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觉醒年代》？

游暐之

在这部根正苗红的主旋律题材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心目当中的那些“伟人”都是在不断成长的“真实的人”，作品不给人物“贴标签”“涂颜色”，而是客观陈述。剧作家以“穿越式”而非“回望式”进行创作，保证了这部作品历史的真实体现。

四十三集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在鼠年末上线播出，该剧的前期宣传没有任何非常规性的噱头，端端正正地来到观众面前。然而，就是这样低调得几近悄无声息的亮相，却像一条蓄满能量的河流，以不可抵挡之势迅速蔓延开来，深入人心。截至2021年3月，《觉醒年代》的豆瓣评分高达9.2分。在如今都市、情感题材霸屏的电视剧行业，作为革命歷史题材的《觉醒年代》能“火”成如此堪称奇迹;然而，透过奇迹的表象，却可以挖掘出成为奇迹的必然。

真诚的历史观重现真实历史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范围内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瀚若星辰。《觉醒年代》之所以成为其中最闪亮的那颗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部作品秉持“真诚的历史观”，再现了当年那段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真实历史。何谓“真诚的历史观”，就是全面的而非割裂的、公正的而非偏颇的、真实的而非虚构的，总而言之是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和视角来反映历史。纵观我们当下很多的文艺作品，面对历史，缺乏的恰恰是这种真诚，不仅随意篡改、截取，甚至会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随意编造虚构历史，殊不知，观众并不愚钝，当一些创作者为自己那些所谓的“神来之笔”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观众弃如敝履了。

《觉醒年代》的故事时间从1915年开始到1921年为止，只有短短6年，以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体量来说，这个时间跨度并不算太长。如果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看到希望开始走向光明的时刻，那么在1921年之前，则是中国在黑暗中摸索寻路的至暗时刻。在这短短6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革，就如剧名所示，这是一个“觉醒的年代”，是“先觉者”唤醒“沉睡者”的关键时刻，是一直在暗夜徘徊的中国将要寻找到一条光明之路的时刻，剧作家将笔触聚焦于这6年，既是其对历史的精准把握，也填补了艺术创作中对这一时期客观反映的空白，可谓意义重大。

“为中国寻找一条路”，是这部电视连续剧贯穿始终的主线。剧中的两位核心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是“寻路”的先驱和领袖，因为要找出路，才有了“新青年”;因为要“找出路”，才有了新文化运动;因为要找出路，才有了五四运动。“寻找一条路”成为戏剧发展最关键的核心，而想要找到一条路，又绝非易事。作者抓住“寻路”这个目标，通过展示在“寻路”过程中，不同人物的思想、情感、反应、选择，以客观真实的立场，让观众深刻体会“寻路”之难。

在这部根正苗红的主旋律题材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心目当中的那些“伟人”都是在不断成长的“真实的人”，作品不给人物“贴标签”“涂颜色”，而是客观陈述。剧作家以“穿越式”而非“回望式”进行创作。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穿越式”是作者本人也“回”到过去，以当时的视角看问题，即便知道未来哪条路会成功，也不会“告诉”剧中人物答案;“回望式”则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以当下的视角看问题，往往会不自觉地把“答案”说出来。正因为是“穿越式”的创作，就保证了这部作品历史的真实体现。在这部作品中，树立陈独秀、李大钊作为核心主角，也是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所进行的选择，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确实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历史和现实都不应该将他们忘记。正是这种真实的历史感，才会让观众在看剧的时候，明明已经知道答案，知道结局，依然会被剧情所吸引，会为人物的命运捏一把汗，会被先行者们的觉醒、伟大、牺牲而感动、震撼、流泪！

《觉醒年代》以“环境事件”为背景，以“行动事件”推动戏剧的发展。剧中，“环境事件”有两个，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两个事件是有内在关联和交叉的，同时也是由于这两个“环境事件”，而直接引发了本剧中“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三大“戏剧事件”。围绕“戏剧事件”，剧中的戏剧人物悉数登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因为各种事件发生勾连，线索繁复却枝蔓清晰，观剧的过程也成为观众重新认识和了解历史的过程。应该说，正是因为《觉醒年代》以真诚的历史观来重现历史，才让这部电视剧成为了一部集艺术性、思想性、宣传性完美结合的教科书式的文艺作品，它对观众没有强行灌输，而是用细腻的艺术手段，润物无声地引导着观众，走进并感知那段历史，好比一樽年代深久的佳酿，令人欲罢不能。

