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史”的当代传记典范——论《石瑛传》的艺术成就

□张 贞

自传记产生以来，历史真实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写作者和研究者们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史记》作为中国古代传记的成熟之作，一向是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实精神传世，钱基博先生却认为 “太史公的《史记》不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这是对“持中记事”客观性的强调。而郁达夫则认为《史记》以后的中国传记都是一种“刻板旧式”，新的时代需要用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他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作品，要点并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如科学之类；也不在示人以好例恶例，而成为道德的教条。……若要写新的具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这无疑是对传记文学性的召唤。

时至今日，当代传记显然要承担起对历史与文学进行双重书写的职责，真正实现胡适所说的“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价值。而宋清海先生的《石瑛传》，正是从这两个层面展开了自己的艺术追求。

一、知识分子人文情怀关照下的历史书写

作为有着“现代‘古人’”、“民国第一清官”、“辛亥革命元勋”、“湖北‘三杰’之一”等声誉的辛亥名人，石瑛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二十几岁即中举人，之后又两次赴欧洲留学，尽学铁道、海军、采矿、冶金等现代科学技术，期间陪同孙中山先生在国外开展外交活动、宣传革命，其后随孙中山先生回国，先后任大总统军事秘书、全国禁烟公所总理、国会众议员、中央委员、北大教授、武昌大学校长、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一生中命运跌宕起伏、悲壮奇特，并以一人之经历勾勒出波澜壮阔的民国大历史。如何从繁多的史料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再现石瑛先生的思想精神和人格魅力，成为《石瑛传》首当其冲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从“知识分子”这一角度切入，用“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将传主的一生紧密串连在一起，在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叙事中彰显出传主独特的哲学理念和精神情操。

作者在《石瑛传》后记里说：“我认为先生是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风骨和现代科学民主精神的旷代爱国知识分子，我将此作为先生的思想与精神内核。”正是在对这一思想和精神内核的把握中，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传主精彩的一生和其背后宏大的历史背景：小时候祖父对小石瑛的读书习惯、劳动习惯、实践习惯和人品操守的培养，使其形成了一生不变的传统士大夫风骨，这种以“入世”、“自守”为主要诉求的传统士大夫风骨，又让传主在风云变化、外忧内患的民国历史时期选择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从而放弃仕途、远赴欧洲留学，走向实业救国的道路。而在国外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涯，不仅让传主掌握了多种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理念，更培育了他坚定的现代科学民主精神，从而使他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和国民建设。

二、主线索结构与多元化叙事角度交织成的文本张力

“中国传统士大夫风骨和现代科学民主精神”不仅是《石瑛传》的选材标准，更成为这本传记的内在叙事线索。这一主线索的选定，使作者找出了传主不同人生阶段的内在联系，写出了他的执著坚守、勇于实践、哲学思想和各种现代理念，为他的言行举止找到了内在的一致性：作者在讲述石瑛的幼年生活时，着重描述祖父对他刻苦好学、勤俭节约、热爱劳动、心怀天下等高尚品格的培养；在讲述石瑛海外留学生涯时，又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民主思想和制度对他的冲击。

因为有了贯穿始终的主线索，洋洋洒洒接近50万字的《石瑛传》才能繁而不杂，吸引读者一路读下来。更可贵的是，作者采用了多元化的叙事技巧，为本书提供了更多的趣味性。

从整体布局来看，《石瑛传》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和同步叙事的时态，这样有利于带领读者全面了解传主的言行举止、心理活动甚至是他未来的命运走向。特别是在写传主人生转折的关键之处，作者用自己的评论引导读者去注意其内在的思想和精神理念：书中写到1937年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石瑛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联合提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国公合作，联合抗日，团结御侮”议案时，作者将这一行为界定为“石瑛政治观念上一个历史性的飞跃”——即从“与共产党员交朋友”转向“与共产党合作”，并把这一转变的内在原因归结于“石瑛是个具有儒家传统风骨的现代知识分子，始终坚持国家第一、民族第一、人民第一”。

除此以外，作者还巧妙地运用了内聚焦叙事手法，站在某个特定人物的角度上来讲述，产生了多重叙事效果：比如说作者在写传主第一次到异国求学时，通过传主对“另一个世界”产生的震惊感来描写中西方当时的社会差异及其带给传主的震撼；写传主因祖国的召唤第二次留学归来时，从同船工人的眼中来写传主“不像当官的，像是有学问的人；不像商人，可是又带这么多的货；不像一般华工，可是又坐通舱”的奇怪之处，传神地写出了传主严于克己、一身学问、实业救国的形象。

