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夏衍先生对于电影批评理论并无大量专门的、成系统的论述,除了两篇《电影批评夜谈》(《电影批评的机能》和《影评人、剧作者和观众》)外,其电影批评观更多地体现在其大量的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的文章之中。1930年6月,他在《沙仑》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影评《看了〈哥萨克〉的印象》,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影评活动。尤其在此后的六七年间,他发表了几十篇电影方面的文章,这之中,影评占据了大多数。这也成为他参与左翼电影运动重要的实绩之一。
在中国电影刚刚起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界消费主义和趣味主义盛行,电影制作受到商业主义的支配。夏衍先生也承认,“有人说,公众是孩子,甜的,好看的,好听的,常常是不辨别地会接受的。现在,电影是一种以这些孩子们为对象的商品,企业家自然不独不竭力地趋向兴味中心主义,迎合低级趣味,……电影作者彷徨在企业家和影评人的中间,当他们的正义感和所谓艺术的良心敌不过现实生活的经济的支配的时候。”同时,“在电影的创作手段完全地掌握在企业家手里的时候,是绝望而残忍的。”当电影作家“选择题材和决定主题的瞬间,他就受了商业主义的支配”。同时,“在流通部门被阻塞了的艺术作品,实际上就失掉了他对对象的机能。”但是,他认为,“电影作家假使有了艺术家的资质和对社会的诚实,那么在他对艺术和对社会的态度,做到和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同等程度,决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非常重视影评人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在他看来,即便是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只要影评人怀着艺术的良知和对社会的真诚,依然可以引领电影走出纯粹商业化和趣味化的泥潭。左翼电影运动也正是在这些心怀良知的进步艺术家和理论家们的推动下在电影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即便对于影评者来说,夏衍先生认为自我批评和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影评者“应该首先接受自我批评的鞭子,……影评人缺乏的是:真挚的学习,善意的忍耐;而多余的却是:不必要的玄学和可羞耻的‘指导者的架子’!”影评人应该放低自己的姿态,放弃自己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态度,贴近观众和电影制作者,做出有的放矢的、相对客观的评价,抛弃不切实际的空谈和毫无必要的理论阐释。
夏衍先生对电影批评是高度重视的。在回顾总结左翼电影运动时,他认为,“影评工作对提高电影质量很重要。三十年代搞所谓左翼电影主要只搞了三件事。一是打入电影公司,抓编剧权,写剧本;第二是争取在公开合法的大报(如‘申报’)发表影评,甚至派进步人士去编电影副刊;第三,把进步话剧工作者介绍进电影厂去当导演、演员。这三件事中,斗争得最厉害的是‘影评’,作用也很显著。”他进而指出,“把影评工作者组织起来,它的目的是明确的,主要是两项任务:一是帮助电影工作者提高政治、业务水平,借以提高中国电影质量;二是通过影评提高广大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加强电影的移风易俗的作用。”所以,在他看来,电影批评至少承担着两种重要功能,即“电影批评不仅对观众以一个注释者、解剖者、警告者、启蒙者的姿态而完成帮助电影作家创造理解艺术的观众的任务,同时还要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和实际制作过程理解者的姿态,来成为一个电影作家的有益的诤友和向导。”可见,对于观众来说,电影批评将承担起帮助他们理解电影艺术的任务,影评人要解释说明影片特别的艺术手法,分析电影的镜头语言,帮助观众理解影片。同时,他还要进一步去剖析影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进步意义,批判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以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另一方面,电影批评也要积极地参与到电影创作中去,要设身处地地理解创作的甘辛,同时对电影创作予以积极的引导,进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在夏衍先生长期的电影批评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了电影批评的真实性、艺术性和进步性的原则,而在此之中,尤其重视电影批评的真实性原则。
1.真实性
抗战胜利后,当时文艺界涌现了大量的抗战题材剧作,但也出现了一种模式化的倾向,甚至有人批评这是一种“抗战八股”。针对这一现象,夏衍指出,“问题是在对于日寇、汉奸、民众乃至他们所处环境等等写得是否真实,而不是可不可以写这些人物和故事。……写得真实,是这么一回事,民众便觉得真实而忘其为公式。写得不真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即使不是公式,观众也觉得这不是人间现世之所可有。”所以他强调,“艺术家不该骗人,这是常识。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明明知道是臭的,不论用怎样的技巧,你不能在舞台上说是香,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明明知道他是坏的,你不能在舞台上说他是好。即使是有从坏到好的可能,你也只能告诉大家,如此如此之后,他才会改变过来,不要对他绝望。否则,坏蛋一抹面孔变成好人,观众必然地会报之以倒彩而无疑。”真实性始终成为夏衍先生电影批评的重要观念和指导原则。
