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瑛传》的写作

□宋清海

2007年初秋，石瑛先生之孙石聿新在鸡公山上和我谈起为其祖父作传一事。我实在是孤陋寡闻，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石瑛先生的大名。知道他是辛亥革命元勋、中国国民党元老、做过北京大学教授、江汉大学校长、武汉大学前身武昌大学校长，两度留欧多年，与唐三藏法师玄奘赴印度取经的时间相等，历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官。显然，写石瑛先生传记需要四项知识储备，一是了解民国史，二是了解国共关系史，三是了解湖北文化特别是石瑛老家湖北阳新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四是要有起码的传统文化修养。以我所受的教育和读书兴趣范围，这四项都是我的弱点。

我一向不知自己能干什么，只知道不能干什么。我不敢应承为石瑛先生作传，但最终促使我知不可为而为，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石瑛先生是武汉大学老校长，这使我于敬仰之中又生出亲切感，为老校长做件事，也实在是因缘的集合。二是我发现有关忆念先生的文章都是民间人士所作。一个人逝世半个世纪，仍有民间人士追忆他，这就是“盛德在民”、“死而不亡”！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回首一生如烟往事，能记起一个与他们毫无利益关系的人，可知这个人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这使我感动，心灵受到少有的震撼。这绝对是一个生命的空间无限宽广的人，一个具有大灵魂的人，一个在历史中播下了种子的人。

我知道，对石瑛先生这样的人物绝不能根据一些小故事和轶闻趣事就贸然动笔。我告诫自己：人物生平事迹不烂熟于心不动笔；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不清楚不动笔；未把握人物的思想内核与精神特质不动笔；未能与人物成“神交师友”不动笔——我意是仅“为师”会使我精神紧张、拘谨，同时“为友”则容易放松精神，舒展笔墨。从2007年秋到2008年底，我一直在研究有关先生的资料。从先生少年求学、青年中举、两度留欧、协助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应孙中山之邀回国襄助中华民国的成立、二次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先生都一一亲历。他是一棵阅尽民国革命风云的大树。我认为石瑛先生是一位具有传统士大夫风骨和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爱国革命知识分子。

我感到从精神上概括石瑛先生相对容易，从全部人格内容上概括先生却很难。对我而言，先生身上有两点最为难解：一是他的人格内容太丰富了。论学问他学贯中西，在英国获得“超等文凭”；论教育他能做大学教授、校长；论做官他能全面治理一方，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论工业他能做工程师、厂长，使上海兵工厂“费用减半，出品增加一倍”；论农业他在湖北调查全省土质、组建棉花良种研究所；论劳动他能种菜种田、劈柴开荒、捉鱼捞虾、采野菜、补袜子，还能干木工活。他一身兼具农夫工匠学人高官多种角色，这些角色又毫无分别地融合在他身上。这样的人物只有上古时代才有，那时的贤者同时又是普通劳动者。在社会分工细化的时代里，这样的知识分子真不知还有没有。

二是石瑛先生的思想内核十分独特。先生生活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危机最为深重的时代。各种救亡图存思想纷纷登场，不亚于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激烈地冲撞。先生在清末民国时代的学人中是个例外，新旧、中西文化在他身上几乎是没有矛盾地融汇着、统一着。他精通传统文化而不守旧，他熟知西方文化而不主张西化，他不保守不激进却能站在时代思想文化的先锋的位置上。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在先生一篇千余文字的短文《文化的新旧观》中似乎解开了这个谜。先生说：“我国先哲谈文化有两个最精透的术语，一是‘日新’，一是‘时中’。一面与日俱新，一面因时得中，便不会有顽固和过激的毛病。所以只要放大眼光，观察世界。究心历史，体悟古人。看清世界，把握现实。那么，‘夹道若大路然’，文化的新旧观问题便不存在了。”如此重大，如此复杂的问题竟然如此简单明了！但这简单就如一粒麦籽，它包含了自身生长和自然的全部过程和信息。

