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君入瓮——《杨振宁文集》启示

谭根雄

所有的无畏精神，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而应有的行为举措，却来自一次大胆的实践。这就是请君入瓮，并在混沌中寻找人类前行的路径。

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教授是上世纪最重要的现代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推崇他，不如说：喧嚣的物理殿堂，是睿智和思辨的哲学圣地，因为，艰涩的现代物理学业已颠覆了人们以往古典经验论。例如，俄裔美国科学家乔治·伽莫夫对宇宙“大爆炸”的精辟论述；英国李约瑟博士确凿自然科技史“因果律”相互印证关系的逻辑探究；德国核物理学家海森伯格以抽象数理符号深刻阐释现代量子力学的哲学精神等。问题是，科学理论诠释的是人类的经验世界，包括对人文艺术等活动的探究，毫无疑问，它在“证伪”自身的同时获取自身未来存在及其发展的逻辑依据和科学证明，并说明了古希腊人为什么崇拜“智慧”的科学精神。换言之，没有自然科学的哲学精神支撑，人类文明的灿烂苍穹必然坍塌。尤其是人类迄今关于一切经验描述——近几百年的历史表明牛顿“古典”力学被普朗克“量子”力学替代后，现代认识论业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以往单一的“经验”论，并顺势而为地彻底颠覆一切传统经验及认知结构。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坚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词意指代：没有整个西方自然科学的坚实基础，当下西方也就绝无可能出现任何伟大的艺术成就！

事实上，近代中国文化艺术一直处于内外“灌注”的尴尬地位，尽管其通过一系列削足适履的拙劣举措，满足自身前行的“创新”欲望。然而，“焉耻不知”“任重道远”的任务，它从来就不是客堂风雅和攀龙附凤的社稷流俗。否则，吴昌硕绝不会直面中国历史画坛“沧波洗两眼，豪气郁难吐”的悲怆现状。问题是，麦田文化上空的闪烁之辞，它能让后嗣者真正辨清中国文化艺术来龙去脉及其自然与人文“因果”关系，科学地客观揭示艺术和社会相互依存、相互佐证的逻辑原则？如果这个问题解释不清的话，任何探究中国文化艺术发展规律和“创新性”等问题，这无疑是“时空错位”的幻想投射。当代文化艺术“创新”等问题，从策略上而言，它绝非回避“传统”所给予的历史馈赠。但是，问题又恰恰在这里凝聚、交集——“创新”话语似乎永远在龃龉不断的争论中获得自身的无聊存在。众所周知，当一切自然盈科的文化艺术形态建构与发展，它从来就不属于一定的历史范式定制，更不是传统经典样式的重复，也绝不是世代嫡传的那种条形码验证等关系。然而，创新在现实上被任何新奇表达方式判定忤逆不道之时，其必然招致传统知识苛责、甚至无情绝杀。因此，人们长年习惯顺从千百年巨细靡遗的祖宗愿望，成为中国历代文学艺术唯一的“认知”选择。在此前提下，中国文化艺术的“创新”诉求则成了多余的谗妄之辞。

正因为如此，《杨振宁文集》启示的“知识”创新意识，和西方“实证”哲学所开凿的现代理性批判之道，其承载着当代“文化启蒙”任务，回答人类一切知识经验的本质和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S矩阵与当代艺术“零度”认知

“知识”合法性依据在于颠覆自身的习惯性知识架构。它正如《杨振宁文集》透露作者本人曾因长年研究波动力学而养成某种习惯性思维定势，始终摆脱不了他早些年固执于传统“经典”物理“知识”概念。或者说，人们往往以知识创新名义，却下意识地绑架“创新”概念。这种被传统经验掣肘的知识局限性，实则上就是“知识”悖论：当人们推崇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发现“和谐、对称、平衡”韵律之比的1：1.618数理关系，导致并在此基础上确认“美”的标准，是对知识“经典”的绝对认定。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经典”概念的传承准则，或称之“经典”的典范性、权威性等概念。对此，杨振宁谈及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波粒”双重性及S矩阵的知识“零度”结构，毕竟使得他抛弃长年养成的个人成见，从而解析传统经验法则所无法阐释已知或未知的世界。这种知识“经验”改变，其实表明了一个科学家对事实“真相”尊重的学术品质，以及尊崇当代理性批判的至高精神，1957年12月10日他被授予诺贝尔奖也就不足为奇。

