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龙华”：多维度的舞台表达与共同的精神追求

杜竹敏

日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展演季”集中了上海13家文艺单位的14台新创舞台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中包括三部“龙华”题材作品，分别是文慧沪剧团的沪剧《早春》、上海戏剧学院的话剧《前哨》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话剧《浪潮》。早前，这三部作品已先后入选上海“建党百年”“全面小康”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名录，并参加了2020年上海重点舞台艺术创作剧本研讨会。2020年8月《早春》首演;2021年2月7日，“左联五烈士”殉难日，《前哨》首演;5月18日，《浪潮》在话剧艺术中心以试演形式与观众见面，关于“龙华廿四烈士”“左联五烈士”的创作在近期内呈现出繁荣状态，由此也引发人们对于90年前的这段历史的再审视，以及对于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三出剧目虽然题材相似，但在故事结构和舞台呈现形式上体现出鲜明个性特色。沪剧《早春》立足传统戏曲本体，充分发挥了沪剧长于抒情的优势，通过刻画“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与妻子吴素瑛、战友冯铿两位女性的感情，展现柔石从宁波到上海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追求。话剧《前哨》的创作基于编剧黄昌勇前期大量的史料积累，具有文献剧的厚重感。全剧采用嵌套式戏中戏结构，通过当代青年学生重拾30年前未完成的剧本《前哨》，进而引发对于90年前历史的追问，三重时空交叠凸显龙华精神与当代人的共鸣。同时，该剧在多媒体影像与舞台表演的结合上也有探索创新。话剧《浪潮》的风格则偏向于“诗剧”，剧情以“死亡”为起点，通过“左联五烈士”对于自己“为什么会死”“为何而死”的追问，展现“左联五烈士”牺牲的意义与价值。五个看似独立却又具有内在联系的片段层层递进，勾勒出五烈士为代表的早期革命者群像。贯穿全场的“水”元素与升降平台，也体现出导演对于这段历史的解读。

据此，笔者先后采访了《早春》编剧马凌姗、导演吴佳斯、《前哨》编剧黄昌勇、《浪潮》导演何念，了解他们的创作过程和艺术追求。

《早春》：与90年前青年的“共振”

沪剧《早春》的编剧马凌姗与导演吴佳斯都是“80后”，马凌姗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的同乡，生活、工作的地方与柔石故居相距不远。吴佳斯是上海人，从小知道根据柔石小说改编的沪剧《为奴隶的母亲》。但是将柔石搬上舞台，却只是不久以前的事。

采访者：是怎样的契机当您想要创作一部以柔石为主角的舞台作品？

马凌姗：《早春》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跟随罗怀臻老师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时的毕业作品。坦率地说，最初我对于创作红色题材作品是有一些抵触，或者说是畏难情绪，觉得红色题材难写、很难写得打动人。当时罗怀臻老师鼓励我说：“‘红色题材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理解，你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那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正是在老师的鼓励下，我选择了与我从小生活环境比较近的柔石，从阅读他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二月》《三姊妹》等开始。对于柔石，我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最初并不觉得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作品也都比较“清淡”，而他的思想也是需要深入进去，才能感受到的。我们当代人对于他、对于他们这一批左翼文化代表，其实了解得还是不够的。

采访者：刚才您说到对于柔石的逐步了解。在创作前后，主创团队先后多次前往龙华烈士陵园、柔石故乡宁海采风，这些经历对于你们的创作都带来哪些影响呢？

吴佳斯：我先后三次到过龙华，每次感受都不同。第一次是2018年，那次不带任何目的，也没有创作任务，就是路过龙华烈士陵园，自然而然就独自一人走进去参观了。那一次参观最大的感受是“心酸”。当时我也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些烈士牺牲时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年纪，而今天的我在干什么？”第二次是2019年，当时我的工作单位上海越剧院正在创作龙华题材小戏《桃花血》，我和剧组再次前往龙华，这次我感受到的是烈士生命中对于自由的渴望。這是一群充满浪漫情怀的年轻人，他们自信、新潮，颠覆传统，对于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对于死亡他们是藐视的、不屑的。第三次，则是2020年，因为《早春》我再次走进龙华，这次参观比前两次更细致，我们参观了男子监狱，也走过了烈士就义前走的那条地道。走在阴森的通道里，我的耳边吹过呼呼风声，那一刻我觉得这就是90年前的他们在对我说什么。他们想对我说什么呢？是控诉？是怒吼？我感觉到他们的愤怒与不甘，那不是愤怒生命的终结，而是不甘再不能继续走下去—为唤醒苦难民众继续走下去。那一刻我有一种冲动：我要替他们走下去。