2.艺术性
作为一名电影作家,夏衍先生在其电影批评中也非常重视电影的艺术性。在他看来,“电影艺术的基础既然是视觉的形象的言语,那么电影艺术家当然的该用绘画的表象的方法,来表现和传达一切的感情和思想。”所以他会批评一些艺术性较差的影片,“在默片用一张说明字幕,在声片用一个淡出淡入分开,这不是艺术的电影的方法,而只是传奇小说的回目罢了。”而高度评价了美国影片《凌霄壮志》,认为该片“不论在他严肃的制作态度,在他对于人类社会不仅不含毒害而且若干地给予有益之唆示的取材,乃至在他沉着而圆熟的编剧和导演手法,都是一部值得很高的评价的作品。”
3.进步性
作为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和参与者,夏衍先生始终秉持着一种启蒙的、进步的文艺观念,这不仅体现在他积极参与的对“软性电影”的论战和批判中,更体现在他诸多的电影批评中。针对孙瑜导演的电影《火山情血》,他明确指出,“平直讲来,他这部片子充满着反封建的意识。这是作者的伟大进步。同时他这种努力,指示出中国电影在现阶段应走的一个方向。……中国的影商、作家、导演者,看见这种观众的要求,应该明白自己应努力的方向,并且应该深刻地认识电影在大众间所有的使命吧。”
新世纪中国电影批评已经呈现出三个环环相套、彼此影响的圈层结构。居于圈层中心位置的是专业电影批评,其外层为媒体电影批评,最外层则是大众电影批评。专业影评大多由电影从业者、专业院校和专业研究机构的教学科研人员构成,其电影批评立足于中国电影史的建构,并且与中国电影理论保持着紧密的互动,这一批评强调学术性,虽然与大众影评相比,其数量和影响范围有限,但它代表着中国电影批评的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并且通过各种媒介的传播,其思想观点往往最终能够影响到大众。媒体批评则居于中间层,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新世纪中国电影产业的日趋繁荣,电影报道与电影批评已经构成了包括电视、报刊等各种媒体在内的重要版块和内容。媒体批评更重视的是其传播性,在这里,官方话语、商业话语、知识分子话语以及大众话语彼此汇集,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批评的话语场。而大众电影批评无疑是当今影响力最大、参与度最高的电影批评样式。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影评已经成为大众参与电影批评的重要手段,以豆瓣电影为例,其注册用户上亿,对一部电影的影评动辄就达到几十万条,其加权平均的打分方式,最大程度地客观反映了电影大众对一部电影的综合评价,故而其市场影响力巨大。当然这三种电影批评的格局并不是各自封闭的,他们往往彼此影响。尤其是许多专业电影批评者在专业领域之外,往往还会频频借助于媒体发声,甚至于也会参与到网络影评的活动中去,如谢飞导演在豆瓣电影上发声等等。当然,在这些不同类型的电影批评中,专业电影批评无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更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夏衍先生的电影批评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但一些电影批评观点虽然跨越了几十年,至今读来不乏启示意义,对新世纪专业电影批评的发展依然带来许多的思考。
正如法国理论家巴赞推崇并且身体力行的那样,真正的电影批评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姿态。(1)写作平台必须是专业期刊,而不是以明星八卦为主的通俗刊物;(2)评论要帮助创作者了解自己作品的缺陷;(3)既要推广优秀影片,也要抵制低廉制作;(4)不追赶时髦,避免一窝蜂,否则会造成评论水平低下。因为是为期刊写作,所以这样的影评时效性很差。但巴赞认为这反而可以不为权力服务,不为片方效力,逃离商业运作。新世纪中国专业电影批评也要成为独立于权力(官方意识形态)、市场(红包)、情感(情绪)等之外的电影批评。权力干预中国电影批评的惨痛教训已无须赘言,那个时代虽然一去不复返,但希望以权力干预电影批评的意图常常还有死灰复燃的危险,这就使我们需要保持对历史的反思,使之不会重演。当下随着大量热钱涌入中国电影市场,由此而来中国电影市场也是乱象丛生,网络水军完全将电影批评置换为一种现实利益,而大量的红包批评也进一步腐蚀着专业批评队伍,动摇着电影批评的独立性。专业电影批评往往还要面对来自市场和大众的挑战,如周黎明对《小时代》的批评,引发了郭敬明粉丝群的谩骂和攻击,由此爆发了网络论战,等等。此外,作为一名专业电影批评者,我觉得还要尽力秉持客观立场,在批评中要适度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能凭借一己的好恶而做出影响大众的价值判断,尤其不要为自己的情绪所控制,发表情绪化的电影批评,这些无疑损害了作为专业批评的客观性和学术性。如对《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巨大争议,有批评者给出了零分,从而变成了一种价值判断。如果这只是在豆瓣电影上的评论,自然无可厚非,但作为专业影评者在专业平台上的批评,多少有些不太合适。
