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之《莲》

黄惠民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创作演出的《莲》，实为一朵舞剧中的奇葩。缘由是，此作品让人联想起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颇为奇葩的作品《金瓶梅词话》，这部文学作品最早的版本是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刻本，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部作品被视作淫秽书籍而遭到禁毁。可是当历史的触角点击现代时，一位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却称《金瓶梅词话》是：“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中国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郑振铎评价它：“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还有人指出《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地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更有人直言不讳地认为，这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顶上之作”，亦是“中国反腐的第一书”。因为此书揭露的西门庆这个人物是封建社会腐败者的缩影，其性格与身份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由于书中揭示出腐败与反腐的斗争尖锐复杂，因此这部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且不逊于《红楼梦》。大凡看过此书的人皆知，书中主要内容是讲述作恶多端的西门庆及其荒淫无耻的生活，描写了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姬妾、丫头，如：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等人的不幸遭遇。

舞剧《莲》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如同文学作品《金瓶梅词话》。如：在“序幕”中，其舞台布景和灯光等设置仿佛让人置身于《金瓶梅词话》中描绘的那个社会现实生活之中，即黑暗的政治和极端的腐败景象。在舞剧的一至三幕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坐怀不乱的武松、开生药铺的浮夸弟子且自私狠毒贪婪好色的西门庆，还有生性凶残暴戾且婚姻不如意的潘金莲及庞春梅。由此可以认定此舞剧《莲》是根据文学作品《金瓶梅词话》创编的，因此舞剧《莲》同样具有奇葩之处。首先来看《金瓶梅词话》书名的奇葩，它是取自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的名字，舞剧《莲》的剧名虽然只取潘金莲的名字，但剧中“三个女人一台戏”，此奇葩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二，文学作品《金瓶梅词话》另一个奇葩之处就是前面所提及的，曾“遭禁毁，又受革命文学家们的称赞”。应该说《金瓶梅词话》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金瓶梅词话》在塑造人物方面应该说是做到了这点。而舞剧《莲》的奇葩也是曾“遭禁演，又全国演出”。因为创作者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手法如同《金瓶梅词话》，即：刻画人物复杂性格时，不是以情节为先，而是以描写人物性格为主。因此，舞剧《莲》与《金瓶梅词话》奇葩的艺术魅力之一在于刻画出性格非单一的人物。当然，舞剧《莲》作为第39届香港艺术节的邀约作品参与了亚洲最大的艺术盛会；惊艳于香港每年三月的艺术节，但仍有城市“禁演”。我认为这与舞剧中较多的“涉性”的肢体语汇有牵连。众所周知，《金瓶梅词话》中的那些性行为的描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当时封建社会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如“以进房中术而得宠”导致了文学创作的风气。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明代后期的具有新思潮李贽的“好货、好色”反抗了宋元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观点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如：除《金瓶梅词话》外，在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中皆有性方面的描写。虽然这种“好货、好色”是当时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社会意识形态里的反映，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可是在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如何来处理这种描写是值得探究的。也许舞剧《莲》中的那些“涉性”的舞蹈语汇，比起文学作品《金瓶梅词话》《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性描写更直白且“自然主义”得让人直起“鸡皮疙瘩”，甚至有真人版的 《秘戏图考》之嫌。因此有人认为此舞剧“少儿不宜”，也有人认为，这种“自然主义的性表演动作”纯粹属于抽象的人性论，不易提倡。

我认为，当今的文艺创作必须正视历史性且扬弃古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不能因噎废食。同时对舞剧《莲》的结构提出一点想法，少些“床笫之事”，多些“社会之事”， 从而进一步揭露出腐败者的丑恶灵魂，以及塑造出这样的艺术形象，即鲁迅在其《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中指出的那样：“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如《金瓶梅词话》中的宋惠莲这样的活活生生人物。也许，这样处理，奇葩之《莲》才能更为“流光溢彩”；亦如舞剧中出现的八女鬼魂《大悲咒》那样能“消障除难、得善遂愿、觉证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