马凌姗：龙华的那条地道也令我印象深刻。我第一次走进龙华是2018年的秋末冬初，一个阴雨天，陵园中空寂无人。我独自一个人走在那条长长的隧道中，壁上的灯户忽明忽暗，整个隧道里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和脚步声。我想，柔石当时走这条路的时候，是否也是这样的感受？他脑海中想的又是什么？神奇的是，当我走出隧道时天突然就放晴了，头顶有阳光，身边有花。我来到五烈士的雕像前，下意识地把自己的眼镜摘下，在柔石戴眼镜的雕塑旁放了一放。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何要这样做，但就在那一刻，我心中有一种朦胧的感动，我和他的心灵“接通”了。

采访者：整个创作过程中，两位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或者说“痛点”“难点”在哪里呢？

马凌姗：创作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早春》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矛盾冲突。柔石牺牲时才29岁，他的人生经历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他的作品、感情表达也几乎都是克制的。剧本初稿完成后，不少专家都提出“戏太顺”，没有让人看下去的冲动，这几乎是一部要被推翻的作品。但随着创作的深入，我对于柔石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有一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的冲动，决心哪怕不能在舞台上演出，也要最大程度地将他完成。后来，在老师的指导、启发下，我在剧本中加入了“春宝娘”这条线索，找到了“飞鸟”的意象，导演吴佳斯也运用了许多导演的手段，主创团队齐心协力，使《早春》呈现出现在的面貌。

吴佳斯：确实，“戏剧感”始终是创作前期困扰主创团队的一个问题。马凌姗的剧本是偏于理智、冷静的。这符合柔石本人和作品风格。但我认为“戏剧感”并非只有剧烈的外在冲突才能体现。在我看来，《早春》是“燃”的。这种“燃”不是行为上的夸张、刻意制造冲突，或对于英雄人物的拔高，而是心中的“燃”、内在的“燃”，是通过对这一段历史、对柔石、吴素瑛、冯铿等人物人生经历、情感转化的客观真实描述，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展现人物的命运感与崇高性。

采访者：《早春》是由民营文慧沪剧团出品的，在创作过程中，是否也会特别注意沪剧剧种特色和剧团特点的呈现？

马凌姗：我和文慧沪剧团是第一次合作，也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其实《早春》最初是一个甬剧剧本。但是在和文慧沪剧团合作后，根据剧团现有演员条件，文本做了比较大的修改，可以说是“度身定做”。根据沪剧的特色，我也在剧中增加了原来没有的大段赋子板。虽然是一个现代革命题材，但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呈现出原汁原味的剧种风格，不仅青年观众能接受，老观众也能觉得好看，过瘾。

吴佳斯：我之前和文慧沪剧团曾经合作过《槐花泪》，对剧团比较了解。应该说《早春》是非常适合文慧的，剧团的三位主要演员，杨音饰演柔石、王慧莉饰演吴素瑛、缪佩红饰演冯铿，都非常符合各自的表演特色。文慧虽然是一个民营剧团，演职人员也不多。但是在创作之初，大家都是奔着“精品”的目标去，整体氛围非常好。《早春》被列入上海首批“建党百年”“全面小康”重点舞台艺术剧目，作为主创我们都非常高兴，证明我们的努力“被看到了”。这也再次体现了上海舞台艺术全面开花的风采，只要抱着守正创新、正心诚意的创作态度，无论国有、民营院团都能出好作品。

采访者：刚才两位也都提到，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对柔石、对龙华、对90年前的这段历史的理解不断加深的过程，那在你们看来，包括“左联五烈士”在内的“龙华烈士”精神闪光点在哪里呢？

