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上海国有戏曲院团发展研究：以上海越剧院1 为例

吴筱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为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指明了方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建构“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2015 年7 月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强调戏曲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明确指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发挥戏曲艺术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作用”。政策话语对戏曲的重视与支撑，奠定了这一时期戏曲发展——尤其是国有戏曲院团创作与发展的基石，也使这一时期的戏曲创作呈现出特定的时代特点。

就上海而言，2011 年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的成立，2015 年国有文艺院团“一团一策”的推出，深刻影响了各大国有戏曲院团的艺术生产方式。本文以上海越剧院作为考察对象，希望通过对上海越剧院在制度建设、剧目创作、文化探索等方面的考察，呈现其在新时代文化治理过程中的历程和反馈，并尝试总结其所提供的经验和问题。

新时代上海国有戏曲院团发展背景

越剧《甄嬛》

新时代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十八大之后，国家文艺政策有重大转向，对戏曲团体尤其是国有戏曲院团的艺术生产和发展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向政治回归的总基调。从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对文艺工作的指示和相关文艺政策——尤其是2014 年10 月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5 年10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来看，“党中央对文艺意识形态的要求进一步增强了，甚至超过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其他历史阶段。可以说，‘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命题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恢复了。当然，这里的‘政治’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二是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以***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高度褒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视其为弘扬中国精神，树立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民族文化资源。新时代国家文艺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的转型，确认了包含戏曲在内的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文化核心资源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高度规约着这一阶段戏曲创新发展的方向与边界。

进入新时代，上海积极领会国家文艺发展战略，落实文艺发展政策。2011 年12 月30 日，作为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化上海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揭牌成立，下辖上海京剧、昆曲、越剧、沪剧、淮剧和评弹六大艺术机构。经过改变行政关系，改变院团名称，改变资金拨付方式，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的成立意味着上海正在全国率先将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推向深入阶段。在这一轮国有文艺院团的体制改革之中，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院、上海淮剧团和上海评弹团4 家国有文艺院团，分别更名为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上海越剧院）（下文简称上越）、上海沪剧艺术传习所（上海沪剧院）、上海淮剧艺术传习所（上海淮剧团）以及上海评弹艺术传习所（上海评弹团），享受上海市财政的全额拨款扶持。自此，上海国有戏曲院团文化建设的统筹规划性增强，多样化探索放缓——上越和上海越剧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上海在地方文化的建设上表现出更强的文化治理意识：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打造“亚洲演艺之都”……这些具体的文化发展目标和举措，延续着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前沿的文化自觉——在世界性、民族性和地方性之间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达；同时也表现出了较以往更强的地方文化的“差异化”发展策略和文化品牌竞争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上越在内的上海18 家市级国有文艺院团成为落实国家文艺发展战略、实现地方文化治理目标的切实抓手。

新时代上越发展特点

1.体制机制改革：保障性提升，规范性增强

2011 年末，上海越剧院更名为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上海越剧院），成为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下辖戏曲院团之一，享受上海市财政全额拨款扶持。这一次院团体制改革解决了上越的后顾之忧，在资金扶持、硬件建设、人才培养、发展平台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更强有力的保障。资金扶持方面，除享受人员和事业经费的财政全额拨款以外，上越每年都可获得来自国家艺术基金、上海文化基金、其他专项的多个项目资助，资助范围涵盖剧目创排、复排、人才培养、重要演出等艺术实践活动。硬件建设方面，2020 年年末，上越新址启动建设，建成后将大大改善现有办公与排演条件；而近年来天蟾逸夫舞台、长江剧场、宛平剧场、周信芳戏剧空间等专业戏曲演出场馆的整修建设，为戏曲专业化演出提供了坚实底座——尤其是宛平剧院，在修整开业后已通过《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经典剧目驻场的演出方式与上越形成了深度联动。人才培养方面，依托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文艺人才选拔机制，上越建立起了“老中青”三代人才梯队培养计划；根据“一团一策”指导意见，上越在2016 年起制定了激励性分配方案，向一线演出和领军人才倾斜。在发展平台方面，依托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的集聚效应，上越在中心创建的“东方之韵”“戏·聚精典”“上海小剧场戏曲节”等演出品牌上都有良好表现，尤其在小剧场创作中对越剧的“情”文化进行了现代诠释与发展，展现出与时代共振的创作特点。

