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笼中》：搏击的隐喻——带着动作和悲喜回归底层

程 波

王宝强一度是中国电影底层叙事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早期的《盲井》，后来《hello！树先生》《人在囧途》底层小人物的困境甚至疼痛与王宝强的自身成长经历形成了电影文本内外的互文，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不过给王宝强带来更大社会知名度和业界影响力的电视剧《士兵突击》，以及《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在类型化叙事中，特别是动作和喜剧类型上，彰显了很好的市场适应度。王宝强第一部导演作品《大闹天竺》，走的是喜剧和动作类型融合的路子，但并未取得市场和观众的认可。浮躁，不接地气，类型经验与生活经验的碰撞和抵触，是其中主要的原因。《八角笼中》带着动作和喜剧回归底层，某种意义上是王宝强最熟悉的三种资源的综合与对接。

一群出身底层的孩子，在一个失意的前搏击运动员及其朋友的救助和训练之下，从最初的功利性表演转变为通过格斗，搏击现实与命运，超越自我，成为八角笼中的比赛的胜利者，也逆袭成为自己生命主人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具有一定的生活原型，但更重要的是有着从现实的泥土中生长出来、触及到真实社会问题的指向。同时，它又不是“抚慰式的鸡汤”，而是上升出一种不向命运低头，带着一定的无奈和批判意味，通过体育竞技励志成长的主题。

《八角笼中》的底层场景，首先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粗粝和贫困。乡村矿区尘土飞扬的道路、采石场的沙石堆、农村院落里破败的家、甚至先开在矿区后来开在菜市场里的搏击俱乐部，影片中刻意凸显的这些场景和空间，除了还原和塑造的功能之外，还具有明显的隐喻性。

中国电影的底层叙事传统从20 世纪30 年代左翼电影时期就有，90 年代的新写实电影表现现实与小人物的原生态生活，把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性和现实意识，做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和修正。张暖忻和谢飞等人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开启了底层视角的新萌芽，只不过在新写实中，现实是中性的，也还没有自觉的阶层意识，小人物和普通人出现在社会的中下层似乎来源于作者的某种直觉和自发性。90 年代中后期，第六代导演章明拍摄了《巫山云雨》，在表现底层小人物题材方面有了阶层意识的自觉性和方法的自觉性（非职业演员、长镜头、三段论式的结构、间离效果的表演风格等）。后来贾樟柯、李杨等众多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乃至更大量的独立电影作品开始用探索性的电影风格展现各种底层人物和场景的奇观化的或残酷或荒诞的生活，底层叙事策略具有一种在道义上靠近大众却又在影像上进行精英探索的悖论，出现了所谓的“先锋的底层转向”。

《八角笼中》的现实是一种在新的语境下回溯过往，同时认同当下的一种现实，今胜于昔，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与主流价值观一致的现实表达。同时这样的现实，也是在螺旋式上升的情况下淡化阶层意味的，现实的中性意味在于：类似贫困、疾病、歧视这样的底层问题，是局部的、阶段性的，是通过个人的奋斗可以改变的。搏击和八角笼的关系也是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隐喻关系：奋斗抗争要逃逸出底层现实的困境，但后者似乎正因为是前者的平台载体甚或支持网络，才显现出相互砥砺的戏剧性张力。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以《疯狂的石头》为标志，大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夸张乃至疯狂闹剧般的底层生活的外在特征，而在观念上也明显夹杂了消费性态度的底层电影。底层被消费、被泛化，底层喜剧一度大量出现。这些作品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消解和泛化了残酷的底层，也消解了人文和先锋意味，另一方面，也似乎开启中国当代电影保持一定现实敏感但又不拒绝观众的新的可能。

《八角笼中》

在底层喜剧大量出现乃至泛滥的同时，独立电影在延续先锋的底层转向趋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鲜的变化，而在体制内制作的电影里也出现了张猛《耳朵大有福》《钢的琴》《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人生大事》这样的“底层悲喜剧”，喜剧不再疯狂，消费性减弱，残酷和荒诞感增强，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呈现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轨迹。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底层叙事策略与类型化策略交叉，出现了底层公路片、底层黑色电影、底层悬疑片等，特别是《白日焰火》《追凶者也》《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作品的出现，呈现了底层叙事在“底层悲喜剧”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从这样的维度看，《八角笼中》不仅有着中国当代电影的底层题材电影自身发展延续中从“先锋”到“喜剧”再到“悲喜剧”的逻辑自觉，还有着底层叙事类型化的意识自觉。王宝强饰演的教练在一种错位情境中面对“表演/竞技”“骗/练”“生存/搏击”的矛盾悖论，无奈中理想主义式的对抗，也会参杂着社会气十足的狡黠，这些都可以成为喜剧元素。同时，维系着故事主要情节发展的情感逻辑，教练与孩子们由不打不相识的救助喂养的关系，经过师父徒弟的过程，演化为一种类父子关系，父子的对抗争斗走向理解尊重甚至父子情深，这样的轨迹是清晰自然的。除此之外，不幸的底层家庭中的母子情、姐弟情，虽着墨不多，却感人至深。更深一层，波折中的抗争，是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来作为依靠和武器的，无论在面对具象的诸如诈骗营销、无良媒体、道貌岸然的校长、贪婪的俱乐部老板等这些对抗力量，还是在面对更抽象的命运的不公和社会性压抑时，这种笑中带泪，又让人焦虑和思考的情绪价值，是《八角笼中》在影院能给到观众的。

体育是小人物奋斗的励志故事很好的载体，搏击的体育性和动作性，是奋斗理念的集中表述和奇观化呈现。《八角笼中》一个明显的策略，就是弱化搏击对于观众来说的技术性门槛，强化搏击的反叛与抗争，增强其承载的少年气与梦想感。在“接地气”的人物和场景中，搏击没有与真实的生活隔绝，向往赛场和有尊严的更好的生活，在热爱和敬畏中接着现实生活的地气。八角笼外的世界既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是让主人公们走进八角笼的压力和动力，同时它也是一个更大的、更复杂的八角笼。还有一点，电影也强调了个体与家庭、与集体的关系，那是对个体成长与抗争奋斗的支撑，也是后辈对前辈的传承。主人公之间亦师亦父的关系，还有着一层“循环”关系，教练年轻时受到的不公和欺辱，在弟子这里还是会出现，但“新仇旧怨”最终会在高潮一战中解决。当然，“螺旋式上升”似乎更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观众的阅读期待，在这一点上，经历策略性的“变脸”，电影还是给出了团圆结局。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隐喻。

搏击在现实中虽还有着很强的领域性、专业性，但在受众的认识中，已逐渐从边缘小众的项目变成具有相当主流意味的体育比赛了。八角笼中的肌肉、动作，血水与汗水，有着直接的视听刺激，但更重要的是，自由搏击与悲喜、青春、底层元素的结合，其具有的现实隐喻性的积极一面和正当性通过电影得到了确认。中国内地体育电影，特别是拳击或搏击题材的电影，从最开始的作为较为纯粹的动作类型电影出现，到经过主流化过程，在《八角笼中》较为难得和创新地将前两者与底层、现实及悲喜剧元素融合，在考虑市场和观众的维度上不失一定的作用，较好地完成了颇为个性化的人物塑造和影像叙事，这是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