吴佳斯：龙华是一批年轻人创造的历史。正如我在几次采风时感受到的，他们的追求是浪漫、陽光的，相比于惨烈悲壮，我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是“希望”，是向死而生的“光”。所以在全剧的基调把握上，我会比较注重对于美好的表达。传统沪剧是比较擅长于悲剧煽情的，而柔石、冯铿的牺牲也是悲壮的。但《早春》并不将这种悲剧性放大，即使是“哭”，也是带着微笑的哭，是对于幸福的向往。全剧的结尾，是剧本初稿中没有的，和编剧商量后，我们加了一场戏，用《国际歌》将牺牲的人再次唤醒，人们在党旗下一个接一个地高高举起右手，最终凝固成一组群像。这一幕并非历史真实，但我们相信这一幕是能够感动人的，因为它蕴含着希望。

马凌姗：回到最初，当我困惑于如何表达红色题材时，罗怀臻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创作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个关键词—“根脉”。其实柔石也好、“龙华廿四烈士”也好，他们牺牲中都充满了对故人、故土的情感，他们所要守护的正是一片爱得深沉的家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忘了来时的路”。这种情感无论什么年代都是能打动人的。

采访者：“左联五烈士”牺牲时，最年长的柔石29岁，最小的殷夫21岁。和两位最初接触这一题材是年龄相仿，我还记得马凌姗曾经在一篇采访中说您开始创作《早春》也是29岁，正是柔石牺牲的年龄。在创作过程中，是否会有个人情感的代入呢？

吴佳斯：有非常强的共鸣。我甚至觉得我和90年前的柔石走的是一条平行的道路。《早春》排演时，我的另一部导演作品《医圣》正在同时进行，那段时间身心都非常疲惫，还时常焦虑。那时候我会用柔石的精神为自己打气，告诉自己：柔石他们追求的是一个自由民主光明的新时代，而我追求的是中国戏曲的明天，我们都在尽自己的努力向前走。想到这些，我反而觉得轻松了，也没有怨言了。我们整个主创团队，除了主演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整个创作过程大家只有一个想法—把戏搞好，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追求。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追求的东西或许不同，但在这个年纪，有追求的方向，原意为这个方向努力，这种精神是一样的。

马凌姗：我在《柔石日记》中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想一想，决定，去做。”在《早春》创作过程中，我无数次往返于宁海与上海之间，重复柔石当年走过的路。相比于90年前，今天两地的交通已经非常便捷，但我时常还会有别离之感，有各种各样的牵绊。想象当年的柔石，他离家时面对的是比我今天更沉重的未知，正是这种相似的心路历程，支撑了我的整个创作过程。剧中“三离三回”也是最打动我自己的地方。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当下每一天都有无数年轻人离开家乡，向柔石一样，为了实现理想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追梦”，是年轻人永远的主题吧。

目前，《早春》已经过多轮修改，并在不同场合演出。

《前哨》：“超时空”对话激活“红色基因”

2021年2月7日，“龙华廿四烈士”牺牲90周年之际，由上海戏剧学院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共同出品的话剧《前哨》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首演。《前哨》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的编剧“处女作”，更是他持续关注了数十年的题材。在他看来，“龙华”是上海红色文化的“宝藏”，而今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此挖掘还远远不够。

采访者：《前哨》是您的第一部编剧作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一题材，又是何时萌发了将它搬上舞台的想法？

