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缅印广西战场的翻译们

母师迪

1942年至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争中，以中国远征军为主的中、美、英盟军及中缅印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国投入兵力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在中缅印广西战场上有一批年轻的中国翻译活跃在同盟国军队之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父亲为当时应征入伍的翻译之一，为了追寻父辈的足迹，我10多次走进广西，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探寻当年那段鲜为人知的点滴历史。

一

194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把支援中国持久抗战作为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1941年8月1日，美国成立了一支志愿军航空队，来华参加抗日战争，为便于沟通，不少中国翻译人员参与翻译服务等工作。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派出精锐师团、航空队、飞机700多架、兵力40多万人沿新加坡、泰国向缅甸进攻。当时英国驻缅甸兵力有4万人，飞机50多架，实力不足日军十分之一。在重兵压境下，英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建立中英军事同盟，请求原先被他轻视的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中国立即派出精锐部队第五、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共10万人急援缅甸。1943年，英美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南亚司令部”，直接受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指挥，任命英国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总司令，美国史迪威将军任副总司令。同时，转移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为总指挥。

史迪威与驻印英国当局交涉，决定在印度兰姆珈设立中国军队的训练营。撤退到印度的中国驻印军新编二十二师和二十八师在训练营正式成立前，曾接受过美国教官关于美式武器装备使用方面为期6周的训练，因此，之前部队中就有翻译人员，训练营成立后，从每个师、团到基层连队，只要有美国军事人员的地方，都有中国翻译，基本上是一个美国军官配一个中国翻译。

1943年春，史迪威先后调集美国一个工兵团、一个航空工程营和中国两个工兵团为基干，在印度工人的配合下，由美国人惠勒指挥，开始修筑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中美印三国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工作协调都由中国翻译负责完成。在融洽的气氛中，从印度加尔各答到昆明的输油管道也随之沿线铺设。中美两国工兵和印度工人互相协作、密切配合、步调一致，施工进度又快又好，不到两年时间，就建成这条重新打开中国西南战略通道的公路。中国翻译人员在公路修建和输油管道施工中，积极进行沟通联络协调，亦功不可没。

在中美、中英印合作中，国民政府征调大批英语翻译人才到有国际合作的领导机关、航委会、后勤保障和施工部门、医院以及各团、营、连等有美军联络官的战斗单位。美军先后抽调数万兵力和各兵种人员投入中缅印战争，这些部队中，中国翻译人员的数量在3000人以上。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在北缅作战的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随后，驻印军和远征军先后抽调部队赴鄂、湘、桂前线大反攻，翻译人员随所在部队调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迅速发展，1945年春德国败降前夕，日本军队的处境在整个太平洋及东南亚战场上也都不妙。但困兽犹斗，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灭亡，拼死挣扎。日本国内于1945年春进行战争末期空前庞大的军事动员，广泛征兵，妄图挽救注定失败的命运。当时日本很多刚上高中的未成年男生都被征召入伍，到1945年夏，日本军队在数量上空前膨胀，军队人数比1944年初几乎增加1倍。1943年底日军有380万人，至1945年中已达到720万人。

据加濑俊一《通往“密苏里号”的道路》一书披露，这720万军队中很多是刚征来的新兵，既来不及训练，更无实战经验，比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时日军的战斗力差多了。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自恃还有一定的本钱进行战争，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上还占据着很多大中城市，他们采取收缩防线、集中兵力固守的策略，驻广西的日军开始收缩防线，撤出广西。中国参战部队不失时机地发起桂柳追击战，准备将日军消灭在广西境内，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赴鄂湘桂大反攻部队中的翻译又随部队参加桂柳追击战。因此，广西战场中有相当数量的翻译人员随军服务甚至参加战斗。

二

这支前往广西战场的翻译队伍很大一部分是由昆明译员训练班结业的大学生构成的。1941年，鉴于抗战形势，国民政府开始征调全国各大学英语系三、四年级学生到设在昆明的译训班培训，是为第一期，其后又陆续办了多期。委任曾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伤兵慰问组组长和战地服务团主任的黄仁霖为译训班主任，聘请西南联大教授吴泽霖、樊际昌、戴世光等为教师。译训班办到第十期时，由征调改为志愿入学。据统计，当时译员最多是来自西南联大的学生，其次是國立中央大学、云南大学，也有一定数量的广西大学学生，全国译员在3000人到4000人之间。