三、人物群体塑造中的复调小说尝试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的传主，作者在《石瑛传》中对石瑛这个人物形象进行了以“爱国”为性格主导因素的多方位描写与塑造。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因此将传主写成“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而是更多地将传主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写他对英国姑娘英兰“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写他在会议上拍桌子骂人、冷漠对待主动来访者的古怪脾气，写他坚决不满足父亲临终前“过过烟瘾”的固执，写他对华鄂阳的不理解和斥责……在对这些性格侧面的描写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背面敷粉/注此写彼”的手法，使其“爱国”的性格主导因素更为突出。

所谓 “背面敷粉/注此写彼”，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常用手法，指从反面着墨，用与人物主导性格相反的言行，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这种手法在《红楼梦》里面得到了最为成熟的体现：作者处处写林黛玉尖酸刻薄小心眼，实际上是写她的单纯善良无心机；处处写贾宝玉玩世不恭太多情，实际上是写他反叛封建习俗尊重人人平等；处处写薛宝钗贤惠得体落落大方，实际上是写她明哲保身圆滑世故……在《石瑛传》里，作者同样使用了这种手法：传主之所以冷酷地拒绝英兰姑娘的示爱，是因为骨子里难以舍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传主宁愿背上“不孝”的罪名，坚决不满足父亲临终前要吸鸦片的愿望，是因为他要以身作则誓死禁掉南京的烟毒；传主之所以对专门来访者和衣着华丽者怒言相向，是因为他把耽误工作和奢靡行为视为对国家资源的浪费。“背面敷粉/注此写彼”手法的价值在于，通过对比来强化人物的主要性格，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生动，更能深入人心。

《石瑛传》的艺术魅力并不仅仅局限于传主本身，从人物这个层面来说，作者以传主为中心，塑造出一大批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一生为革命奔走的孙中山先生、从嬉笑怒骂转向山林归隐的曹亚伯、和石瑛一起被称为“湖北三怪”的张难先、严立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作者在塑造石瑛这个人物形象时主要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手法，那么他在描写石瑛周围的众多人物时，则非常可贵地选取了各种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对复调小说的尝试。

复调小说理论是巴赫金在研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的一个统一的客观的世界．在作者的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间不发生融合。”在这里，每个人物都有着平等的话语权，在相互交流、众声喧哗中构成文本的张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石瑛传》里面的一些人物确实发出了自己独具个性的声音，比如说石瑛的父亲，作为一个标准的庄稼人，对儿子既没有感同身受的理解，也没有激烈的反对：石瑛高中举人，家中热闹非凡，亲友都来道贺，他的回答却是：“他中个举人，倒误我几天的工！他中他的，我干我的！”当石瑛决定辞职再次留学海外时，他的反应是勃然大怒：“你说，你是嫌官小，还是嫌钱少？”这是典型的农民式的实在，与革命者、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迥然不同。再如从性情激烈转而退隐山林的曹亚伯，虽然屡屡成为石瑛不得志时的投靠对象，但他并没有对石瑛无条件地肯定，反而总是在关键时候清醒地指出石瑛过于忧国忧民、不可能真正退隐，表现出隐士对入仕者的态度。又如石瑛在恩施期间一直想制约的对象陈诚，既因为各自的立场不同而与石瑛对峙，又始终坚持着对这位元老应有的尊重，是另一种丰满人格的真实体现。

当然，作者对复调小说的写作技巧，还停留在尝试的阶段，并未写出各个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主体间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作者“以文为史”的创作追求所决定的。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司马迁开创的“重文”传记风格和班固秉从的“重史”传记风格都在后来的传记写作中有所传承，现代文学史上的林语堂和胡适便是这两种模式的代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传记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人实事的写作对象要求传记必须以“历史”为内在支撑，而读者对趣味性、可读性和深刻性的需求又要求作者对主题、人物和语言进行文学化的提炼，因此，用文学手法再现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并从中提炼出深刻的主体内涵，成为当代传记写作的出路之一，《石瑛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以文为史”的当代传记典范。

①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3-4。

②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A].传记文学研究[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50。

③胡适.四十自述[M]．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3。

④宋清海.石瑛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69。

⑤宋清海.石瑛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62。

⑥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A].诗学与访谈[C].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5。

（《石瑛传》，宋清海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