2012 年以来，在保障性提升的同时，上越发展建设的规范化程度也大大增强。在戏曲艺术中心的统筹部署下，上越的发展步调与其他市级国有戏曲院团保持一致。首先，在剧目建设和演出规划上，每年按照经典剧目、传统剧目和新创剧目并重的分类方式，以五年规划为目标，对标重大主题性时间节点，进行创作资源的分配；演出则按市场性与公益性并重，经典版、驻场版、巡演版多类型协调并进的原则予以布局开展。其次，根据“一团一策”指导意见，上越设立了艺术咨询委员会，主要负责剧院创作规划、剧目生产、艺术质量、艺术人才引进、专业培训等相关工作的咨询，为剧院重大艺术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再次，改制后上越的公益属性显化，在保证公益演出数量的同时，积极打造“越音绕梁”等公共美育品牌，建立起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老年大学一体化的成长式越剧美育机制。

这些规范化发展内容以指标形式体现在上海各大国有戏曲院团的年度工作计划和考核中。国有戏曲院团保障性与规范性的同步提升，为新时代上海戏曲艺术统筹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工作抓手。

2.剧目创作演出：大戏主题性突出，小戏探索性鲜明

2012 年以来，在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的统筹管理下，上越的剧目建设和演出布局整体表现为传承与创新并举、市场与公益并重的规范化发展面貌。具体来看，这十年上越的新创剧目呈现出“大戏主题性突出，小戏探索性鲜明”的特点。剧目创演形式趋向多样化，但大型展演活动或驻场演出仍高度依赖传统经典剧目，尚未出现能代表剧种特色的新经典。

这十年上越创作的大型剧目有《甄嬛》（上下本）、《双飞翼》《燃灯者》《素女与魃》《山海情深》等，其中以《甄嬛》和《山海情深》最具代表性——前者以市场为主要导向，后者则是主题性创作的典型。

2012 年上演的电视剧《甄嬛传》引发“现象级”收视热潮。借助原作和电视剧的文化影响力，同时充分发挥越剧的抒情风格和舞美特色，越剧《甄嬛》在创排过程中就受到了广大戏迷的高度关注，问世后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映，也成为这十年间上越复演率最高的新创剧目。

2014 年之后，随着中央层面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指导性政策的频频出台，以及地方层面的具体落实，上海各大国有戏曲院团在大型剧目创作上表现出鲜明的主题性转向。2020 年是中国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在该年的“国际消除贫困日”上，作为上海市“建党百年”“全面小康”主题的首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之一，由上越创作的大型扶贫主题越剧《山海情深》首次上演。该剧也于2021 年3 月赴北京参加了“全国脱贫攻坚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成为近年来上越在主题性创作中最突出的成绩。

在大戏创作向主题性靠拢的同时，上越在小型剧目的创作上展现出较强的灵活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创作平台方面，依托上海市舞台艺术作品评选展演（小型剧目）、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平台，小型剧目创作获得了多方位的孵化和展示机会。在创作机制方面，上越推出中小型剧目创作“邀约”机制，为本院的艺术家、创作者提供了更多自建团队、自主探索的机会。在创作形式上的探索则更为多样化，比如打破镜框式舞台的沉浸式越剧《再生·缘》、越剧诗词表演《典·墨》、融合音乐剧特色的“乐坊+剧场”形态的《红楼·音乐剧场》，以及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以线上传播为目标创作的越剧微电影系列等。在创作主题上，除了配合主题性创作任务的小型剧目外，上越的小剧场创作延续了越剧的情文化传统，呈现出较强的现代都市女性视角，《洞君娶妻》《再生·缘》《宴祭》等小剧场越剧作品都着力探讨了“爱情”主题，从不同角度回应着现代女性的情感困境。