1943年11月9日，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亲自动员学生报名译训班，联大教授会决定，四年级男生一律征调为译员。译训班结业后，学员先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外事局工作人员，再派到美军司令部，由其分配到各美军单位安排工作。小范围的人员调动由当地美军决定，大范围的人员调动由东南亚司令部决定，赴印度的翻译由驻印军总指挥部外事局调配。

我父亲于1945年初读西南联大外文系四年级时，志愿参加译训班培训，结业后几乎全班译员都被派往广西抗战前线。目的地是广西金城江，到金城江后再分配到参与桂柳追击战的部队中。

父亲一行人随所在部队驱车拼命赶路，即将赶到金城江时，有一天突然接到停车命令，部队被安排在公路沿线一个较宽阔的场子上，集中收听重要广播。那是一段英语广播，翻译们屏息静气地认真听着，突然有人激动地跳起来，挥动着手臂欢呼：“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这兴奋的消息像电流一样立即触动了全场官兵，大家跳呀、叫呀，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互相拥抱，热烈庆贺了好一阵，现场的气氛才平复下来。带队的参谋长让翻译们认真核实广播内容，然后由他向全体人员作正式传达。

广播在反复播放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日本全国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终战诏书的英译。翻译们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认真听完最后一遍英译的终战诏书，互相核实每一个词语，然后译成中文交给部队参谋长。部队参谋长向全体队伍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官兵们又一次沸腾了。

在胜利喜悦的鼓舞下，车队星夜兼程，第二天午夜便赶到金城江。关于金城江，翻译们奉命出发前得知的情况是：1944年10月8日，一列撤往后方的弹药列车在金城江火车站因调车不慎，发生爆炸，造成数千人死亡。该火车站是一个大客货转运站，有大批集中待运的战略物资和工业设备。桂柳会战前，桂林市一直是陈纳德“飞虎队”（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美国第14航空队）的重要基地，柳州和南宁也是“飞虎队”的基地。中国政府为了配合“飞虎队”的战斗，发挥空中优势，掌握制空权，令各有关部门积极修建或扩建机场，因此，桂林、柳州、南宁周围用于临时起降的机场还有平南县丹竹机场、陆川县万丈机场、万冈机场、北海白屋机场、昭平县练滩机场等。国民政府为这些机场提供基本的后勤保障物资，而这场爆炸，把堆积如山还来不及运送分发的各种物资都化为熊熊大火，几十列车辆化为乌有，车站周围的建筑被夷为一片废墟。

父亲所在部队午夜到达金城江住下。第二天，即1945年8月17日，中国军队收复全县（全州），桂柳追击战胜利结束，广西全境光复。在此之前广西境内战事不断。1944年8月8日，中国军队在42天的衡阳保卫战中，击毙、击伤气焰嚣张的日军1.9万多人，挫败了日军急取衡阳的计划，但因自己也伤亡重大，被迫放弃了战略要地衡阳。随后，日军集结16万人，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从湖南、广东及越南3个方向向广西进攻，企图打通湘桂线。中国第四战区（广西属第四战区作战地区）约20万兵力，在兄弟部队3个军支援下抗击日军。10月27日，日军发动桂林柳州战役，打败第四战区张发奎的部队，于11月10日攻陷桂林，随后攻陷柳州；12月2日占领贵州独山，3日又攻陷都匀。国民政府因之震动，急忙调动兵力投入贵州前线，8日收复独山，日军因孤军深入不敢冒险，遂退出贵州，退到广西河池。

桂柳追击战从1945年4月开始，4月27日各部队陆续出击。中国第二方面军（2个军4个师）27日收复都安后，主力部队越过都阳山脉，兵锋指向南宁、宾阳。5月27日，中国第二方面军第六十四军收复南宁，日军第3师团等部向柳州方向撤退。中国第二方面军第四十六军于30日、31日相继收复宾阳、迁江后，主力向柳州东南迂回追击。中国第三方面军第二十九军（3个师）于5月20日向河池等地日军第13师团发起攻击，21日攻克河池，随后在宜山地区将日军击退，于6月14日收复宜山，向东急进直奔柳州。同时中国第三方面军二十七集团军（3个军1个师）主力已从湘桂边境城步、龙胜地区翻过越城岭山脉向桂林进逼，策应第二十九军收复柳州。在第四十六军的配合下，第二十九军于28日沿柳江兩岸向柳州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于30日攻克柳州，日军向桂林撤退。中国第三方面军随即命令第二十九军等部向桂林追击；第二十七集团军主力则向灵川、兴安、全县间进攻，断敌交通，一部则继续向桂林推进，到7月26日我军已收复永福、阳朔等地，27日突入桂林市区，巷战终夜，28日收复桂林后乘胜追击，在全县地区击退敌第58师团等部的疯狂挣扎，终于8月17日攻克日军在广西最后盘踞的全县，桂柳追击战结束。