黄昌勇：我关注“左联”已经30多年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杭州大学攻读硕士时，研究方向就是“30年代左翼文学”。1991年，我来到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接到硕士生导师的任务：为“左联五烈士”写一部评传。当时为了写这部评传，我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走访了五烈士的家乡，做了调查、采访，因为这段经历，我对他们的生平事迹、文学成就都非常熟悉。这也是《前哨》的创作史料基础。10年前来到上戏后，我的身份从一名文学研究者转变为戏剧人，就萌生了把五烈士的故事搬上话剧舞台的想法。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一直以来，相比于重庆红岩、南京雨花台、广州黄花岗，上海对于龙华的宣传还是不够的。龙华埋葬的烈士无论从人数、级别，对于党的重要性而言都毫不逊色于前几处革命圣地，但是在全国的影响力却明显不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围绕“龙华”的优秀文学作品不多，没有像《红岩》这样的代表作。当然有一些诗歌、散文作品，但舞台艺术的创作此前几乎是空白。我觉得作为一名上海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有责任用艺术的形式再现这一段历史。这个想法在我心中萦绕了很久，但真正动笔是在去年疫情期间，一开始我找了一些年轻人—也包括导演马俊丰—一起策划创意，所以《前哨》也可以说是以集体创作。去年6月完成了大纲创作，7月剧本完成后广泛地征求专家意见，并作了多次修改。在2021年2月7日，也就是“龙华廿四烈士”牺牲90周年的祭日首演。

采访者：历史上关于“左联五烈士”“龙华廿四烈士”的史料留存很少，这是否也给您的创作带来难度？《前哨》在塑造五位烈士的形象时，有哪些特点？

黄昌勇：《前哨》的题材决定了虚构是有限度的。故事的素材是这些，但如何“讲好故事”，就是编剧导演要回答的问题。戏一开始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入题，但随着剧情的推进，又带有很多浪漫主义的色彩。剧中基本没有表现对立面国民党，因为现有史料并没有五烈士在关押期间受到严刑拷打的记录。《前哨》表现的是一种心理的残酷，年轻生命的毁灭本身就是残酷的。但是全剧虽然残酷，又是唯美的、浪漫的。柔石、李伟森、冯铿、胡也频、殷夫五人有双重印迹，一是“左联”、二是“龙华”，前者是进步作家，后者是革命烈士。《前哨》更关注的是后一个身份。剧中贯穿始终的意象，一是《前哨》杂志，另一个就是桃花。桃花是龙华的象征，“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全剧的结尾处，我们设计了一场桃花林的戏，漫天桃花雨飘落，既是美的毁灭的残酷，也孕育着新生的希望。

采访者：《前哨》将时间设定在2020年，一所艺术大学内，导演系学生左浪和姚远在导师王近的指导下排演一部写于30年前的未完成的剧本，从而走进了“左联五烈士”牺牲前的那段时光。剧中90年前历史人物和事件、20世纪90年代、当代“90后”，三个“90”的时空交错，这种戏剧结构是从文本创作一开始就确定的吗？作为编剧，您是否试图通过这种交错对话表达些什么？

黄昌勇：我们将这种结构称为“嵌套式”结构，这三个字是剧本大纲第六稿完成时，导演马俊丰总结出来的。曾有人问我：“这个结构是怎么来的？”我并不是從教科书中获得，或是模仿经典作品。“嵌套式”结构来源于生活，是我几十年研究“左联”的真实体会。无须讳言，剧中的王近身上有我的影子。也有人说：“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写到作品里去？个人痕迹太明显了。”但我恰恰认为，只有把自己最真实的情怀、经历融入作品，作品才能感动人。三个年代的套嵌，三个时空，这样一种创新的剧本结构自然会生成别样的、多重的意蕴勾连方式，呈现出殊异的、独特的戏剧面貌。戏中戏结构，也为观众搭建三个互相穿越和理解的时空，构筑了当代青年与历史对话的空间，增加了作品的内涵和深度以及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代入感。

采访者：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将《前哨》称为“文献艺术剧”，也有不少专家认同“文献剧”这一定义。对此您怎么看？

黄昌勇：无论把这部戏叫作“文献艺术剧”，或是“主旋律”戏剧，还是“新主流”戏剧，其根本诉求和核心内容是一样的，五烈士主体的历史和故事，都应该占据整部戏的中央位置。《前哨》是基于前期大量史料研究创作的，具有“文献剧”的特质。研究，但它不是常规的文献剧。通常人们理解的“文献剧”就是通过多媒体手段展现文献。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前哨》的多媒体展示的全剧氛围、背景。也有专家提出，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历史背景、应该把这些文献素材都展示出来，提供更多史料。但主创团队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想法。毕竟观众走进剧场是欣赏艺术作品，而不是做研究，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或许图书馆比剧场更合适。