面对新世纪电影批评的诸多挑战,作为专业影评者如何尽力保持电影批评的独立性?夏衍先生的认识依然给我们以启示,即作为一个专业影评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心。这些困难和问题在中国电影发展的早期也曾出现,夏衍先生在从事电影批评和电影创作时也曾遇到,但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社会责任感,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对于今天的电影批评者和电影从业者来说,依然有着突出的意义。
正如夏衍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电影批评对于提高电影质量的作用非常重要,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制作来说,也同样如此。新世纪电影批评的多元与驳杂也构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声喧哗的新局面,而网络影评的繁荣事实上已经开始明显地影响到了中国电影生产与电影营销,所以如何发挥电影批评的重要性,让它在新世纪电影的制作和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引起专业影评者的重视。区别于当今普通大众的网络电影批评,专业影评应在专业性上发挥自己的作用。相对于大众影评的随意和散漫,专业影评应该突显电影的审美特征、技术特征和思想特征,做好电影“注释者、解剖者、警告者、启蒙者”的工作。具体来说:
1.审美特征:专业电影批评者应该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的人文资源,立足于电影美学的视角,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武器,分析和剖析电影的美学内涵和审美特征,肯定优秀影片的艺术探索和成绩,分析劣质影片的问题与不足,成为电影艺术圣殿的守护人。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更要探讨和突显中国电影民族化的美学风格,如有影评者对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圆形视框与意境营造的分析与肯定就值得赞赏。
2.技术特征:众所周知,电影不仅是艺术,但更是技术。世界电影的发展离不开电影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革新,一部电影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部电影技术的发展史,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影片到彩色影片,从一般银幕到宽银幕,从2D到3D,等等。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发明和成功使用都曾使电影工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需要专业的影评者对电影中的新技术运用给予客观的解释、分析乃至批评、肯定,从而帮助大众更好地接受电影的技术变革,如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李安在电影技术上做出了大胆的创新和突破,“120帧/4K/3D”新技术的运用给人完全不同的观影体验。
3.思想特征:专业的电影批评者还要善于发现和及时阐释优秀影片的进步性特征。这种进步性不仅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更是要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因而坚持电影批评的批判性,也就成为新世纪专业电影批评的重要态度。当下穿越、盗墓、宫廷等题材充斥影坛,批评者必须保持警醒的头脑和批判意识。同时,正如夏衍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对于专业影评人来说,也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修养。这就包括自我批评,不断学习,了解观众,理解电影制作的甘辛等。影评人要了解当今电影制作的全过程,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参与其中,这样对影片的制作就会有一种同情性的理解。此外,影评人还要贴近观众,了解当今观众的观影需求和情绪表达,熟悉网络批评。
夏衍先生在长期的电影批评中,一直把真实性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无疑也对新世纪的电影批评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事实上,不管在什么时代和什么样的环境下,真实性始终是电影制作不可动摇的原则。而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得失荣辱往往也与真实性有着莫大的关联。在电影批评的真实性原则中,还要兼顾电影的现实真实与艺术真实。
1.现实真实
关于“抗战剧”的问题,夏衍先生曾有过专文论述。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影视界也推出了大量的所谓“抗战神剧”,这些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视剧,往往抛开了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在一种民族大义的旗帜之下,肆意想象,任意胡编,将十四年中国悲壮而艰苦的抗战史变成了“阿Q式”的全民族意淫。在这些剧中,日本军队完全不堪一击,中国的抗日英雄往往以一当十,以一当百,而且各种奇怪的消灭鬼子的方法被制造出来。如:在《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用手榴弹将敌人的飞机炸下来;在《神枪》中,子弹可以转弯;在《抗日奇侠》,抗日英雄可以手撕鬼子;在《一起打鬼子》中,通过裤裆藏雷和敌人同归于尽;在《敌后便衣传奇》中更是发明了包子雷和蔬菜雷等先进武器消灭鬼子;等等。