那么，先生成就这样的胸怀和眼光，与他自身的精神特质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条：

一、他是一个彻底的爱国者。先生的爱国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先生中举后不进京参加会试，因念“国势维艰，非改弦易辙、振兴崇武不能挽救危亡”，毅然赴西方留学。因出洋见大洋辽阔，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靠的是海军强大，便由学铁道转而学海军。1907年3月，因为法海校向中国学生保留水雷、炮学两门课程，不许中国学生听课，先生冒险窃取机密教材，事发而被驱逐出境。第二次留学，是为实现他“强国必先强兵，强兵必先钢铁”的理想，怀揣“超等文凭”而不进牛津剑桥，去伯明翰大学学采矿冶金。二是爱国与爱民是一不是二；爱民与实行民生主义是一不是二；爱民与服务民众是一不是二。1934年阳新县大旱，颗粒无收。湖北省政府的赈灾款是8000银元，而先生个人独捐1000元，其后又倾其所有，连准备给儿子出国留学的钱都用上了，买粮回乡救灾。三是爱国情怀出自“天然”。他不是因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而高喊爱国，他从没标榜过自己爱国，在他看来，“爱国是人的天良”。

二、他是一个彻底的力行者。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名人中，像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等一批大家都是著作等身，在当时就名满天下。石瑛先生没有著作。他并非没有学养，并非不善为文。他一改古今知识分子喜坐而论道的风气，选择了最为艰难的力行。他不是把学养化为思想之花，而是直接转化为果实。我们从那果实中却可以见出丰富、独到的思想。比如：他把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把传统的民本思想与民权主义相结合，把孔孟之道与民生主义相结合，深化和充实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把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产生了民国时期最先进的教育思想；他把传统文化固有的价值观和学术精华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相结合，产生了他的“纳知识于科学之中”的学术思想；他把传统的富民思想与现代金融的杠杆作用相结合，产生了他的服务于民众生产、生活的金融思想；他把传统的富国强兵思想与现代经济建设相结合，产生了他的“崇实”、“求实效”、“不务速、不务广”的经济建设思想……等等等等。

三、他是一个彻底的克己者。中国人道德修养的核心还是孔子的克己观。先生一生的功业得益于他一生的克己精神，他反对林森在国难当头扩建中山陵，并因此而辞职；他反对孔祥熙截留铁道部赞助南京市的事业费，并因此而辞职；他反对汪精卫媚日，并因此而辞职……他若有丝毫个人利害的考虑，会这样做吗？在他逝世后，人们只能用“现代古人”来赞誉他的品德。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石瑛先生。

我为写作定下四条追求：一是在民国史的背景下表现人物，将历史化为人物的内心时空，让人物精神成为历史中最耀眼的光采；二是同时写好与主人公相关的一群人物，以造成民国的大时代气象；三是写成信史，对主人公也对历史负责；四是还原民国韵味——历史生活其实无法还原，但可以抓住最主要的特征，斯大林有句话很有道理：语言不是蜜，但能粘住一切。任何时代最丰富、最集中的信息量都保存在语言中。以民国时代知识分子语言风格作为叙述语言特色，就是我追求的“民国韵味”。

我于彷徨之中写作《石瑛传》，不料却发现进入一个新领域，受益良多。我多少了解了那个距今并不遥远的民国时代和民国人物。这个了解很重要。能正确了解历史，方能正确了解现实。有些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其实似是而非。有些过去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其实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有些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如今豁然开朗了。历史是不能如锯木头一样锯掉一截的，即便锯去一截，那年轮也是统一的，只不过下头是大年轮圈，上头是小年轮圈。

写人物传记与写小说有较大的差异。写传记没有写小说那样的自由，是 “戴着脚镣跳舞”，一切努力都是在“界线”之内，这其实是对写作者严酷的训练，让文字的光芒放射到界线之外，从一粒石子中发现矿藏，从一颗干核中发现沉睡的胚芽，从深埋地层的化石发现其生命的昨天。为了这种发现，自有种力量强迫你学习很多知识，不学，你就玩不转它。不知不觉中，作者的知识面和思想境界就拓展了。

传记与小说当然也有相同之处，即都注重人物性格的鲜明。但传记与小说在人物性格处理上却有差异。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可由作者调动一切手段加以塑造，作者持“生杀大权”。而传记中的人物性格却只能从传主生平之中去发现。特别是功过是非的褒贬，尤其应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我们对自己、对身边熟悉的人、对当下的世界也难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对前人就有十分的把握吗？随意褒贬前人，多数留下的是笑话。陈寅恪先生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与传主“处于同一境界”，这也应该是写前人、评价前人的一个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