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防火团威震“关东州”

刘少才

抗日放火团的组建

从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占领大连，到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大连被苏联接管。大连所在的辽东半岛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是中国被日本侵占时间最久的地区之一。日本对辽东半岛的侵占比此后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更甚，他们连傀儡政权都不用，直接把北纬39度以南的辽东半岛地区划归日本版图，称为“关东州”，在华罪行累累的日本“关东军”即由此而得名。

大连地区因其辐射东北、拱卫京津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港口条件，在被日本殖民期间成为日本侵华的最大战略基地和物资中转站。日本在大连建设了数目众多的工厂和仓库，将东北大量的资源通过这里运往本国，又把无数枪炮弹药运到这里，送到侵华日军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觊觎中国更广大国土的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苏联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在日本后方，特别是被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情报活动，情报人员主要来白中国被占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热血青年。

苏联红军参谋部在莫斯科郊外秘密办起一所特工学校，开办包括有德国、波兰、朝鲜、中国等多国优秀青年参加的军事情报训练班，教授共产主义思想和情报、爆破、射击、无线电等知识技能。培训为期半年，然后派遣到日本占领区开展破坏行动。1934年7月，从莫斯科受训毕业的姬守先、秋世显、黄振林、王兆君、赵国文、李寿山等7名中国抗日青年秘密回到了中国，同年秋天抗日放火团（又称大连国际情报组）秘密成立。抗日放火团总部在上海，大连是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冲，自然成为抗日放火团的活动中心。此后，在大连地区就活跃着这样一支肩负特殊使命的国际特工队伍，主要的活动是经常对日军的仓库、据点、物资车站和码头进行放火，烧毁日军作战物资，破坏日军的战争补给线。

大连抗日放火团成员主要由大连工人和下层劳动者组成，具体活动由抗日组织负责策划实施。派往中国指导抗日放火团行动的最高领导人是来自苏联红军的苏军少将、情报专家A·鲍威尔，他是苏联远东情报组织中国地区的负责人，放火团的实际领导人是姬守先。

被捕叛变的赵国文

赵国文（1912-1942），河北省昌黎县人，“九·一八”事变后，赵国文先后参加过卫卓亭的“铁血救国团”、李海清的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自卫军等抗日队伍。因队伍失败，于1932年返回哈尔滨，后经王兆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赵国文入党后不久，在马家沟接受抗日活动训练，期间与黄振林、杨佐清相识。1933年12月同姬守先等人一起赴苏受训，回国后担任大连抗日放火团负责人之一，并先后到安东（今丹东）、青岛地区开辟工作。

最初，赵国文工作踏实肯干，同组员一起执行过多起破坏日军军用物资的放火行动。1937年4月19日，在大连市东公园町（今鲁迅路一带）烧毁日军军用服装仓库;1938年3月20日，在大连港东部码头烧毁日军大批粮食：1940年4月26日，烧毁日军大量军用物资;同年5月28日，在码头烧毁一批日军马粮、干草等，价值共计25万日元。在青岛地区也烧毁了日军大量军用物资。

1940年6月28日晚8时，赵国文与王有佐在西岗东关街路旁接头时，被日本特务跟踪，赵国文乘电车返家途中被敌人逮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赵国文变节，供出了所掌握的抗日放火团的组织情况。赵国文供出的信息直接导致了抗日放火团的倾覆，除鲍威尔和此前已经撤出大连的少数几人外，其他包括在沈阳、天津、北京、青岛等地的成员亦悉数被捕。

赵国文被捕后，尽管已招供所知道的放火团的全部情况，但日军也并没有释放他，一直将他关押在旅顺监狱内。1942年3月15日，赵国文被“关东州地方法院”判处死刑。

宁死不屈的秋世显

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共有3个行动组，最初3个行动组互不联系、单独活动，行动组领导人分别为赵国文、邹立升和秋世显。秋世显所带领的行动组的战绩最为卓著，在偷袭日本侵略者军用物资，令侵略者焦头烂额的57次抗日大火中，就有39次为秋世显行动组英勇所为。

