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题材戏曲的先进性和生命力

罗馨儿

***总书记在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中强调：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我国文艺工作者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开采和运用，时间早、规模大、成熟度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领域，就涌现出大量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的进步作品。新中国成立至今，革命文艺传统代代相传，植根在国人的文化基因里。新时代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需求日益增长，要求艺术工作者实现红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21年，剧作家罗怀臻的三部红色题材戏曲作品集结登台，分别是淮剧《寒梅》、扬剧《阿莲过江》和京剧《换人间》（以下简称“红色三部曲”），再加上他2019年的舞剧编剧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至今仍在全国巡演且一票难求，一时间，形成一股来自罗氏的红色“疾风”于舞台上劲吹，蔚为大观。

罗怀臻在多个场合都强调，“现代戏曲不是时间概念，而是品质概念”，倘若以品质为标尺来衡量“红色三部曲”的剧作及其现有的舞台呈现，1可以获得对红色题材戏曲的创作新站位的启发性思考。红色题材戏曲的创作空间是很广阔的，不仅为了响应政策文件与重大节庆，也不只体现在题材、情感和风格的层面。红色题材戏曲作品，应当是我国舞台艺术系统内最先进生产力的成果，应当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当下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与过去的红色文艺作品有承接发展的关系，与中华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明有吸取和生发的关系，并且在文学、美学、艺术、技术方面高于大部分现代戏曲作品的平均品质。

罗怀臻的2021年“红色三部曲”

罗怀臻剧作中最撼动人心之处，在于他在精妙的戏剧结构和强烈的情感冲突中，凸显了人性中最具有戏剧张力的部位，以及戏剧性中最令人不敢逼视的部位。他笔下每个主人公必然要面临“两难”的境地，这个设置，依然是他开掘红色题材新质的重要抓手。同时，罗怀臻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戏曲的“现代性”，他对前人的观照，掺入了一定时代意识和距离意识。一个个剧中人身上折射出所处时代的万千气象，他们的踪迹和心曲，可供当代观众揽镜自照、感同身受。

淮剧《寒梅》

2021年版《寒梅》是罗怀臻对其1991年同名作品的一次翻新，讲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闽苏区女党员寒梅坚持斗争的感人事迹。细数《寒梅》的“身世来历”，翻遍女主人公在不同时代、不同艺术门类中的各种呈现，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锤炼，改编和翻新的行为也构成了一个仪式。王愿坚的原著小说《党费》只有数千字，凝练地勾勒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女主人公（小说中名叫“黄新”）奠定了硬实、坚贞、果决的形象底色。1958年的经典红色电影《党的女儿》中，主演田华少年时代就在黨和军队中成长，对女主人公李玉梅的精神境界有较多共鸣，留下“党的女儿出演了《党的女儿》”的佳话。1958年淮剧版《党的女儿》由顾鲁竹编剧，其著名唱段“昏沉沉只听得口号如雷响”成为现代淮剧舞台上的经典，艺术魅力历久弥新。1991年罗怀臻操刀改编，大胆地重构了人物关系，还将女主人公的名字换成“寒梅”。从“黄新”到“玉梅”再到“寒梅”，艺术形象承载的风格、美学和思想不断演进，不变的是人物形象的凛然雪意和高洁芬芳。

《寒梅》剧作上充满了悬念的连缀，一个总悬念是“革命的火种能否存续”，每一场都以一个新的悬念开启，通过密集的突转与发现推动剧情。最大的张力在于正邪敌我角力的代表，竟是一对原先的夫妻兼上下级。故事的实质不仅是一个烈士遭到叛变后的艰难困苦，更是一个党员个体克服险阻，理性认识（信仰）和感性认识（情感）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双重赤诚。

1991年的《寒梅》和2021年的《寒梅》，从亲近红色到成为红色，从敢于突破到善于突破，从破局意识到原乡意识，背后是一个作家、一个院团、一个剧种的锐意进取，更折射着当代文化艺术完成审美转换、走向繁荣多元的历程。

扬剧《阿莲渡江》

《阿莲渡江》讲述了逃难的江南女子阿莲邂逅了解放军江华，为其品貌和信念所吸引，在渡江战役中毅然帮助解放军打过长江去，江华却光荣牺牲的爱情悲剧。另外一条故事线则是阿莲的干妈、老派女性谢大娘子中年丧子、一生压抑的命运悲剧。这出戏的基调哀而不伤，革命英烈以牺牲换来了觉悟、理想和光明，引起崇高的“卡塔西斯”（净化）效应。