三

在整个桂柳追击战中，凡有美军军事人员或联络官，以及配备美军军用物资和装备的战斗单位，都有中国翻译的配合，有的翻译还直接参加作战。在国际合作反法西斯的二战中缅印广西战场，翻译人员的作用不可或缺。

来自西南联大的翻译彭国涛，先在美国第14航空队昆明作战指挥室负责翻译“驼峰”航线上的情报，后奉调到重庆航委会秘书处翻译室。他1945年9月回昆明时，绕道金城江看望老同学。闲聊中，他对同学说：“我当初是为了抗日才投笔从戎的，现在日本投降了，我的初衷实现了。我要回联大去拿毕业证书……”彭国涛后来到昆明西南联大校友较多的天祥中学任教，1947年和中共昆明市工委负责人黄平取得联系。1949年，天祥中学遭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彭国涛随黄平到滇西大理，加入中共领导的滇桂黔边区纵队七支队进行武装斗争。

我父亲不久后回到昆明，也在天祥中学任教，后任教导主任，1949年后调到昆明师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

曾任美国第14航空大队23战斗机队驻广西丹竹机场的翻译官知义，后来在与金城江同学相聚时回忆：“在中缅印战场，我负责在地面用电台（JK5）联络美机，报告日机方位、架数、高度、方向等，帮助美机歼击日机。”

抗战胜利了，翻译们面临新的选择。这些翻译多为名牌学校的大学生，有知识、有文化，经验丰富、头脑敏锐，老翻译人员是从中缅印战区转战金城江，新翻译人员也随部队辗转多时，到金城江之前，也在部队中待了一段时间。他们看到并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现象和部队动态，私下里讨论分析：可能不久就会爆发内战。在蒋介石眼里，抗战胜利后，他占有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所有的中心城市、交通枢纽。他拥有240个师，430万军队，全国4亿人口，国统区就占3亿多，要打内战，占领解放区，他认为有很大的本钱。蒋介石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是想达到缓解国内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压力，靠拖延时间更好完成内战准备的目的。他一方面调动军队积极准备内战，一方面玩弄“和平”阴谋。

当时翻译董仕玫在给同学的信中说，驻印军全套美式装备，兵种齐全，有步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运输兵、工兵等，很快就要回国。据长官透露，他们回国是为了打内战。原在缅北战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三十八师担任翻译的江今俊也曾说，三十八师攻占腊戍后，回密支那休整一个月，全师空运回国转南宁，准备攻取湛江。行军至玉林时获悉日本投降，在玉林逗留一段时间后，奉命转下广州受降。据说原计划在受降后作为占领军进驻东京，全师官兵顿感扬眉吐气，正高兴间，接到急电，移师东北准备内战，大部分官兵立刻情绪低落。江今俊不愿随部队到东北去打内战，申请辞职回校继续学业，获得批准。江今俊原是西南联大机械系学生，经译训班培训后任三十八师翻译室翻译，授少校军衔。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在动员学生当通译的集会上讲过，学生在部队中服务期满，交上服务报告书，由校方审核，可免修24～32个学分；大学四年级生寒假结业后参加通译工作，可准予毕业；战事平定后，成绩优良的可去国外留学。

1943年11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蒋介石谈到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时表示：中国应在战后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中担任主导角色。但蒋介石认为中国尚不具备条件担此重任，这个任务应在美国领导下实行，届时如有必要，中国可以参加，以示协助，其实蒋介石是把他的重点放在打内战上。罗斯福还告诫蒋，国民党必须同中共合作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而后来在重庆谈判中，蒋提出“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实行独裁统治。

服务于中缅印广西战场的翻译有不少看清了蒋介石坚持要打内战的专制独裁嘴脸，离开了军队，或复学，或另找工作，有的参加人民解放军。罗斯福逝世后，杜鲁门继任总统，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终于在美国主战派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内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