秋世显（1914-1942），出生于吉林省宽城子（今长春市）一个官吏家庭。“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离开东北，就读于北平大学景山补习学校，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8月，中国反帝同盟北平委员会派他到河北省通县潞河中学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返回北平。后经共产党员郑洪轩介绍，参加了华北民族武装自卫会，又经国际情报组北平派遣组负责人张守义介绍，参加了军事情报训练班，接受了放火爆破和秘密工作的训练。

1936年3月，秋世显被派到大连担任抗日放火团行动组的领导工作。他来大连后，与工人一起生活，在工人中秘密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先后从码头工人中发展了王金泰、李化钧、于守安、阎禄增、吴成江、陆炳义等10多人为放火团成员。抗日放火团行动所用的引火装置，都由受过苏联特工训练的领导人负责制造。制作引火装置技术最出色的当属秋世显，他所制造的引火装置全部点火成功，领导的39次放火行动无一失手。同伴们对秋世显心悦减服，送了他一个外号“火神爷”。

1937年5月，在秋世显的指挥下，放火团烧毁了日本满铁码头仓库。1938年6月，秋世显与邹立升配合指挥，对日军建在码头的军用仓库放火，烧毁了敌人大量军用物资。大火烧了3天3夜，震动了整个大连。此后，秋世显又化装去天津、青岛等地指挥放火行动。

1940年6月間，秋世显在沈阳领导放火团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被大连日本警察逮捕，后被押解到大连岭前监狱。敌人对他用尽灭绝人性的酷刑，夹断了他的十指，烧烂了他的面孔，灌破了他的胃肠，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1942年3月15日，秋世显被“关东州地方法院”判处死刑，但临刑前惨死狱中。鲜为人知的是，秋世显是“鉴湖女侠”秋瑾的侄孙子，他牺牲时年仅28岁。

智勇双全的邹立升

邹立升（1913-1942），出生于山东省福山县黄务村一户穷苦人家。1928年8月，邹立升怀着为国出力的抱负，在烟台加入地方军阀刘珍年的部队当勤务兵。因会写一手好毛笔字，后晋升为准尉，做文书和军需等工作。在当兵几年中，邹立升看清这个军队不是自己追求的军队，于1932年趁刘珍年部和韩复榘部混战之际离开部队。1934年4月，为谋生，邹立升携妻带子“闯关东”，到大连码头当临时苦力。由此，结识了李寿山，后加入了大连抗日放火团，并学习和掌握了放火、制造火药等技术。

1935年5月，邹立升以同乡关系，将在“满洲油漆株式会社”（以下称“满油”，今大连油漆厂）当搪瓷工人的高绪慎及其弟高绪清两人发展为放火团成员。同年6月，又将在大连码头日军陆军仓库当临时工的孙玉成发展为放火团成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邹立升以打苦力短工为职业掩护，很快建立了秘密放火组织。

邹立升是较早加入放火团的成员，并且很快成长为负责人之一，从1935年至1937年，邹立升指挥高绪慎、高绪清、孙玉成等人，使用他亲手研制的火药，先后在“满油”、日军陆军仓库、万丰洋行军用仓库、日清油坊、大连码头军用仓库等多处放火，给敌人造成巨大损失。1937年1月初，邹立升和高绪慎用定时性火药爆破，烧毁了日军油漆厂第一厂两栋（共34个房间）房子、一座原料库以及其他物资物品。同年七八月间，邹立升又和孙玉成在码头烧毁日军草包库一座。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我国内地，大量的作战物资和兵力源源不断地向北京、天津集聚，北京和天津成为日军进攻我国内地的军需物资供给基地。为此，抗日放火团上海指挥机关决定在北京、天津等地发展抗日放火团组织，破坏日军供给基地，切断敌人的军事补给线。组织决定派邹立升等人到天津地区工作。邹立升等人到天津后，仍以打短工为职业掩护，首先选择了日军在大王庄的陆军仓库为放火目标。1939年5月，他将大王庄陆军仓库6号库点燃，烧掉了大批军用被服，使日军损失130万日元。同年10月，他又抓住有利时机，烧掉了天津特三区日陆军酒保仓库，烧毁的罐头、饼干等食品价值50万日元以上。

1939年11月，日军为供应长江以北侵华部队，在丰台设立作战物资集结地。邹立升奉命赶往丰台担任抗日放火团领导工作，后因总交通员黄振林调到大连另有重任，邹立升奉命与他一道返回大连。