改变传统知识“经验”，确立“S矩阵”事物概念，其指代“立体、多维及多重性与多结构”的表述，即是在“相对论”上彻底根除“一元论”的传统经验法则，与此同时倡导一种“零度”认知关系——从原点出发而回归“原点”准则，这就是当代知识结构：

S矩阵“结构”始终针对没有泯灭的原始人文激情。如果说西方人文主义（现当代）严格操守自身发展所亟须“S矩阵”的学理支撑——即是关于“零度”认知和方法论的最终体现。那么，当20世纪“相对”论述的知识结构取代17世纪“经典”知识经验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化艺术也就成其为现实必然，其前提是“相对论”已彻底改观世界常识性的“绝对”经验论，在此基础上诞生的现代主义，也就成其为有效对抗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选择，其两者相辅相成的共振耦合关系，在客观上决定了当下的文化建构任务。《杨振宁文集》写道：1919年5月爱丁顿和戴逊率领科学考察队勘察且验证太阳光“衍射”的“波粒”二象性特征后，爱因斯坦“相对论”被事实检测和确凿为“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高的成就之一”，人们也就不难理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汤姆逊为什么庄严宣称它为“牛顿古典力学之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即意味着一直困惑人类常识性的“经验”主义寿终正寝。这种论调被杨振宁描述为：当现代科学为我们带来了一切新的可能性见解，包括方法论的改变，从而建立S矩阵的知识系统，那么，绝弃“永恒”“绝对”“唯一”事物观的同时奠定事物多元论阐释及其一切“可能性”的认知基础，或理解为“知识”本质上的无限可能性被成为可能！

当“无限性”概念在庄子口吻中阐释为“一尺之棰（短棍），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的就是“S矩阵”的无限性，其指代A≠B非线性逻辑原则，在此基础上人们获得新的认知方式才能成为可能。

需要指出，当S矩阵数理表达和“相对论”概念被借鉴于当代文化经验上，它表述为“散点透视”般的“零度”创作，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糅合”方式，建构某种新颖的排列组合关系等。因此，S矩阵的“零度”与“散点”内涵，将涉及到个人诸多感受为前提的艺术多元化。或者说，关于一切裁定性的传统文化经验被视为无效！如果说，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亦同孪生一般关系，决定着每一历史阶段性的文化艺术必然是每一阶段性的社会当下性任务的自律形态，这就是“零度”创作原则，或者说，文化艺术表达方式不可复制性成为自身“零度”定位。说到底，创新绝非是传统经验的堆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加减乘除”，而应该是一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平衡法则的最终体现，并反映当下社会方方面面的在场述说，其中将涉及到符号学、释义学、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等诸多学科领域。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种试图在“洛伦兹”多维坐标系统中进行艺术生硬嫁接、随意切换，无厘头的装腔作势，其仍然摆脱不了“非此即彼”的“经验”一元论。然而，当代科学与艺术智慧的胜出，决不是某种不经意间的灵感闪烁，是日积月累的知识更新和理性批判砌就。人们观念的改变，其正如《杨振宁文集》为人们解释爱因斯坦能在宏观上作出广义相对论，却在波尔——海森伯格“波粒”双重性质的理论物理框架模型上，长期自相矛盾地固执“守恒”原则，这究竟为什么？杨振宁认为，遵从无域无疆无界的知识“S矩阵”建构原则，其实就是对真理的热盼和崇拜！他在1952年的《二维Ising模型》论文中说“研究宇称不守恒中的库仑效应非常有用”。重力、时间和空间的三者关系——当牛顿古典力学被经验描述为静态物理模型而演变成普朗克的现代量子力学——理性分析的动态物理“宇称不守恒”原则，合理解释了迄今人类渐趋真理认识的过程，而决不盲目，甚至固执于绝对经验的坚持和守望。中国文化艺术一味遵循着历史 “传承”原则而不“吐故纳新”，这将成为中国文化缺失创新动力的根本缘由，它的结果是制造中国当代意义上的人文乱象。

