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与流变

吴圆圆

新主流时期红色电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艺术审美上不断提升，在商业路径上精准探索，形成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统一。如何进一步理解当代女性的独特价值，更好地承担起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使命，则是未来可持续探索的方向。

红色电影是体现红色精神、具有鲜明新中国美学特征的电影形态。在红色电影的影像书写中，社会现实中的女性不断成为电影素材，带有时代性的影像表达则记录了中国女性银幕形象的嬗變。红色电影以其特有的生产体系与修辞系统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使命，同时作为社会镜像的呈现，投射出不同时代对女性性别的想象。

学界对于红色电影的概念认定多约定俗成地从建国后开始讨论。在新中国成立前，早期电影中出现过大量女性形象，但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左翼文艺工作者1进入电影领域，女性才得以成为荧幕叙事的核心元素。左翼电影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用与封建愚昧相对立的、进步的意识形态话语，开启早期红色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的革命话语式表达。新中国成立70年余以来，红色电影从产生、发展到繁荣经历了新中国十七年、改革开放新时期及正在经历的新主流电影时期三个重要阶段，女性银幕形象也呈现出对应时代的特点。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去性别化的铁娘子与女英雄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已经成为所有文艺创作的基本主题，电影也不例外。在国有化和计划性的电影体制下，电影充分发挥其作为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工具的职能，2开启红色电影政治高度一体化的发展时期。

1949年到1966年的新中国十七年，以水华、崔嵬、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创作了《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青春之歌》《女理发师》《万紫千红总是春》《护士日记》《李双双》等女性题材红色电影。不同于建国前束缚于封建家庭与伦理观念中的弱者类型，作为战士、劳动妇女、知识分子的女性获得前所未有的出镜身份。以红色经典电影《红色娘子军》（1960）为例，该片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故事为原型，讲述吴琼花从封建女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故事。女主角吴琼花有着与剧本中一样的“火辣辣的大眼睛”，导演谢晋通过对其外在形象的视觉描写和言行举止的行动设计，使观众对其嫉恶如仇的性格有直接、感官的知晓，再以白描式影像修辞，如以仰俯拍摄视角区别革命战士与阶级敌人，以强烈声效烘托人物出场的气氛，通过鲜明的影像风格塑造吴琼花性格里的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使影片带有浓烈的革命集体主义情绪。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定时代的文化载体，在“国家工具”的电影理念指导下，女性角色承担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责任，同时，新中国妇女解放的真实社会地位变化也成为影响电影创作主动性的精神动因。共和国十七年的红色电影塑造了《红色娘子军》中的女战士吴琼花、《青春之歌》中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林道静、《万紫千红总是春》中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家庭妇女王彩凤等经典女性形象，通过对各行各业积极参与革命、反对封建主义、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女性展开描绘，将真实的革命情感与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达深度融合，形成激情燃烧岁月里的一道红色景观。

由于该时期电影叙事模式极大受到主流社会意识形态需求的影响，在男性政治话语主导下，男女性别观点仅存在于对立的阶级斗争中。在女性形象的建构上，角色设计被框定在革命生产领域，外在形象、举止行为被套上男性化外壳，去性别化的人物形象淹没了女性自身的特质。在接下来“文革”十年，脸谱化的“铁娘子”和“女英雄”在若干部样板戏电影中走向极致，沦为政治符号的女性性别与女性话语在影像中彻底不可见。