邹立升回大连后，和秋世显、赵国文、黄振林一起协同作战，邹立升主要做组织发展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大连抗日放火团又发展了一些成员，并制定了“敌变我亦变”的方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年7月3日，邹立升和妻子包玉侠（放火团成员、交通员）被敌人逮捕。1942年8月12日深夜，邹立升同难友一起越狱，躲藏在大连西岗，不幸在日本警特追捕中，又遭逮捕。敌人深恐他再逃，打断了他的双腿，之后于同年12月9日将其杀害。

放火团的卓越战绩

抗日放火团在大连放的第一把火是由邹立升指挥的。1935年6月25日，邹立升派高绪慎潜入“满油”放火。高绪慎利用自己老员工的身份，趁日本人不注意的时候，把外形酷似香皂的放火装置带进厂区，放在日军的成品油漆库里，点燃了抗日放火团在大连的第一把火。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秋世显指挥抗日放火团掀起了一个火烧日本侵略者的高潮。7月到8月间，日本军需企业天德制材厂、鸭绿江制材公司、吾妻驿仓库等地接连燃起大火，威震敌胆，反响极大。仅1937年到1938年4月，秋世显就先后烧毁了日军的油漆厂、码头军用仓库及石油、军粮等军需物资，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38年6月到1940年春天，大連抗日放火团的活动达到顶峰。1938年6月下旬，邹立升和秋世显策划火烧大连港码头日军仓库。大连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称大连埠头事务所，是日军运输战略物资的重要港口，码头上密密麻麻全是仓库。放火团成员于守安执行这次放火任务。于守安是码头常年佣工，熟悉码头每个角落。他性格随和，在码头里里外外都混得不错，连日本人有时也和他交谈甚欢。就这样，趁日本人不备，于守安把定时火药带进了码头，放进124、126、128、130号仓库里。当天晚上，4个仓库相继起火。大火震动了大连市，日伪所有的消防人员都赶来救火，他们刚把水龙架起来，别的仓库又着火了，消防队员救不过来，扔下水龙逃命。凶猛的火势将仓库房顶上的铁皮冲上天空，日军急得哇哇大叫，无计可施，眼睁睁看着大火烧了3天3夜。

火烧大连码头，惊动了坐镇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他亲自飞到大连，敦促“关东州警察部”尽快破案，抓住放火分子。日本人气急败坏，急红了眼，在起火现场逮捕了200多人，又抓走在码头干过活的300多人。老百姓吓得不敢出屋，外出做工的人一天最少得接受三遍盘问。为了保护防火团成员，抗日放火团上海总部及时调整战略，调邹立升到天津、秋世显到青岛领导放火工作。

日军的惨重损失

1940年正月十五当天，放火团成员、大连港码头勤杂工于守安，一人就放火5起。当天上午10时许，他趁值班的日本兵进屋烤火之机，把早晨夹在煎饼里带进来的3个慢速引火装置，分别安装在日军存放于码头的3架飞机主体上。中午休息时，于守安也混在工人中走出码头。之后他从秋世显手里又拿了几个快速引火装置，先后安放在寺儿沟电车站附近的日军仓库及油坊院内的3处粮草垛里。下午时分，这4处相继起火，风助火威，干草垛燎着了军粮垛，火龙腾空，仅一个仓库就被烧毁了马草10车皮。

当日晚上6时，码头下班后，早上事先安装在飞机上的慢速引火装置启动，飞机瞬间着火。当值班日本兵发现时，火势已经大了。日军水上警察署署长管沼急匆匆赶来指挥救火，已无济于事。不多时，现场只剩下3架飞机的残骸。

据统计，从1938年2月至1940年6月，抗日放火团行动活跃，神出鬼没，令日军恐慌不已，仅在大连港码头就烧毁了日本军用纸库一座，大豆300吨，120、124、126、228号仓库储存的全部物资，137、303、305号仓库存放的军用棉花和粮食，一架刚从意大利买来的飞机，37号仓库的砂糖，131号仓库的大批纸张，105号仓库的部分机器，102号仓库的杂谷等。其中较大的放火行动有：1938年4月，由秋世显带领3人，对大连甘井子日本石油会社第15、16号仓库实施放火，将日军储存在那里的6万桶汽油及石蜡全部烧掉，其损失最低估计约70万日元以上，、1938年6月，秋世显、邹立升带领数人，放火焚烧了大连港日军的4个军用仓库，使日军大量布匹、糖、纸张、罐头、水银、机器等物资全部被烧毁。