但在创演形式多样化的同时，无论是主题性创作，还是实验性探索，新创剧目普遍存在着复演率低、展示平台不足、文化影响力弱的问题，有限的越剧市场仍然青睐高度成熟的经典剧目，《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四大经典依旧是上越最醒目的文化招牌——在国家力量大力扶持戏曲建设的新时代语境下，新创剧目的文化有效性急需辨认和检验，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具针对性的支持与培育。

3.文化理论建设：重视越剧研究，鼓励青年探索

在越剧宗师袁雪芬生前的引领下，理论研究一直是上越的一大特色和亮点。近十年来，上越艺术研究室先后主持完成上海市非遗专项资金项目《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演员训练班演员群体研究》《陈钧唱腔设计研究》，参与国家艺术基金课题《戏曲现代戏创作研究》、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越剧男女合演研究》、浙江音乐学院开放课题《演剧演出史研究》等项目。十年来，上越共举办大型研讨会15场，主题涵盖新创剧目论证、艺术家成就与人才培养、大型展演活动总结，以及重大纪念活动和越剧发展等方向。

在积极听取专家学者意见的同时，上越也鼓励院内的青年创作者和研究人员积极开展跨文化交流和探索，并将这些理念探索与创作实践相融合。2019 年，上越青年创作沙龙成立，沙龙以创作实践为依托，通过主题讨论、集体创作和团队共建的方式进行自我培力，在不断吸纳其他剧种和艺术门类的创作者、研究者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教、学、研”良性对话的青年艺术创研共同体。近年来，青创沙龙在小戏孵化、跨界创作等方面都有不俗表现，其创办的线上文艺对谈品牌“青年·戏谈”日趋成熟，广受好评。

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

1.剧种特色弱化

就新创剧目的数量和题材类型来看，2012 年以来，上越的创作相比21 世纪前十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萎缩态势。2001——2010 年之间，上越的新创剧目曾“呈现出前所未有丰富多彩的新面貌”，3代表性剧目有新编古装剧《梅龙镇》《蝴蝶梦》《救风尘》，新编历史剧《韩非子》，新编现代剧《早春二月》《第一次亲密接触》《秋色渐浓》等。这些创作大都以越剧的情文化为基础，以演出市场为导向，兼顾艺术的创新与探索，延续并发展着具有鲜明越剧特色的剧种文化形态。

2012 年以来，逐渐强化的主题性创作导向，上海戏曲发展建设的统一规划，以及行政体系上的多层级管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越在剧目开发和演出布局上的能动性。而主题性创作的非市场导向和宏大叙事取向，与越剧所擅长的市民化题材、抒情化特色之间也存在落差，越剧的情文化传统并未得到有效的发展与推进，其剧种特征与文化调性反而变得模糊，呈现出文化竞争力弱化的趋势。

2.“供给侧”改革的局限

2012 年以来，上海的戏曲发展在“市场——社会——艺术”三方面进行了尽可能平衡的布局，但其成效仍旧缺少有效的评估。新时代以来上海国有戏曲院团的发展高度重视“供给侧”改革，从传承、创作、演出、公共服务、艺术探索等多方面丰富戏曲事业建设的内容，提供多层次的戏曲作品和演出类型。但关于戏曲文化“需求侧”的评估和分析却是严重不足的——无论是演出市场、公共文化服务，还是艺术探索，都较少关注戏曲观众的文化反馈和分层建设，忽视其作为戏曲文化生产环节的重要性。

在上海的各大戏曲剧种中，越剧一直属于市场表现较好的地方剧种——演出市场是越剧与受众连接的主要方式。从这十年的情况来看，除了越剧《甄嬛》尚能获得越剧观众的认可，上越推出的其他大型剧目，尤其是主题性创作如《素女与魃》《山海情深》等，都几乎无法在演出市场上立足。上越在演出布局上也越来越依赖经典剧目和传统剧目复排来维系和开发受众群，但新创剧目的萎缩终将使得剧种活力减弱，使其作为现代文艺实践的有效性降低。

