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做我之《金瓶梅》”

□倪爱珍

《金瓶梅词话》产生于明代，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影响很大，明清时期即出现了一些续书，如《玉娇李》《续金瓶梅》等。陈东有教授新近出版的《金瓶梅人物榜》系列不是续说《金瓶梅》，而是重说《金瓶梅》，融入了新的理念见解，采用了新的叙事策略，在故事内容上也有所增删改易，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显示了一种积极探索的学术精神。

陈东有教授从1987年开始潜心致力于 《金瓶梅》的研究，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此次推出的《金瓶梅人物榜》，意在将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大众可以接受的通俗形式，引导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第一奇书”。这转化首先表现在人物传记的叙事体例上。传记体源于《史记》，其后在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中承续，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也是最易为大众所接受的一种叙事体例。它以人物的命运为线索，串联起与之相关的诸多事件，折射出纷繁复杂的世态万象。《西门大官人》主要突出西门庆一生对金钱和女色毫无节制的追求，通过其在商场、官场和其他社会舞台上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中国十六、七世纪的社会风情，引发人们关于生命与欲望的形而上思考。《潘金莲与李瓶儿》以潘金莲、李瓶儿为线索，展示西门庆妻妾之间的勾心斗角，反映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傲婢春梅》讲述潘金莲的贴身丫环春梅颇为戏剧化的人生故事，反映大家庭中各色人等的喜怒哀乐、恩怨情仇，并收束全书。叙事体例看起来似乎只是形式问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形式对于内容的传达影响是很大的。人物传记讲述人物从生到死的历程，所以随着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死去，故事也就自然结束。原著的故事“起以玉皇庙，终以永福寺”的叙事时间安排，一宅二寺院的叙事空间布局，这结构之技后面蕴含着结构之道，即给故事蒙上一层宗教色彩，表达了世事悲凉的命运感。

人物传记的叙事范式首先需要对人物特性有个基本界定，这是全书的灵魂，一切增删改易都围绕它进行。而且人物是小说最核心的要素，《金瓶梅人物榜》中的人物形象与原著有所差异，已融入了陈东有教授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折射出现代人关于人性、欲望、生存的理念。比如在传统观念中已成为“淫妇”代名词的潘金莲，作者却认为其偷情、杀夫等行为是“在封建理性挤压下，克制不住的情感欲望的流露乃至发泄”，“是一个重压之下的生命拼力挣扎的表现”，“是一个不以时代的道德规范为桎梏，而以谋求正常的情欲需要的活生生的人性的再现”。正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作者在《潘金莲与李瓶儿》一书中对原著进行了改易，增加了较多的心理描写。从叙事学角度看，对人物心理的透视，会拉近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改变读者的道德伦理倾向。比如毒杀武大郎事件中的改动：第一，原著中，当王婆说出用砒霜毒死武大的计谋后，根本没写潘金莲的反应。改编本则增加了心理描写：“潘金莲此时觉得王婆眼里放出的是欢乐的神采，她自己的心也被说动了。武大一死，自己就肯定是西门庆的人了。这不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好事么？”但是，当王婆交给她砒霜时，她“又有些害怕”。第二，当金莲把毒药朝武大口边送去时，原著描述是：“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药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说道：‘大嫂，这药好难吃！’那妇人道：‘只要他医得病好，管甚么难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时，被这婆娘就势只一灌，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改编文则是：“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拿起药盏，送至半中，意欲停止，谁知武大正把此药当成救命灵芝，伸出左手来抓住金莲右手，张嘴喝了一口：‘大嫂，这药好难吃！’到此地步，金莲只得说道：‘良药苦口。大哥，你就全吃了吧！’武大再张嘴，金莲一狠心，就势一灌，一盏药竟全灌下去了。金莲慌忙放倒武大，跳下床来，瞪大杏眼望着武大……张大的杏仁在跳动的灯光里闪着恐慌的神色，手心全是冷汗。”作者通过对潘金莲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透视及其不安、恐惧的神态、动作的描写，来表现她的无奈，她的恻隐之心，与原著中那个毫无人性的恶妇形象迥异。再比如《傲婢春梅》一书中，作者用一个“傲”字概括春梅的性格，并以此来决定对原著中相关内容的增删改易。为了满足读者对传记文体的阅读期待，即关于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完整记录，作者精心地创作了春梅的出生，突出她身世的悲惨及其性格中的“傲”，为下文奠定了基调。周岁死娘，三岁死爹，15岁时，洪水使他失去了最后一位亲人——叔叔庞员外，人贩子用50个馍买小孩，她只要了10个馍，自己吃了6个，放4个给叔叔身边，另外40个馍不要，只求人贩子把叔叔挖坑安葬，小小年纪遇事不慌，有主见。被薛嫂买走时，虽是头一回坐轿，却不问一句，径直上轿，落落大方。卖到西门庆家时，看到孙雪娥对吴月娘奴颜媚骨的言行，很鄙视地“哼”了一声，为熬粥的事敢于与孙雪娥大闹。作者的创作与原著中人物的性格基本保持了一致。

陈东有教授对原著的改编还表现在叙事的艺术上。《金瓶梅词话》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突破了以往小说注重传奇色彩、故事性强、人物善恶分明等模式，首次以日常家庭生活为描写对象，把重心从故事情节转移到人物形象上，所以“闲笔”较多。陈东有教授在改编时，为了照应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强化了故事性，加快了叙事的速度。比如第一回，删去了原著中吴道观主持十兄弟结拜时的疏纸内容，简化了西门庆与王婆商量如何勾引潘金莲之事。原著中，西门庆第一次见到潘金莲后，便垂涎三尺，于是在潘金莲隔壁的王婆店门前踅来踅去上十次。第一次进王婆店是为了打听潘金莲情况，未及两个时辰又第二次踅进去，边喝酸梅汤边请王婆说媒，天色晚时又踅进去吃和合汤。回家后，次日清晨，又踅进去，和王婆谈买武大郎家烧饼，其实都是找借口。然后，又在门前踅来踅去七八遍，最后终于说出了心事——想得到潘金莲。《西门大官人》则只写了两次，第二次吃酸梅汤时便抖出了心事。《潘金莲与李瓶儿》也写了两次，只不过第二次吃的是和合汤。作者如此改动，也许不仅是为了加快故事推进的速度，也可能是认为西门庆踅进踅出十几次才说出心事的行为不符合他厚颜无耻的性格。

叙事策略的调整还表现在故事详略、叙述视角、语言风格等上面。因为从一本《金瓶梅》中分解出三本人物传记，必然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在三本书中讲述同一个故事。比如，潘金莲叉竿打西门庆一事，原著先描述金莲眼中的西门庆，再描述西门庆眼中的金莲。《西门大官人》则只写了西门庆眼中的金莲，把全知叙述改为限知叙述。《潘金莲与李瓶儿》先写金莲眼中的西门庆，再写西门庆眼中的金莲。西门庆娶孟玉楼之事，《西门大官人》中以全知叙述者方式详细叙述，《潘金莲与李瓶儿》则改由人物玳安转述。这些叙述策略的运用使每本书的故事保持了完整性，连贯性，使这三本书均可独立阅读，而不影响对金瓶梅故事的了解。为了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作者把人物对话中的有些古语改成了现代语，淡化了原著的说书人口吻，略去了“话说”“话休饶舌”“看官听说”之类的套话，化用了其中的诗词。

清代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的《竹破闲话》中说，“我切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张竹坡未有所作，仅评点其章法笔法之精妙，尚且称“我自做我之《金瓶梅》”，那么，陈东有教授重新讲述金瓶梅故事，则更是“我自做我之《金瓶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