据不完全统计，大连抗日放火团从1935年第一次在大连实施放火爆破行动开始，到1940年5月进行了57次放火行动，给日军造成的损失达3000万日元，相当于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整年的军费开支。

英雄在烈火中永生

抗日放火团接连不断的破坏行动，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不仅令日军的军需物资遭受重大毁坏和损失，还扰乱了日本在“关东州”的统治秩序，使得日本统治者谈“火”色变。放火团成员在行动中机智勇敢、技术高超，最初日本统治者一直以为是自然火灾，后来因从现场发现了化学药品引爆的痕迹，才开始注意追查起火原因，相应建立起一套防谍机构，大规模搜捕放火者。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在工厂、码头等重要场所，利用漢奸作为耳目，采取广布密探的手段。在5年时间里，抗日放火团像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一样，把日伪搜查机关折腾得苦不堪言，却一无所获。最终敌人想出一个险恶伎俩，就是在中国劳工中间雇佣特工人员，暗中搜集情报。日本警察署称之为“白片密探”。所谓“白片”，是日本警察的名片，如果发现火灾的线索，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随时报告，大大有赏。靠着高额悬赏，日本警察署在中国工人中暗布了不少鹰犬。

1940年5月.放火团成员王有佐、黄振林因人告密身份暴露，日本警察署却没有当即抓人，而是对两人进行了数天的跟踪监视。1940年6月，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的汉奸工头在探知放火团的行动后，立即报告了日本人。6月24日晚，赵国文与王有佐、黄振林接头后被日本人抓获。赵国文被捕后抵不住严刑逼供，出卖了战友们。当时，秋世显奉调前往沈阳不久，邹立升则准备赴天津、北京开展活动，大连当地3个本没有横向联系的放火团行动小组正好交由赵国文一人负责。赵国文的口供直接导致了大连抗日放火团的倾覆。至8月，日军相继在大连、沈阳、上海等地逮捕了放火团成员姬守先、黄振林、秋世显等13人，牵涉此案被捕的人员共有155人，经审讯后确认为抗日放火团成员的共有51人。

1940年8月15日，姬守先在上海被捕。日本警察原打算通过姬守先诱捕远东国际情报组总负责人鲍威尔。但姬守先用假的联络日期和联络地点愚弄敌人，成功示警，令鲍威尔得以安全脱身。至此，抗日放火团除最高首脑A·鲍威尔和此前已经撤出大连的王金泰等少数几人外，丹东、沈阳、天津、北京、青岛等地放火团成员悉数不幸被捕。

1940年6月22日，于守安在大连码头仓库又放了一把大火。不料，这竟然成了抗日放火团在大连点燃的最后一把火。1941年10月，“关东州地方法院”进行所谓“公判”时，站在被告席上的只剩33人——放火团成员于守安、吴成江、王有佐等18人未及审判，已被日本侵略者在狱中折磨致死。令人感慨的是，抗日放火团的成员中，除了赵国文等个别人出卖了同志外，绝大多数成员都保持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从未向日本法西斯低头。

最后经过长达5个半月的审讯之后，1942年3月6日上午，“关东州地方法院”对姬守先等29名志士进行了宣判。姬守先、黄振林、赵国文、李化钧、孙文凯、高绪慎、孙玉成等12人被判处死刑：李泽民、周文礼、张玉江、马永富4人被判了10年徒刑;包玉侠、丁兰盛、阎绿增、申缓章、时延寿、孙元芳、马永佐、李品义、王传周、赵景海、任寿谦、李光桥、王泰和13人被判7年徒刑。

抗日放火团至从成立后就积极开展爆破铁路、炸毁码头、烧毁飞机、火烧军用物资等抗日行动，使日本在华后方基地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震慑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为铭记抗日放火团的英勇事迹和顽强精神，人们在老港区东部322仓库原址竖起一块记录他们事迹的铁牌，随着东港区搬迁改造，那里现在早已夷为平地，但抗日先烈的精神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里。