3.上海越剧的文化危机

大约从2015 年开始，在上海各级各类政府文件或主流媒体用语中，对上海五大戏曲剧种的简称从惯用的“京昆越沪淮”调整为了“京昆沪越淮”。对这一次用语调整，业内表现出心照不宣又莫衷一是的态度。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浙江省对于越剧作为地方文化符号的持续强调。近年来，在浙江省相关政策引领下，嵊州越剧小镇、中国越剧艺术节、《越剧好声音》等品牌项目的建设推广，已逐渐筑牢了浙江越剧的文化标识度。

对于越剧这个剧种而言，上海越剧与浙江越剧虽然同宗同源，但在其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与品格。只有百年历史的越剧其实是非常年轻的地方剧种，其特色根植于江南文化浪漫的抒情传统，却成型于海派文化的兼容并蓄和勇于创新。上海的国际大都市精神与越剧的现代文化品格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与关联——越剧作为一种现代都市戏曲、作为上海地方精神的一种文化表达形态，其文化价值与现实潜能缺少足够的重视、培育和发展。

思考与建议

戏曲已不是最大众的文艺活动，就其现状来看，占有绝对人才和资源优势的国有戏曲院团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当下戏曲的发展方向。上越作为越剧历史资源最丰厚的国有越剧大团，其当代艺术创作与实践仍然深刻影响着这个剧种的文化品格、地域形态，及其作为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有效性。新时代以来，在国家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方向指引下，通过上海精细化、高效率的文化治理，上越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更稳定、更平衡的发展格局。但与此同时，在近年来上海越剧发展中逐渐显露的问题与困境，也提示我们更全面和细致看待越剧（戏曲）的文化属性，并从如何保有其文化活力的角度进行一些思考。

1.作为分众文化的越剧：戏迷的时代意义

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流行，某一种文艺形态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不可计数的“分众文化”群落。这对越剧而言既是困境也是机遇。“分众文化”概念对于当下越剧发展的意义和启示在于：应当比以往更重视越剧戏迷，也就是越剧的核心受众群体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在众多流行文化依靠“粉丝”长期而大量的数字化劳动，“用爱发电”推动多样化、多极化的文化展示与传播时，这一时期的上越却相对忽视了对其“核心行动者”的凝聚、培育和互动。这一阶段包括越剧在内的上海戏曲的文化生产和传播主要停留在了“供给侧”改革上，艺术生产高度限制在体制“内循环”中，而这也恰恰是在分众文化时代加速弱化了戏曲的核心竞争力，是尤其需要反思和调整的。

2.作为上海地方文化的越剧：文化治理与文化认同

作为一种现代戏曲剧种的越剧，在20 世纪中国和上海的现代化历程中形成其剧种特色和文化品格，她与上海这座城市之间的互生关系多有论述，本无需赘言。然而从近年来上越的艺术生产来看，需要提醒的是：越剧早已形成的女性文化特色和市民文化取向正是上海的文化土壤所培育的，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切面——这两个特点在当下仍然具备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对上越的规划与建设，仍需理解并尊重上海与越剧之间的内在文化关联，鼓励上海越剧（院）在其文化特色和文化认同的延长线上进行艺术创作与探索。

3.作为现代民族话语的越剧：社会主义现代性

越剧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外交的重要部分，其一度成为地方戏曲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剧种之一，甚至在民间享有“第二国剧”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越剧的女性特色及其擅长的爱情题材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善意而开放的现代国家/政府形象。《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白蛇传》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舞台作品在文化外交上也成绩斐然——这些改良后的经典剧目在展现民族美学特色的同时，也通过其反封建内涵传达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价值立场。时至今日，越剧这段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形象建构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和价值——关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展现一种社会主义现代话语，使其既具备对话性也提供差异性。上越是这些历史遗产和资源的保有者，也应当是其理念与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结语

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地方文化治理的强化，以及特定戏曲剧种的文化与艺术特征，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以来上海国有戏曲院团发展建设的三个层面。2012 年以来，自上而下的文化治理使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文化话语高效落地为国有戏曲院团标准化、规范化的文化生产；在下一阶段，或许需要更为重视的，是基于剧种特色和受众感受的“需求侧改革”，使文化形态各异的戏曲剧种能够自下而上地构成承载民族文化精神、形塑地方文化品格的活态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