采访者：的确，多媒体的运用在《前哨》中也相当有特色，有观众将它称之为“先锋”，这是否也是您和主创团队追求的？

黄昌勇：剧名叫《前哨》。这个名字也经过很多次讨论，是我所坚持的。“前哨”的英语翻译是outpost，前卫、先锋。左翼作家联盟在当时就是一个前卫的文学组织。因此我们的戏剧表达，包括多媒体追求的也是先锋性、带有实验性的风格。台上如此大规模的影像拼接，据我所知，在戏剧舞台上还是首创。我们邀请了著名电影导演郑大圣担任视觉总监，影像都是按照电影水准、去影视基地拍摄的，而非仅是舞台表演的补充。《前哨》的整个团队都是非常投入，音乐邀请了著名作曲家许忠作曲，创作伊始，我们追求的就是思想精深、制作精良、艺术精湛。

采访者：《前哨》是上海“建党百年”“全面小康”首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之一。目前已经完成两轮演出，正在进行第三轮修改。该剧也取得了业内专家和普通观众的普遍好评。尤其是青年观众，对于该剧的接受度相当高。一部“红色题材”能广泛为当代青年所接受，您认为关键是什么呢？

黄昌勇：的确，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前哨》，而且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将来剧场欣赏演出称为“看片子”，而非“看戏”。在他们眼中，《前哨》是一种糅合了多种艺术元素的综合体，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追求。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李磊教授看完《前哨》首轮第一场后给了我一个词的评价—“革命超现实主义”，我觉得非常到位。区别于传统话剧的表现形式，《前哨》是融合话剧表演、影视拼接与多媒体影像结合的综合表现形态，呈现出壮阔深沉的舞台艺术风格，同时又不失时代感和青春气息。应当说，话剧《前哨》始终聚焦“从青年到青年”全程，年轻的主创团队、年轻的演职人员共同呈现剧中三代青年用鲜血、青春和汗水谱写的“求索历程”。我们希望通过富有时代感的方式进行叙述，深刻而广泛地吸引观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同时，也通过《前哨》的创作，为“红色题材创作如何吸引青年群体并激活其‘红色基因”提供借鉴。

目前，话剧《前哨》的第三轮修改已接近完成，将于7月6日、7日上演于上海大剧院，并计划10月20—25日赴京演出。

《浪潮》：用精彩的故事和真挚的情感打动人

“我们虽然在革命的低潮中死去，但我们的死势必会换来革命更大的浪潮”。舞台上，“左联五烈士”李求实的呐喊穿透时空，叩问人心。《浪潮》导演何念是“80后”，此次首次尝试红色题材创作。对于如何讲好“红色故事”，他有着自己的理解。

采访者：此次话剧以《浪潮》为名，其寓意何在？您所理解的“左联五烈士”的追求是什么？“龙华”精神的追求何在？通过这部剧您最想传递给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是什么？

何念：这部舞台剧之所以定名为《浪潮》。首先是因为“浪潮”这两个字，曾多次出现在“左联五烈士”的诗文中，也多次被左联旗帜人物鲁迅先生提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那一代人的“精神印迹”。其次，观众可以感受到，“浪潮”是一个非常鲜明的舞台意向，象征一代代人的努力叠加，才能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浪潮”，因此在剧本敲定前，主创团队就意见一致地定下了这一剧名，也是全剧的主题。我们希望让观众们看到，我们不曾忘记这些烈士的故事。我们更希望让观众们相信，就是身边人，甚至就是他们自己，在那样的选择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受时代感召、受党引领，加入他们的队伍，甚至成为他们。《浪潮》的主创是一支非常年轻的团队，我们希望在当代青年与彼时青年间建构对话，让当代青年在“同龄”先辈的故事中感受到力量和鼓舞。

采访者：话剧《浪潮》采用了一种颇为新颖的叙事结构，用五个看似独立的片段展现了“左联五烈士”的追求，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否有编剧、导演独特的考虑在内？您认为五个篇章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如果有是怎样一种联系？