这部戏最大的特点，是用“情”来“动”人—

人物的重要转变都是以情感为动机的。剧情主线中，没有正邪、没有敌我，只有新旧、只有是非。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解释质朴动人、妇孺可解：农民有地种，工人有工做，学生有学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贯穿全篇的民间爱情小调，是情感的寄托和凭证，吟诵着俗世中的温馨恬淡。就连江华和谢华这两位解放军战友，他们为数不多的谈话篇幅，也落在了眼前的风景和心中的故园。剧中情感最纠葛的之处，莫过于丧子后的谢大娘子提出，让阿莲嫁与谢家多年的忠仆富贵，诞下后代便过继到谢家成为继承人，阿莲成为谢家实际上的女主人，并负责谢大娘子的养老送终。这个谢大娘子口中的“三全之计”，是有谋算也有诚意的，于命运的残酷安排中，让各方利益看似最大化。但是，用当今的眼光看，则是很荒诞了。谢家的遗孀、仆人和养女，这几个既不姓谢、也跟谢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分别用自己的过去和余生为谢家完成繁衍的任务。况且阿莲爱慕江华、富贵暗恋谢大娘子，谢大娘子有感于富贵的深情，但矢志守节、不越雷池。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从个人意志和平等自由的角度来看，这个“三全”，实为“三伤”。尽管代入剧情中，这处设计具有一种情感的感染力，但谢大娘子自愿戴着枷锁，也要用这幅枷锁来套住别人，可悲又可怜，由此可见封建思想对人的迫害之深。

京剧《换人间》

《换人间》改编自刘和平的小说《北平无战事》，此前已有2014年的电视剧版珠玉在前，精彩的人物群像和诡谲的政治斗争都为观众津津乐道。原作中庞杂密布的故事线必须要根据戏曲艺术的舞台演出特性进行重构，催生出了《换人间》迅捷而凝练的叙事方式。其剧作上最大的特点在于高强度的叙事节奏和高浓度的情感表达。大开大合的剧情展开，裹挟着政治、历史、家庭、私人的信息量扑面而来;词藻华美的唱段和念白，则为人物的情感提供足够的发挥空间。

《换人间》的剧情主线是以男主人公方孟敖一家的“离—合—离”的过程，带出新旧政权更替，离乱人间终得旧貌换新颜的历史进程。故事的开端，是因为战乱而别家十年的方孟敖重返旧居;故事的结局，是方步亭、方孟敖父子为了未竟的事业和更多人的幸福而同亲人暂别。起初的离散，满腹怨恨和悲痛，后来的离散则心怀希望，精神上与亲人同在。从一个小家庭人物关系的骤变，照见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恢弘气魄。又从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缝隙中，让观众贴近和洞悉方孟敖、谢培东、程小云、方步亭、谢木兰等人物的心灵深处，在他们的悲与欣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换人间》的美学意象则是中西合璧的，最典型的便是方孟敖，他本质上仍是一个慨当以慷、威武不屈的传统士大夫人格，但装束和做派上则接近西式的潇洒风度。同样，程小云既是美国宾大的高材生，又是拜过梅兰芳先生的菊坛名票，擅用贝多芬的交响乐演绎京剧唱段《霸王别姬》。这种浪漫化的混搭和碰撞，从人物的背景和性情中生发，制造出了新的共产党员形象，令人心生认同、心向往之。

革命信仰的情感化处理

罗怀臻提出“把革命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这句知易行难的口号应当如何破题？从“红色三部曲”的创作实际来看，他选择了立足于人类复杂而强烈的情感，用这一具有普适性和共通性的部分，与当代年轻人的思维认知产生共鸣、共情、共振。“真情实感”永远是文艺创作的一条金科玉律。“情感”也是解码罗怀臻创作的一个关键词，他在采访中提到，“戏剧作品的根本还是要表现人，表现人最真实的情感”。2用情感来解释革命信仰，能让人明白，英烈们超凡脱俗的伟大事迹和崇高精神，实际上正是从你我都心有戚戚的人情和人性中升华而来。