人性的视角塑造真实人物

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的主要角色中，除了柳眉、郭心刚和女友以及张丰载等反面人物是虚构或半虚构的，其他有名有姓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如何能在屏幕上以真实的面貌示人，难度非常高。我们常说，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需要“塑造”，何为“塑造”？所谓“塑”，就是根据历史资料的描述，为一个人物树立起一个基本的形象，也就是先做到形似;而形似只是最基础的，人物的“神”是关键，如何达到神似，那就需要“造”，要为“形”注入内核，就像女娲造人，有了身体，还要赋予灵魂。而《觉醒年代》中的人物，几乎都实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然而，“形”易“神”难，是所有历史题材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都需要面对的艰深课题，对《觉醒年代》同样如此。《觉醒年代》中的主要人物，史料对于他们的生平记载很少，诸如生活中的个性、生活的习惯、与亲友同事的关系等，往往只能根据他们留下的著作或者极少数的人物小传以及口传记述中去挖掘、体会、推导，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只有模糊的照片留存于世，留下影像的寥寥无几。李大钊生前有一段在莫斯科大剧院演讲的录像，也仅仅只有十几秒，毛泽东、周恩来的影像资料多一些，但基本都是他们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而在《觉醒年代》讲述的时间段里，他们都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按照历史的发展观，无论是外形还是内在，一定都与他们的成熟期是有区别的。在只有少数的文字记载却没有生活真实记录的情况下，如何能让人物活在历史中，活在观众的视线里、心目中，恐怕唯有从人性的视角出发，才能让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进而吸引观众，引发观众的共情。

一个人的个性，通常是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体现;而人与人的交往，往往是伴随着各种复杂情感纠葛的。这部电视剧中设置了几组人物关系，奠定了这部作品人物塑造的艺术真实。第一组是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之间的父子关系;第二组是同志关系，包括蔡元培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陈独秀与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蔡元培与辜鸿铭、林纾等，第三组是师生和底层劳动者的关系，包括陈独秀和李大钊与郭心刚、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李大钊与工友、陈延年弟兄二人与工友等;第四组关系是夫妻关系，包括陈独秀与妻子高君曼，李大钊与妻子赵纫兰、胡适与妻子江冬秀等。

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的父子关系，是这部剧着重塑造的。从一开始延年、乔年对陈独秀的不满和批判，到逐渐被父亲的思想智慧吸引，再到逐渐向父亲倡导的社会主义道路靠拢，通过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事件，将三人的性格、父子间血脉相连的亲情层层递进不断展开直至高潮。最能体现陈独秀特立独行个性的是在汪孟邹为其接风的宴会上，乔年把青蛙放到他的菜碗里，延年当着所有人的面痛诉父亲陈独秀的种种“恶行”后，带着弟弟乔年愤然离开，陈独秀不仅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这才是我陈独秀的儿子。”……当延年、乔年准备赴法留学的时候，陈独秀与二人围炉促膝谈心，手里拿着一片地瓜干，说着说着将地瓜干一分为二，分别递到两个儿子的手中，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又把陈独秀内心对儿子的爱，那种欲言羞说的舐犊情深表露无遗……

赵纫兰是李大钊的妻子，她在剧中一共出现三次，但是却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赵纫兰第一次出现，是李大钊从日本回到河北乐亭家中，赵纫兰一声“憨坨”就把二人情如夫妻又亲如姐弟的关系一表无余;赵纫兰第二次出现，是刚刚搬到北京，李大钊为了照顾赵纫兰的生活习惯，请人来给盘炕，赵纫兰不让李大钊插手，而是自己和帮忙的人一起劳作;赵纫兰第三次出现，是在北大校园，赵纫兰为几天没回家的李大钊送饭，李大钊边吃边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亏欠，赵纫兰在剧中最后一个镜头，是在瓢泼的雨声里，看着李大钊抽泣的背影默默流泪……

剧中如此动人的小故事不胜枚举，如蔡元培求贤若渴为请陈独秀来北大任教而“陈”门立雪的真诚;陈独秀在家中与妻儿或在学校与同志相处时偶尔表现的生硬和霸道;胡适明哲保身左右摇摆的徘徊等等，所有看起来日常生活的小事，都让整部戏剧故事生动、人物鲜活。事实上，剧中那些生活化的故事和场景恐怕大都是剧作家的想象和演绎，未必是人物真实的经历，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能打动人的故事必定是有真实生活基础的，这种来源于生活的艺术真实，足以让观众产生共情并坚信，这就是剧中人物当初真实的生活状态，那些话就是人物会讲的话，那些事就是人物会做的事。