非线性逻辑结构及多元化的形态

不以“相对论”审视当下的文化“创新”学理机制，人们也就无法在其根本上建构任何新的方法论。这好比说艺术家即便有天大本领，牛皮瓣儿却永远造型不出生命的嫩姿，这就是人们太过于依赖传统经验所造成的现实尴尬和创新的窘境。因此，废除旧观念、旧习惯等 “经验”老套路，包括解决文化艺术创新等方法论问题，它必须在自身被界定于“非经典”、“非中心”主义的边缘化方面而作为自身对事实、存在等问题的尖锐拷问和展示，否则在《杨振宁文集》中难以得出：为什么自然科学研究不能落伍50年、20年或更短的时间？朔及既往的中国人文科学，它又为什么滞后于其相对应的自然科学发展，这是何种原因造成人文与自然“剪刀差”的关系？笔者以为其问题可能出在国内人文理论研究方面。人们所见在大量文献等材料应用上，尽是早些年的泛黄货色，其中不乏沧桑历史的老古董，在当下它又有什么科学的学理价值与现实的人文意义？如前些日子在国内相当不错的一本刊物上，发表某位社会公认的大学者论述艺术通感文章，其从头至尾大量应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宗教狂想，以及四百年前欧洲文化启蒙年代“二元论”崇尚者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思想观点来比照唐代盛世鸿儒孔颖达《五经正义》的“五声为曲”和“五色成文”。这种文献式的治学方式，其犹同于冷兵器被偷换为“热核”武器概念一般的错误类比手法，在那些所谓学者文豪的理论著述中比比皆是。“七声八调”和“三色五颜”为什么不为现代乐理和画旨的主要建构？说白了，这种鬻文苟且平庸的学术伎俩，它不过是赚取引车卖浆的吆喝声罢了。出现此类怪现象，其最大原因就在于中国历来缺乏鼓励研究性的学习环境，缺失理性批判精神的学术研究态度，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事实上，在特定时期那些推动文化发展的社会力量往往“此消彼长”，说明了常态下的每一种革新机制和每一种话语方式，必须偿付自身因探索、实践等昂贵的学术代价。否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终究是为了避免自身重蹈覆辙的知识老路，规避一切守旧力量掣肘的更大危害性发生。但是，直面当代文化崛起和发展势头的理论家和艺术家又如同各路江湖好汉争雄逐鹿，一方面体现魏晋名士嵇康似的“达”则崇孔孟，“穷”则尚老庄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在“儒”、“道”间硬挤入先秦诸子百家的片语只字，其似是掏出一大堆不堪入目的耳屎。这种遵古的文化态度，到头来则成了“左右逢源”的装腔作势，成了不伦不类的治学探究，或剩下千百年文化上的攘利争名又不免骄诌百出、谬误横行的劣迹，从长远看它只能是一笔历史糊涂账；从当下看，当驰骋想象的艺术创造力日趋式微之时，又似乎表明了中国文化长期混乱的主要疾患症状，其主要原因恐怕在于自身过分依倚尘世俗界的男女胯裆话题。这如同宋明理学的伦理常纲被体现在《肉蒲团》《西厢记》《石头记》《红楼梦》等这类古今章回小说之中，且异化为一种讹传后人又极为不靠谱的文化传承关系：男人永远扮演着土匪、强盗、蟊贼、兵痞、贩夫、走卒等猖獗又狰狞的绿林恶汉；女人不避风骚、狐媚、凄绝和妖艳的勾魂白骨精之嫌。这种情境又类似于汤显祖笔下的柳梦梅、杜丽娘最终也免不了兔死狗烹的可悲可怜可叹下场。或者说，浓郁着农耕文化的传统基因，着实让中国当代文化前行深感沉重，反映了传统文化嗟吁和感叹人生虚无的同时又青睐《红楼梦》中“黛玉葬花”似的美学结构，其中人们常见那种精神失常的丽人撒泼、啼哭场景，和鲁迅笔下阿Q脑袋被砍之前还要大喊一声“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等，这种典型式的人文传承——狗尾续貂的怪现象在客观上往往诠释祖上遗传的文化悲剧性。