改革开放新时期：柔情的“她者”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蹒跚走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中国电影再次成为中国文艺领域里最具影响力、最活跃的样态。在男女平等的现实语境中，电影中的女性被恢复了性别，成为柔情的“她者”。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共同推动下，建构了以启蒙和审美为主要特征的电影范式，即新时期电影范式。3女性作为区别于男性的差异化存在，但第四、第五代导演对其的构建策略却不尽相同。以吴贻弓、谢飞、黄蜀芹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擅长用诗化的视听语言细腻勾画女性内心世界，以去政治化的美学实践塑造了《庐山恋》中的追求爱的周筠、《小街》里想要找回“姑娘”身份的俞、《人·鬼·情》里的京剧艺术家秋芸等艺术形象。而80年代中期崛起的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在保留传统意识范畴内对女性的想象上，倾向于用更饱满的情绪、更鲜明的个人风格，加强女性内在的欲望与反抗精神。借助女性表象，他们以对传统红色电影革命历史叙述模式的颠覆，塑造了《红高粱》里的九儿、《霸王别姬》里的菊仙、《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颂莲等经典人物，用“她者”化的女性形象建构来承载时代性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市场经济暗涌冲击下的电影市场已经无法依赖传统方式生存，疲软的电影业出现娱乐电影泛滥，红色元素消解的迹象。1987年，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创作主张，将电影正式指定担负意识形态生产的任务。此后，在国家资金和政策主导下，出现了《开国大典》（1989）、《重庆谈判》（1993）等一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红色电影。至90年代，电影业基本形成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三足鼎立、并驾齐驱的局面。

由于对主旋律类型的认知局限，以国家行动开始的红色电影生产在人物塑造、题材类型上较为模式化，大众观赏性和电影艺术性明显不足。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电影产业加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不同的类型电影与代际导演之间交织、碰撞，再加之商业元素的浸润，共同推动主旋律电影开始尝试市场化的涉足。《红河谷》（1996）中纯真野性的藏族姑娘丹珠、《红色恋人》（1998）中追求爱与信仰的共产党员秋秋、《黄河绝恋》（1999）中为国家荣辱不惜誓死抗争的女战士安洁电影创作者打破了以往主旋律类型叙事中的传统妇女或英雄范式的刻板印象，以柔情的女性作为叙述载体，将时代命运下的个体情感与主流价值表达相结合。通过借鉴好莱坞的类型叙事，形成具有主旋律内核和类型片特点的电影范式，开启红色电影兼备市场性与艺术性的变革探索。

整体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红色电影恢复了女性充满柔情的“母性”或“女性”特质，从外在视觉呈现与内在精神世界的双重维度构建“她者”形象，呈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突破发展。但是作为男性欲望视野下被述的对象，女性辗转于男性话语表达体系之中，内在自我话语的表达较为杂陈。

新主流电影时期：亦刚亦柔的多元化女性新象

21世纪之初，新主流电影作为学术术语被提出。起先，它只是一群年轻导演和策划人企图改变现状和发现中国电影生机的而发出的良好愿望。4在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融合探索中，新主流电影形成“既不同于教化功能过于明显和外在的主旋律电影，也不同于商业功能至上甚至唯一的主流商业电影”5的电影形态。现实社会中，获得精神性别的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自我意识的表达的渴望，使得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多元化。

21世纪后，受到加入世贸组织等国内国际因素影响，纯粹的主旋律电影无法满足大众市场的需求。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指导原则下，《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集团化、院线制等改革措施，《电影管理条例》规定允许社会资本投资电影中国电影以一系列脱胎换骨的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模式、产业发展模式转型。在政治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建国大业》（2009）、《建党伟业》（2011）等红色影片引入商业片的叙事策略，在创作、发行与观赏上将红色电影与商业电影缝合，开启红色元素与商业大片融合探索的十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良好的政策环境与资金支持使新主流电影创作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密集出台，红色电影在适应商业化市场需求与红色精神的深度传达上逐步走向成熟。电影中的女性不再作为政治符号的载体，也不是意识形态规训的策略，刚柔并济、温柔坚韧的女性形象与具备阳刚之氣的男性一样，承担起主流价值观传递的重要使命。现代战争题材电影《战狼》系列中，余男饰演的特种部队“战狼”队长龙小云具有女军官的别样性感，卢靖珊饰演的医生有勇有谋，巾帼不让须眉;《红海行动》（2018）中蒋璐霞饰演的蛟龙队成员佟莉飞行狙击能力在线，与敌人近身搏斗有不亚于男性的智勇果敢;今年的革命历史题材献礼片《1921》细描了一群女性时代先锋的形象，展现出以王会悟为代表的女性革命者以生命赴使命的智慧和勇敢新主流红色电影对女性形象的设定跳脱了历史大事件与革命战争的题材局限，对角色的期待也不止于家庭或者职场，而是着重女性内在的多元化需求，侧重展现女性的独特美感和新时代女性的“她”力量。女性在电影中以自我意识的话语探求映射现实社会的女性价值、情感、生死的答案，形成新时代主流电影突破类型、锐意创新的一个缩影。