据报道,这些年里在横店拍摄的抗战剧中,被消灭的日本鬼子数量以亿计。可以说,对抗战历史的“意淫化”呈现和肆意化编造同样也是对历史的侮辱,对千千万万死难者的背叛,对来之不易的胜利的轻薄,更失去了对我们后人的警醒意义。笔者曾参观同样遭受日军偷袭而伤亡惨重的美国珍珠港,观看了美国人制作的反映珍珠港战争的电影。影片较为客观、冷静地讲述了日军袭击珍珠港的全过程,客观呈现了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到的沉重打击,如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被炸沉,1000多名官兵牺牲。但影片的结尾却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为什么那么多无辜的人死亡?如何避免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这种正视历史的态度无疑值得中国的电影从业者和电影批评人去反思。
因为对真实性的忽视,大量的中国电视剧和电影脱离现实,沉溺于胡编乱造中难以自拔,编导者往往脱离生活,任意胡编,这样的作品怎能成为精品力作?怎能不受到观众的冷遇?如电视剧《中国式关系》就缺乏现实生活的真实感,虽然有一众明星担纲,依然令人失望。
2.艺术真实
强调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的真实性,并非否认电影制作不能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和艺术创作,毕竟作为艺术生产的电影生产,可以有着符合艺术真实的大胆夸张和想象。许多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也不是对社会现实完全的、不差分毫的复原,它们往往有着成功的艺术加工,这些艺术创作和加工可能是现实中本没有的,但它们却使观众相信这是应该有的。如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影片完全想象和虚构了一个美人鱼的世界,毫无现实真实性。然而影片却以现实和戏谑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了环境保护问题,突显了电影的情怀。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更是触目惊心,令人寝食难安。前有沙尘暴,后有雾霾的洗礼,许多地方资源过度开发,污染十分严重,物种消失速度日益加快,人们的生存已然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于是环境保护成为了大众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周星驰无疑洞悉了这一点,在《美人鱼》的开头,以纪实的影像为观众展现了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的严重破坏。那些鲜血染红了整片海域、被大肆捕杀的海豚,浑身沾满油污、奄奄一息的海鸟,疯狂排放的废气、废水,令人发指。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又以独特的周氏幽默展现了这一点。那个所谓的“世界奇珍异兽博物馆”,馆长竟然以壁虎充当恐龙,以小狗假扮吊睛白额虎,甚至自己不惜假扮美人鱼,赚取十元一张的门票,虽然最后被群殴了事,悲惨收场。但谁敢说,随着地球环境的日益恶化,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物种不会成为后世的稀有物种而无法看到?影片所戏谑的场景说不定真有一天会变成令人悲哀的事实。为了圈地填海,获取暴利,地产公司不惜使用大功率的声呐驱赶鱼类及海洋生物,那个鱼缸中小金鱼的展示试验,就充分说明了商人们的残忍。影片中所虚构的美人鱼族就是在此情况下,躲入破船,苟延残喘,而一旦他们的藏身之所被发现,就只能遭受灭顶之灾,片尾对美人鱼家族疯狂的追杀即是如此。影片通过科幻片的类型模式结合美人鱼的传说,为观众们制作了一部成人童话。通过片中主人公之口,讲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道理。这无疑符合艺术的真实,因而更为动人,其市场大卖,票房居于历史票房榜榜首,都说明了观众的认可。又如,影片《七月与安生》虽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著,但其对小说原著的改动却符合艺术的真实,而这样的艺术处理更加打动人心。
虽然夏衍先生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作为一个曾经献身于中国文艺事业的文化人,在他的身上难免会留下时代的烙印,无论其理论阐述还是文艺创作都可能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大量的创作实践、理论观点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艺的发展。就电影批评来说,他的电影批评观更多地体现在其电影批评的实践中,其大致包括影评者的立场、电影批评的功能和电影批评的原则等方面,其中的一些观点依然对新世纪的电影批评不乏重要的启示意义。因而,新世纪中国的专业电影批评要在独立性、专业性和真实性上下功夫,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影事业的良性繁荣,为提升中国电影的质量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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