见微知著寓意深刻内涵

《觉醒年代》有一个扎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优秀剧本，更有一个能将剧本所要表达的故事情感内涵精准呈现的演职团队。影视剧的艺术呈现，最应当强调真实感和细节感，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因为镜头会将一切放大，即使是很小的瑕疵，都有可能被挑剔的观众捕捉到。要想观众能沉浸剧中，和创作者一同回到那个年代，那么对于场景布置、服装化妆道具、人物表演就必须有精心的设计和精准真实的体现。《觉醒年代》带给观众的真实年代感正来自于诸多见微知著的细节处理，而这些细节又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内涵。

“雨”在剧中和多个人物相遇。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是在瓢泼大雨中抵家;毛泽东两段重要的戏都与“雨”有关，一是在湖南长沙，大雨中，毛泽东护着刚刚买来的《新青年》杂志在街上奔跑，映入他眼帘的有坐在车里的富家少爷，有被人贩倒卖的穷苦儿童，还有趴在地上吃着污浊不堪弃食的乞丐;第二次是在北大时，毛泽东劝说工人们上夜校，毛泽东将自己的伞为工人撑起，向工人们承诺：“夜校绝不收一分钱，如果收钱就来找我毛泽东！”李大钊与妻子在北大唯一的一次相聚也是在雨中。“雨”在这些戏中，并非仅仅只是环境的烘托，这些“雨”至少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隐喻当时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前路迷茫;第二，暗含人物的命运就如这“雨”一般，捉摸不定，前途未卜;第三，表示新思想诞生的过程犹如一场场大雨，不断冲刷涤荡着黑暗的旧世界。

《觉醒年代》中，镜头常常会聚焦在一些动物身上，比如河边的鸭子，北京街头的骆驼……很多时候，镜头在这些动物身上的时间，往往和那些芸芸众生是一样的。鲁迅出场的那场戏，正赶上菜市口杀人，在人们拿着馒头、拿着碗蜂拥着想要分得一点人血治病，街上溜达的骆驼格外引人注目;这种安排当然不会仅仅是为了场景的色彩化调剂，更多地是在寓意当时的民众就如这些被驱赶的牲畜一样混沌、麻木、愚昧，亟需被唤醒。

小小的蚂蚁是这部剧中非常重要的“角色”，陈独秀第一次在震旦学院演讲的时候，镜头就聚焦于爬行在话筒上的一只蚂蚁，这只蚂蚁沿着话筒的边沿一圈一圈地爬着;李大钊为中国寻找出路苦思冥想写作时，一只蚂蚁爬到他的手上，镜头再次聚焦到蚂蚁身上，李大钊满眼慈悲地看着这个小生命在手臂上爬来爬去;这些镜头中，蚂蚁极其弱小，但是相當执着，它们在探索着不同的道路和方向，这也正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寻路者”的象征和写照。

《觉醒年代》的叙事方式非常精练，当剧中很多人物在后续情节不可能出现的时候，创作者就会通过字幕适时交代其人生结局，比如赵纫兰、钱玄同、赵世炎、邓中夏等。对于陈延年和陈乔年，他们的戏剧任务基本在准备赴法留学的时候就完成了，但是作者没有仅仅通过字幕交代结局，而是在陈独秀目送两个儿子登船远行的同时，通过镜头的切割、时空的转换，在现实和未来中腾转挪移，延年、乔年回首告别父亲的笑脸，会与若干年后在龙华监狱中受酷刑之后满是伤痕的面庞交替出现，同时屏幕上以字幕的形式讲述着他们历经酷刑、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故事。不一样的时空，不一样的面庞，却是一样的微笑。在走向法国的时候，他们的微笑，是对未来、对即将确立的信仰的期待;在身陷囹圄、面对死亡时，他们的微笑，是对献身信仰的欣慰和自豪，是对未来革命胜利的无限憧憬。笑对人生，笑对屠刀，铮铮铁骨，英雄气概，就这样在青春洋溢的微笑中传递给今天的人们，产生了无比强大撼动人心的力量，这段时长不超过十分钟的桥段，深深镌刻在每一位观众的心中，令人热泪奔涌！

电视剧《觉醒年代》吸粉无数，粉丝老、中、青俱全。如今，这部剧中的人物，已然成为今天青年人的偶像。电视剧播出后，全国各地不断有青年自发到李大钊烈士陵园、龙华烈士陵园等凭吊祭奠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等烈士，毫无疑问这是文艺的力量！而记录宣传所有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巨大贡献甚至牺牲生命的先驱和烈士们，本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觉醒年代》的创作态度和艺术追求，堪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