原始性的传统文化崇拜，历来守旧而蓬头垢面，今天则必须被置换上新的认知视野——科学性地描述，包括对当代艺术新观念的解读，这才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唯一选择。这种“选择”就像一把精密游标卡尺，重新丈量人们长年习以为常的艺术规矩。或者说，当传统文人墨客自诩想象力胜过一切，实质上它根本无济于解决任何当代艺术探究和创新等问题。因为一切落入传统的艺术方法论，只不过是迂腐酸臭的“经验”被再次咀嚼一遍，是黔驴技穷的某种骗人把戏罢了。中国文化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被杜撰、意淫或强奸，其目的是为自身继续苟活而寻找的“存在”正当性。近日一则报道：北京保利剧场为了“传承经典”，盛邀某家著名歌舞团来凑一番热闹。这究竟是对“经典”狂热，还是幼稚的偏执？当“经典”被过分强调的同时则成了某种逗乐大众开怀大笑的瘙痒之技，其如似是《杨振宁文集》给予世人学术见识：否定“经典”概念。否则在“经典”捆绑之下的中国文化生态将被自身“经典”造就不少“吹毛求疵”者。因为，他们常常习惯依傍大师而大肆溜须拍马，又往往攀爬上一个档次竟成了泰斗人物。如果再攀一层阶梯呢？他们当然是巨匠！如此无远弗届地快速增长，其犹同股票疯涨。问题是，人类开埠历史，大概惟有达·芬奇自倨欧洲文艺复兴巨匠。可如今厚脸皮的学者、不要脸的求荣者多如牛毛，自诩为“巨匠”的也大有人在。或时下摆谱“超时空”和“划时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小瘪三也比比皆是，到处不乏“大手笔大文化大民族大灵魂”江湖骗子。当人们有幸摊开他们等身的皇皇巨著，其中理论著述终究是一派胡言乱语。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华裔科学家对此现象毫不客气地指出：大陆许多文人善于绞尽脑汁，钻牛角尖，沽名钓誉等等，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数理化、ABC，却妄想自己扮着思想家、哲学家，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中国文化特产。

改弦更张的当代艺术方法

杨振宁在文集中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因此，莱布尼茨函数和图灵计算机原理被套上了神秘的八卦外衣，简洁的二进制算术竟成了《易经》翻版；热力学第二定律“负熵”效应被偷换成老庄的玄学概念等等。更有甚者不缺乏一定的社会地位及唬人的知名度，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而欺世盗名地滥用、乱套或臆造一厢情愿的学术概念，时常自作聪明地分析音乐、美术和文学等。这种兜售伪科学的假学术，给予历史、社会和人的智慧贻害甚深。

