌德这样的世界级伟大诗人以及世界级的伟大哲学家。

文艺的地位回归它应有的本位，这对文艺的繁荣发展，无疑是喜讯，是福音。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则是动力，同时也带来压力。文艺的最高价值，体现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传承、沿袭、影响当代乃至后世的作品上，而非浮华喧闹的文艺泡沫上，泡沫化的文艺作品，无法也不配担当“火炬”和“血脉”的责任。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他的压力就体现在，如何在“继承前人文化创造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从而打造出足以“传世的精品力作”。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站在文艺创造顶峰俯瞰人寰者，属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但诚如民谚所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托起峰顶的高度，却须大量普通文艺创作者付出他们辛勤的劳动。

一个甘愿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文化事业的人，他需要把目光放远，需要创新，需要对精品和经典的自觉追求，但同时，他也需要把姿态放低，需要踏实，需要对磨砺和挫败的心理准备，而现在，在文艺重新回归本位和恢复自信的机遇面前，一个文艺工作者，他更需要对抗的是精神的萎靡和个性的怠惰。

江西的文艺，尤其是文学写作是有传统的。传统的文学河流穿越东晋，浩荡于宋、明，曾经何其波澜壮阔。其后的时日，江西文学趋向衰微，走向低调。当代，江西文学波澜低回，涟漪荡漾，有过山峰崛起的迹象，却更多的是丘陵起伏的状态。它受到目光的局限，也受到观念的桎梏，比起一些亮出“番号”的文学大省，或许有几分不甘，更多的却是无奈。

不甘是奋起的征兆，无奈却是怠惰的托词。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讲述，江西的文化资源、文学资源都是丰富的，只是挖掘的力度不够、角度不当。倘若能够去弱势情结，去意识形态化，江西文学的振兴应当指日可期，江西作家的成功也大有可待。

就现有的成就而言，江西诗坛的新咏史诗（程维为代表）、新田园诗（三子为代表）；江西一批青年散文家以及迥别于外域的文化散文写作（刘华为代表）；还有值得文学史记载的原生态小说写作（陈世旭的“鄱湖谣系列”、熊正良的“红土地系列”）均可作为标杆来看待。当然，由于体裁缘故，小说写作最能够呈现当代文学的关注度，我们的各种题材的小说创作——包括红色题材的小说创作，倘能延续原生态的写作方式，而抛弃被某种功利目的异化的写作目的，再虚心学习和借鉴大师的技巧，还原历史、还原生活、还原人性，而并非刻意去创作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写作，才能具有久远的生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