何念：他们五个人虽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被记载下的革命先驱者，为国之希望捐躯的烈士，但在崇高的革命主义信仰下的他们更是五个鲜活的年轻的生命。他们和一百年后的我们一样，有着对爱情的向往，对于子女的寄望，对于父母姐妹的关爱想念。所以，我会尽可能让观众能够在《浪潮》中看到那五个年轻人在烈士的标签下作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一面。至于说内在的逻辑联系，那就是动荡着的汹涌浪潮裹挟着每一个个体，而这些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背景的年轻人们，虽然有着不同的经历，却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采访者：从试演的观众反馈来看，大家普遍对《浪潮》的舞台形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您能否从导演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一下这部剧的特色，包括“水”“升降平台”等形式的处理总体包含了哪些导演的解读？

何念：《浪潮》的舞台呈现打破了传统的舞台模式，用最坚硬的铁和最柔软的水进行对话，它们之间相互支撑、互为依托，呼应了“浪潮”的主题，也是“浪潮”的意象化象征。动荡着的汹涌浪潮裹挟着每一个个体，从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出发，却想着同一个方向，不止歇地前进，前赴后继，永不回头。“水舞台”在首轮试验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我们希望观众在注重形式的同时，能借助形式更深层次地领会“水”背后所想要表达的精神。“水舞台”和剧名《浪潮》呼应，把水作为舞台元素，既具有浪漫主义，也与故事走向贴合，希望给观众带来诗一样的氛围。另一方面，是因为革命就像浪潮，水是浪潮的一個组成部分，所以我想用“水舞台”的方式来预设着浪潮当中的一些最细小的元素，然后所有的水汇聚成浪潮，也将预示着我们这场革命必将取得成功。

采访者：作为一名“80后”导演，这次的《浪潮》是否是您第一次执导红色题材作品？过程中是否会觉得特别难？导演《浪潮》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或者最大挑战是什么？

何念：这的确是我第一次做这类型的剧。不过从导演的角度出发，无论是何种题材作品，最根本的是如何讲述一个所要凸显这个主题的故事，从而更好地让观众能够喜欢和接受。红色主题作品和其他类型的剧一样，首先它的本质必须先是一个“剧”，要有故事，有一个“剧”所必须具备的要素，比如起承转合、戏剧冲突、人物形象……所以作为导演我就先得讲故事，把故事讲好了。而通过《浪潮》这样一部作品，我们希望让观众们看到，我们不曾忘记这些烈士的故事，《浪潮》期待用内化而精彩的故事本身和有感染力的表现手法，讲好这个文艺青年受党引领，为信仰不畏牺牲的悲壮故事，用精彩的故事和真挚的情感打动观众！

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完成试演之后，目前《浪潮》正在听取专家、观众意见建议基础上进行修改，并将于7月1—3日在上海文化广场正式首演。

通过对于三部作品主创的访谈中不难看出，三部“龙华”题材作品，在呈现出各自特色、剧种风貌的同时，也蕴藏着一些共同的创作特色与精神追求。例如，主创团队呈现年轻化趋势。“80后”“90后”，乃至“00后”主创团队的参与，体现出红色基因、红色精神在艺术创作领域的传承。同时，青春的团队带来了他们对于包括“龙华”在内的红色题材的青春解读，这种解读更带有时代感、当代性，也更能与当下青年产生精神共鸣。此外，在艺术呈现上，三部作品分别从不同维度打破了“红色题材”“主旋律”的固有理解，无论在本文内容，导演结构，影像、灯光结合等方面，都带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性，体现了创作者基于剧种本体的守正创新。

在创作《前哨》的过程中，黄昌勇等专家学者提出了凝练宣扬“龙华精神”的倡议。“龙华烈士”中，有在民族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毅然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重任的革命者，还有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付出生命的奋斗者、开拓者，每一位“龙华烈士”都是所在时代的英雄人物，传承了上海的红色基因。近期上海舞台沪剧《早春》、话剧《前哨》《浪潮》的先后诞生，也正体现出当代文艺工作者对于90年前这段历史的聚焦，体现出上海对于红色文化、红色基因的挖掘、保护、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