毫无疑问《杨振宁文集》使人们看到一个科学家对理性崇尚，对知识创新的尊重，对待学术的敬畏精神。他在文集中“介子是基本粒子吗？”一文谈及自己的恩师，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教授对待学术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从理论物理到实验物理；从“三体”的最佳坐标这样简单问题到广义相对论如此深奥的科目——做着详细笔记，弄懂每一环节的数理关系，这对杨振宁教授一生影响巨大。他懂得“物理学应该从平地垒起，一块砖一块砖地填高，一层一层地砌”并得出事物普遍的“抽象化应在具体基础工作之后，而绝非在它之前”科学论证的真谛。这种科学的实证主义，不啻是学术精湛的理论概括，是各种可能性发现及勇于探究未知的科学态度。例如英国主观唯心论者贝克莱大主教是一个杰出化学家；德国客观唯心论者康德本人就是一个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即便是卡尔·马克思为了共产主义学说，每日必修微积分。今天一个真正的学者所要求某种科学遐想、某些事物概念、某个缜密推理，必须合符事实真相的结论。其前提是，倡导“当代性”对传统艺术“经验”的熔断机制，废黜以往创作单一“经验”论，以积极换位思考“非对称”“反常规”“混合”“非线性”“超限”和“未来”等方式，谋求艺术创新策略将改变传统规则，从而积极地支撑学术高点；这才是真正解决文化艺术“创新”根本“问题”。否则他正如美国史学家肯尼斯·波美兰兹在2000年出版《大分流：中国、欧洲以及现代形成》这本书中写道：东方儒学与西方世界观由来已久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西方19世纪末占据了支配地位。因为“儒学”贯彻经验的“单一”相传性，尤其在思想上始终强调有序不变的“守恒”法则——一切既定形式规矩竟让千年古国的火药发明终究被湮灭于17世纪瓦特蒸汽时代。

多维的当下艺术皱褶

科学上的艺术史，决定着特定时代中共同生活着的人的生存方式被发现和表现，其人文诉求原则被最终体现自身的不同艺术形态建构，最终才成就了当代科学艺术史观。而问题是，当人们过度追捧艺术想象力作用，则可能造成人为的短视，除了艺术创造力束缚，一切关于艺术方面的创新性等学术探究活动却因自身缺失相应的理论指导，其发展前景一定令人堪忧。因为，当艺术被封闭于以往“经典”之中，并试图在传统艺术认知的逻辑闭环内生存，那么一切关于艺术创新等探究活动，它无疑成了无稽之谈！艺术创新及诉求，从来就不是建立于那种传统认知基础上的鲁莽，更不是某些人为了窃得一官半职和声名显赫的时尚摆谱。它应该像西方15、16世纪探险家意大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葡萄牙的麦哲伦那样作为，其探索精神犹同斗士一般地无畏艰险、艰苦卓越地闯荡一番前景未卜的蛮荒世界；不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满舱驮着一介刚愎自负的太监美梦却被黎色土著的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阻挡，其所谓开拓疆域只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财富炫耀罢了，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对待人文科学的不同态度，但其又往往决定了自身发展的参照坐标系统。然而，在这种指向性明确的系统内，它又时常扮演着真相妄谵和无聊猜测的角色；反之，做任何事实陈述和对事物判定，它决不是精心揣摩后的一番无聊之举，应该是科学的当代人文精神彰显。

艺术世界很大、很奇妙，与此同时人们必须承认东西方的艺术发展路径完全不同：毕达哥拉斯、欧几米德的数理概念，其千年以来始终涵盖着西方艺术人文的逻辑实证主义原则。包括西方艺术史的渐行机制被掣肘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融通性、共同性的蒂联关系，又决定着彼此交集、互补及耦合共振的共同态势，充分表明各个历史阶段的艺术形态，其实它就是某种断断续续、凝固时间的“形态”记录史。艺术创新与经验认知，其关系似乎是立体经纬与平面交集而彼此梳织并缠绕为一个人们理性尚未抵达，或永远不被认识的陌生世界，这就是“创新”学理皱褶的奥秘：手段即是目的；现象就是本质，反映当下各种视像阅读方式，它已成为了碎片化的“零度”认知，或以“散点”的艺术创作方式被不可卒读之时，则表明了它的可续写性。如此变幻莫测的——糅思辨与实体演示为一体的当下艺术论，其终究是作为自我存在的前提设置。

这就是“S矩阵”认知系统，也是此文“请君入瓮”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