可以发现，“红色三部曲”中的各个人物，在政治信仰和家国大义的动机之外，都有一个强烈的情感动机。最明显的就是《阿莲渡江》，情感几乎是推进情节的最大内力。阿莲对江华的好感，为她打开了眺望共产主义的窗;她对于共产主义的认同，也反过来加深了她对江华的爱。谢大娘子曾目睹国民党士兵为非作歹，因此解放军来借船渡江时，谢大娘子是非不分地误以为“兵就是匪、匪就是兵”。最终还是谢华情真意切的家书，让谢大娘子不但理解了儿子的选择，并移情于谢华的部队和战友，帮助他们成功渡江，也完成儿子的遗志。有了情感的铺垫，人物的巨大转变显得较为自然，也能够引发观众的认同。《寒梅》中，罗怀臻最为破格的改编之处就在于把党内叛徒李炳辉设置为孕妇寒梅的丈夫。这让原本剧情的矛盾发生了激烈而尖銳的骤变。寒梅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原本是内部叛徒造成的敌我矛盾，但由于她和叛徒之间的情感关系，牵扯到的层面更为复杂，打击更加沉重，也愈发凸显了寒梅的忠和勇。这种灵感创意可谓辛辣，丰富了事件的血肉，表现出剧作家对于人性的把控。《换人间》中的主要人物由于社会身份和工作需要，情感的表露相对内敛，但本质上，他们都是至情至性、至忠至诚的人。尤其是潜伏在对敌金融战线长达20年的地下党员谢培东，在剧情前半部分表现像一个任劳任怨的管家，一个保守古板的父亲。当女儿被反动派抓捕，很可能被秘密处决，在电话里问他是不是共产党时，出于党员的素养，谢培东再三按捺着否认了。他挂上电话回忆往昔，志同道合的爱妻被反动派杀害，他一边独自抚养女儿，一边隐瞒身份潜伏多年，焦虑、歉疚之情在此刻爆发。然而宣泄过后，电话声再次响起，谢培东立刻收拾心情，调整状态，如常地接起电话。经历过情感的一放和一收，观众对这个人物的党性和心胸彻底产生信服。和谢培东的老练形成对映的是方孟敖的性情。他有着桀骜不驯的一面，在接受庭审时反客为主，不向强权低头;他也有脆弱迷茫的一面，失去了在中共党内的引路人，他一度陷入苦闷，发出“那喷薄的红日何时现”的疾呼;他重情重义，大智大勇，是非常典型的英雄人物形象。在家国动荡中，方孟敖对于党组织的归依过程，可以说是心向光明然而道路曲折，也如同他在剧中的情感变化，正因为不是一蹴而就，才越发显得弥足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情感表达的加魅化和人物塑造的唯美化，也让“红色三部曲”中的人情能转化为有吸引力的舞台艺术呈现。罗怀臻笔下的人性尽管是复杂、深邃的，但在人格上明显都经过了非常挑剔的遴选。“红色三部曲”中，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正面人物和正面典型被放大突出。但即便是反派，如李炳辉、徐铁英，也都干脆利落、一恶到底。很少见到忸怩、拧巴的人物，更鲜有猥琐、贱相。这给观众造成观感上的纯粹性，进而确保了信仰的神圣和情感的高尚。可以说，剧作家划定了一个理想化的人性试炼场，笔力集中地歌颂美好，呼唤光明。这种持重、崇高、端庄的美学倾向，也和红色文艺创作要求内在一致。

女性的觉醒与力量

三部红色题材戏曲，以点带面地串联起了妇女解放和觉醒的历史。罗怀臻素来对笔下的女性怀有欣赏和赞美之情，《寒梅》《阿莲渡江》直接以女主人公的名字作题，其关注点和着力点不言而喻。《换人间》从戏份上看近似于群像戏，但程小云正是那个智谋、学养、权力的最高位者。这一系列的红色女性形象，较之罗怀臻以往的作品来看，都是现实意义上的强者，格调健朗、志趣高洁。她们的“强”，不在于建功立业、争权夺利，而是一种战胜苦难的强大心志。正如寒梅临终前对稚子的寄语，“困难面前莫低头，委屈之中要坚强”。她们都有着美好的外貌和心灵，感情丰富、渴望幸福。人生无涯，她们会痛苦，会疑惑;有时柔情、有时悲愤;但绝不妥协、绝不堕落。越是艰难困苦，她们就越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生生不息的希望。这些极富感染力的形象，具有特别的艺术力量，也一直是红色文化图景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