毋庸置疑，新主流时期红色电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艺术审美上不断提升，在商业路径上精准探索，形成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统一。如何进一步理解当代女性的独特价值，更好地承担起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使命，则是未来可持续探索的方向。

结语：传承与发展

作为理解时代历史文化的镜像，不同时期红色电影的影像书写和女性形象建构呈现出不同阶段的特点，也显现出在意识形态引领上持久不变的共性。献礼建党百年，一批优秀红色电影赢得口碑与票房双丰收，为当下红色电影的传承与发展带来启示。

其一，主流价值观的青年化表达。新时期文艺创作要坚守人民性，首要追求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红色电影通过将过去带有宣教的语态转化为年轻态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式，将商业化运作优势应用于红色电影创作、叙事模式、宣发策略，在故事内容与制作品质的双重保障下，呈现满足受众需求的红色影像盛宴。以张艺谋执导的悬疑谍战类型片《悬崖之上》为例，该片集结张译、于和伟、秦海璐等实力演技派，启用颇受青年受众喜欢的正能量明星阵容。在内容上践行希区柯克的“炸弹理论”，以好莱坞式的情感、悬疑等情节段落融入4名特工执行秘密任务的主线故事中。作品在宏大视角与价值引领中融入年轻化的元素，弥合意识形态话语与商业大众文化之间的沟壑，通过主流价值观表达的创新探索与青年一代对话的路径。

其二，坚持党性真实原则的人物刻画。红色电影的人物塑造不同于其他类型电影从艺术审美单一维度的考量，红色电影的商业化对流也不等于屈从市场的泛娱乐化。在党性真实指导下，以真实的细节和真挚的情感呈现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以艺术的审美理想演活历史，鲜活立体的人物带来的共情效应才能与受众形成共鸣。电影《革命者》6中为细致呈现李大钊被执行绞刑一幕，一比一还原编号为“0001号”的绞刑架，依据历史真实，特别安排剧中的李大钊在行刑前摘掉眼镜这一动作细节;黄建新执导的献礼电影《1921》7以最大力度还原历史细节，通过一比一重建一大会址、二大会址，使镜头与角色在场景中自如转换。作品告别简单的宏大场面渲染和视觉特效冲击，以对真实历史事件、场景与细节的考量，用艺术审美建构鲜活的人物形象。

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影像生产，红色电影将国家意志、商业价值与民族情感紧密相连，女性形象的建构完成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转变。对焦“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在中国电影工业日益成熟的背景下，红色电影应在更高站位上传承红色经典优良传统，落实文化自信，以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建构，批量化创作具有中国气派的新主流红色电影，在奋力迈向电影强国的进程中谱写红色光影华章。

作者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指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关的文艺活动，后进入电影领域。
• 1948年10月26日和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出《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要求大力发展电影事业。同时，第一次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电影政策，称电影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社会中的电影宣传，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饶曙光.主流电影体系建构与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电影新作.2013（01）：4.
• 马宁.2000年：新主流电影真正的起点.当代电影，2000（01）：16.
• 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现代传播，2018（07）：84.
• 北京日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革命者》故事细节经得起历史检验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051925219104912&wfr=spider&for=pc，202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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