《寒梅》中，开场便是背叛和枪决，死里逃生的寒梅，走上寻找组织的漫漫长路。命运里的暴风骤雨始终捶打着这个怀有身孕的无助女人。整部戏中，她几乎都处于人生的低谷和考验。丈夫的背叛、邻里乡亲的怀疑、反动派的围堵;她背着盐和咸菜独自翻山越岭，在暴风雨中产子;终于传递了消息，却为了孩子中弹身亡。寒梅的形象，是一个在斗争中成长的女革命党人。她也曾有柔弱无助的时候，刑场上生还后，她乍乍见到丈夫，满心庆幸，也感到迷茫，曾问他今后该怎么办。可是当寒梅敏锐地察觉到丈夫的异状时，她开门见山地挑明，得知李炳辉真的变节，寒梅狠狠地打了他耳光，斩断夫妻情分，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丝毫软弱和动摇。她的爆发力和抗争性，与卑鄙、自私、灭绝人性的李炳辉形成鲜明的对比。《阿莲渡江》中的阿莲和顾琼花（谢大娘子），两代女性的命运也形成了映照关系。顾琼花年轻时给谢家做填房，孀居后一肩挑起偌大的家业，饱经风雨，亦是旧社会里的女强人。丧子的悲痛给了她灭顶的打击，但她也尽力渡过阴霾，艰难地走向未来。叫回自己本名、全力支持革命的转变，体现了这个人物身上通情理的一面。年轻的阿莲是旧秩序的受害者，她更有勇气和抗争精神，对新社会的渴望更迫切，对革命事业的感知更深入。江华牺牲时，阿莲极度悲痛，但也没有沉湎，而是感念江华给她带来的爱恋和启发，感念江华用生命换来的光明的未来，体现出一个强者的思维方式。《换人间》中，温婉的程小云一直深藏不露，直到结尾才主动揭示她是中共北平地下党重要干部。剧作家在有限的篇幅里尽可能多地给她的形象“加码”：她看起来气度高华、举止不俗，为人如春风化雨，富有艺术修养;实际上，她承担的职责对于我党至关重要。在剧中，我们惊讶于她是行动的操盘者，但这些事务，只是她奋斗的事业中的一部分。程小云的襟怀、智慧与格局，折射出共产党人的伟力。此外，天真、激进的谢木兰，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在拷打中坚定了理想信念，也是可喜的女性人物形象。

当然，罗怀臻并没有止步于对女性的讴歌，而是进一步在剧作中设问，女性应该怎样生存？诚然，“红色三部曲”中的女性们，身份、阶层、经历、觉悟都各不相同，各自也面临着具体的人生困境。贫民少女阿莲和富家遗孀顾琼花要从“行为渡江”到“观念渡江”;寒梅是一个山野女子，一个硬气的党员，一个即将临盆的准母亲;运筹帷幄、心智非凡的程小云，一言一行都对革命事业举足轻重;满腔热情的谢木兰，奋不顾身地追逐着革命理想。但是，她们都被共产主义感动着、召唤着。不管她们的难题是什么，她们都做出了符合历史、符合真理、符合国情民心的选择。不管她们的位置在哪里，她们都在努力地前行，高洁的品质和强大的力量一以贯之。剧中的女性都在用行动回答，女性要像一个“大写的人”一样生存，平等地、独立地、端正地、奋进地，无论任何时代都应如是。

以党群关系见兴亡成败

在罗怀臻的“红色三部曲”中，详细放大的是典型人物在具体境遇下的情，简洁略过的是普罗大众在时代变迁下的景。这些作品中基本没有直接描写党的群众路线，但为数不多的群众场面，都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重要品质。这些曲写和虚写，并不仅仅是调节气氛或完成叙事的功能性段落，而是从兴亡的层面上勾勒一个时代的阴晴雨雪，透现成与败的必然性，其言昭昭，其意蕴藉。

《寒梅》表现了群眾和党员之间血浓于水的紧密关系和深情厚谊。对于以二秀为代表的乡亲们来说，共产党员就是亲人，危害共产党员的就是仇人。她们被李炳辉蒙骗后，严厉地指责和仇视寒梅，又在真相大白之际仗义出手，护送寒梅上山。“妇女集体回娘家”的群戏，是全剧中少有的明快段落，众妇女巧妙地与胡团总周旋，体现劳动人民的勇敢和智慧。富有意味的是，原本应该是反动派哨兵的老贵，也在暗中有意无意地指点寒梅如何伪装脱身，这份不言自明的心领神会，用表面的滑稽、迷糊行径，写共产党的得道多助。《阿莲渡江》虚写了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借船”方式。以国民党为害乡里的果，作为谢大娘子不信任共产党的因，一艘渡船的往来之间，两党截然不同的历史结局早已注定。《换人间》中振奋人心的学生夺粮场面，充分展现民心和民意，历史的洪流滚滚而下，倒行逆施必然失败。就连国民党的高官如方步亭、要员如徐铁英，都要感概大势已去。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也还在完成着自己未尽的事务，这样的对方阵营人物，令人心生敬意，也拔高了胜利一方的境界。

罗怀臻用一种较为灵动和超越性的手段来处理群众情节，源于他跳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二元对立思维，站在了时代制高点审视历史，思考兴亡成败的根本性原因。借着剧情中的党群关系，挖掘民族心理，探讨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

罗怀臻的“红色三部曲”在剧作上有一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对一个创作系统的整合力。剧作层面实现了从创作观念到创作技法的多维度突破，再加上二度创作中班底阵容的组织搭建，能够为一个院团、一个剧种留下火种，随着创作条件的升级更新，创作环境的优化改善，会催生出更成熟的作品和更猛烈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